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文學影視化，一場失敗的「跨界」_風聞

作者 / 小雨

“原來是講商業性、娛樂性、社會性，作為人物來講還有靈魂性，整個電影的藝術性也是每一個導演創作中要思考、要顧全的問題。可是這個事情有時候沒有辦法這麼周全，如果你考慮到人物的靈魂性和藝術性，那在商業性上需要做一些讓步和妥協。” 近日，徐崢在金雞百花論壇上再次談到了電影創作者的矛盾，作為現實題材類型電影的探索者之一，他顯然正在思考新類型與市場包容度之間的可能性。

如今，大小銀幕都在一口名為“真實”的井中汲水。綜藝要拋卻劇本，捕捉嘉賓的真實樣貌；紀錄片要貼近“人間煙火”，找到與普通觀眾對話的節奏；電影要走現實題材道路，與社會情緒對軌。

在全民擁抱真實的當下，由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非虛構”類電影，開始湧現、拔尖，在真實與戲劇化，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博弈中，這條路的未來是否通常無阻？

什麼是“非虛構”類電影？

1965年，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發表了紀實文學作品《冷血》，他將傳統小説的寫作手法貫穿入新聞報道的寫作中，讓一樁真實的兇殺案跳出了乾巴巴的新聞報道範疇，充滿了曲折離奇的意味，“非虛構”文學從此開宗立派，為全世界所認知。

“非虛構”這一來自文學領域的詞彙，最開始被美國電影界所關注，並頻頻受到學院獎的注目，其中最知名的電影要屬由本·阿弗萊克執導的《逃離德黑蘭》，這部改編自《連線》雜誌的非虛構特稿《大逃亡》的影片，在第85屆奧斯卡上斬獲了最佳影片、最佳剪輯、最佳改編劇本三項大獎；而諸如《華盛頓郵報》、《聚焦》等電影，更是直接將鏡頭對準了獲取第一手信源的新聞行業，將故事所隱射的社會矛盾暴露在廣大觀眾面前。

好萊塢對非虛構類電影的關注將其推至了社會反思的高度，近年來，韓國更是在助推這層光環。《素媛》、《熔爐》、《黃海》，以及因兇手原型曝光而在中國社交網絡引發轟動的《殺人回憶》均改編自韓國的真實案件，導演除了還原案件經過，同時也在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由於與韓國當下社會現實相勾連，觀眾產生了極強的代入感，而導演帶有情感的個人表達更是點燃了整個社會的情緒。

在一水之隔的中國，兩岸三地其實早就開始了“非虛構”類電影的探索。台灣導演楊德昌根據當時轟動社會的青少年情殺事件拍出了著名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香港地域的奇觀化造就了《天水圍的夜與霧》、《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與《踏血尋梅》，而內地也有李楊的《盲井》、《盲山》，高羣書的《千鈞。一發》作為先驅。

真實的故事並不平庸，而非虛構類電影真正作為商業片在院線嶄露頭角不過是近幾年的事。以2016年《湄公河行動》為分水嶺，2016年之前，以真實案件為藍本的影片大多掙扎在文藝電影與商業電影的邊界，探索者陳可辛一直保持着最高票房紀錄5.38億。2016年之後，此類型的電影邁入了大製作時代，票房屢破10億門檻，因為市場潛力不可估量，也吸引了諸如博納、北京文化、阿里影業、萬達影視等知名公司的投資。

如果説此前評估一部電影能否獲得商業成功，依據的是內容與表演，那麼2016年之後的非虛構類電影提供了一個新維度——能否在合適的節點點燃大眾情緒。改編自“金三角遇害事件”、“也門撤僑事件”的《湄公河行動》與《紅海行動》一路高歌猛進，將觀眾的愛國情緒推至了頂點，而《我不是藥神》則恰好用底層英雄程勇的故事講述了平凡人的生死，一舉擊中了觀眾的情緒痛點，自此，小人物的生死也被證明是可以在中國電影市場上被實踐的文本。

2019年可以稱之為中國市場的“非虛構電影元年”，在建國70週年氛圍的感染之下，非虛構類電影真正嘗試與主旋律掛鈎。下半年國慶獻禮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博納“驕傲三部曲”《決勝時刻》、《烈火英雄》、《中國機長》均改編自真人真事。儘管讚揚與詆譭紛至沓來，卻無法組織它們在票房市場大殺四方，除《決勝時刻》之外，其他電影票房均突破10億，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單純的歷史題材已經完全被市場所拋棄，而關於真人真事的創新敍事方式還藴含着無限的票房潛力。

在這個前提之下，前陣子剛剛宣佈於明年春節檔上映的《緊急救援》與《中國女排》，也給了市場無盡的遐想空間。

非虛構類電影如何誕生？

在趣味先行的當下，即便是非虛構文學，也要以一個“故事”的名義在媒體平台發表，才能被習慣碎片化閲讀的讀者看到，而從真實事件到商業電影，這之間鴻溝更大，真實感與戲劇性如何結合？藝術性與商業性怎麼去平衡？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永恆的話題。

賈樟柯提出一個觀點：“現實在成為作品之前是不存在的。發生的故事、存在的問題，如沒有通過記者、作家、導演的提煉、觀察和發現，在現實世界裏物理性的存在未必存在於人們的認知中，不一定會使人有所觸動。”對真實事件進行劇本開發正是建立提煉、觀察和發現之上，至於能不能夠打動觀眾，這是更高一層的要求。

在國內，大部分非虛構類電影都是直接改編自真實發生的案件（新聞），小部分改編自回憶錄、報告文學與電視節目。

比如電影《烈火英雄》就改編自作家鮑爾吉·原野的長篇報告文學《最深的水是淚水》，原作由“大連新港7.16火災”事件消防員的採訪報道集結而成，自帶歌頌體的文字風格訴諸影像，輕而易舉地決定了影片偏“英模”式基調；影片《七十七天》以探險作家楊柳松77天孤身穿越羌塘無人區的帖子為藍本進行劇本寫作（後出版改名《北方的空地》），並在創作中植入了感情線；電影《親愛的》改編自2011年央視《新聞調查》及《看見》的兩個專題報道《拐賣重傷》和《童年之殤》，編劇張冀以此形成劇本梗概，並在原型人物身上添加了更多戲劇化經歷。

一般來説，如果影片涉及到刑事案件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那在劇本籌備之初便會與政府機關、公安部門進行接洽，這麼做的原因除了讓案件有證可考，一方面能為影片獲得資源、道具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確保作品順利上映。

 “10.5中國船員金三角遇害事件”偵破後，公安部希望將此事件進行影視化改編，率先發起號召並向影視公司招標，博納以2億元的投資中標，最後完成了《湄公河行動》；

這樣的案例很多，比如《解救吾先生》出品團隊中有北京市公安局，《紅海行動》背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政，目前正在檔期上映的《追兇十九年》背後也有公安部門背書；此外，《中國機長》在“川航MU8633備降事件”最終調查報告問世之前便提前拍攝出來，背後也離不開民用航空局的支持。

以上渠道之外，真正意義上的由非虛構文學作品或特稿故事改編的影視作品卻非常少。

在騰訊穀雨、網易在人間、界面正午，以及《GQ智族》、《南方週末》等老牌雜誌紛紛推崇非虛構作品的當下，非虛構幾乎已經成為媒體領域的風口詞彙。關注社會議題、細節詳實、具備反思意義，雖然非虛構小説看似具備影視化所需的特質，然而影視化改編的道路卻還路漫漫其修遠兮。

2016年，特稿記者杜強為雜誌《時尚先生Esquire》供稿的《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一文，被樂視影業以“百萬經費”買下，這一事件被業內譽為非虛構的“行業高光”。

在此之後，包括 “One實驗室”（已解散）、“真實故事計劃”等媒體平台屢屢有版權交易的新聞傳出，《大逃殺》不再是“百萬”版權費裏的個例。根據自媒體“IP價值觀”對真實故事計劃創始人雷磊的專訪，2018年真實故事計劃通過IP版權變現收益幾百萬元，這個比例佔到了總收益的30%。然而30%這個數字只是上半年的樂觀情況，下半年隨着影視行業預冷，非虛構IP變現也開始變得困難。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終沒有一部非虛構作品被真正地搬上銀幕。由《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改編的電影起名為《海祭》，目前已知由香港導演翁子光執掌導筒，然而關於它最後的消息，是翁子光在自媒體“第一導演”上的回應：“（劇本）改了10稿，還在等電影局的消息。”

至於其他的作品，連幕後陣容都沒有宣佈，《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是高光，也成了絕響。

非虛構IP影視化為何這麼難？

非虛構小説目前為止被認為帶來的是一種“精英式閲讀”，強調是嚴謹與立場，而中國的非虛構類電影對標的是普通觀眾，強調的是娛樂，兩者在創作理念上最開始就不同。

事實上，縱觀近年來在市場上票房受益頗豐的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並不能完全稱之為“非虛構”，稱其為“半虛構”或許更合適，但凡能夠形成現象級觀影熱潮的電影，虛構與真相的邊界比較模糊。

比如《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是按照“美國大片”的方案來拍攝的，只能稱其為帶有真實案件的底色；《中國機長》、《攀登者》則自動擔當了弘揚主旋律的任務，人物自帶英雄光輝；《我不是藥神》、《親愛的》鏡頭下的小人物，則恰好被安置在觀眾的情緒痛點，身世更為戲劇性。而《追兇者也》、《嘉年華》這樣從頭至尾講述一個單一案件，並不太強調戲劇衝突影片，則在文藝片陣營裏得以偏安一隅。

原因是，真正的非虛構作品崇尚的真相，往往裹挾着犯罪、血腥、暴力等因素，大概率涉及敏感問題，這會使審查面臨重重困難。電影《親愛的》編劇張冀曾提到，能被人讀到的真實事件，通常情況下，天然就會有強有力的人物形象以及符合戲劇結構的故事。換句話説，擁有改編潛質的非虛構作品也往往是能夠引起一定轟動的社會事件，這可能也是為何講述船員之間“自相殘殺”的《太平洋大逃殺》遲遲無法與觀眾見面的原因。

此外，非虛構IP影視化改編困難，另一個原因是信源難以界定，新聞是公共資源，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取信息，不必非得由非虛構作品改編。作家曹寇曾公開回應過蔡尚君的電影《人山人海》、曹保平的電影《追兇者也》是否改編自自己的小説《水城弟兄》，因為三者講述的都是“六盤水五兄弟追兇”案件。答案是沒有，曹寇自稱沒有拿到一分錢版權費，“它是一個公共事件，我既然可以根據它寫成小説，別人也可以將它拍成電影。”

當下，非虛構作品影視化始終沒有完全打通，這個最開始積極的的局面，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悲傷的現實。

積極在於，新聞人秉持良知、用“刀耕火種”的原始方式探尋事件真相，交接到電影人手中，在精品原創劇本越來越稀缺的當下，兩者用一個真實故事激發社會的反思與共鳴，既是個“浪漫”的期望，也是對電影類型突破的一個有益嘗試。

悲傷的是，市場迷戀票房收益而不斷製造“奇觀”，在煽情與説教的道路上狂奔，“真實事件改編”只能淪為一個標籤和一個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