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訓斥毛姆、怒懟伊藤博文的話，香港暴徒應該好好看看！_風聞

看着網絡上香港“廢青”的醜惡行徑與愚昧表演，不由想起一個人來，他名叫“辜鴻銘”。

辜鴻銘是100多年前的人物了，很多人已不再知道他，略微知道他的，也多是些可笑的印象，比如他在民國還留着辮子、用茶壺茶杯的比喻為納妾辯護，以及牙尖嘴利，什麼人都懟都罵等等。他的形象，貼着“迂腐”、“守舊”的標籤。

但是，我們真正瞭解辜鴻銘嗎？這些標籤，又如何能夠解釋：一箇中西混血兒，在中國國運衰微的年代，為何卻對中華文化擁有那麼堅定的自信？

文 | 關山遠 

編輯 | 李浩然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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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10種語言、坐擁13個博士學位的曠世奇才

辜鴻銘是個混血兒，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他的父親辜紫雲是祖籍福建泉州惠安的華人，母親是葡萄牙人，養父母是英國人。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長篇歷史小説《張之洞》中濃墨重彩地寫過辜鴻銘，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大搞洋務，要招募一些懂洋務的人才，有個幕僚隆重介紹了辜鴻銘，他繪聲繪色地給張之洞講述了在輪船上親眼目睹的一幕：辜鴻銘遇到不同國家的洋人，都能用那個國家的語言與對方交流。張之洞聞之，大感興趣，就讓手下人帶他來總督衙門見見，於是，辜鴻銘應約而來，書上這麼描寫他的第一次亮相：

“辜鴻銘踏進簽押房門的時候，張之洞抬起頭來，將他仔細地審視一番。此人黃膚黑髮，一副華夷混合外表。高挑的身材，穿一套筆挺的細呢藍底條紋西裝，腳上是一雙發亮的黑皮鞋，頭上留的是西式分縫短髮，渾身流露出一股英挺峻拔的氣概。辜鴻銘的這種氣概更接近洋人，加上他的高鼻子灰藍眼珠，真可以稱得上三分中國模樣，七成外國味道……”

來拜訪張之洞前，辜鴻銘確實是“三分中國模樣，七成外國味道”：他是辜氏在馬來西亞的第五代，父親辜紫雲在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任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金髮碧眼的母親，講英語和葡萄牙語。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英國人布朗夫婦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10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學習。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歐洲的學習經歷，讓辜鴻銘獲得文、哲、理、神等13個博士學位，加上漢語，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共計10種語言。

張之洞很欣賞辜鴻銘，1885年將其納入麾下，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辜鴻銘從此為張之洞服務了24年，直到張之洞病逝。尤其是在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致力於洋務建設，用西方技術在武漢三鎮建起了鋼鐵廠、紡織廠、槍炮廠（中國軍隊抗戰初期的主力步槍“漢陽造”即源於此），辜鴻銘出力甚多。這是辜鴻銘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1924年，他在日本刊物發表的講稿中，曾提及這段經歷：

“我在少年時代就被送到英國留學，在西方呆了十多年，我的青年時代基本上在那裏度過。在那期間，我學習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古代語言及現代語言。通過對其語言的學習，我對西洋文明的本質做過一些初步探究。由於我青年時代基本上在歐洲度過，因此我剛回國時對中國的瞭解反不如對歐洲的瞭解，但非常幸運的是，我回國後不久，就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偉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兒呆了多年。張之洞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曲於這種契機，使得我能夠同中國最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從他們那兒，我才對中國文明以及東方文明的本質稍有解悟。”

確實如此，張之洞與傳統的科舉出身的中國古代官員如曾國藩等一樣，無論官做到多大，都特別在乎自己官員之外的另一個身份：學者。他們的最高價值追求，是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張之洞對辜鴻銘練好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童子功”，起了很大作用。當然，辜鴻銘對於塑造張之洞的“洋務”形象，也起了巨大作用。

（圖為張之洞正在處理公文   圖源：荊楚網）

史載，1891年，俄皇儲尼古拉和其表弟、希臘世子由納來華，訪問武漢時，辜鴻銘先是以熟練的俄語與尼古拉交流，後來跟由納世子説起了希臘語，歐洲二位皇族驚歎不已，尼古拉特地贈給辜鴻銘一隻刻有皇冠的金錶。張之洞也感覺大有面子。

作為封疆大吏，張之洞以桀驁著稱，下級官員見他，兩股瑟瑟，唯恐語出不慎而得罪。但張之洞對心直口快的辜鴻銘一直很寬容，也可以説，一直抱着欣賞的眼光。這種欣賞，不僅僅只是辜鴻銘的語言天分，更多得是辜鴻銘對於中華文化正統的自信與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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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訓斥英國大文豪

1921年，英國大文豪毛姆來華訪問，慕名登門拜訪辜鴻銘。毛姆以《人生的枷鎖》、《月亮和六便士》等作品至今著稱於世，仍為包括中國文學青年在內的讀者津津樂道，但當年，他老老實實洗耳恭聽辜鴻銘的教訓。毛姆拜訪辜鴻銘的故事，收錄在他的訪華遊記《中國剪影》中，題為《辜鴻銘訪問記》。   

毛姆寫道，他來中國時，提出想見辜鴻銘，於是相關人士給辜鴻銘寫了個條子，約辜鴻銘出來見毛姆，但如石沉大海，辜鴻銘根本不睬。毛姆只好親自寫信，要求登門拜訪，獲許後，他在客廳坐了一會兒，辜鴻銘才出來，出來就訓毛姆：“你們英國人以為中國人就是苦力或者買辦？只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

此時的辜鴻銘已經64歲了，在毛姆的筆下，他是這樣的形象：“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大，有一條灰色的小辮子，和一對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疊下垂的皺皮。他的牙齒折斷而變色。他身材極瘦，他那細而小的手，已經枯萎而像爪了。他的裝束很隨便，身穿黑長衫，頭戴一頂黑色的小鴨舌帽，衣帽都是很不宜於穿戴了的，深灰色的褲子在腳踝的地方以襪帶繫住。”但這樣一個貌似與時代脱節的老頭兒，一番話下來，卻讓毛姆畢恭畢敬。《辜鴻銘訪問記》中寫道，辜鴻銘這麼教育毛姆：

“你們憑什麼理由説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藝術或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複、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歷史上是唯我獨尊的實驗？****我們從來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

毛姆不是受虐狂，他拜訪辜鴻銘，不是為了挨這頓訓斥，而是因為彼時辜鴻銘大大有名，當年西方流傳：“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辜鴻銘當時在國外多有名？其一，俄羅斯文豪托爾斯泰給他寫信，探討如何在物質主義大舉侵蝕的背景下，堅守中國文化所説的“道”；其二，1913年，辜鴻銘和泰戈爾一起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倆當時被譽為在西方最有名的兩位東方人；其三，林語堂來到著名的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時，他讀的學校必讀書目，就有辜鴻銘的作品。

（圖為1924年，泰戈爾到訪北京，與辜鴻銘<右二>等人的合影）

辜鴻銘在西方的名氣，遠不只是他學貫中西，也不僅僅是他擅長用西方人接受的方式來普及中國文化，譬如他常常能夠熟練引用德國文豪歌德的名言，向德國人闡釋孔子的思想。辜鴻銘在西方的影響力，在於他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告訴了西方：**西方文明的缺陷，以及中華文明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歐洲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浩劫之後，西方人普遍反思他們曾經引以為榮的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時候，辜鴻銘的“中華文化救西論”，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他的代表作《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中，辜鴻銘寫道：托爾斯泰就像中國的老子一樣，看到了現代文明的弊病後，認為所有的社會制度與文明均有根本性的錯誤，就想拋棄文明，去當一個隱士，但是，“同樣是看到了社會與文明造成的苦難和犧牲，孔子卻認為錯誤不在於社會與文明本身，而在於這個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方向上，在於人們為這個社會與文明打下了錯誤的基礎。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拋棄他們的文明——在一個有着真實基礎的社會與文明中，人們同樣能夠過上真正的生活、過着心靈的生活。實際上孔子畢生都致力於為社會和文明規定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給它一個真實的基礎，並阻止文明的毀滅。”

（圖為辜鴻銘在1920年籤贈尼爾·格雷的《中國人的精神》初版）

在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辜鴻銘形容説，當中國文明這個建築即將毀於大火時，孔子搶救出了這個建築的圖紙，將其保存在中國的“四書五經”之中，並按照文明的藍圖做了新的綜合與闡發，影響了中國人兩千年。辜鴻銘認為，中國跟西方不一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儒學能代替宗教感化人，“在歐洲，政治成為了一門科學，而在中國自有儒學以來，政治則成為一種宗教。”

他的一些觀點，放在今天，仍然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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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被他懟得啞口無言

在電影《建黨偉業》中，由劉佩琦飾演的辜鴻銘雖然只亮相三次，但讓人印象深刻，比如，當北大教授們辯論中國應學哪個國家的制度，認為中華傳統儒家思想盡是糟粕時，辜鴻銘怒道：三三得九，在兩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在兩千年後，仍然是三三得九，而不是三三得八，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沒有錯，只是子孫後代沒有學精，就怪老祖宗的東西不好。

（圖為電影《建黨偉業》中，劉佩琦飾演的辜鴻銘）

這一段精彩台詞的出處，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權臣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辜鴻銘作為張之洞的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嘲諷説：“聽説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一時語塞。

在很多人看來，辜鴻銘是個特別矛盾的人，所謂“精通西學卻極端保守”，貌似一個悖論，尤其是在辜鴻銘所處的年代——中國國運式微，淪落到了歷史的最低谷，任人輪番欺侮，奮起反抗則被欺侮得更厲害，漸漸開始不敢反抗，很多國人的心理也從“自大”過山車般地墜落為“自卑”。其實百餘年來，都有這種現象：有些出過國喝了點洋墨水的，回國後，把自己的文化踩到腳底下；有些沒有出過國的，也往往一廂情願地陷入對西方的美好想象。簡而言之，中文底子沒打好，對西方又一知半解的，最容易文化不自信。但是，辜鴻銘，一個精通西學的人，一個有着一半西洋血統的人，卻偏偏倔強地認為：中化文化從來不低人一等！

在辜鴻銘“精通西學”的背景下，不能忘了他的另外一個背景：他同樣精通中學。

在學習方面，辜鴻銘堪稱一個不世出的天才，遊學歐洲苦學西學後，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精力來學習中國的典籍，中西學融匯貫通，兩種文明互相比較，辜鴻銘的視野，要遠超當時只懂西學或只懂中學的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不是投機，不是“半桶水”，更不是標新立異，他認為每一種文明都有其核心生命力，都是這個民族的根，不能丟。

1924年，辜鴻銘受邀訪問日本，他在日本刊物上撰文寫道：“這養育滋潤我們的東方文明，即便不優越於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們低劣。我敢説這個結論的得出，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現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有着貶低中國文明，而言過其實地誇大西方文明的傾向，我想在日本大概也是這樣。實際上，中日兩國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來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比實體偉大、卓越。而他們在觀察自身時，卻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辜鴻銘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不是因為放棄了傳統文化，恰恰相反，是堅持了日本文化中的根本：

“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貧乏的小小島國，但是明治維新以來不過五十年的時間，就如蛟龍出水，迅速升騰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和讚歎。然而，日本是怎樣取得上述奇蹟的呢？這是很容易回答的，那就是日本人依託在東方文明優越之處的基礎上，而這種文明的精神一直為日本人如同血肉一般代代相傳。不錯，日本是採用了西方的物質文明，但是，像鐵路、飛機、軍艦等西洋諸物，充其量不過是沒有生命的機器而已。如果日本人沒有一個偉大的靈魂，那麼又怎麼能夠極其有效地操縱這些無生命的東西呢？換言之，日本所以能有今天的強大，其原因不在於採用了鐵路、飛機、軍艦等西洋物質文明，而在於日本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的甦醒和發揚，這偉大精神，就來源於古老的東方文明。説實話，如果日本人丟棄了東方文明的寶貴的神髓，那麼，日本就成不了強國。”

“器”與“道”的關係，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密碼。《易經》中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抽象的法則規律；而器，是具體可感的物體。辜鴻銘一向認為，**中國的困境，只是“器”的層面落後，中國的“道”，並不落後，中國文化推崇的“義”“禮”並重，甚至能拯救深陷於物質實利主義的西方。**他在《中國人的精神》的序言中，分析了一戰期間德國軍國主義的來源：對強權的迷信和崇拜。他還預言：如果不消除這種強權崇拜，就會給德國帶來滅頂之災。

果然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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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如此肆意糟蹋中國人！

1867年，10歲的辜鴻銘跟着英國養父母去英國讀書，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説：“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這個場景，屢屢被提起，成年之後的辜鴻銘成為中華文化堅定的捍衞者，其實不僅僅是父親的告誡，更不是自我心理暗示“中華文化就是好”，而是中華文化自身的感染力。

從歐洲學成回到馬來西亞後，辜鴻銘一度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工作，對中華文化了解並不多，直到他碰到了一個關鍵人物：馬建忠。馬建忠也是一個學貫中西的高人，留學法國期間，曾借鑑拉丁文的語法研究古代漢語，寫出了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馬氏文通》，他還是韓國國旗的設計者。馬建忠的哥哥馬相伯，是復旦大學的創辦人。

馬建忠在新加坡初遇辜鴻銘時，給他講中國的“四大發明”，講兩千年前的“百家爭鳴”，告訴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學習瞭解，就得到中國去。辜鴻銘因此放棄了政府工作來到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而後傳播中國文化。

當時中國的大門不是主動打開，而是被西方列強野蠻粗暴地踢開。對於中國來説，外面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世界；對於西方來説，這是一個神秘的國度，他們的眼光，是獵奇與歧視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國多年，曾推動將清王朝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用來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他也寫過介紹中國的《中國人的特性》一書，書中談到中國人“缺乏精確習慣”“好面子”“不誠實”等20餘條“特性”，大部分內容是貶低中國人的，但這本書對西方認識中國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就是當時民族孱弱的悲哀。誠如馬克思所言：“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辜鴻銘極為厭惡明恩溥此人此書，曾在多個場合批評：怎能如此肆意糟蹋中國人！他努力向世界表述真實的中國人，通過《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

辜鴻銘認為，要評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辜鴻銘指出：中國人的性格及其背後的中國文明有三大特徵——“深沉、博大和純樸”，還要加上“靈敏”。

他認為：**美國人博大純樸不深沉，英國人深沉淳樸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不淳樸，法國人不博大不深沉不淳樸但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部具備。**因此，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那種難以言表的温良”，中國人身上的“獸性”，要比西方人少得多。

他曾用毛筆來形象比喻中國心靈生活與精神文化的智慧：“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的精神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不容易精確，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應手，作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中國人的精神》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用今天的話來説，辜鴻銘是個傑出的“外宣專家”，他致力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同時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一本又一本著作，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使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瞭解中華文化，進而尊重中華文化。在《論語》的譯序中，辜鴻銘聲稱：

“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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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辜負了辜鴻銘

辜鴻銘是研究清末與民國初年思想學術不可繞過的一個人物，學者黃興濤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在近代西方，特別是二十世紀前20餘年間，論名頭之響，聲譽之隆，都沒有一箇中國學人可與辜鴻銘相提並論。”辜鴻銘的意義，還在於他身處那個“全盤西化”之聲甚囂塵上之時代，他發出了另一種吶喊。學者鍾兆雲給辜鴻銘作傳，書名是《辜鴻銘全傳：改變崇洋媚外的中國》。

但是，辜鴻銘又是孤獨的，清朝早已亡了，他還留着辮子，這是他的“行為藝術”，也是一個老人對於時間最後的倔強。他曾對毛姆説過：“你看我留着髮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了的一個代表。”

（圖為老年辜鴻銘）

在今天，揣摩辜鴻銘的心理，應該是孤傲、蒼涼與逆反的，他因為孤獨，甚至走向了一個極端，顯示出時人難以理解的怪異來，例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糟粕，他也叫好。辜鴻銘有他的各種侷限，今人也無法超越歷史來苛求辜鴻銘，但無法否定的是：在中華民族近代最恥辱的那段歷史上，辜鴻銘是一個對中華文化充滿強烈自信的愛國者。

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辜鴻銘那個年代的中國。**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數典忘祖的香港“廢青”們，跳樑小醜而已，最終只會淪為歷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