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割據的基礎，官員斂財的工具：民國禁煙運動為什麼失敗？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 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黃金生

1924年10月，應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吳玉章之邀，舒新城溯江而上，到成都出任該校教育學教授。在《蜀遊心影》中，作者記述從宜昌到重慶的旅途中，“統艙與房艙中煙氲如霧，透亮的電光中竟不辨人影。鴉片與紙煙的混合氣味更令人頭暈欲嘔。”因吸食鴉片的人多，奉節水埠還設置了煙館、專門為癮客服務的煙船。有人吸食鴉片，就有人買賣鴉片，石家沱小市鎮“有賣熟膏（鴉片煙）者”；岸上岸下，“細察其交易情形，由船上取出者為米麥等糧食品，岸上交下者除少數現金外，均為鴉片煙。”

四川大惡霸劉文彩的生活極其奢侈、糜爛。他吸鴉片的煙具都是用象牙、金、玉等製成的。這是他用的部分煙具

“屏絕惡習，共做新民”

鑑於鴉片的巨大危害，1906年9月，清廷就頒發“禁煙上諭”，宣稱在“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不過，當時清廷氣數已盡，再加之鴉片在中國已弛禁半個多世紀，當時的新政、海軍、警政、辦學等等的經費中都有鴉片税收的成分。所以驟然禁煙不僅未能挽救清政府，反而大大加劇了財政上的危機，還沒等戒除“鴉片癮”，清朝就滅亡了。

辛亥革命後，1912年3月2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佈《大總統令禁煙文》，特別指出鴉片之害甚於“敵國外患”，要求吸毒者“屏絕惡習，共做新民，永雪東亞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頒佈《參議院法》，針對中國煙毒氾濫的國情，規定吸食鴉片者不得為參議員。在以後頒佈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 《省議會議員選舉法》中，也規定吸食鴉片者不得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圖為寫有“不可舉吸食鴉片之人為選民代表”的投票證

民初禁煙前後不過6年，效果明顯，“據各省區陸續報告，已絕根株，內務部另派專員，會同外人往各地查勘，旋經先後呈報一律肅清，中外翕然，認收實效。”安徽都督柏文蔚針對安慶地區煙毒氾濫的情況，公佈了禁煙簡章11條。為表示禁煙決心，柏文蔚將沒收英國商船私運的27箱煙土堆放在都督府門前焚燒，有激動者高呼此舉是第二次“虎門銷煙”。事後，孫中山途經安慶，在歡迎會上興高采烈地對柏文蔚説：“禁煙事辦理最認真者莫如貴省，如貴都督前日焚燒鴉片，辦理的也頗得法，貴省禁煙辦法，實可為各省模範！”

1912年5月，京師警察廳發出通告，限全市土膏店在5月16日之前停業。在山西，閻錫山將禁煙作為他大力推行的“六政三事”的重點，在各村搞起了戒煙會。1912年8、9月間，陝西軍政當局連續頒佈《大都督發佈禁種煙苗告示條例》和《大都督令各屬知照分派軍隊嚴行禁種鴉片文》等，並設禁煙督辦，選派專員，嚴行禁種。陝軍第一師師長張雲山為產煙最盛之西路禁煙督辦，親自出巡各地，抬着銅鍘，每到一鎮，召集當地居民宣示政府禁種鴉片的決心和辦法，還要鍘下幾個人頭掛起示眾。

罌粟

遠在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一向種煙最盛，都督唐繼堯迫於中央的壓力，也制定了禁絕煙苗條例和巡視鏟煙規則，責令部下勸導農民不要種植罌粟，一旦發現煙苗立即剷除。如果地方官發現有人種罌粟，可將種户槍斃，煙地沒收充公。  

“名曰查禁私煙，實為督銷洋煙”

不過，在禁煙過程中，趁機貪贓私販、知法犯法者仍難禁絕。據報載，山西陸軍輜重營少校唐復興退伍後不務正業，私養護勇，執同州某軍官護照，騎馬持槍，在山陝沿河一帶包運煙土，所過關津無人敢於查阻。還有一些地方，實際上也沒有完整地全面地厲行禁煙。如1914年甘肅都督張廣建控制下的禁煙總局只禁種植鴉片而不禁販運、出售和吸食鴉片。即使一度嚴厲禁煙的省份，也出現反覆。

據曾在陝西新軍任職的張鈁回憶，張雲山雖然抬着銅鍘嚴厲禁煙，但在執行上他又訂出不少辦法：種煙願受罰者不鍘，認錯鏟煙者不鍘，繳存土者不鍘，各縣士紳集眾公獻存土者獎等等。當時社會有民謠説：“銅鍘禁煙，覆地翻天；煙土一交，煙散雲消。”張雲山藉此發了不少財。1914年，陸建章入陝任陝西都督，張雲山為了固位保財，給陸送上鳳酒兩大簍（每簍百斤），簍內都是淨煙熟膏。陸就任後，借陝省貧瘠，財政收入不敷軍費開支為理由，申請暫行維持“寓禁於征”的辦法，得到袁的默許。陸督陝3年，光鴉片一項，傳言就收入達數千萬元。後被陝人逐離西安時，外運箱籠行李達數百件之多，雖部分被劫，但贓款現銀早已匯存京津了。

曾任陝軍第一師師長的張雲山。他親自出巡各地，抬着銅鍘，宣示政府禁種鴉片的決心，不過也有人揭露，他借禁煙發了不少財

1919年1月17日，在社會各界代表的注視下，上海浦東陸家嘴的一座焚燒爐燃起團團濃煙，隨後燒了三天三夜。浦東焚土被視為民國禁煙運動的一個標誌，更被看作中國“鴉片合法貿易史可資紀念的最後一頁”，似乎在表明北洋政府反對鴉片貿易的決心。

浦東焚土。1919年1月17日，上海浦東陸家嘴的一座焚燒爐燃起團團濃煙，隨後燒了三天三夜。浦東焚土被視為民國禁煙運動的一個標誌，更被看作中國“鴉片合法貿易史可資紀念的最後一頁”

“凡軍隊駐防處，即有鴉片種植”

經過清末和民國之初的煙禁，禁煙思想深入人心，禁煙的名義在軍閥統治時期仍得以保留，軍閥們大多不敢公然與社會輿論對立，於是抬出“寓禁於征”的招牌，以禁煙為名義，達到斂財的目的。為逃避指責，較早弛禁鴉片的軍閥大多采取掩耳盜鈴的方法，如貴州軍閥劉顯世開弛煙禁，勸民種煙便未敢公開行文飭令各縣，而是由省議會的議員到基層傳達弛禁密令，宣傳種煙，並向農民兜售煙種。議員每到一縣，便將密令交縣知事細閲，然後收回帶走。向農民宣傳種煙，也是口頭宣傳，並不見諸文字。弛禁一時爽，各地軍閥紛起效尤，鴉片種植越來越毫無顧忌。

1924-1927年，正在切開鴉片的人們。1917年護法戰爭結束後，四川被大小軍閥分割，陷入分裂混戰狀態，軍閥為籌措軍費，鼓勵甚至勒令農民種植鴉片，從中抽取鉅額煙税，導致煙毒氾濫成災

川軍四師楊春芳部1923年駐防納溪時，親自派員下鄉令保甲長傳鑼曉喻，挨户開導，並向農民保證由軍隊提供保護，種煙多者由縣府予以獎勵。在四川，農民缺乏煙種，軍閥便從別處運來，散發給農民；農民缺乏種植資金，軍閥也可以提供貸款，待收煙時以煙土折還本利；農民怕種煙不保險，軍閥可以提供保護。對於不願種煙的農民，軍閥便採取種種迫種的方法。四川軍閥對不種煙的農民加倍徵收田賦。農民種糧而不種煙，則種糧一年須完納三年糧税，而種煙者只需完納當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種煙，便須完納五年糧税；到第三年仍不種煙，就要完納七年糧税。1923年川軍第一軍喻華煒師駐三台縣時命令農民種煙，農民拒種，便被預徵了三年糧税；同時，向不種煙者科以“懶捐”。

江邊，運送鴉片的小船

在軍閥的誘勸逼迫之下，全國鴉片種植面積急劇擴大。據中華國民拒毒會1925年的調查，全國各省之中，堅持禁種鴉片的只有吉林和山西二省，其餘各省無不放任種煙，或公然弛禁，或明禁暗弛，藉以抽收捐税。軍隊成為鴉片種植最有力的推行者，“凡有軍隊駐防之處，即有鴉片種植”。各地軍閥的主要收入不是田賦，而是鴉片煙税。軍閥混戰取勝的關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軍餉，而軍餉的來源又主要在於鴉片税收。民國要員唐紹儀在上海中華國民拒毒會上發表演講指出：“民國十四年來數次戰爭均為了鴉片，故可稱為十四年之鴉片戰爭。”還有人評價北洋軍閥混戰説：“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國的國際戰爭，而中國十數年軍閥混戰，也可以説是鴉片戰爭在國內的繼續和擴大。”

據有關資料統計，1929至1933年間，中國的罌粟種植面積約8000萬畝，其中陝西、甘肅、雲南和四川為四大鴉片產區。在東北、西北、西南諸派軍閥部隊中，鴉片往往作為軍餉發放。雲南貴州一帶的軍隊把吸食鴉片放在與吃飯、帶槍同等地位，號稱“雙槍兵”(一杆步槍，一杆煙槍)，戰爭勝負竟然受鴉片左右。

到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清末民初所取得的禁煙成果早已蕩然無存。雖然北京中央政府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一直未敢開放煙禁，並繼續下過一些禁煙令，但是，由於中國已陷入四分五裂狀態，一方面中央的命令不能通行於地方，另一方面混戰不休的軍閥只顧私利、無視道德法律。因此，煙禍重新氾濫於中國，比禁煙運動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階段，由中央政府組織全面禁煙的局面已經很難看到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禁毒力量。由於軍餉與鴉片煙税的關係、缺乏全國統一禁毒行動等原因，無法最終堅持，基本形成不了氣候。

“左手督察處，右手農民銀行”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遵從孫中山的禁煙遺訓，設置了“禁煙委員會”。1928年11月，在全國第三次禁煙會議上，蔣介石親自到會發表訓詞：“禁煙一事，事關國家社會及民族生存，禁煙委員會務須雷厲風行，破除情面，實地去做。應先從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內有任何人敢於以身試法、吃煙運煙者，中央必鐵面無私，嚴厲處置，絕無寬待。”

1928年7月，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建立於南京，張之江被特派為禁煙委員會主席。接受這一任命以後，張之江效法林則徐，定每年6月3日虎門銷煙日為禁煙紀念日，大張旗鼓宣傳戒煙，還編了順口溜，比如“吞雲吐霧，葬送青春；傾家蕩產，害己損人；回頭是岸，勸君猛省”等。上任的次年，張之江就處理了一件棘手的鴉片走私案。當時，一艘小火輪由淞滬警備司令部派員押送從四川開往上海，途經南京，當海關人員去查詢時，押運士兵態度蠻橫。執法人員不服氣，便會同禁煙委員會稽查處一同去檢查。押送人員及士兵被迫接受檢查，五百斤煙土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海關和稽查處繼續追問，他們不得不交出淞滬警備司令部公函。公函寫明這批貨物系由四川省主席楊森託運，請沿途軍警惠予方便準其通行。稽查處一看不敢拖延，迅速將此情況向張之江報告。

張之江立即下令：船隻扣留，士兵、押運人員看管起來，煙土沒收。扣留期間，不少中央大員紛紛來電來人説情，張均置之不理。為避免夜長夢多，他採取緊急措施，仿效林則徐虎門銷煙辦法，在長江口岸邊挖好大池，將石灰放在裏面，再倒入查獲的鴉片，焚燒殆盡，衝入江中。南京市為之震動，大快人心。張之江也被稱為“第二個林則徐”。

1909年2月1日，國際鴉片委員會會議在上海外灘匯中飯店召開，史稱“萬國禁煙會”。來自中美等13個國家的41名代表齊聚一堂，共商禁煙大計。圖為萬國禁煙會會址

蔣介石把禁煙大權，盡收于軍事委員會控制之下。一切收支，國民政府財政部不能過問，只能聽命於他。禁煙機構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門的限制，成了一套特殊機構。另外，實行鴉片公賣。由禁煙督察處對鴉片實行統制運銷，官收官運，只許公運，不許私運。由農民銀行墊款，公棧收買，公棧再按定價分銷各地的“官膏莊”“煙土行”，再向市人銷售。

公賣鴉片所得的款項，全部歸入中國農民銀行。一手創建中國農民銀行的蔣介石對該行一手掌握，從總經理到辦事處主任都由蔣親自指派，並自任理事長，是蔣的“御用”錢袋。禁煙督察處設到哪裏，農民銀行就開到哪裏，經營鴉片抵押、貸款和折兑現金業務，一時人稱“鴉片銀行”。當年曾是蔣介石禁政要員的肖覺天后來寫道：蔣介石“左手拿着督察處，右手拿着農民銀行，取之不盡，用之不絕”。

“滬土案”辦成“糊塗案”

在禁煙會議餘温尚未褪去之時，決心禁煙的國民政府就被“滬土案”打臉。1928年11月中旬，從漢口駛來的“江安”輪停靠上海南碼頭後，有一小火輪由持槍軍人護送駛靠“江安”輪，搬運一批煙土，正上岸裝車之際，被警方攔阻檢查，並要將人贓帶去警局接受審查。可當時軍方人多勢眾，反將巡長與警察帶上車拘禁。公安局長戴石浮向南京最高當局求救。張之江作為禁煙委員會主席，率辦事人員抵滬查辦。在回南京覆命之前，他在上海站會見新聞記者，在回答提問時，認為“公安局在理由上佔上風”。各方記者和羣眾聞此答覆掌聲雷動。但張回南京後才預料案件之複雜程度，不由得感慨“我太難了”，不久即傳出“張之江辭職”的消息和國民政府發出《慰留張之江》的文告。

這起案件真相始終未公開，煙土下落不明，最終也只是處理了幾個“蒼蠅”了事。王建美、王建士、吳秋生等幾名船員幫同販煙，各處徒刑一年零八個月，處罰金五百，陶永昌為竊盜，罰徒刑一年，其餘十名皆無罪釋放。“滬土案”最終以“糊塗案”“葫蘆案”而告終。

張之江，西北軍著名將領。1928年7月，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建立於南京，張之江被特派為禁煙委員會主席

1935年4月，蔣介石宣佈開始實施“兩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與此同時軍委會還公佈了《禁煙實施辦法》和《禁毒實施辦法》作為推行計劃的準則。同年10月，又公佈《禁煙治罪暫行條例》，規定“販賣鴉片者，處無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其數量在五百兩以上者，處死刑”。

“兩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中，南京市舉行戒煙宣傳活動，呼籲民眾戒食鴉片

相比於以往的禁煙運動，這場“兩年禁毒，六年禁煙”作為“新生活”運動的一部分，從一開始就伴隨着如火如荼的民間宣傳和運動。各省紛紛成立禁煙會，設立“禁煙日”，各地的報紙、雜誌、廣播也輪番刊登、播出禁煙禁毒的文章和廣告。汽車、火車、輪船上還常常懸掛禁毒標語，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趕快自動戒絕，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給政府捉到了一律槍斃！”等等。許多市民自發上街遊行，到廣場演出禁毒話劇。上海的禁煙宣傳隊還專門在晚上提燈“掃街”，宣傳吸食毒品的危害。當時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華大地，“煙毒一日不解決，國家必一日不可救藥”等慷慨激昂的口號響徹全國。

 1938年6月22日，湖北漢口，公開燒燬被沒收的毒品

 1947年，民國政府收繳的毒品和煙具

這場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的禁煙禁毒運動，最初確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國民政府派出國民黨大員到腹地省份督導，封閉煙館、抓捕煙民和走私者。不僅對種、運、售、吸食鴉片者處以嚴刑，還建立了各級禁煙機構和禁煙醫院。但國民政府“借煙生利”的“毒癮”仍未根治。禁煙總處巧立名目將煙土命名為“戒煙藥料”，煙膏則稱之為“戒煙藥膏”，鴉片專賣所為“戒煙藥料專賣所”，煙税則叫“特税”，繼續明目張膽公賣鴉片。反映了政府既想獲得經濟效益，又想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的想法。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在佔領區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捲土重來。

抗戰勝利後，南京當局雖重提禁煙，但內戰戰火很快燃起，禁煙的文告和口號多流於形式，實際行動已微乎其微。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鴉片這個大毒瘤方得以掃除，過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髏”的現象才終於成為歷史。

參考資料：

王金香《中國禁毒史》；

邵雍《中國近代販毒史》；

羅書平主編《中華禁毒史略》；

陳鋒、劉經華《中國病態社會史論》；

石燕《蜀遊心影中記錄的民國鴉片氾濫亂象》；

夏新萍《民初的禁煙運動》；

姚江鴻《訓政、禁煙與派系鬥爭——1928年江安輪運土案研究》；

雍宛涼《民國禁毒收效甚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