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0年製造業興衰_風聞
夏迎时-【公众号:大国初心】中国各地历史进程记2019-11-22 15:37
——自由,好運,失控
目錄:
一,猛龍過江
二,最佳拍檔
三,花樣年華
四,千王之王
五,龍城歲月
一, 猛龍過江
——40年代及之前
包玉剛是邵逸夫的學弟,兩人相差11歲,都曾在寧波葉氏中興學堂上小學。
也和邵逸夫一樣,包玉剛來到上海。他讀書比較好,畢業後在中央信託局工作,然後平步青雲,做到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
1949年,國民黨潰敗。包玉剛和他老爸帶着積蓄,去到香港,開設華人銀行。此時邵家的香港天一影業已經開張。
同一時期赴港長居的,還有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馮國倫的父親馮漢柱,榮氏家族的幾個男丁(榮德生和榮毅仁選擇留在上海),以及杜月笙這樣的青幫人物,周旋這樣的電影明星。
他們既不願去台灣,也對新世界頗有惶恐,從以上海為首的各個城市,攜帶家眷財產前往香港,尋求避難和守業。
赴港潮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上海淪陷時都曾上演,內戰期間達到了歷史高峯。
除了資本家和藝術家,還有一批數量巨大的小人物,像是李兆基,呂志和,李嘉誠的父親李雲經。他們以廣東人居多,受迫於戰時困苦,一窮二白,又或者只有小小本錢,前往香港尋求財富。
從1841年英國佔香港島,到1941年日軍登島,一個世紀間世界大亂,經濟伴隨外部形勢起起落落。不變的是,香港始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貿易港口城市,是中國內地的進出口中轉點。
英國佔領香港時,表面上是古典學派的經濟自由理論驅使,實際上是為了便於英資企業做鴉片和華工苦力的轉口生意,“自由港”就此實施。
當時,港英政府將英國人和華人種族隔離。在非華裔區,政府進行了基礎設施投資。必須承認,這是日後香港發展初級製造業的條件之一。
此後,儘管出現了供應本地的煙酒、肥皂等最基礎的輕工產品,但香港從來沒有脱離轉口港的核心,在西方和內地之間做簡單的一進一出。除了轉口,就是為之配套的船舶業、金融、保險一類業務。唯有轉口的最大宗物資,從鴉片變成了戰需品。
二戰前,香港僅有的兩個製造業小繁榮期出現在20年代和30年代。
第一次是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工業品短缺,對中國的商品傾銷停了下來。於是,香港的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業迅速發展,供應內地。不過隨着1928年中國關税的恢復和192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短短几年的繁榮被湮滅了。
第二次是1932年,英聯邦成員簽訂《渥太華協議》,彼此享受税率優惠。此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南下避難的人帶來了勞動力。於是,英商為主,內地資本為輔,香港由此出現第二個製造業小繁榮期。
同樣沒有幾年,1941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的幾乎同時,日軍對香港發起攻擊。
共產黨華南武裝和國民黨政府都曾提出予以支援,均被拒絕。英國人對中國本土有一種殖民主國家慣有的不屑與忌諱。倫敦當時討論的是戰後怎樣保持對香港的主權,而不是儘可能的抵抗和防禦。
丘吉爾認為,只要象徵性駐個軍,反正日本不一定敢對我大英帝國宣佈開戰;萬一真的開戰,英國也打不過。
最後內閣以香港之於南海的戰略位置説服丘吉爾。他們匆匆忙忙用英國兵,印度兵,加拿大兵,組了一支大不列顛雜牌軍。
英國對雜牌軍原本的指望是抵抗一年半載。但只用了18天,總督交白旗,香港淪陷。日軍開始搶劫,殺人,設立集中營,進行了長達3年8個月的佔領。
在此期間,英軍全體撤離,再也沒有付出一顆子彈。只有新界居民組成的一支游擊隊(全稱: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苦苦作戰。香港的大量人口在這一期間或是回到大陸,或是遷往東南亞、歐美等地。
圖:沙頭角烏蛟騰9名烈士紀念碑和西貢港九大隊115名烈士紀念碑
時至1945年二戰結束,在美國的擺弄下,香港從日軍手裏再度落到英國手裏。此刻,本就稚嫩的製造業工廠已被日軍幾近清零。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60萬。
接下來五年裏,形勢急轉直下。中國發生內戰,超過150萬人湧入香港。這其中大部分是身強力壯的中青年,為這個面積僅有1106平方公里的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小部分則是剛才説到的富商,同行的是他們的資本。這筆財富沒有詳盡數字,外界一般認為達到5億美金,超過香港自有財富的總量。
遍體黃金的上海大亨,刻苦耐勞的廣東青壯,百廢待興的殘破土地,這三者糅合起來的力量,是香港製造業的起點。從此以後,生機勃勃,光怪陸離。
二, 最佳拍檔
——50、60年代
對於初級製造業而言,密集的勞動力和豐盛的資本是一對最佳拍檔,加上深水港可謂天下無敵。
而命運的垂青遠不止於此。
一批機器正朝着香港駛來。
從上海等地赴港的企業家帶着的,除了美金,黃金,高級技工,還有一大堆進口機器訂單,狀態是已發貨。他們把收貨地址改一下,這些往往是當時全亞洲最先進的生產線,便落地香港。
另一方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第二年美國統領盟友對中國貿易禁運。剛剛恢復的轉口業務突然中斷,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身份暫時成了擺設。
人口劇增,百業凋零的香港沒有就業來承接,黑社會時代便順理成章地開啓。向華強向華勝的老爸、戴笠的高徒向前於1947年創立新義安。被共產黨驅出廣州的軍統大隊長葛肇煌於1949年創立14K。這兩家新晉黑社會的崛起,導致本土傳統幫派和勝和掙扎了十幾年。
這裏就沒有杜月笙什麼事情了。杜老闆在1951年病逝。
沒有飯吃的人自然要投靠幫派,上街鬧事。這讓英國人十分惱火。不想出錢救濟,也不想出錢投產,港英政府找到一條小成本扶持辦法:降低工業用地的租金,降至利率以下,刺激赴港企業家開廠招工。
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出口禁運的反面,是英國允許香港進口內地的物資。香港由此獲得廉價的生產原料。
最後一個因素來自於1953年,美國允許香港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作為當時唯一的戰爭獲益國,這是一個巨量市場。
就這樣,天下掉下七顆龍珠,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為神龍。
解放前夕,中國工業有三塊,一是東北的重工業,由日軍為戰需搭建;二是全國扣除上海;三是上海,工業產值佔全國總量達到三成。上海的工業裏,最基礎或者説最初(低)級的輕紡工業,規模最大,產值最高。來到香港的機器,也以此為主。
戰後的世界需要輕紡工業品。
1954年,寧波人陳廷驊在荃灣創立南豐紡織,六年後成為香港產紗量最高的企業,直到1970年仍居首位。1959年,另一個寧波人,包玉剛的同班同學趙安中設立嘉豐紗廠。同年,金庸的前輩、海寧人查濟民創立新界紡織廠。
1959年,本港製造產品的出口產值,首次超過轉口貿易值。1960年,香港產紗總量達到50萬錠,是1947年的80倍。這一年,香港最大的製造行業從造船轉移到紡織。
由於赴港潮的大量生育,人口在50年代繼續膨脹。1961年港英政府人口普查的數據是313萬,其中0-4歲嬰幼兒達到50萬人,5-9歲兒童達到43萬人,10-14歲又有35萬人。20-50歲的高強度工作人口有128萬人。
圖:1961年香港人口結構
高密度人口和攜家養兒帶給香港的,何止是廉價勞力,更是不覺疲倦的奮鬥。
資本建起第一批工廠取得利潤後,渴望富裕的香港人蜂擁而上。紡紗廠在60年代初突破1萬家。由於產業門檻低,全家幾口人再僱上幾個工人,付出幾千塊成本,就是一個作坊。
紗廠眾多,人工便宜,需求量大,製衣業便有發揮空間。1949年,東莞人陳瑞球在長沙灣創立長江製衣。幾年後,長江製衣的“博士牌”襯衫暢銷東南亞。
規模緊隨紡織業的,是塑料業。
1950年,莆田人李嘉誠在筲箕灣租了個百來平米的倉庫,創立長江塑料廠,7年後以塑料花一戰成名。1958年,黃保欣設立聯僑企業,專做塑料原料。同年,田家炳在屯門填海,創辦田氏化工,專做PVC。
60年代中期,全球的塑料花幾乎都是MADE IN HK。塑料花熱潮降温後,歐美企業開始向香港發放塑料玩具訂單,孟山都和陶氏化工則進入香港提供原料。
其他如金屬、電子、油漆,都是這20年裏的繁榮行業。這裏自然也都是沒有什麼技術屬性的輕紡工業,產品諸如器皿餐具,電筒電池等。
圖:1970年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的季軍產品“沙律碗”
但貨不怕多。
在香港內部,突然湧入的人口,既是勞動力,也是消費力。
在香港外部,戰後的全世界都在重建,但重建的重心相對戰前發生了變化。西方的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南美和東南亞國家則接受了當時流行的新思潮,開始貿易保護,內向發展。
於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產品出現一定的空缺。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有市場。
而香港恰好有生產能力。1950年左右出現的種種因素的交織,資本,勞動力,技術工人,廉價原料,使香港具有最大的初級工業優勢。
相比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另外三家,香港早了整整5-15年。
1950年,蔣介石政府追隨東南亞的內向發展模式,控制對外貿易,直到1955年才開始降低匯率,刺激出口。
而後,直到1962年,政變成功的朴正熙制定韓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紮實工業基礎”,建造電廠和鋼鐵廠為製造業鋪路。
又三年後,新加坡方才建國,李光耀確立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經濟戰略。
香港幸運得多。在1952年因歐美對內地禁運而迅速降至冰點的經濟,又在製造業的爆發中,於第二年恢復增長。
40年代末,香港登記在冊的製造業企業不足1000家,僱員4萬人;1970年,企業達到25000家以上,僱員55萬人。
二十年間,香港GDP年複合增長10.5%,總出口額年複合增長7.7%,而本港產品出口額年複合增長高達15.1%。
1970年當年,香港工業佔本地生產總值37.3%,其中製造業佔比30.9%;出口額裏,本港製造產品佔比從1947年的10%增加到69.6%。這個做了百年轉口貿易的城市,只用二十年就變成了一個輕工業城市。
表:70年代及之前的製造業相關數據;工業和製造業比重指佔GNP比重;“無”是指港英政府統計年刊內相關數據缺失
這張不完整的表格展示了香港製造業從零到巔峯的20年。可是,30.9%的製造業比重,69.6%的港產品出口比重,這是香港的歷史最高點。此後的香港製造業,再也沒有超越這兩個數字。
並非所有的資本都甘於十本一利。製造業剛發展沒幾年,已經有一些格外敏鋭的人,從香港人多地少和港英政府只批租不收税中看出門道,開始投資房地產。
50年代後期,這些人逐個起舞。1955年,霍英東建起香港第一高的蟾宮大廈,賣出香港第一張“樓花”。1956年,鄭裕彤繼承周大福,次年他用賣黃金掙到的錢蓋了藍塘別墅和香港大廈。1958年,李兆基、郭得勝、馮景禧三人創立新鴻基的前身永業公司,推出“十年分期付款”的售房辦法。
圖:蟾宮大廈
時至今日,雖然放任自流的香港模式在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都不存在,仍然有人把其戰後繁榮歸功於英國人的自由經濟。事實證明,自50年代,香港之所以走了一條製造業之路,實在是撞了一個百年難遇的狗屎運。它的背後,是中華民族悲壯的近代史。
三,花樣年華
——70年代
早在1952年,英國為了保護本土紡織業,已經對外執行紡織品進口配額。60年代美國也制訂過幾次貿易配額。但美國、英國、日本的需求總量,仍然足以支撐小小香港的製造業。
直到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打破平衡。
初級加工製造業在石油危機中遭受雙重打擊。一方面是石油原料價格高企,成本打不住;另一方面,全球展開貿易保護,客户搞不定。對於香港,還有第三重打擊。
韓國,新加坡,台灣,現在都在拼命發展出口經濟。曾經在各個行業全面領先的香港顯出疲態。
在紡織、製鞋、塑料、五金、電子、機械行業,60年代初,韓新台的出口總額還不到香港的零頭,但1975年,韓國和台灣已經超過香港。香港在紡織,塑料,金屬這些支柱行業全面落後。剩下的優勢,只體現在玩具和成衣。
幸好有工業革命開始發揮威力。
幾個支柱產業雖然依次輸給三小龍,但電子業的技術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增量,更沒有貿易保護。這十年間,電子類加工廠從230家增加到1300家,出口從10億港元增加到134億港元,成為香港製造業僅次於製衣業的第二大行業。
1976年,黃子欣和梁棪華合作創辦偉易達,業務是設計製造電子遊戲機,後來發展到學習機。2000年,公司收購朗訊的電話機業務後,確立了嬰幼兒電子學習機和無線電話機兩大業務。
2018財年,偉易達營收145億(核人民幣),兩大細分業務的規模都在全球第一梯隊。
在1980年香港的1300家電子企業裏,偉易達是僅有的存活下來,而且達到百億規模的一家。
位居第一大行業的製衣業,1980年的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34%,和1970年的35%基本持平。但當時最風光的老闆,既不是南豐的陳廷驊,也不是博士牌的陳瑞球。
本章開頭提過歐美國家對香港製定了紡織業的出口配額。港英政府雖不收税,但什麼都拿來賣,當然也包括配額,也就是出口權。
1975年,順德人羅定邦從製衣廠的苦幹思維裏跳脱出來,搞到一份成衣配額,自此躍升為香港製衣業四大家族之一。而另外三大家族,全部和羅定邦一樣,通過炒賣出口配額暴富。
這是個可怕的現實。作為香港規模最大的製造行業,30年過去了,一個像樣的龍頭品牌都沒有。而四個所謂的龍頭企業,主要收入都來自於賣出口權。
其餘大大小小的成衣廠,買着配額,累死累活,還沒有郭得勝代理YKK拉鍊賺得多。
從香港製造走向香港創造,從勞動力走向科技,僅有的亮點出現在機械和電機行業。
1949年,國民黨出身的菏澤人蔣震隻身赴港。在打零工7年、做技術工2年後,他和朋友譚雄創立震雄機器廠。
蔣震是技術派,如同內地80年代的眾多小老闆,機器全靠自己琢磨試驗。60年代,他已經做出香港首台的注塑機型號。70年代末,震雄集團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今時今日,國內注塑機行業裏,寧波海天是常年第一,香港震雄是常年第二。這兩家為首的國內企業佔領國際中端市場,仍在倔強地往上爬。
另一家是德昌電機。黃山人汪松亮20年代在上海做小學徒,後來開毛巾廠,日積月累,赴港後於1959年創辦德昌。
和震雄機械相似,德昌專注本行,注重研發,在70年代走出香港,在美國設立分部。也和震雄機械的地位類似,德昌是中國作為國際電機行業第二梯隊的主力。
2018年,震雄和德昌的銷售額分別在113億和220億(核人民幣)。
從50、60年代成功升級,經營至今,發展到百億以上規模的製造業企業,我遍尋資料,只找到震雄和德昌兩個亮點。加上70年代的偉易達和幾家化工企業,也不足十根手指。
對於香港製造業,它們至今堅定而微弱地閃爍着。説微弱,這幾家企業的營收規模實在不算太大,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似乎看不見它們,更不要説敬畏它們。
其它留下來的,還有些服裝鞋帽和食品飲料,就談不上香港創造了。
1990年,蔣震先生捐出他所持震雄集團的所有股權,成立“震雄工業慈善基金”,用於培養中國工業人材。
圖:蔣震工業基金會網站首頁圖
1951年,由赴港的內地資本投資的工廠共1800家,其中僱員超過500人的尚有25家。等到1980年,全港超過40000家工廠裏,僱員超過500人的只有100多家。而僱員少於50人的工廠,比例超過93%。
香港製造業最主要的形態,是租一套單位,編排幾個工人,計件或計時結算薪水。50年代在倉庫裏開廠,70年代在工業大廈裏開廠。由於工人還要顧家或兼職,所以小工廠都在市區。這和典型製造業的園區+宿舍+車間+煙囱的形態全然不同。
經過20發展,在第三個十年,香港製造業仍然固守這一形態,低門檻,小規模,不投資技術,不建立品牌,只接勞動密集型訂單,按訂單招人開工。這樣的模式,客源和開工時間都不穩定,也就不可能去擴張。它的好處是留着後路,有錢可以掙,環境不好隨時關廠改行。
電子業成為第二大支柱,高科技產品BB CALL(傳呼機)產銷兩旺,在這種情況下,70年代末,香港製造業裏的勞動密集型產值依舊高達92%,和10年前相比,只降低了3個百分點。
從1970年到1980年,製造業比重從最高峯的30.9%下降到23.7%;工廠反而在1981年增加到46000家,僱員達到90萬人,佔就業人口的一半,是歷史最高水平。可見,在嬰兒潮長大成人的優勢下,製造業對於勞動密集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1979年,港英政府和工商界代表聯合組成經濟諮詢委員會,經過兩年研究給出一份報告書。其中提到:
增加工業用地供應
促進生產力增長
促進與內地的經貿聯繫
設立工業培訓機構
以這個委員會的政府和資本背景,這大概是他們能做出的最有良心的建議了。但沒有人執行。政府繼續賣地賣配額,資本繼續買地買配額。
三十年過去了,香港製造業還在微笑曲線最低的那一點徘徊不前。有實力的企業家並沒有試圖走向兩端,而是和羅定邦一樣改換門庭。
圖:依利安達在70年代生產的電話機;這家企業後來遷往新加坡,當前的營收規模在10億左右
顯然,香港的經濟文化和九成九的企業家們,都對製造業升級提不起興致。
資本向容易賺的錢聚集,是資本的天性。能夠大量吸收資本又具備暴利機會的,正是金融和地產。這兩個市場,成為日後香港人的收割機。
金融方面,1980年,香港銀行資產2950億,是1970年的近13倍,年複合增長率近30%。第二年,香港的股票總市值位列全球第十。
房地產方面,7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拓展城市邊緣,開發“新市鎮”,也就是賣新的土地。房地產業的繁榮走向巔峯。中途雖然幾經傾瀉,很快又推向更高的巔峯。
1974年,給前文那套沙律碗頒獎的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因為地租過高而宣佈停辦。他們從60年代開始尋求政府幫助,撥地辦展,到最後也沒有成功。
1980年全年,建築業投資額166億,也是1970年的近13倍。畢生奮鬥的香港人渴望住進公寓樓,嬰兒潮也構成巨量的房屋需求,這使房地產的新增投入杯水車薪。這一年,香港寫字樓的租金價格升至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此前的1976年,對高昂房價的不滿,加之其他種種對港英政府的民憤,香港發生了後來嚴重失控的抗英反暴活動。兩年後,為了平息民怨,“居者有其屋”計劃啓動。
後來人們都知道了,40年後的今天,香港依然做不到居者有其屋。3%的人口居住在籠屋或棺材房裏。他們的人均住房面積不足2平米。
圖:籠屋出現在50年代人口爆棚期;直到今天,籠屋的大小樣式絲毫未變,香港依然有10萬人住在這樣的籠子裏
當然,若把70年代稱為香港製造業末日的敲定,起碼並不是公認的。在香港的歷史課本和各種報道中,這個時期叫做“經濟/產業多元化”,是一段花樣年華。
武打明星王羽出走台灣,進了黑社會竹聯幫;王羽走後,李小龍爆紅;李小龍有個龍套替身,叫做陳港生;陳港生沒有改名成龍的時候,有一次被古龍諷刺,對着姜大衞大哭;姜大衞有個瘋狂追星的少女粉絲,叫做李碧華。
娛樂業蓬勃,消費景氣,旅遊業也不差,一些艱難營生的小作坊轉行做服務業。
一邊是燈紅酒綠,霓裳羽衣,好得不像話;一邊是高價住宅,高價租金,高價配額;一邊是黃賭毒,黑幫火併,跛豪坐牢;一邊是死寂般沉默的籠屋。70年代的社會,為後來隱隱寫下伏筆。
四,千王之王
——80、90年代
1978年,發生了繼57年、62年、72年之後的又一次逃港潮。這幾次逃港潮為港英政府創造了人口調控的空間,經濟好的時候放行,補充勞動力,經濟差的時候把已入港的人遣返。
習仲勳考察情況後説,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此前,鄧小平對此的表述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再度陷入經濟衰退,加劇貿易保護。已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重工業奠定基礎的三小龍,紛紛進入產業升級階段。
在人口數量和香港接近的新加坡,石油加工已經頗具規模,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很小。李光耀政府繼續實行和香港截然相反的不自由政策(“積極、直接干預”),在80年代初推進轉型,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生產,並“建立起軟件發展中心和電腦製造中心”。
1980年,台灣地方政府制定“十年經濟發展計劃”,確定8個發展產業:能源、高科技工業、資訊、自動化、生物工程、電視技術、食品、醫藥。這一年,新竹科學工業園落成。
體量最大的韓國,政府主導了“半導體工業扶持/育成/振興計劃”。1982年,三星建立半導體研究與開發實驗室,研發64K存儲器,從此奮起追趕日本。
而這一頭,人均GDP最高的香港,沒有商業界自發革新,更沒有政府和政策斷腕開新。從勞動密集型電子製造切入高附加值電子製造的機會,從香港身邊晃晃悠悠走過去了。
沒關係,別人有好政策,香港有好運氣。早於石油危機的中國改革開放,為香港帶來第二個悠長的氣數,支撐住又一代人,讓原本在80年代就會出現的衰退,拖延到新的世紀。
1978年,深圳人和香港人的收入差距是100倍。務實而又過度務實的香港小廠長們,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裏拼殺過30年,現在渡海1公里北上,看見了把50年代重演一遍的商機。
圖:1979年,廣東省華僑農場管理局和香港港華電子簽訂協議,合資開辦光明華僑電子廠,這是康佳電視的前身
之於香港商人和深圳工人,這是一種降維攻擊。之於更長遠的深圳和中國,這當然是好事情。但是,之於更長遠的香港,只談榮耀是在自欺欺人。
商人們一點兒都沒有變,還是廉價工人,小規模工廠,來料代工。本就缺乏的技術升級的慾望,這下更沒有了。
在低廉的房租人工,優惠的政策之下,80年代初,香港的小企業主在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他們在香港接訂單,在珠三角生產,再從香港運出海外。
只要稍微有一些本錢,都可以做這種生意。因為本質上,擁有香港人的身份,雙腳站在免税港上,就等於擁有了出口訂單——和配額很像;擁有中國人的文化和方言,就擁有了在珠三角投資的適應性。
80年代初期,除美國之外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均被石油危機困擾。而香港享受着改革春風吹滿地,1985年,GDP比五年前增長59%。
香港本地的製造業比重加速下降。1971年到1978年,製造業比重下降4個百分點,花了7年。1979年到1982年,製造業比重又下降6個百分點,只花了3年。
不同於震雄和德昌,由於只做勞動密集型小工廠,企業便不存在技術資產。他們留在香港總部的是貿易類部門,比如報關,運輸,對海外接單和對內地下單的聯絡工作。這些工作承載不了幾個人力,更承載不了人才。
此時,香港之於內地的優勢只有一個:內地還不夠開放。
但至少在80年代,他們都因為跑得快和膽子大賺到了錢。1985年起,內地重新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
北向的投資額年年增長,內地似乎有着用之不盡的廉價工人。這也讓香港的運輸業,貿易業,零售業,娛樂業,旅遊業,全體不愁吃穿。
最大的贏家還是房地產。企業主賺到錢便回香港搶樓花。
1982年,《福布斯》報道説全球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141個人中,香港有6個,主業無一不含房地產。
同在1982年,東方航運負債200億,董浩雲病逝,彷彿在向世界展示了一條**香港真理:**除了房地產,你別無選擇。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佈,迴歸塵埃落定。一些香港人着手移民或將企業遷入百慕大和開曼羣島。一些人心潮澎湃。數量最多的,想做什麼也做不了,心中想必五味雜陳,且害怕且期望。
至於大家族們,在他們看來,第一原則是保護資產,然後,在歷史變革中尋找機會增值資產。
80年代初期的香港還沒有被大家族一統天下。年復一年的吸血者是港英政府。
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時有兩條方針,一是不到死不管事,以前叫做自由主義,後來由財政司長、英國人夏鼎基改稱“積極不干預”,表示快死了我們肯定管啦。這不是我説的,夏鼎基的原話就是在“極其重大的不利影響”下才能干預。二是多收錢,多收錢又有兩方面,在收取成本低的地方多收,在收取成本高的地方少收。
所以,政府對徵收成本比較高的税收興趣不大。香港税制簡單,税率極低,管制鬆弛。迴歸前50年,企業利得税在16%左右;同期日本和韓國都高於50%;新加坡和台灣在40%左右。這使香港成為亞洲的避税和洗錢天堂。
税收佔港英政府財政收入只有60%。另外40%,來自於租地皮,賣配額,控制公共事業。
租地皮是最主要的非税收入。19世紀英國登島,第一件事就是宣佈香港所有土地歸英國皇室所有。政府把土地分割,以一定的時限拍賣租約。
配額拍賣是實打實的空手白狼,包括有專營權,出口量,電台和電視台開設權。早年還出售毒品銷售特許和糧油銷售特許。
相比地皮和配額,公共事業雖然盈利適中,但作為資產價值連城。
港英政府是沒有財政收入壓力的,因為收支原則是“量入為出”,不管收多少,原則上都留存10%-20%的財政盈餘。維持香港本地的低税率也就不奇怪了,畢竟收得再多也是用在香港民生。
在迴歸前50年,只有8年出現財政赤字。其中4次數字零星,主要是遇到經濟危機;3次發生在中英談判的82年-84年,英國試圖用香港經濟作為籌碼;最後一次是迴歸前一年,港英政府費盡全力揮霍財政,為自己撈最後一桶金。
港英政府無需給英國政府繳税,多年財政盈餘留存下來,積累到1996年,一共1736億港元。所謂不繳税的真相是,交“國税”肯定過不了民意這一關,所以英國要求所有英資企業直接向英國政府繳税。
這樣一來,英國政府,英資企業,港英政府,三者利益高度一致。港英政府把特許業務和最好的地皮交給英資企業經營,英資企業和港英政府官員私相授受,賺了錢再給英國政府納税。
戰後到80年代初,英國人深度介入金融,保險,地產,通訊,交通等產業。當時香港的七大英資財團是怡和、會德豐、和黃、太古、滙豐、嘉道理、英之傑。前四個又因規模之巨被叫做“四大行和馬會、總督一起統治香港”。
圖:上海中山東一路27號,原怡和洋行,49年收歸國有
怡和在19世紀做貿易起家。倫敦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後,怡和成為最大的鴉片商行,也是鴉片戰爭的主導者之一。怡和現在的主要業務是地產,航運,建築和零售。
會德豐經營油輪,後油輪業務收縮,資產以地產為主。1985年由包玉剛控股。
和黃(和記黃埔)是碼頭貨櫃,零售,地產等綜合業務集團。1980年由李嘉誠控股。
太古早期從事航運和貿易,後來拓展到蔗糖(太古糖)。目前主要業務是地產和航運。在內地臭名昭著的國泰航空就是太古旗下企業。
滙豐連同渣打壟斷香港金融業,兩家的存貸業務曾佔全港三分之二。
嘉道理(猶太資)控股地產,酒店,電力公司,後參與興建大亞灣核電廠。
英之傑在香港經營汽車銷售和船塢,目前重心已經轉入內地。
連起來看,在香港,這些英國資本曾經對金融、公共事業、地產三大行業,進行了壟斷,控制,或是極深的影響。
伴隨對和黃和會德豐的收購,以包李為代表,大家族的野心也在漸漸明朗。
80年代中英兩國談判時,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他們在全球購買金融類、能源類、地產類股權。另一方面,聯合聲明的影響下,一些英國商人開始沿着1997年為終點的路徑,逐步拋售在香港的商業地產和公共事業企業。大家族對這些現金奶牛如飢似渴,李嘉誠收購了香港電燈和橙黃電信,包玉剛收購了旗下有海港城、天星小輪、香港電車的九龍倉。
資本在地產和公共事業領域亂舞,製造企業和科技企業無人問津。
這不難理解。想延續家族財富,首選無疑是擁有長生不死的地皮和公共事業。製造業的艱苦還是其次的,最怕在經濟浪潮中被覆滅。
賭神賭徒千千萬,真正的千王之王從來都是賭場自己。
問題是,壟斷並非家族或資本的錯,壟斷是資本的天性。所以世上有反壟斷法,政府有控制壟斷的責任。
壟斷的危害,除了短期的囤積居奇和坐地起價,更要命的是造成社會階層凝固,上升通道關閉。
所以負責任的政府會收税,借貸,賣地,濟貧,來扶持資本流不過去的地區和產業;甚至通過行政力量抵消和控制資本嗜血的本能,在投資上逼他們放眼長遠,創造就業,培養人才。
但香港政府是一個權力微弱的小政府,資本會盡一切可能影響政策,比如遲遲不開發新土地。航運家族的董建華贏了地產家族的吳光正,成為第一任特首,卻還是輸給了被所有大家族鉗制的香港官僚系統。
這是香港的宿命,一個必然的循環。
1990年,香港製造業比重下降到17.6%,出口產品裏的本港製造產品還剩35.3%,比1970年減半。
40年過去了,香港的製造業排名仍以製衣為首。其後是電子、紡織、印刷、鐘錶、食品飲料。產業結構幾乎沒有長進。
三小龍早在80年代就把製衣業拱手讓給中國內地,任憑其萎縮,專注於電子和科技。
1990年,台灣的電子電機行業規模已是製衣業的8倍,是製衣和紡織總和的2倍。這一年,3年前創辦的台積電在業界無人看好,張忠謀一意孤行;8年前建立的三星半導體實驗室開發出16M存儲器,距離追平日本只差2年。
到1995年,香港製造業已經停滯5年,幾乎沒有增長,同期GDP年複合增長近15%,金融年複合增長20%。在銀行總貸款額1.4萬億裏,工業只佔1000億,其餘93%都流向第三產業。在社會總研發投入中,日美韓都在2%以上,台灣和新加坡在1%以上,餘糧緊張的中國都達到0.5%,香港少於0.1%。
同年,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額首次超過輕紡工業品出口額,佔比18%。在改革開放後第16年,中國的製造業進入升級階段。
不幸的是,對於香港,製造業落後,科技空白,似乎是沒有關係的。1990年,香港人均GDP達到1.35萬美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而當時的日本,正位於“失去的二十年”之前的泡沫期。
製造業凋零,服務業繁盛,轉口貿易做得輕輕鬆鬆。對內地低端製造業的投資在97年之前繼續增長。同期內地消費起步,台灣的康師傅紅燒牛肉麪成為綠皮火車巨頭,香港的班尼路、堡獅龍、佐丹奴風靡全國。
而今康師傅還佔一方天下,三個服裝品牌已走在窮途末路。其中佐丹奴的老闆黎智英退出服裝業,創辦《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嘔心瀝血逢中必反。
1985年成立的創科實業倒是摸到了香港的門道。這家代工企業在90年代上市後,利用科技股浪潮從股市融資,然後在全球收購電動工具企業。現在科創實業持有多個歐美品牌,是一家經營順利的製造業企業。這不知道是香港製造的幸還是不幸。
1999年,李澤楷説服政府開發數碼港,用一紙科技發展宏圖換得24公頃土地。最後,這個科技項目被折騰成地產項目,李澤楷獲益40億港元。
圖:數碼港網站,租户列表第1頁
同年,李澤楷投資220萬美元收購騰訊20%股份,第二年以1260萬美元賣給南非MIH集團。按照最新收盤價,這筆股份價值是6460億港幣,核834億美元。
隨着科技股泡沫的破滅,香港資本徹底失去了投資高科技的勇氣。
從此,大資本再也不會在製造業和科技業浪費一分錢。
2000年,《福布斯》公佈當年香港個人富豪排行,前三是李嘉誠,郭應湘,李兆基。前十是清一色的地產商。
同一年,《福布斯》榜單的全球前三是微軟蓋茨,甲骨文艾利森,微軟艾倫。台灣前三是國泰人壽蔡萬霖,台塑王永慶,和信辜振甫。內地是榮毅仁家族,劉永好兄弟,任正非。沒有一家是地產商。
港英政府為香港造了一個不控制壟斷也不控制財富收斂的社會,香港人亦欣然接受,視之為自由。
經過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的吸血蟲從英國資本變成本土資本,從英國財團變成香港家族。這些渴望萬世富貴的家族,給香港的普通人挖好了墳墓。
而製造業已然幾乎失去討論價值。2000年,香港製造業比重下降到5.9%,從業人員23萬,佔就業人口不到7%。股票市值前十位沒有一家是製造企業。
1985年,已經在灣仔碼頭賣了7年手工水餃的日照人臧健和,終於攢夠錢,開立她的第一家水餃工廠。第二年,分別於1948年和1949年從廣州赴港的顧嘉輝和黃霑,寫下《獅子山下》:
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不知道為什麼,塑料花故事早已遠去,如今一步一步壟斷香港人日常生活的李嘉誠,竟然被譽為獅子山精神的代表人物。而臧姑娘身上真正的獅子山精神,再也無處容身,成了絕唱。
五, 龍城歲月
——新世紀
1997年,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説:“……從增加附加值着眼……新的發明,新科技的應用,新興行業的發展,對香港都十分重要。”後來就發生了李澤楷玩轉數碼港的商業案例。
迴歸前後,麻省理工成立小組對香港製造業做過一次調研,於2000年整理發佈。報告裏提到幾個現象:
在對大學的調研裏,有人表示,“在大學獲得的研究與開發經費中,用於應用研究領域的不超過5%”;另一位被採訪者説,“港府在這方面有一種觀念,認為‘開展研究是為了研究人員的利益’”。
報告裏也提到家族企業對製造業的影響:“這些企業一般都避開必須實行分權管理的經營領域”,“集權式管理難以招聘和挽留沒有家族背景的傑出人才”。換句話説,家族企業不願介入自己不瞭解的專業行業,也不願信任家族之外的專業人才,他們更願意在地產和公共事業裏大權獨攬。
而且,社會文化業已成形,由於“存在着另外一些能以明顯較低風險提高回報的投資,如房地產”,香港必然缺少“技術導向的風險資金”。
即便是不需要資本密集投入的軟件行業,報告提到他們採訪的每一家軟件公司,“沒有一家後來獲得了風險投資”。
最後,小組認為香港製造業比重儘管已經降到個位數,但仍有自由港、員工勤奮、企業家精神等優勢。報告裏給出八條對策:
第一,從外界獲取技術(跨國技術公司,內地科技人員,國際專家)
第二,加強香港的研究與開發基地(提高研發比例)
第三,為新產品、新服務及新顧客提供信息技術(軟件能力)
第四,提高定型設備製造的能力(品牌產品和定型產品取代代工)
第五,教育培訓及人力資源開發(科學和工程類專業)
第六,培育本地的技術性企業(扶持技術型企業)
第七,加強政府的技術能力(增加工業界專家在港府任職)
第八,為業界建設一個“安全港”(產權保護,管理機構)
這8條的建議的主體既有政府也有企業。且不論建議對不對,反正後來,政府和企業合力在反方向上做得很成功。
在日後中國地方政府的各種研究資料中,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產業結構缺乏戰略規劃”的案例。
積弱的組織能力,被長期灌輸自由之名的束縛,使迴歸後的香港政府躊躇難移,淪為高薪服務商。經濟和民生改革一敗塗地。
2018年,港產品出口總額463億港元,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雜項製品”,為10億,主要是出口到內地的首飾黃金;其次是金屬砂礦,6億;第三是醫療及醫用,不到4億,主要是出口到內地的老字號中藥。
港產品出口463億是什麼概念?東莞的立訊精密公司,一家為蘋果手機做連接器起家的企業,2018年的出口額是384億(核港幣),2019年應該就會超過463億。而由於對附加值的考量,立訊精密還進不了廣東民營外貿百強。
從立訊連接器到蘋果手機的這條產業鏈,香港連影子都摸不到。香港人能夠參與的,只有做蘋果專營店的營業員,賣給深圳的代購小妹。或許還有兩條,就是控股公司在香港合理避税,以及老闆拿了香港永居,購了房。
2017年,香港製造業產值佔GDP的比重是1.1%。如果不是有本地的一點點需求,這1%都要歸零了。香港花了70年,製造業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按照規律,製造業比重必然走高到某個極限,再慢慢回落,向服務業轉移,最後維持某種平衡。關鍵是在製造業比重下降的過程中,由中高端製造業和技術類服務業取代低端製造業。可是香港,50年代迅速增長,1970年達到鼎盛,2018年降到1%,這個過程,製造業始終在勞動密集裏打轉。
和香港城市形態最為接近的新加坡,製造業佔GDP比重17.5%,覆蓋電子,醫療,石化行業,2016年還收購了博通。
一水之隔的深圳,製造業比重超過30%;上海和天津分別在25%和40%以上。就是這樣,各地政府都火急火燎,生怕跌破製造業存亡線。
如果香港只有幾十萬人口,像澳門做旅遊博彩,三亞做旅遊地產,香港哪怕只做馬會和購物,憑藉中國的人口規模,都是小事一樁。但香港有745萬人,745萬張嘴要吃飯。
在香港統計署公佈的2019年一季度行業指數里,以2015年為基數(100),增長最高的是保險(159.5)和地產(150.8),最低的是電腦科技(89.7)和工業(88.9)。
這意味着,在2015年佔經濟比重趨於零的製造業和科技行業,4年內又成功下降超過10%。而保險和地產平均每年都超過10%。
社會財富向哪裏收斂,就會鼓勵年輕人向哪裏發展,鼓勵資本向哪裏進行投資。在香港,只剩金融和地產。
現在的就業支柱是轉口貿易,帶動貿易服務業和旅遊及餐食住宿服務業(含因公出差),這裏面沉澱了香港絕大部分的就業。
圖:以行業分類的從業人員數量變化
從近年的從業行業變化裏看,製造業崗位一如既往減少,建築業崗位一如既往增加。最危險的一項是轉口貿易的工作崗位在減少,2017年比2012年減少達到20%。若考慮總就業數量的因素,減少達到25%。這些就業只能轉入前途更渺茫的基本商業服務,進一步降低底層服務業員工的平均收入。
其實早在2001年,隨着香港轉口成本高企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內地對香港作為轉口港的依賴度已日漸下降。但多方因素下,全國依然有1/6左右的商品通過香港進出口,從而維持香港的貿易總量。
問題是,從香港轉口從來不是必須的。和扼守國際航道的新加坡不同,中國2萬公里海岸線,香港的位置,只是這條線上幾十個門中的一個,數個深水良港裏的一個。過去,是殖民地的屬性,清朝的鎖國,近代的封閉,使香港變得不平凡。這種優勢早已逝去。
近五年,全國貿易總額增長18%,香港貿易總額增長8%。轉口貿易裏的一部分轉化為離岸貿易,不再落地香港。如果未來轉口量大量流失,香港可能失去貿易地位,淪為避税和洗錢中心。一旦如此,香港的就業率將無以維持。
當然,中央政府對香港,過去20年不曾,未來也不會不管不顧。
換句話説,支撐香港的,仍是一種特許經濟。因這是我國土,是我同胞。
50年代起,頭三十年,香港通過內地赴港潮帶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功完成初級工業化。而後二十年,製造業落後於人之際,香港通過內地改革開放急轉彎,進入服務業社會。最近的二十年,迴歸後的香港儘管自我空心化,但整個中國實業分出一杯羹,就是香港金融與轉口貿易的實心。
龍城歲月,百年好運。
在最新的2019年福布斯富豪榜裏,內地前十是馬化騰,馬雲,許家印,王健林,楊惠妍,何享健,張一鳴,丁磊,李書福,黃錚。三家地產,一家電器,一家汽車,五家互聯網。政策確立為房住不炒。
而在香港,富豪榜延續數十年的固定格局,被地產商佔據。因為兼有公共事業等業務,通常被稱為“多元化經營”。
前文提到過的所有港商20餘人,早期只有李兆基是地產出身,現在過半數從事房地產和公共事業,依舊風生水起。而畢生經營製造業的幾位,規模不及老朋友們的一個零頭,被大多數香港人不以為意,也或許根本不認識。
表:前文提及的港商的早期和後期主業
最新富豪榜唯一的大意外是李文達。除了家族產業李錦記,這幾年他把直銷品牌無極限做得風生水起。
除此之外,偶爾會出現一兩個新名字,都是珠三角的企業家入港永居,在香港管理資產。還有兩個新貴,分別是阿里和騰訊的合夥人。
顯然所有的富人都愛去香港。二馬也在山頂買了房。因為,在香港之外的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包括台北,無論你有多少錢,都不可能近在市中心的咫尺,擁有整整一個山頭來建造府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