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 英特納雄耐爾_風聞
拿了桔子跑哇-2019-11-25 19:18
2019-11-25 · 來源:保馬公眾號

保馬編者按:保馬今日推送作家王安憶記陳映真的重要散文——《英特納雄耐爾》。在新出版的文集《成長初始革命年》序言中,王安憶道:“倘若真有思想史這一説,在我,便是貫穿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國大陸迅疾走完資本經濟前期、中期以及後期,從孤立進到全球體系,再又迴歸中國國情,他(陳映真),一個亞洲後發展地區的預言人,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明日黃花,引領着我,走去無可望見的希望。”散文中,王安憶用文學方式呈現了歷史片段中的陳映真——他的左翼孤獨氣質和狀態,同時也反過來用陳映真的眼光審視自己、審視我們的時代。文字、回憶並不僅僅是沉湎、追悔,而是展現歷史曾經給我們的機會,曾有陳映真這樣的先驅思想者,不斷吶喊卻在錯位的歷史中未被聽見,未被理解,希望本次推送能激發學者、讀者進一步理解和思考陳映真以及他與我們時代之間的關係。
本文收錄於王安憶文集《烏托邦詩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和《成長初始革命年》(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網絡曾載“今天文學”微信公眾號
英特納雄耐爾
文/王安憶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聖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後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説裏,它被譯成“意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淇淋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淇淋儘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十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括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誌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台灣監獄裏,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颱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後,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衝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幹部作風真壞!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麼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作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閲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脱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後,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煙。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對着這樣一個迫切要了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誇張其辭也是有的。開始,我以為他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説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為了説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説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説的,我也不甚瞭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説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説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斷。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説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説什麼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説你們這幾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説什麼呢?我説什麼,你們都會説,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説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裏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説的“什麼”,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鋭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〇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凌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説説看,七年來怎麼過的?於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説起的境地。這七年裏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説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羣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聖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不詳,時間已不允許我囉嗦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説。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後,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岡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説在他那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説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説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復雜,我們分明在接近着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着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説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後的日子裏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着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後來者説這些,是期待於什麼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説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説明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説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講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着他手中的漢堡包説: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説,有着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〇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着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着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內容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着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説: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説不甚滿意,具體內容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説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説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裏,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户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台北打來的弔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後他説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説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言稿,很欣慰,覺着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佈福音;當他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説: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於世。於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台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裏,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着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裏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説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