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0年製造業興衰_風聞

——自由，好運，失控

 目錄：

一，猛龍過江

二，最佳拍檔

三，花樣年華

四，千王之王

五，龍城歲月

一，  猛龍過江

——40年代及之前

包玉剛是邵逸夫的學弟，兩人相差11歲，都曾在寧波葉氏中興學堂上小學。

也和邵逸夫一樣，包玉剛來到上海。他讀書比較好，畢業後在中央信託局工作，然後平步青雲，做到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

1949年，國民黨潰敗。包玉剛和他老爸帶着積蓄，去到香港，開設華人銀行。此時邵家的香港天一影業已經開張。

同一時期赴港長居的，還有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馮國倫的父親馮漢柱，榮氏家族的幾個男丁（榮德生和榮毅仁選擇留在上海），以及杜月笙這樣的青幫人物，周旋這樣的電影明星。

他們既不願去台灣，也對新世界頗有惶恐，從以上海為首的各個城市，攜帶家眷財產前往香港，尋求避難和守業。

赴港潮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上海淪陷時都曾上演，內戰期間達到了歷史高峯。

除了資本家和藝術家，還有一批數量巨大的小人物，像是李兆基，呂志和，李嘉誠的父親李雲經。他們以廣東人居多，受迫於戰時困苦，一窮二白，又或者只有小小本錢，前往香港尋求財富。

從1841年英國佔香港島，到1941年日軍登島，一個世紀間世界大亂，經濟伴隨外部形勢起起落落。不變的是，香港始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貿易港口城市，是中國內地的進出口中轉點。

英國佔領香港時，表面上是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理論驅使，實際上是為了便於英資企業做鴉片和華工苦力的轉口生意，“自由港”就此實施。

當時，港英政府將英國人和華人種族隔離。在非華裔區，政府進行了基礎設施投資。必須承認，這是日後香港發展初級製造業的條件之一。

此後，儘管出現了供應本地的煙酒、肥皂等最基礎的輕工產品，但香港從來沒有脱離轉口港的核心，在西方和內地之間做簡單的一進一出。除了轉口，就是為之配套的船舶業、金融、保險一類業務。唯有轉口的最大宗物資，從鴉片變成了戰需品。

二戰前，香港僅有的兩個製造業小繁榮期出現在20年代和30年代。

第一次是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工業品短缺，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停了下來。於是，香港的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業迅速發展，供應內地。不過隨着1928年中國關税的恢復和192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短短几年的繁榮被湮滅了。

第二次是1932年，英聯邦成員簽訂《渥太華協議》，彼此享受税率優惠。此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南下避難的人帶來了勞動力。於是，英商為主，內地資本為輔，香港由此出現第二個製造業小繁榮期。

同樣沒有幾年，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的幾乎同時，日軍對香港發起攻擊。

共產黨華南武裝和國民黨政府都曾提出予以支援，均被拒絕。英國人對中國本土有一種殖民主國家慣有的不屑與忌諱。倫敦當時討論的是戰後怎樣保持對香港的主權，而不是儘可能的抵抗和防禦。

丘吉爾認為，只要象徵性駐個軍，反正日本不一定敢對我大英帝國宣佈開戰；萬一真的開戰，英國也打不過。

最後內閣以香港之於南海的戰略位置説服丘吉爾。他們匆匆忙忙用英國兵，印度兵，加拿大兵，組了一支大不列顛雜牌軍。

英國對雜牌軍原本的指望是抵抗一年半載。但只用了18天，總督交白旗，香港淪陷。日軍開始搶劫，殺人，設立集中營，進行了長達3年8個月的佔領。

在此期間，英軍全體撤離，再也沒有付出一顆子彈。只有新界居民組成的一支游擊隊（全稱：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苦苦作戰。香港的大量人口在這一期間或是回到大陸，或是遷往東南亞、歐美等地。

圖：沙頭角烏蛟騰9名烈士紀念碑和西貢港九大隊115名烈士紀念碑

時至1945年二戰結束，在美國的擺弄下，香港從日軍手裏再度落到英國手裏。此刻，本就稚嫩的製造業工廠已被日軍幾近清零。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60萬。

接下來五年裏，形勢急轉直下。中國發生內戰，超過150萬人湧入香港。這其中大部分是身強力壯的中青年，為這個面積僅有1106平方公里的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小部分則是剛才説到的富商，同行的是他們的資本。這筆財富沒有詳盡數字，外界一般認為達到5億美金，超過香港自有財富的總量。

遍體黃金的上海大亨，刻苦耐勞的廣東青壯，百廢待興的殘破土地，這三者糅合起來的力量，是香港製造業的起點。從此以後，生機勃勃，光怪陸離。

二，  最佳拍檔

——50、60年代

對於初級製造業而言，密集的勞動力和豐盛的資本是一對最佳拍檔，加上深水港可謂天下無敵。

而命運的垂青遠不止於此。

一批機器正朝着香港駛來。

從上海等地赴港的企業家帶着的，除了美金，黃金，高級技工，還有一大堆進口機器訂單，狀態是已發貨。他們把收貨地址改一下，這些往往是當時全亞洲最先進的生產線，便落地香港。

另一方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第二年美國統領盟友對中國貿易禁運。剛剛恢復的轉口業務突然中斷，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身份暫時成了擺設。

人口劇增，百業凋零的香港沒有就業來承接，黑社會時代便順理成章地開啓。向華強向華勝的老爸、戴笠的高徒向前於1947年創立新義安。被共產黨驅出廣州的軍統大隊長葛肇煌於1949年創立14K。這兩家新晉黑社會的崛起，導致本土傳統幫派和勝和掙扎了十幾年。

這裏就沒有杜月笙什麼事情了。杜老闆在1951年病逝。

沒有飯吃的人自然要投靠幫派，上街鬧事。這讓英國人十分惱火。不想出錢救濟，也不想出錢投產，港英政府找到一條小成本扶持辦法：降低工業用地的租金，降至利率以下，刺激赴港企業家開廠招工。

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出口禁運的反面，是英國允許香港進口內地的物資。香港由此獲得廉價的生產原料。

最後一個因素來自於1953年，美國允許香港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作為當時唯一的戰爭獲益國，這是一個巨量市場。

就這樣，天下掉下七顆龍珠，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為神龍。

解放前夕，中國工業有三塊，一是東北的重工業，由日軍為戰需搭建；二是全國扣除上海；三是上海，工業產值佔全國總量達到三成。上海的工業裏，最基礎或者説最初（低）級的輕紡工業，規模最大，產值最高。來到香港的機器，也以此為主。

戰後的世界需要輕紡工業品。

1954年，寧波人陳廷驊在荃灣創立南豐紡織，六年後成為香港產紗量最高的企業，直到1970年仍居首位。1959年，另一個寧波人，包玉剛的同班同學趙安中設立嘉豐紗廠。同年，金庸的前輩、海寧人查濟民創立新界紡織廠。

1959年，本港製造產品的出口產值，首次超過轉口貿易值。1960年，香港產紗總量達到50萬錠，是1947年的80倍。這一年，香港最大的製造行業從造船轉移到紡織。

由於赴港潮的大量生育，人口在50年代繼續膨脹。1961年港英政府人口普查的數據是313萬，其中0-4歲嬰幼兒達到50萬人，5-9歲兒童達到43萬人，10-14歲又有35萬人。20-50歲的高強度工作人口有128萬人。

圖：1961年香港人口結構

高密度人口和攜家養兒帶給香港的，何止是廉價勞力，更是不覺疲倦的奮鬥。

資本建起第一批工廠取得利潤後，渴望富裕的香港人蜂擁而上。紡紗廠在60年代初突破1萬家。由於產業門檻低，全家幾口人再僱上幾個工人，付出幾千塊成本，就是一個作坊。

紗廠眾多，人工便宜，需求量大，製衣業便有發揮空間。1949年，東莞人陳瑞球在長沙灣創立長江製衣。幾年後，長江製衣的“博士牌”襯衫暢銷東南亞。

規模緊隨紡織業的，是塑料業。

1950年，莆田人李嘉誠在筲箕灣租了個百來平米的倉庫，創立長江塑料廠，7年後以塑料花一戰成名。1958年，黃保欣設立聯僑企業，專做塑料原料。同年，田家炳在屯門填海，創辦田氏化工，專做PVC。

60年代中期，全球的塑料花幾乎都是MADE IN HK。塑料花熱潮降温後，歐美企業開始向香港發放塑料玩具訂單，孟山都和陶氏化工則進入香港提供原料。

其他如金屬、電子、油漆，都是這20年裏的繁榮行業。這裏自然也都是沒有什麼技術屬性的輕紡工業，產品諸如器皿餐具，電筒電池等。

圖：1970年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的季軍產品“沙律碗”

但貨不怕多。

在香港內部，突然湧入的人口，既是勞動力，也是消費力。

在香港外部，戰後的全世界都在重建，但重建的重心相對戰前發生了變化。西方的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南美和東南亞國家則接受了當時流行的新思潮，開始貿易保護，內向發展。

於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產品出現一定的空缺。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有市場。

而香港恰好有生產能力。1950年左右出現的種種因素的交織，資本，勞動力，技術工人，廉價原料，使香港具有最大的初級工業優勢。

相比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另外三家，香港早了整整5-15年。

1950年，蔣介石政府追隨東南亞的內向發展模式，控制對外貿易，直到1955年才開始降低匯率，刺激出口。

而後，直到1962年，政變成功的朴正熙制定韓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紮實工業基礎”，建造電廠和鋼鐵廠為製造業鋪路。

又三年後，新加坡方才建國，李光耀確立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經濟戰略。

香港幸運得多。在1952年因歐美對內地禁運而迅速降至冰點的經濟，又在製造業的爆發中，於第二年恢復增長。

40年代末，香港登記在冊的製造業企業不足1000家，僱員4萬人；1970年，企業達到25000家以上，僱員55萬人。

二十年間，香港GDP年複合增長10.5%，總出口額年複合增長7.7%，而本港產品出口額年複合增長高達15.1%。

1970年當年，香港工業佔本地生產總值37.3%，其中製造業佔比30.9%；出口額裏，本港製造產品佔比從1947年的10%增加到69.6%。這個做了百年轉口貿易的城市，只用二十年就變成了一個輕工業城市。

表：70年代及之前的製造業相關數據；工業和製造業比重指佔GNP比重；“無”是指港英政府統計年刊內相關數據缺失

這張不完整的表格展示了香港製造業從零到巔峯的20年。可是，30.9%的製造業比重，69.6%的港產品出口比重，這是香港的歷史最高點。此後的香港製造業，再也沒有超越這兩個數字。

並非所有的資本都甘於十本一利。製造業剛發展沒幾年，已經有一些格外敏鋭的人，從香港人多地少和港英政府只批租不收税中看出門道，開始投資房地產。

50年代後期，這些人逐個起舞。1955年，霍英東建起香港第一高的蟾宮大廈，賣出香港第一張“樓花”。1956年，鄭裕彤繼承周大福，次年他用賣黃金掙到的錢蓋了藍塘別墅和香港大廈。1958年，李兆基、郭得勝、馮景禧三人創立新鴻基的前身永業公司，推出“十年分期付款”的售房辦法。

 

圖：蟾宮大廈

時至今日，雖然放任自流的香港模式在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都不存在，仍然有人把其戰後繁榮歸功於英國人的自由經濟。事實證明，自50年代，香港之所以走了一條製造業之路，實在是撞了一個百年難遇的狗屎運。它的背後，是中華民族悲壯的近代史。

三，花樣年華

——70年代

早在1952年，英國為了保護本土紡織業，已經對外執行紡織品進口配額。60年代美國也制訂過幾次貿易配額。但美國、英國、日本的需求總量，仍然足以支撐小小香港的製造業。

直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打破平衡。

初級加工製造業在石油危機中遭受雙重打擊。一方面是石油原料價格高企，成本打不住；另一方面，全球展開貿易保護，客户搞不定。對於香港，還有第三重打擊。

韓國，新加坡，台灣，現在都在拼命發展出口經濟。曾經在各個行業全面領先的香港顯出疲態。

在紡織、製鞋、塑料、五金、電子、機械行業，60年代初，韓新台的出口總額還不到香港的零頭，但1975年，韓國和台灣已經超過香港。香港在紡織，塑料，金屬這些支柱行業全面落後。剩下的優勢，只體現在玩具和成衣。

幸好有工業革命開始發揮威力。

幾個支柱產業雖然依次輸給三小龍，但電子業的技術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增量，更沒有貿易保護。這十年間，電子類加工廠從230家增加到1300家，出口從10億港元增加到134億港元，成為香港製造業僅次於製衣業的第二大行業。

1976年，黃子欣和梁棪華合作創辦偉易達，業務是設計製造電子遊戲機，後來發展到學習機。2000年，公司收購朗訊的電話機業務後，確立了嬰幼兒電子學習機和無線電話機兩大業務。

2018財年，偉易達營收145億（核人民幣），兩大細分業務的規模都在全球第一梯隊。

在1980年香港的1300家電子企業裏，偉易達是僅有的存活下來，而且達到百億規模的一家。

位居第一大行業的製衣業，1980年的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34%，和1970年的35%基本持平。但當時最風光的老闆，既不是南豐的陳廷驊，也不是博士牌的陳瑞球。

本章開頭提過歐美國家對香港製定了紡織業的出口配額。港英政府雖不收税，但什麼都拿來賣，當然也包括配額，也就是出口權。

1975年，順德人羅定邦從製衣廠的苦幹思維裏跳脱出來，搞到一份成衣配額，自此躍升為香港製衣業四大家族之一。而另外三大家族，全部和羅定邦一樣，通過炒賣出口配額暴富。

這是個可怕的現實。作為香港規模最大的製造行業，30年過去了，一個像樣的龍頭品牌都沒有。而四個所謂的龍頭企業，主要收入都來自於賣出口權。

其餘大大小小的成衣廠，買着配額，累死累活，還沒有郭得勝代理YKK拉鍊賺得多。

從香港製造走向香港創造，從勞動力走向科技，僅有的亮點出現在機械和電機行業。

1949年，國民黨出身的菏澤人蔣震隻身赴港。在打零工7年、做技術工2年後，他和朋友譚雄創立震雄機器廠。

蔣震是技術派，如同內地80年代的眾多小老闆，機器全靠自己琢磨試驗。60年代，他已經做出香港首台的注塑機型號。70年代末，震雄集團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今時今日，國內注塑機行業裏，寧波海天是常年第一，香港震雄是常年第二。這兩家為首的國內企業佔領國際中端市場，仍在倔強地往上爬。

另一家是德昌電機。黃山人汪松亮20年代在上海做小學徒，後來開毛巾廠，日積月累，赴港後於1959年創辦德昌。

和震雄機械相似，德昌專注本行，注重研發，在70年代走出香港，在美國設立分部。也和震雄機械的地位類似，德昌是中國作為國際電機行業第二梯隊的主力。

2018年，震雄和德昌的銷售額分別在113億和220億（核人民幣）。

從50、60年代成功升級，經營至今，發展到百億以上規模的製造業企業，我遍尋資料，只找到震雄和德昌兩個亮點。加上70年代的偉易達和幾家化工企業，也不足十根手指。

對於香港製造業，它們至今堅定而微弱地閃爍着。説微弱，這幾家企業的營收規模實在不算太大，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似乎看不見它們，更不要説敬畏它們。

其它留下來的，還有些服裝鞋帽和食品飲料，就談不上香港創造了。

1990年，蔣震先生捐出他所持震雄集團的所有股權，成立“震雄工業慈善基金”，用於培養中國工業人材。

圖：蔣震工業基金會網站首頁圖

1951年，由赴港的內地資本投資的工廠共1800家，其中僱員超過500人的尚有25家。等到1980年，全港超過40000家工廠裏，僱員超過500人的只有100多家。而僱員少於50人的工廠，比例超過93%。

香港製造業最主要的形態，是租一套單位，編排幾個工人，計件或計時結算薪水。50年代在倉庫裏開廠，70年代在工業大廈裏開廠。由於工人還要顧家或兼職，所以小工廠都在市區。這和典型製造業的園區+宿舍+車間+煙囱的形態全然不同。

經過20發展，在第三個十年，香港製造業仍然固守這一形態，低門檻，小規模，不投資技術，不建立品牌，只接勞動密集型訂單，按訂單招人開工。這樣的模式，客源和開工時間都不穩定，也就不可能去擴張。它的好處是留着後路，有錢可以掙，環境不好隨時關廠改行。

電子業成為第二大支柱，高科技產品BB CALL（傳呼機）產銷兩旺，在這種情況下，70年代末，香港製造業裏的勞動密集型產值依舊高達92%，和10年前相比，只降低了3個百分點。

從1970年到1980年，製造業比重從最高峯的30.9%下降到23.7%；工廠反而在1981年增加到46000家，僱員達到90萬人，佔就業人口的一半，是歷史最高水平。可見，在嬰兒潮長大成人的優勢下，製造業對於勞動密集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1979年，港英政府和工商界代表聯合組成經濟諮詢委員會，經過兩年研究給出一份報告書。其中提到：

增加工業用地供應

促進生產力增長

促進與內地的經貿聯繫

設立工業培訓機構

以這個委員會的政府和資本背景，這大概是他們能做出的最有良心的建議了。但沒有人執行。政府繼續賣地賣配額，資本繼續買地買配額。

三十年過去了，香港製造業還在微笑曲線最低的那一點徘徊不前。有實力的企業家並沒有試圖走向兩端，而是和羅定邦一樣改換門庭。

圖：依利安達在70年代生產的電話機；這家企業後來遷往新加坡，當前的營收規模在10億左右

顯然，香港的經濟文化和九成九的企業家們，都對製造業升級提不起興致。

資本向容易賺的錢聚集，是資本的天性。能夠大量吸收資本又具備暴利機會的，正是金融和地產。這兩個市場，成為日後香港人的收割機。

金融方面，1980年，香港銀行資產2950億，是1970年的近13倍，年複合增長率近30%。第二年，香港的股票總市值位列全球第十。

房地產方面，7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拓展城市邊緣，開發“新市鎮”，也就是賣新的土地。房地產業的繁榮走向巔峯。中途雖然幾經傾瀉，很快又推向更高的巔峯。

1974年，給前文那套沙律碗頒獎的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因為地租過高而宣佈停辦。他們從60年代開始尋求政府幫助，撥地辦展，到最後也沒有成功。

1980年全年，建築業投資額166億，也是1970年的近13倍。畢生奮鬥的香港人渴望住進公寓樓，嬰兒潮也構成巨量的房屋需求，這使房地產的新增投入杯水車薪。這一年，香港寫字樓的租金價格升至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此前的1976年，對高昂房價的不滿，加之其他種種對港英政府的民憤，香港發生了後來嚴重失控的抗英反暴活動。兩年後，為了平息民怨，“居者有其屋”計劃啓動。

後來人們都知道了，40年後的今天，香港依然做不到居者有其屋。3%的人口居住在籠屋或棺材房裏。他們的人均住房面積不足2平米。

圖：籠屋出現在50年代人口爆棚期；直到今天，籠屋的大小樣式絲毫未變，香港依然有10萬人住在這樣的籠子裏

當然，若把70年代稱為香港製造業末日的敲定，起碼並不是公認的。在香港的歷史課本和各種報道中，這個時期叫做“經濟/產業多元化”，是一段花樣年華。

武打明星王羽出走台灣，進了黑社會竹聯幫；王羽走後，李小龍爆紅；李小龍有個龍套替身，叫做陳港生；陳港生沒有改名成龍的時候，有一次被古龍諷刺，對着姜大衞大哭；姜大衞有個瘋狂追星的少女粉絲，叫做李碧華。

娛樂業蓬勃，消費景氣，旅遊業也不差，一些艱難營生的小作坊轉行做服務業。

一邊是燈紅酒綠，霓裳羽衣，好得不像話；一邊是高價住宅，高價租金，高價配額；一邊是黃賭毒，黑幫火併，跛豪坐牢；一邊是死寂般沉默的籠屋。70年代的社會，為後來隱隱寫下伏筆。

四，千王之王

——80、90年代

1978年，發生了繼57年、62年、72年之後的又一次逃港潮。這幾次逃港潮為港英政府創造了人口調控的空間，經濟好的時候放行，補充勞動力，經濟差的時候把已入港的人遣返。

習仲勳考察情況後説，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此前，鄧小平對此的表述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再度陷入經濟衰退，加劇貿易保護。已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重工業奠定基礎的三小龍，紛紛進入產業升級階段。

在人口數量和香港接近的新加坡，石油加工已經頗具規模，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很小。李光耀政府繼續實行和香港截然相反的不自由政策（“積極、直接干預”），在80年代初推進轉型，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生產，並“建立起軟件發展中心和電腦製造中心”。

1980年，台灣地方政府制定“十年經濟發展計劃”，確定8個發展產業：能源、高科技工業、資訊、自動化、生物工程、電視技術、食品、醫藥。這一年，新竹科學工業園落成。

體量最大的韓國，政府主導了“半導體工業扶持/育成/振興計劃”。1982年，三星建立半導體研究與開發實驗室，研發64K存儲器，從此奮起追趕日本。

而這一頭，人均GDP最高的香港，沒有商業界自發革新，更沒有政府和政策斷腕開新。從勞動密集型電子製造切入高附加值電子製造的機會，從香港身邊晃晃悠悠走過去了。

沒關係，別人有好政策，香港有好運氣。早於石油危機的中國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第二個悠長的氣數，支撐住又一代人，讓原本在80年代就會出現的衰退，拖延到新的世紀。

1978年，深圳人和香港人的收入差距是100倍。務實而又過度務實的香港小廠長們，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裏拼殺過30年，現在渡海1公里北上，看見了把50年代重演一遍的商機。

圖：1979年，廣東省華僑農場管理局和香港港華電子簽訂協議，合資開辦光明華僑電子廠，這是康佳電視的前身

之於香港商人和深圳工人，這是一種降維攻擊。之於更長遠的深圳和中國，這當然是好事情。但是，之於更長遠的香港，只談榮耀是在自欺欺人。

商人們一點兒都沒有變，還是廉價工人，小規模工廠，來料代工。本就缺乏的技術升級的慾望，這下更沒有了。

在低廉的房租人工，優惠的政策之下，80年代初，香港的小企業主在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他們在香港接訂單，在珠三角生產，再從香港運出海外。

只要稍微有一些本錢，都可以做這種生意。因為本質上，擁有香港人的身份，雙腳站在免税港上，就等於擁有了出口訂單——和配額很像；擁有中國人的文化和方言，就擁有了在珠三角投資的適應性。

80年代初期，除美國之外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均被石油危機困擾。而香港享受着改革春風吹滿地，1985年，GDP比五年前增長59%。

香港本地的製造業比重加速下降。1971年到1978年，製造業比重下降4個百分點，花了7年。1979年到1982年，製造業比重又下降6個百分點，只花了3年。

不同於震雄和德昌，由於只做勞動密集型小工廠，企業便不存在技術資產。他們留在香港總部的是貿易類部門，比如報關，運輸，對海外接單和對內地下單的聯絡工作。這些工作承載不了幾個人力，更承載不了人才。

此時，香港之於內地的優勢只有一個：內地還不夠開放。

但至少在80年代，他們都因為跑得快和膽子大賺到了錢。1985年起，內地重新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

北向的投資額年年增長，內地似乎有着用之不盡的廉價工人。這也讓香港的運輸業，貿易業，零售業，娛樂業，旅遊業，全體不愁吃穿。

最大的贏家還是房地產。企業主賺到錢便回香港搶樓花。

1982年，《福布斯》報道説全球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141個人中，香港有6個，主業無一不含房地產。

同在1982年，東方航運負債200億，董浩雲病逝，彷彿在向世界展示了一條**香港真理：**除了房地產，你別無選擇。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佈，迴歸塵埃落定。一些香港人着手移民或將企業遷入百慕大和開曼羣島。一些人心潮澎湃。數量最多的，想做什麼也做不了，心中想必五味雜陳，且害怕且期望。

至於大家族們，在他們看來，第一原則是保護資產，然後，在歷史變革中尋找機會增值資產。

80年代初期的香港還沒有被大家族一統天下。年復一年的吸血者是港英政府。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時有兩條方針，一是不到死不管事，以前叫做自由主義，後來由財政司長、英國人夏鼎基改稱“積極不干預”，表示快死了我們肯定管啦。這不是我説的，夏鼎基的原話就是在“極其重大的不利影響”下才能干預。二是多收錢，多收錢又有兩方面，在收取成本低的地方多收，在收取成本高的地方少收。

所以，政府對徵收成本比較高的税收興趣不大。香港税制簡單，税率極低，管制鬆弛。迴歸前50年，企業利得税在16%左右；同期日本和韓國都高於50%；新加坡和台灣在40%左右。這使香港成為亞洲的避税和洗錢天堂。

税收佔港英政府財政收入只有60%。另外40%，來自於租地皮，賣配額，控制公共事業。

租地皮是最主要的非税收入。19世紀英國登島，第一件事就是宣佈香港所有土地歸英國皇室所有。政府把土地分割，以一定的時限拍賣租約。

配額拍賣是實打實的空手白狼，包括有專營權，出口量，電台和電視台開設權。早年還出售毒品銷售特許和糧油銷售特許。

相比地皮和配額，公共事業雖然盈利適中，但作為資產價值連城。

港英政府是沒有財政收入壓力的，因為收支原則是“量入為出”，不管收多少，原則上都留存10%-20%的財政盈餘。維持香港本地的低税率也就不奇怪了，畢竟收得再多也是用在香港民生。

在迴歸前50年，只有8年出現財政赤字。其中4次數字零星，主要是遇到經濟危機；3次發生在中英談判的82年-84年，英國試圖用香港經濟作為籌碼；最後一次是迴歸前一年，港英政府費盡全力揮霍財政，為自己撈最後一桶金。

港英政府無需給英國政府繳税，多年財政盈餘留存下來，積累到1996年，一共1736億港元。所謂不繳税的真相是，交“國税”肯定過不了民意這一關，所以英國要求所有英資企業直接向英國政府繳税。

這樣一來，英國政府，英資企業，港英政府，三者利益高度一致。港英政府把特許業務和最好的地皮交給英資企業經營，英資企業和港英政府官員私相授受，賺了錢再給英國政府納税。

戰後到80年代初，英國人深度介入金融，保險，地產，通訊，交通等產業。當時香港的七大英資財團是怡和、會德豐、和黃、太古、滙豐、嘉道理、英之傑。前四個又因規模之巨被叫做“四大行和馬會、總督一起統治香港”。

圖：上海中山東一路27號，原怡和洋行，49年收歸國有

怡和在19世紀做貿易起家。倫敦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後，怡和成為最大的鴉片商行，也是鴉片戰爭的主導者之一。怡和現在的主要業務是地產，航運，建築和零售。

會德豐經營油輪，後油輪業務收縮，資產以地產為主。1985年由包玉剛控股。

和黃（和記黃埔）是碼頭貨櫃，零售，地產等綜合業務集團。1980年由李嘉誠控股。

太古早期從事航運和貿易，後來拓展到蔗糖（太古糖）。目前主要業務是地產和航運。在內地臭名昭著的國泰航空就是太古旗下企業。

滙豐連同渣打壟斷香港金融業，兩家的存貸業務曾佔全港三分之二。

嘉道理（猶太資）控股地產，酒店，電力公司，後參與興建大亞灣核電廠。

英之傑在香港經營汽車銷售和船塢，目前重心已經轉入內地。

連起來看，在香港，這些英國資本曾經對金融、公共事業、地產三大行業，進行了壟斷，控制，或是極深的影響。

伴隨對和黃和會德豐的收購，以包李為代表，大家族的野心也在漸漸明朗。

80年代中英兩國談判時，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他們在全球購買金融類、能源類、地產類股權。另一方面，聯合聲明的影響下，一些英國商人開始沿着1997年為終點的路徑，逐步拋售在香港的商業地產和公共事業企業。大家族對這些現金奶牛如飢似渴，李嘉誠收購了香港電燈和橙黃電信，包玉剛收購了旗下有海港城、天星小輪、香港電車的九龍倉。

資本在地產和公共事業領域亂舞，製造企業和科技企業無人問津。

這不難理解。想延續家族財富，首選無疑是擁有長生不死的地皮和公共事業。製造業的艱苦還是其次的，最怕在經濟浪潮中被覆滅。

賭神賭徒千千萬，真正的千王之王從來都是賭場自己。

問題是，壟斷並非家族或資本的錯，壟斷是資本的天性。所以世上有反壟斷法，政府有控制壟斷的責任。

壟斷的危害，除了短期的囤積居奇和坐地起價，更要命的是造成社會階層凝固，上升通道關閉。

所以負責任的政府會收税，借貸，賣地，濟貧，來扶持資本流不過去的地區和產業；甚至通過行政力量抵消和控制資本嗜血的本能，在投資上逼他們放眼長遠，創造就業，培養人才。

但香港政府是一個權力微弱的小政府，資本會盡一切可能影響政策，比如遲遲不開發新土地。航運家族的董建華贏了地產家族的吳光正，成為第一任特首，卻還是輸給了被所有大家族鉗制的香港官僚系統。

這是香港的宿命，一個必然的循環。

 

1990年，香港製造業比重下降到17.6%，出口產品裏的本港製造產品還剩35.3%，比1970年減半。

40年過去了，香港的製造業排名仍以製衣為首。其後是電子、紡織、印刷、鐘錶、食品飲料。產業結構幾乎沒有長進。

三小龍早在80年代就把製衣業拱手讓給中國內地，任憑其萎縮，專注於電子和科技。

1990年，台灣的電子電機行業規模已是製衣業的8倍，是製衣和紡織總和的2倍。這一年，3年前創辦的台積電在業界無人看好，張忠謀一意孤行；8年前建立的三星半導體實驗室開發出16M存儲器，距離追平日本只差2年。

到1995年，香港製造業已經停滯5年，幾乎沒有增長，同期GDP年複合增長近15%，金融年複合增長20%。在銀行總貸款額1.4萬億裏，工業只佔1000億，其餘93%都流向第三產業。在社會總研發投入中，日美韓都在2%以上，台灣和新加坡在1%以上，餘糧緊張的中國都達到0.5%，香港少於0.1%。

同年，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額首次超過輕紡工業品出口額，佔比18%。在改革開放後第16年，中國的製造業進入升級階段。

不幸的是，對於香港，製造業落後，科技空白，似乎是沒有關係的。1990年，香港人均GDP達到1.35萬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而當時的日本，正位於“失去的二十年”之前的泡沫期。

製造業凋零，服務業繁盛，轉口貿易做得輕輕鬆鬆。對內地低端製造業的投資在97年之前繼續增長。同期內地消費起步，台灣的康師傅紅燒牛肉麪成為綠皮火車巨頭，香港的班尼路、堡獅龍、佐丹奴風靡全國。

而今康師傅還佔一方天下，三個服裝品牌已走在窮途末路。其中佐丹奴的老闆黎智英退出服裝業，創辦《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嘔心瀝血逢中必反。

1985年成立的創科實業倒是摸到了香港的門道。這家代工企業在90年代上市後，利用科技股浪潮從股市融資，然後在全球收購電動工具企業。現在科創實業持有多個歐美品牌，是一家經營順利的製造業企業。這不知道是香港製造的幸還是不幸。

1999年，李澤楷説服政府開發數碼港，用一紙科技發展宏圖換得24公頃土地。最後，這個科技項目被折騰成地產項目，李澤楷獲益40億港元。

圖：數碼港網站，租户列表第1頁

同年，李澤楷投資220萬美元收購騰訊20%股份，第二年以1260萬美元賣給南非MIH集團。按照最新收盤價，這筆股份價值是6460億港幣，核834億美元。

隨着科技股泡沫的破滅，香港資本徹底失去了投資高科技的勇氣。

從此，大資本再也不會在製造業和科技業浪費一分錢。

2000年，《福布斯》公佈當年香港個人富豪排行,前三是李嘉誠，郭應湘，李兆基。前十是清一色的地產商。

同一年，《福布斯》榜單的全球前三是微軟蓋茨，甲骨文艾利森，微軟艾倫。台灣前三是國泰人壽蔡萬霖，台塑王永慶，和信辜振甫。內地是榮毅仁家族，劉永好兄弟，任正非。沒有一家是地產商。

港英政府為香港造了一個不控制壟斷也不控制財富收斂的社會，香港人亦欣然接受，視之為自由。

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的吸血蟲從英國資本變成本土資本，從英國財團變成香港家族。這些渴望萬世富貴的家族，給香港的普通人挖好了墳墓。

而製造業已然幾乎失去討論價值。2000年，香港製造業比重下降到5.9%，從業人員23萬，佔就業人口不到7%。股票市值前十位沒有一家是製造企業。

1985年，已經在灣仔碼頭賣了7年手工水餃的日照人臧健和，終於攢夠錢，開立她的第一家水餃工廠。第二年，分別於1948年和1949年從廣州赴港的顧嘉輝和黃霑，寫下《獅子山下》：

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不知道為什麼，塑料花故事早已遠去，如今一步一步壟斷香港人日常生活的李嘉誠，竟然被譽為獅子山精神的代表人物。而臧姑娘身上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再也無處容身，成了絕唱。

五，  龍城歲月

——新世紀

1997年，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説：“……從增加附加值着眼……新的發明，新科技的應用，新興行業的發展，對香港都十分重要。”後來就發生了李澤楷玩轉數碼港的商業案例。

迴歸前後，麻省理工成立小組對香港製造業做過一次調研，於2000年整理發佈。報告裏提到幾個現象：

在對大學的調研裏，有人表示，“在大學獲得的研究與開發經費中，用於應用研究領域的不超過5%”；另一位被採訪者説，“港府在這方面有一種觀念，認為‘開展研究是為了研究人員的利益’”。

報告裏也提到家族企業對製造業的影響：“這些企業一般都避開必須實行分權管理的經營領域”，“集權式管理難以招聘和挽留沒有家族背景的傑出人才”。換句話説，家族企業不願介入自己不瞭解的專業行業，也不願信任家族之外的專業人才，他們更願意在地產和公共事業裏大權獨攬。

而且，社會文化業已成形，由於“存在着另外一些能以明顯較低風險提高回報的投資，如房地產”，香港必然缺少“技術導向的風險資金”。

即便是不需要資本密集投入的軟件行業，報告提到他們採訪的每一家軟件公司，“沒有一家後來獲得了風險投資”。

最後，小組認為香港製造業比重儘管已經降到個位數，但仍有自由港、員工勤奮、企業家精神等優勢。報告裏給出八條對策：

第一，從外界獲取技術（跨國技術公司，內地科技人員，國際專家）

第二，加強香港的研究與開發基地（提高研發比例）

第三，為新產品、新服務及新顧客提供信息技術（軟件能力）

第四，提高定型設備製造的能力（品牌產品和定型產品取代代工）

第五，教育培訓及人力資源開發（科學和工程類專業）

第六，培育本地的技術性企業（扶持技術型企業）

第七，加強政府的技術能力（增加工業界專家在港府任職）

第八，為業界建設一個“安全港”（產權保護，管理機構） 

這8條的建議的主體既有政府也有企業。且不論建議對不對，反正後來，政府和企業合力在反方向上做得很成功。

在日後中國地方政府的各種研究資料中，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產業結構缺乏戰略規劃”的案例。

積弱的組織能力，被長期灌輸自由之名的束縛，使迴歸後的香港政府躊躇難移，淪為高薪服務商。經濟和民生改革一敗塗地。

2018年，港產品出口總額463億港元，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雜項製品”，為10億，主要是出口到內地的首飾黃金；其次是金屬砂礦，6億；第三是醫療及醫用，不到4億，主要是出口到內地的老字號中藥。

港產品出口463億是什麼概念？東莞的立訊精密公司，一家為蘋果手機做連接器起家的企業，2018年的出口額是384億（核港幣），2019年應該就會超過463億。而由於對附加值的考量，立訊精密還進不了廣東民營外貿百強。

從立訊連接器到蘋果手機的這條產業鏈，香港連影子都摸不到。香港人能夠參與的，只有做蘋果專營店的營業員，賣給深圳的代購小妹。或許還有兩條，就是控股公司在香港合理避税，以及老闆拿了香港永居，購了房。

2017年，香港製造業產值佔GDP的比重是1.1%。如果不是有本地的一點點需求，這1%都要歸零了。香港花了70年，製造業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按照規律，製造業比重必然走高到某個極限，再慢慢回落，向服務業轉移，最後維持某種平衡。關鍵是在製造業比重下降的過程中，由中高端製造業和技術類服務業取代低端製造業。可是香港，50年代迅速增長，1970年達到鼎盛，2018年降到1%，這個過程，製造業始終在勞動密集裏打轉。

和香港城市形態最為接近的新加坡，製造業佔GDP比重17.5%，覆蓋電子，醫療，石化行業，2016年還收購了博通。

一水之隔的深圳，製造業比重超過30%；上海和天津分別在25%和40%以上。就是這樣，各地政府都火急火燎，生怕跌破製造業存亡線。

如果香港只有幾十萬人口，像澳門做旅遊博彩，三亞做旅遊地產，香港哪怕只做馬會和購物，憑藉中國的人口規模，都是小事一樁。但香港有745萬人，745萬張嘴要吃飯。

在香港統計署公佈的2019年一季度行業指數里，以2015年為基數（100），增長最高的是保險（159.5）和地產（150.8），最低的是電腦科技（89.7）和工業（88.9）。

這意味着，在2015年佔經濟比重趨於零的製造業和科技行業，4年內又成功下降超過10%。而保險和地產平均每年都超過10%。

社會財富向哪裏收斂，就會鼓勵年輕人向哪裏發展，鼓勵資本向哪裏進行投資。在香港，只剩金融和地產。

現在的就業支柱是轉口貿易，帶動貿易服務業和旅遊及餐食住宿服務業（含因公出差），這裏面沉澱了香港絕大部分的就業。

圖：以行業分類的從業人員數量變化

從近年的從業行業變化裏看，製造業崗位一如既往減少，建築業崗位一如既往增加。最危險的一項是轉口貿易的工作崗位在減少，2017年比2012年減少達到20%。若考慮總就業數量的因素，減少達到25%。這些就業只能轉入前途更渺茫的基本商業服務，進一步降低底層服務業員工的平均收入。

其實早在2001年，隨着香港轉口成本高企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內地對香港作為轉口港的依賴度已日漸下降。但多方因素下，全國依然有1/6左右的商品通過香港進出口，從而維持香港的貿易總量。

問題是，從香港轉口從來不是必須的。和扼守國際航道的新加坡不同，中國2萬公里海岸線，香港的位置，只是這條線上幾十個門中的一個，數個深水良港裏的一個。過去，是殖民地的屬性，清朝的鎖國，近代的封閉，使香港變得不平凡。這種優勢早已逝去。

近五年，全國貿易總額增長18%，香港貿易總額增長8%。轉口貿易裏的一部分轉化為離岸貿易，不再落地香港。如果未來轉口量大量流失，香港可能失去貿易地位，淪為避税和洗錢中心。一旦如此，香港的就業率將無以維持。

當然，中央政府對香港，過去20年不曾，未來也不會不管不顧。

換句話説，支撐香港的，仍是一種特許經濟。因這是我國土，是我同胞。

50年代起，頭三十年，香港通過內地赴港潮帶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功完成初級工業化。而後二十年，製造業落後於人之際，香港通過內地改革開放急轉彎，進入服務業社會。最近的二十年，迴歸後的香港儘管自我空心化，但整個中國實業分出一杯羹，就是香港金融與轉口貿易的實心。

龍城歲月，百年好運。

在最新的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裏，內地前十是馬化騰，馬雲，許家印，王健林，楊惠妍，何享健，張一鳴，丁磊，李書福，黃錚。三家地產，一家電器，一家汽車，五家互聯網。政策確立為房住不炒。

而在香港，富豪榜延續數十年的固定格局，被地產商佔據。因為兼有公共事業等業務，通常被稱為“多元化經營”。

前文提到過的所有港商20餘人，早期只有李兆基是地產出身，現在過半數從事房地產和公共事業，依舊風生水起。而畢生經營製造業的幾位，規模不及老朋友們的一個零頭，被大多數香港人不以為意，也或許根本不認識。

表：前文提及的港商的早期和後期主業

最新富豪榜唯一的大意外是李文達。除了家族產業李錦記，這幾年他把直銷品牌無極限做得風生水起。

除此之外，偶爾會出現一兩個新名字，都是珠三角的企業家入港永居，在香港管理資產。還有兩個新貴，分別是阿里和騰訊的合夥人。

顯然所有的富人都愛去香港。二馬也在山頂買了房。因為，在香港之外的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包括台北，無論你有多少錢，都不可能近在市中心的咫尺，擁有整整一個山頭來建造府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