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換頭手術”及其背後的哲學沉思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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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仁宗 |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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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科技的發展再一次跑在了人類想象力的前面。哲學家們曾經爭論數個世紀的身心關係問題與身份問題，去年險些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頭顱移植試驗中被驗證。雖然這次也許會改變人類認知的試驗在最後關頭被叫停了，但它提醒我們，醫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足以嘗試將哲學家們曾經提出的許多思維實驗付諸實踐了。各國科研倫理法規規定，手術前必須進行風險-受益評估，而其中“誰是受益者”這一非常實際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它首先需要回答手術後存活的那個個體是誰，但“是誰”到底是由身體還是腦袋來決定，則眾説紛紜。本文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豐富的哲學討論。然而，各種哲學主張都不能給出完美的論證，到底換頭之後的人會覺得自己是誰，這也許只能問他本人才知道了。文章轉自《信睿週報》，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許多哲學家討論過並且還在討論“我是誰”的問題，也許在他們的腦海中也出現過我的問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實踐的意義。意大利外科醫生塞爾吉·卡納維羅（Sergio Canavero）本來研究神經調節研究得好好的，突然萌發異想，想研究頭顱移植手術，即把頸部以下癱瘓的病人的頭顱切下來移植到將頭頸部之間切斷的已經腦死的那個人的頸部。他認為這樣可使人長生不死。卡納維羅將這項研究計劃遞交給大學，大學非但沒有批准他的研究計劃，反而把他解僱了。卡納維羅知道歐洲和北美沒有一個國家會批准他這項研究計劃，而中國對科研項目管理鬆懈，於是他來到中國，在哈爾濱醫科大學找到了合作伙伴任曉平醫生。這種將一項風險大、受益小或不確定的研究計劃從嚴格管理科技研究的發達國家轉移到管理鬆懈的發展中國家去實現的行為，被稱為“倫理傾銷”（ethics dumping）。“倫理傾銷”是一個嚴重的國際科研倫理問題，歐盟委員會曾發起一項為期3年、耗資270萬歐元的倫理傾銷調查，該調查名為TRUST，已於2018年結束。卡納維羅把在意大利被拒絕的頭顱移植研究拿到中國來做，就是“倫理傾銷”。他和任曉平原本計劃在2018年以中國人為受試對象做頭顱移植的首次臨牀試驗，但是在最後一刻，因為許多科學家、醫生和生命倫理學家的反對，這項試驗被禁止了。可是，這項擬議中的手術留下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終有一天，頭顱移植手術獲得成功，結果會怎樣？誰是受益者?如果甲是頸部以下麻痹癱瘓的病人，但腦部仍然健康，乙是一個腦死病人，頸部以下身體仍然健康，把甲的頭部切下來安在乙的頸部，那麼新形成的人——甲的頭顱與乙的身體接合起來的人——是甲嗎？還是乙？還是一個第三者丙？手術前必須做的風險-受益評估中，“誰是受益者”這一非常實際的問題，其實包含一個非常抽象的哲學問題：什麼構成一個人的身份?

對於“頭顱移植如果獲得成功，受益者是誰”的問題，可以有三種回答。

第一種回答：受益者是甲。手術獲得成功後，雖然甲的腦與乙的身體成功連接了，但腦最重要，所以甲的腦和乙的身的混合體就是甲。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就説過：“我們就是腦。”美國紐約大學神經科學家約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説：“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本質被編碼在我們的腦之中。”參與頭顱移植研究的中國醫生任曉平也説：“一個人的本質是什麼？人是大腦，而不是身體。身體只是一個器官。”這種觀點被稱為神經還原論，即把人還原為神經系統，其中樞就是腦。然而，人的腦能離開身體嗎？

英國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頭顱和身體重新連接的相關問題，這個問題起源於有關所謂的“裂腦人”的發現。人腦有左右兩個腦半球，功能上各有分工，中間由叫作胼胝體的纖維束把兩個腦半球連在一起。有一些人天生沒有胼胝體，有一些病情嚴重的癲癇病人，他們的胼胝體被切斷後可減輕其病情，這些病人就被稱為“裂腦人”。“裂腦人”會有一些怪異的舉動，例如一隻手把人推開，另一隻手則把人拉過來；或一隻手把自己的褲子拉上來，另一隻手又把褲子褪下去。因此有哲學家認為，一個人實際上是兩個人的組合，每一個腦半球代表一個人，但因為有胼胝體把兩個腦半球連在一起，因此顯示的是一個人。但當胼胝體被切斷，兩個腦半球都獨立了，就表現為每一個腦半球就是一個人的狀態。同時還發現“半腦人”，即有的人生來就只有一個腦半球，照樣可以生活。

這些發現啓發了帕菲特，他因此做了一些思想實驗。一個是裂腦實驗：假設有一位病人A，他快要死了，另有兩個人B和C，他們也接近腦死了，於是把A的兩個腦半球分別移植到B和C的顱腔內。那麼，B和C是否都是A？帕菲特認為應該是的。另一個是遠程傳送器實驗：假設地球上有人發明出一種遠程傳送器，能夠把一個人（例如X）的生理和心理信息發送到火星上，而火星上也有一個接收器，能夠把從地球上接收到的生理和心理信息轉化為一個人（例如Y）。那麼，X是否就是Y?帕菲特傾向於認為是。因為按照帕菲特的觀點，一個人的身份不在於他的年齡、相貌、身體的結構，而在於他的精神狀態。帕菲特把人的身份歸結為一系列心理體驗之間的關係。因此，帕菲特的這種觀點被稱為“精神本質論”。帕菲特還做了另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他自己病得不輕，快沒救了，於是他要求醫生在他去世以前將他的頭顱接到也瀕臨死亡的英國哲學家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身上。帕菲特的朋友去病房看他，能很清楚地認出他是帕菲特，即便護士掀開被窩給這位朋友看他的身體來自威廉姆斯。在這個案例中，帕菲特試圖訴諸常識來支持他的精神本質論。所以，按照神經還原論和精神本質論的觀點，頭顱移植手術成功後的受益者是甲，甲和移植後的甲的頭和乙的身的混合體是同一個人，他們有同一個腦，他們有精神連通性。

但是，這種觀點會遭到一些難以應對的反例的反駁：一個處於深度睡眠、昏迷或持續性植物人狀態的人儘管與睡前或昏迷前的自己沒有心理連續性或連通性，但仍然作為同一個人存在，他的身份沒有改變。當我深睡或昏迷時沒有任何心理或精神活動，連通性中斷了，那時的我就不是我了？我的身份改變了？這違反常識，也違反直覺。當我睡醒或從昏迷中醒來，我又有心理或精神活動了，但這時的我與睡着或在昏迷中的我沒有連通性，這時的我是變成了以前的我？還是具備了第三種身份？還有一些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病例，病人把過去的事情都忘了，與病前的他沒有任何精神上的連通性，他的身份也應該改變嗎？他是不是需要換一個身份證？

第二種回答：受益者是乙。手術獲得成功後，雖然甲的腦與乙的身體成功連接了，但身體最重要。一些被稱為動物論者的哲學家認為人也是動物，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個有機體，只要身體存在，人的身份就會被保留，身體的連續性對一個人的身份至關重要。即使一個人永久性地失去了知覺，例如進入昏迷狀態、植物人狀態甚至是腦死亡狀態，他仍是同一個人。從這個觀點來看，雖然手術後產生的人有甲的頭顱，但身體還是乙的。因此新產生的甲的頭和乙的身的混合體是乙，因此受益者是乙。

然而，動物論者也有他們的難題：頭顱和身體都是有機體的一部分，並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堅持認為頭顱比身體更重要，他會加入神經還原論者的行列，聲稱新產生的人是甲；反之，如果一個人認為身體比頭顱更重要，他會得出結論説，新產生的人是乙。

第三種回答：受益者是丙。手術獲得成功後，雖然成功連接了甲的腦與乙的身體，但其結果是形成一個新的人，第三者丙。美國哲學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論證，智能不僅是計算，我們要製造一個擁有人的智能的裝置，就應該要求這些裝置具有像人那樣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物，也就是説擁有像人的智能一樣的人工智能必須擁有像人一樣的一個身體並處於社會環境之中。美國機器人學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説，唯有賦予身體，嵌入環境的行動實體才能夠擁有人工智能。智能需要一個身體，該身體能夠運動，並能與可觸及的物理客體互動。因此，我們不僅僅是我們的腦。自我，也就是一個人的身份，是由腦、身體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作為人，我們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是我們被賦身和被嵌入環境的心的一個功能。對腦、心（認知、自我）、身體和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直接關係到對“什麼是人的身份”“哪個實體有資格被稱為人”這些問題的回答，也直接關係到在我們討論的案例中有關頭顱移植（如果成功的話）後產生的丙這個人是誰的問題的回答。

如果根據通過腦、身體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塑造我們的自我的理論，那麼結論應該是：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個不同於甲和乙的新的人，他具有獨特的身份。在頭顱移植手術成功實施之後，甲的頭顱被移植到乙的身體上，甲的頭顱必然嵌入到乙的身體之中，並被嵌入到一個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與乙的身體和新的環境相互作用，將極大地調整或改變神經系統和心理系統的結構，使得產生的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個具有新的自我、新的身份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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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原載於《信睿週報》第12期，原標題為“邱仁宗：頭顱移植手術後，你還是你嗎？”****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