蕪湖10年工業革新記_風聞
夏迎时-【公众号:大国初心】中国各地历史进程记2019-11-22 13:19
——米市的逆襲
目錄:
一,少有人知的第一
二,隨波逐流(1990年之前)
三,三個無中生有(1990年-2000年)
四,前人的路(2000年之後)
一,少有人知的第一
安徽省蕪湖市肯定不是一個具有存在感的名字。從春秋歷經吳越楚,到解放後行政區域大大擴張,蕪湖跟着時代變遷隨波逐流,沒有發生過什麼驚天下的大事件。
蕪湖自稱是干將莫邪這對雙職工的鑄劍地,蘇州相門和杭州莫干山不答應,三個地方三個遺址。蕪湖自稱是四大米市之首,無錫不答應,官宣們花開兩朵,天各一方。
沒有歷史大事,沒有古老傳説,沒有英雄烈女,沒有戰略能源,沒有絕世風景。天下太平,默默無聞。以至於,要提及過去十年經濟增速在前列的城市,恐怕也少有人會想到蕪湖。
表:2018年較2008年GDP增長最高的非省會地級市
這是2018年相比2008年,GDP增長超過2.5倍的12個非省會地級市。沒有列出省會城市,是考慮到省會集全省之力和人才,拿來與非省會比較並不公平。隱藏掉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依次是:合肥,貴陽,重慶,成都,西安,武漢,銀川,長沙。
這些地級市,在十年間取得14%到16%以上的年複合增長率。而且在2018年,大部分都保持了高增長,其中5個城市超過8%。
遵義在這裏面排名第一,但是如果扣除茅台鎮所在的仁懷市,遵義的總增長會微微降低到325%,年複合增長率微微降低到15.6%。這樣,列表里人口最少的蕪湖就成了老大。
考慮扣除,原因是2013年開始,貴州省把仁懷市列為省直管市,由遵義代管,這就相當於老爸把大兒子家的奶牛借走,牛還是大兒子的,奶餵給弟弟們。仁懷的GDP佔遵義24%,這四分之一的經濟總量計入遵義市,但經濟管理上脱離於遵義,説是遵義市政府的功勞,對仁懷和茅台似乎也不太公平。今年7月,貴州總算把仁懷還給了遵義。
當然,即便扣除仁懷,遵義依然排名第三,年複合增長率僅僅比蕪湖低0.3%。
必須承認,這種比較很難完全公平,每個城市都有影響統計準確性的小BUG。
如襄陽和宜昌,在被設為副省會城市後,對周邊形成或多或少的虹吸效應。再如榆林,這個油氣城市的增長肯定令陝西兄弟羨慕而又不願服氣。包括蕪湖,2011年無為縣併入,擴大了GDP統計範圍。無須糾結同一個梯隊裏的排名,這些都是中國過去十年最優秀的城市,都值得一寫。
但眼下,還是先説蕪湖。
二,隨波逐流
——1990年之前
浙江湖州人章棣做過左宗棠的幕僚師父,後來到西北長期出差,專管糧餉。1858年,他的兒子章維藩在太原出生。1882年,24歲的官二代章維藩已經是廬州府無為州知州。他在任六年後辭職,據説是和朝廷政見不合。這個人是改革派。
圖:章維藩
辭職後,章維藩從無為搬到長江對面的蕪湖定居,下海經商。兩個地方相距只有幾十公里,就是渡江麻煩一點。
當時蕪湖已經具有一定的商業規模。1876年,英國一如既往地使用“自由貿易,不然開炮”的伎倆逼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中國開通第二批共4個通商口岸,其中包括長江沿岸城市蕪湖。
英國當然不是為了打造米市而來,毫無意外,英國的目的是賣鴉片,其次是傾銷紡織品。
但合肥人李鴻章看見了商機。他一手安排鎮江米市遷到蕪湖,他的家屬鄉誼趁機開磨坊和糧倉,當鋪和錢莊;招商局蕪湖辦公室總經理是李鴻章的侄子李仲浩,這樣又壟斷了漕運。
1898年,政府在蕪湖設立安徽米捐局,1902年,設立江蘇米捐局異地辦事處。這是兩個大米税務所,所有安徽和江蘇的米船必須繳税停靠。蕪湖便成為糧食集散地,中國最重要的米市之一。
十九世紀末,招商局的開辦人之一朱其昂在天津經營的全國首家麪粉廠利潤很好。招商局的幾個創始人都沒少做生意,今天已經很難講清楚他們的洋務理想裏有幾成是私貨。1890年,章維藩決定利用蕪湖米市的優勢,也搞一家麪粉廠,以生產線來製作麪粉和米粉。
開廠有點波折。
先是選址,青弋江長江口江面寬闊,便於裝船,米市在這裏沿江興盛。對面粉廠而言,原材料來源和集散中心重合,正是不二的選擇。但鄉紳和米販表示他的煙囱破壞風水,搞不好還會倒下來砸死人。廠址只好沿着青弋江挪啊挪,建到了郊區。
接着,樓房剛造好,蕪湖道尹説他用機器磨粉,取代就業不行。章維藩從香港借了一個猶太人,假裝自己是外資,給跪洋派清政府施壓,總算在1894把廠開了。
麪粉廠開業後效益很好,章維藩幾番進口英國設備,擴大規模,把包括李鴻章家族企業在內的傳統人工磨坊衝擊了一遍。榮毅仁的老爸榮德生在無錫開辦茂新麪粉廠之前,還自我組織,到益新麪粉廠學習考察。後來榮德生成了全國麪粉大王。
圖:益新麪粉廠出品的鷹牌面粉
1921年,章維藩過世後子承父業,小章不善經商,加上30年代進口麪粉傾銷、國民政府幣制改革經濟起落的背景,益新麪粉廠陷入長期虧損,貸款度日。到1937年蕪湖淪陷,全廠被日軍侵佔8年。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手面粉廠,官員把資產洗劫了一遍,還給原股東,直到解放後,由中糧皖南分公司收購,成為全民所有制企業。
這家命運多舛的麪粉廠,就是蕪湖近代第一家工業企業。
圖:益新麪粉廠和它的煙囱
解放前,蕪湖的支柱企業是益新麪粉廠,裕中紗廠,明遠電廠,被稱為兩個半煙囱。紗廠,電廠,以及同一時期的泰昌肥皂廠和裕源織麻廠等,都和麪粉廠一樣,在時代裏隨波逐流,被買來賣去,效益時好時壞。一直到解放後紛紛全民所有。
50年代和60年代,隨波逐流的蕪湖上馬一批鍊鋼廠。不過蕪湖的礦產資源一般,上游的銅陵擁有有色金屬,下游的馬鞍山擁有鋼鐵,在兩個礦集區之間,蕪湖顯得像老天爺不賞飯吃。
到70年代末期,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工業體系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蕪湖跟着大部隊,什麼都做。國家設定了41個工業大類,蕪湖的企業幾乎涉及全部。稍微規模大一點的,是一個捲煙廠,一個冶煉廠,一個紡織廠。
改革開放並沒有馬上帶來變化。80年代初期,全面開花回聲依舊,蕪湖在小而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保温瓶,啤酒,玻璃,機牀,紙板,羽絨服,編織袋,一家一個品牌。這些零零散散的小企業,構成蕪湖的經濟總量。
在1983年的《城市總體規劃》中,蕪湖的自我定位是“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城市”。
直到1985年,蕪湖小而全的經濟狀態運行得尚且可以,當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9%。尤其是財税,同比增長21%,屬於省裏豐裕的人家。因此,安徽省把蕪湖的財政上繳標準提高了1個億。
表:1985年蕪湖市主要經濟產品
在安徽省第七個五年(1986-1990)計劃裏,農業仍然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其次是輕工業,其三大支柱是食品、紡織服裝、耐用消費品。財政收入上,以煙酒和鋼鐵為主要來源。
整個中國的思想,在此時日漸紛雜。有點想要按勞分配的意思,又不敢放開價格。
比如1985年安徽省的經濟計劃裏,一邊説“經濟體制改革”,一邊説“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管理下……完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體系”。
同年,安徽一邊出台了《關於實行“劃分税種、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級包乾”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一邊又下發了《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和監督檢查堅決制止亂漲價的通知》。
與此同時,近旁的長三角已經醒了。江浙沿海地區的人民有一副渾然天成的經濟靈魂。80年代,他們正在萌市場經濟的芽,因為不好辦民營,他們往往掛鄉鎮集體企業的牌子,政府默許,甚至很配合。而真集體企業的廠長們,也開始琢磨把廠盤下來。
在更遙遠的深圳,鄧小平視察蛇口的時候,對廣告牌上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表示肯定,讓蛇口鬆了一口大氣。
外部的市場競爭開始了,內部的人員冗餘越來越沉重,受到兩方面的壓力,80年代後半段,蕪湖小而全的企業們出現虧損,嚴重時不得不停產。而1985年提高的財税上繳基數,在此時雪上加霜。
蕪湖政府不是什麼都沒做,但到1990年之間的五年裏,包括承包經營,生產自救,小企業捆綁成大企業等等,沒有哪個政策真正扭轉了乾坤。其中唯一一個接近治本的政策是關於打破鐵飯碗的嘗試,還在北京引起了爭論,搞得蕪湖政府有點狼狽。
就這樣,蕪湖企業繼續隨波逐流地虧損,人們隨波逐流地吃着大鍋飯。
只有一個人,他和時代有些格格不入。這個人不懂公司化管理,但他是個天生的個體户。他叫年廣久。
年廣久從60年代就開始一門心思賺錢。他賣水果的時候用收音機招攬顧客,換了個投機倒把罪。出獄後倒賣水產,換了個牛鬼蛇神罪。1967年,年廣久決定改行,不是因為老被抓,而是水果水產都易腐,利潤不好。他跟了一年老師傅,學得日後助他成為百萬富翁的絕技:炒瓜子。
只會炒瓜子當然不能賺一百萬。年廣久的瓜子比別人好吃,還比別人便宜;買一包,他要送一把,不要都不行。“傻子瓜子”因此得名,成為第一代網紅店,有時候排隊超過1小時。
為此,營銷鬼才年廣久在門口掛了一條關於四個不排隊的規矩:外地人不排隊,獨生子女不排隊,結婚用瓜子不排隊,軍人不排隊。結果排隊的人更多了。
1981年,年廣久成立蕪湖第一傢俬營企業。不到一年,他僱傭了超過8個工人,正式符合馬克思所定義的資本家的標準。
在後來的幾年來,年廣久一會兒是正面案例,一會兒是負面典型,一會兒和政府合營,一會兒和某些官員彼此攻擊。他第三度入獄,被判緩刑,又被改判,宣佈脱罪。鄧小平對年廣久的事情説過三次話,每次的大意都是:
放一放,看一看。不要動,不要怕。
與此同時,全國所有內心不安分的人,都在遠遠注視着年廣久的命運。
圖:年廣久
改革開放伊始的十餘年,安徽有17個市或地區。1978年,蕪湖的GDP排名在省內第九位;到1990年,蕪湖退了一步,排名第十。小而全的工業結構苦苦掙扎,沉重如山,尤其是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間,在全國GDP年複合增長率5.7%的情況下,蕪湖的GDP連續三年負增長,財政連續三年赤字,每年多欠省財政1個億。
表:1990年安徽省內GDP排名,紅色色塊是蕪湖
整個80年代,蕪湖留給今天的剪影裏,不隨波逐流的,似乎只有一個做小本買賣的天才,一個傻子。
三,三個無中生有
——1990年-2000年
前五年試圖打破隨波逐流的各種方案,基本上宣告失敗。令人欣慰的是,事情沒有做好,思想已然轉變。
蕪湖政府的頭腦風暴做來做去,最後落到一個焦點上:存量的麻煩慢慢解決,先對外開放,從外部要增量。通過增量改善產業結構,提供就業,來消化未來對存量的改革。
對外開放,無非就是出去找錢,出去找人,讓他們進來蓋廠。吸引外商和外地企業,需要具備完善的投資和商業環境。硬件上是通路,像路橋與港口,軟件上是優惠而靈活的政策。
首先有了通路,才有了無中生有的基礎。1989年,蕪湖把合蕪高速和長江大橋的建設提上日程,設為大事。水路方面,蕪湖恰好擁有安徽省最大的港口蕪湖港,這也是一百多年前英國逼之通商的原因。
當時蕪湖港的運輸業務限於國內輪船。時任安徽省長盧榮景對此耿耿於懷,他在1988年的中央外貿體制改革會議發言時忍不住抗議:憑什麼外國輪船可以進南京,不能進馬鞍山和蕪湖?
盧省長拿外輪説事的言下之意,其實是設立經濟開發區。在此前公佈的140個沿海開發區裏,包括三個非沿海的省會城市,瀋陽,杭州,以及緊鄰馬鞍山的南京。安徽省一無所有。
80年代建立開發區和開放區的地區:
1979年:深圳 珠海 廈門 汕頭(經濟特區)
1984年:大連 秦皇島 天津 煙台 青島 連雲港 南通 上海 寧波温州 福州 廣州 湛江 北海(國家級經濟開發區)
1985年: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閩南漳泉廈三角洲(沿海經濟開放區)
1988年:140個市縣(沿海經濟開放區)
1988年:海南(經濟特區)
為蕪湖和馬鞍山爭取支持,來源於安徽省開始認識到沿江地區有機會在經濟改革裏打頭陣。七五時期關於以合肥、蕪湖、蚌埠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正在轉向八五時期的重點開發皖江。
覬覦開發區,這就涉及到軟件吸引力。當時,得到開發區名額,意味着可以享受一部分對標經濟特區的税收優惠,其中生產性企業享受所得税減半,經營期10年以上的企業享受“免二減三“(前兩年所得税全部免徵,後三年33%的所得税實際按照15%徵收)。另外在金融上也比較容易獲得支持。這是安徽,也是任何地方迫切需要的。
但在那個時候,另一種聲音已經在質疑設立開發區的速度是不是太快。過河也只敢摸着石頭過。
轉機出現在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宣佈開發浦東的消息。以浦東為核心對外開放,產業輻射到江浙,緊鄰江蘇西側的蕪湖就有機會分一杯羹。幾天後,蕪湖領導班子開了個會,立下這個長江沿岸城市的最新戰略:
抓住機遇,強化自身。呼應浦東,迎接輻射。
圖:蕪湖位置;江北部分是2011年併入蕪湖的無為縣
雄心壯志立好了,長江流域的希望也看到了。然而到目前為止,蕪湖仍然沒有經濟開發區,沒有税收優惠。涉及到税收政策,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擅自建開發區,特地發了個文件説嚴懲不貸。浙江奉化就是那個“擅自”,討了一個通報批評。蕪湖試圖從上海找支持,上海的同志説,南京有開發區,蕪湖沒有必要搞啦。
又是南京。蕪湖很鬱悶。蘇南人民表示相煎何太急。
蕪湖對策是,先建,建起來再想辦法申請。
這是個非常符合90年代中國優秀地方政府作風的行為:先搞起來,再軟磨硬泡要批准。但是既然不能建開發區,只好取了個有點搞笑的立項名稱,叫做“經濟小區”。省政府暗裏不反對,明面上要求不許做宣傳。
1990年9月1日,蕪湖經濟小區動土開工。
接下來的兩年,時任蕪湖市委書記金庭柏一邊安排幹部學習招商引資的思想,一邊四處奔波推進蕪湖開放,落實開發區。1991年,蕪湖港被批准對外輪開放;1992年,國務院設五個城市為第一批沿江開放城市,蕪湖在其中,另外四個是重慶、岳陽、武漢、九江。改革大勢下的這兩個批准,加上經濟小區早已建成,開發區的審批變得名正言順。
這是金庭柏任市委書記的最後兩年。此後他退居政協,繼而退休,於2017年過世。
1993年4月,經國務院批准,蕪湖經濟小區正式變成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安徽省第一個國家級開發區,也是中部第一個非省會國家級開發區。兩個月後,趁着李瑞環視察的機會,蕪湖請他參加奠基儀式。這樣,也就把媒體帶到開發區,向全國企業做了一個廣告。
圖:1993年,李瑞環為開發區揭幕
在90年代,蕪湖創造了三個無中生有。開發區是第一個。
此時,路和碼頭都已經開工或建成。橋麻煩一些,國務院於一年前批准蕪湖建設長江大橋,但由於分建合建等矛盾,鐵道部、交通部、計委互相不服,導致到真正開工又歷經4年之久。渡江的人們和章維藩一樣只能坐船。
畢竟最重要的開發區搞定了。下一步是招商。從1996年到1998年,蕪湖花了3年時間,帶來3家企業,形成日後的三大支柱產業。
宣城市寧國縣水泥廠的設立,由安徽省政府批准於1978年,因為工廠的石灰石礦山叫做海螺山,便使用這個名字作為商標。
90年代,海螺水泥尚且名不見經傳,但基建啓動的背景下,目光長遠的管理層做了兩個決定,一是引進當時最先進的日本生產線提高效率和產品質量,二是對外擴張,舉債進行收購。而距離寧國最近的蕪湖,剛好成立了經濟開發區,剛好又擁有一家白馬山水泥廠。
在蕪湖上百個裏面虧損外面負債的包袱裏,白馬山水泥廠是一股清流,年利税5000萬,養活着其他入不敷出的本地企業。蕪湖打算用這座金山換錢。
時任蕪湖市委書記張平親自找到海螺水泥。他想要的當然不會只有換錢。蕪湖提出,除了收購白馬山,請海螺把總部遷入開發區,最大程度享受税收優惠。作為交換,蕪湖為海螺提供户籍指標,再把赭山公園東大門那塊絕佳地段留給海螺蓋員工宿舍。
12年後,張平到任國家發改委主任,參與應對經濟危機,當時外界最為關注的是他的中專學歷。在2013年的人大記者會上,張平説:改革是一個國家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
回到1996年,海螺重組白馬山水泥廠,在蕪湖開發區設立新總部海螺集團,並投建海螺型材。第二年,海螺水泥H股上市,募集資金8.23億港元。此後20年,伴隨着海螺水泥A股的上市和海螺型材A股的借殼上市,海螺集團成功完成遍及全國的收購和技術裝備國產化。
就在幾天前,今年的世界500強名單公佈,水泥廠出身的海螺集團排名第441位,成為安徽省本土企業裏首個世界500強。
圖:2019年世界500強第441位海螺水泥
賣掉白馬山水泥廠,帶來一個總部和大量就業,蕪湖拿了1.95億。這筆錢比起水泥廠當初的利税,簡直有點賤賣的意思。但比起今天蕪湖海螺2000億總資產、400億淨利潤的規模,實在是太划算了。
而在1996年,蕪湖的目的不僅僅是海螺的總部和新增就業。這1.95億人民幣,蕪湖要造車。
80年代,市委書記金庭柏已經開始做汽車夢。當時眾多虧損的小企業裏,有一些汽車零部件廠,造整車能夠消化這些產能。政府曾經到長春考察一汽,尋求合作,也曾嘗試扶持三九集團造車,但是內部沒有錢,外部中央政府對整車項目的規劃與安徽不沾邊,夢想一直耽擱着。
1996年,蕪湖揣着這1.95億到省裏尋求支持,得到5個公司共計8億的投資,湊足10個億,用其中的2980萬美元,從福特的英國工廠買了一條二手生產線。此時整車項目依然沒有得到批准,但是和建開發區一樣,蕪湖決定做起來再説。
次年,安徽汽車零部件公司開工,時任市委副書記詹夏來兼任董事長。這是奇瑞汽車的前身。同樣是這一年,浙江臨海的吉利車廠開工,賣摩托車賺了錢的李書福,進軍他口中的“四個輪子+兩個沙發”行業。
詹夏來在國內國外到處跑,從汽車企業挖了8個人才,組成最早的管理層。其中,35歲的安徽人尹同躍原是一汽大眾總裝車間主任。他是奇瑞汽車現任董事長。
1999年末,奇瑞第一輛汽車下線。由於沒有經過國家整車製造的批准,無法上汽車目錄,也就無法上牌。在奇瑞的第一批交易裏,商品是農用車,買家是四川人,不知道最後開到了哪個不查牌照的地方。
安徽汽車零部件公司賣了一輛農用車。這裏面的幽默感和當年的經濟小區如出一轍。
圖:奇瑞第一輛車,“風雲”
無奈的奇瑞通過無償轉讓20%股份給上海汽車,掛靠上汽,取得銷售資格。在合作協議的條款裏,上汽寫明不承擔任何風險。直到2003年,已進入汽車目錄的奇瑞和上汽分道揚鑣,“上海奇瑞”正式變成“蕪湖奇瑞”。
成立十年後的2007年,奇瑞第100萬輛整車下線,成為第一個進入百萬俱樂部的完全自主品牌。2018年,中國汽車銷量首次負增長,奇瑞汽車銷量75.3萬台,同比增長11%;其中出口12.7萬台,是中國汽車出口量最大的品牌,也是位列於海螺集團之後的蕪湖第二大企業。
賣白馬,換海螺,建奇瑞,這套組合,被時任安徽副省長汪洋稱之為“安徽資產存量調整最成功的範例”。
完成1996年引入海螺、1997年創立奇瑞的蕪湖政府,在1998年,恐怕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想象,這兩家企業後來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惆悵的工廠與工人,仍然在分門別類的小企業裏,被年復一年的虧損折磨着。蕪湖必須繼續為開發區招商。
1996年,遠在順德的美的集團經過16年發展,已經擁有200多種家電產品,但組織架構上,依然是同一個生產部門,同一個銷售部門。1997年,美的的銷售額出現下滑,尤其是空調業務,從行業第三落到第七。創始人何享健決定改革,分出5個事業部獨立運營。
與架構改革一起進行的,還有員工持股,大量招聘大學生等措施,以及必然的向北擴張。與此同時,海爾進入黃山,康佳進入滁州,安徽省通過相對江浙地區更低的成本,和更靠近中部城市的優勢,努力在家電行業吸收投資。
家電業和汽車業一樣,帶動的上游產業鏈十分寬泛,蕪湖政府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蕪湖當地有一家麗光空調廠,規模僅限於一條生產線,當時瀕臨倒閉。1998年,美的收購蕪湖麗光空調廠,出資3000餘萬,佔股75%;而蕪湖政府出資2700萬,只佔25%,以表誠意,目的是要求美的承接麗光所有的職工。
美的選擇蕪湖的另一個原因,想必是蕪湖已經對大企業執行的税收增量返還政策。比如第一年應繳税的地方留存是10塊,第二年應繳税的地方留存是12塊,蕪湖把這2塊錢返給企業作為再投資。第三年則返還大於12塊的部分。這就相當於,在企業持續增長的情況下,蕪湖地方政府總是晚一年收税。
美的的第一期工廠,次年就開始盈利。企業盈利後,蕪湖政府主動退出佔股,原封不動,只拿2700萬。不止如此,蕪湖對美的的討好,達到了政府在全市要求“美的事無小事”的程度。何享健曾透露,自己每次到安徽都是領導接機。
此後多年裏,美的各事業部多次對蕪湖工業園增資,而美的的順德供應商紛至沓來,漸漸形成了產業鏈,這又進一步吸引到科隆,榮事達,格力,日立,東芝開利,這些企業共同構築起蕪湖的家電產業集羣。現如今,美的蕪湖分部在蕪湖企業百強裏排名第三。
圖:美的工業園,2000年
在開發區設立之後,這三年成為蕪湖工業革新最重要的三年,大企業收購同質小企業,養活上游小企業,淘汰落後小企業。
1996年海螺集團的遷入是今天蕪湖材料產業的起點,1997年奇瑞前身的成立是汽車產業的起點,1998年美的的到來成為電子電器產業的起點。三年之內,蕪湖三大企業無中生有地建立起來,成為日後三大支柱的起點。
第三個無中生有,是1998年和國開行的合作。
時至1998年,存量問題再也無法逃避,全國進入兩害相權的國企三年脱困期。蕪湖開發區爭取來的新企業才剛剛起步,本地仍有200家中小企業資不抵債,陷入停產。
中央脱困政策裏,有一條是職工下崗後進入待業中心(再就業中心),由企業和政府聯合補貼生活費,等待企業好轉後再回到崗位。蕪湖認為這條不是長遠辦法,決定對企業進行徹底改制。不得不下崗的職工由企業支付安置費,企業盈利後,政府逐年以減税的形式將安置費返還。
此外,對於國企和集體企業裏的福利組織,包括幼兒園,學校,醫院等,政府儘量全員接手,讓企業剝離社會職能。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為了解決多年積攢的多餘勞動力,蕪湖才會對外來企業如此殷切,做牛做馬。但既要補貼職工,又要讓利給企業,對財政造成的壓力不言而喻,使得城市基礎建設的進度跟不上工業發展的速度。
配套落後,新企業不會來,老企業甚至會走。先前打的水,搞不好又要一場空。
矛盾在於,地方基礎建設的收益體現在全社會,而無法體現在賬本上,所以銀行對此沒有什麼積極性。沒有財政富餘就搞不好配套,搞不好配套就招不到企業,招不到企業就沒有財政富餘,這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1998年,蕪湖和國家開發銀行合作,創造了“項目法人打捆”模式,成為銀行資金支持地方基建的先例。
按照常規做法,一個項目,找一個銀行,做一項貸款。蕪湖的做法是,設立蕪湖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由政府全資控股。這家建投公司作為平台公司,把公路等6個項目打捆成項目包,向國開行申請貸款10.8億,期限10年。另一方面,把包括奇瑞在內的本地優質國有企業的股份劃入建投公司,作為還款來源。
在這個過程裏,政府選擇最迫切的項目,用整個財政力量兜底。而政府的選擇,邏輯上講,一定是能夠在全社會形成經濟效益,最後反應到財政收入上的那些。這樣就構成了正循環。
這就是地方融資性平台,也就是城投平台的前身。2004年,黃奇帆的渝富模式名揚天下,正是改進自1998年的蕪湖樣本。
時至今日,由於貸款餘額高企和綁定了土地,人們對城投債爭論不休。但至少在當年,蕪湖模式的成功毋庸置疑。
開發區,三大企業,基建打包貸款,十年裏的三個硬生生的無中生有,使蕪湖的工業結構從一大堆分散而孱弱的小企業,發展成三大支柱的雛形。
十年間,蕪湖的經濟總量從省內第九提升到第四,佔比從5.16%提高到6.91%,年複合增長率19.4%;同期,安徽省年複合增長率16%,省會合肥年複合增長率18.8%。
表:1990年-2000年蕪湖GDP在省內排名變化
十年時間,蕪湖親自打破小而全的工業格局,打開圍繞核心企業發展產業集羣的序幕。
千禧年,從1983年就成立籌建辦公室,此後反反覆覆,直到1997年才開工的蕪湖長江大橋,終於建成通車。自蕪湖到對面的巢湖市無為縣,從此不必再擺渡。
四,前人的路
——2000年之後
進入21世紀,精彩的十年曆程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倒是接下來十年,兩位市委書記站在了風口浪尖。
2004年,新華社一篇調查稿,把兼任奇瑞董事長的時任市委書記詹夏來推向輿論中心。文中語氣很嚴重,説蕪湖黨政幹部在企業兼職的現象“成建制、成體系、成系列”。在關於“紅頂商人”的譁然下,詹夏來辭去他在任7年的奇瑞董事長職務。此前奇瑞成為政協會議指定用車的資格也被取消。
詹夏來還有一種選擇,就是離開官場,一心一意經營奇瑞。但他説:我只有做市委書記,才能保護奇瑞。
這裏面難免有一絲不便展開的波譎雲詭。汽車廠商的明爭暗鬥;官員在企業的心血與利益;以及更大的角度上,每當經濟增長步伐越快,那些發展越好的地方,往往就有越大的念頭擺脱束縛。
2008年,離開省委辦公廳、進入蕪湖16年的詹夏來,回到省委任秘書長。
詹夏來的繼任者陳樹隆在任三年。同期,楊敬農是他的副手;曾於1994年到1999年任蕪湖市委副書記和副市長的倪發科,此時在任安徽副省長。以這三個人為首,安徽坊間傳聞稱之為蕪湖幫。他們推動蕪湖建開發區而吸血其他城市的説法,成為公交車雜談。
這種粗暴的解釋當然站不住腳。1990年開始爭取開發區的三年間,溧陽人倪發科是南陵縣的書記,而巢湖人陳樹隆和懷寧人楊敬農分別在省外經貿和財政廳當小小的科員。後來爭取三大企業入住開發區,主導人是以張平為首的三任市委書記,倪發科當時任副職;陳樹隆和楊敬農初入蕪湖則是2003年和2006年的事情,當時倪發科已經調任六安好幾年了。
把開發區和三大支柱謠傳為陳樹隆一行人的功勞,對老書記金庭柏和張平相當不公。
2013年,倪發科被調查,後以受賄罪判處17年有期徒刑。2016年,陳樹隆和楊敬農被調查,前者今年4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在他的審判書上,罪名是“在擔任蕪湖……給予相關公司設備補貼……造成國家財政損失共計29億……利用工作便利……買入相關股票……非法獲利1.37億”。
這裏指的是上市公司三安光電。而廈門企業三安光電來到蕪湖,是2007年,福建省委副書記王三運調任安徽。王三運的判決也於今年宣佈為有期徒刑12年。
在蕪湖的工業革新史上,這些人和事尤為引人注目,但實質影響要小得多。多年的經濟數據是鐵證。
表:2001年-2018年安徽省內GDP排名,色塊為蕪湖
可以看到,陳樹隆上任市委書記的2008年,蕪湖GDP總量已經上升到第二位,佔全省8.45%。而彼時蕪湖還沒有吸收對岸的無為縣,人口只有當前的三分之二,全省的3.5%。在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具有代表性的18個地區”名單裏,除了上一篇文章的麗江(鏈接:《麗江800年與時俱進記》),也有蕪湖。
陳樹隆和楊敬農分別於2011年和2013年離開蕪湖,也並沒有打斷蕪湖的增長節奏。他們的來去變故中,蕪湖保持優勢,和第三位的距離越拉越大。
所有增長的秘訣,其實都藴含在90年代的十年裏:
首先,盯住長三角,承接從長三角擠出來的機會,主要是提供成本優勢,和對中部地區市場的輻射。不走捷徑,天經地義地跟着土豪學生意。2016年,蕪湖納入長三角城市羣。
第二步,把追求企業落户蕪湖放在首位。正如當年捨棄納税大户白馬山水泥廠,換取海螺總部,蕪湖在面對就業規模和所有權的選擇時,不會猶豫。政府稱之為“圖所在不圖所有”。
第三步,為不同的產業設立不同的園區,將橫向或縱向相關的企業聚集在一起,以少數大型企業為核心,多數中小企業為之提供產業鏈配套,相關部門為之提供精準服務,形成集約格局。配套和服務完善之後,再去吸引更多的同產業大型企業。
表:2003年-2018年蕪湖工業增加值和園區工業總產值
除了市轄區內的園區,蕪湖也在縣城設立園區,設計不同的產業方向。2018年,安徽61個縣城的人均GDP方面,前三位有兩個在蕪湖,其中繁昌縣人均GDP高達10.52萬。
表:2018年安徽縣城人均GDP前10,色塊是蕪湖下轄縣
第四步,完成上一條之後,利用配套完善的優勢吸引創業,扶持技術密集型企業,或者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
第五步,尋找一切可以發揮的空隙,繼續無中生有。蕪湖在這條路上走得十分討巧。方特是一個例子。從2006年至今,深圳方特在蕪湖建了四期主題樂園,規模巨大,申請到蕪湖唯一一個5A景區資質。蕪湖有一種旅遊叫做方特遊,耗時4天,每天玩1個主題樂園。
2001年之後的每一天,蕪湖做的事情,都在重複這幾條,重複她的90年代。這是一條簡單而踏實的道路,按照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化進程,一步一步往上爬。
這一路徑非常明確地體現在蕪湖05年、10年、15年的三個五年計劃的總體目標裏:
十一五:先進製造業基地
十二五:國內比較重要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十三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圖:蕪湖長江二橋
2011年,蕪湖長江二橋立項。幾個月後,對面的無為縣劃入蕪湖市,無為的特種電纜成為蕪湖第四大經濟支柱。
無為縣的名字取自無為而治,不是無所作為。這個章維藩當過父母官的地方經濟總量不小,但常住人口超過100萬,人均GDP比較低。
無為縣的納入,直觀上會讓人感到蕪湖佔了便宜。事實恰恰相反,這麼做,原因是蕪湖勢頭如日中天,而重心向東。把長江南岸的蕪湖拉向長江北岸,有助於讓蕪湖的產業均勻地鋪展,通過無為縣感染更中部的地區。
事實上,假如扣除2018年無為縣440億的生產總值,蕪湖的總量仍然傲居第二,而人均GDP將大大提高,達到11.8萬,比合肥高20%。而計入無為縣,這個數字變成8.87萬,比合肥低10%。
人均GDP第三第四位的馬鞍山和銅陵分別是8.33萬和7.60萬。這是安徽目前僅有的四個人均GDP高於1萬美元的城市。第五位蚌埠距離尚遠,在5.08萬,第六位宣城在5.04萬。其餘10城,都在5萬以下。
前路任重道遠。
2018年,距離益新麪粉廠開業已經過去124年。這家蕪湖最早的工業企業的舊大樓,已經被改建為大礱坊科技文化園,用作蕪湖的雙創基地。章維藩的曾孫、華中師範大學的老校長章開沅到園區參觀,留下“飲水思源,日新又新”的題詞。章開沅拜託園區幫他打聽益新麪粉廠的兩位工人,不知道後來有沒有找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