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經濟增長速度沒那麼重要_風聞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我也是反對人為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這裏只是從辨證的角度，分析一下經濟增長速度的一些理論問題·

         中國經濟增速在世界市場萎縮的環境下，必然地下滑了。

        一些曾經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批判“唯GDP”論的人們，如今又轉過來用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預測中國的崩潰。

        在這些人眼裏，中國反正就是倆字：不好！經濟增長快不好；經濟增速慢下來了，也不好。

        如果説這些人反正是不喜歡中國的，説中國增速慢下來了就是不好，可以儘管隨他們去。但是對於喜歡中國的人們，因為中國經濟增速慢下來了就憂心忡忡的現象，就有必要做一些理性的解釋了。

        因為信心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如果喜歡中國的人們也對中國的信心不足，就會影響到中國進步的進程。而杜建國先生關於經濟增長速度問題的看法，恰恰不利於堅定人們對中國的信心。

        杜建國堅決反對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應該説，人為地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確實是不可取的。

        但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速下滑，不是人為導致的，是世界市場有效需求萎靡環境下的必然現象。在這個環境下，如果就業問題不嚴重，人為地提高經濟增速，也是不可取的。

        經濟的發展是以資本的投入為條件的。而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潤。

        當世界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生產的產品銷售不好，利潤空間降低，資本的投資積極性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放緩。

        這時候，要人為地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就必須以財政的低效率支出為條件，給資本創造必要的利潤空間。

        用這樣的方式加快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兩個不良後果：

        1、財政實力減弱，不利於政府的可持續調控經濟；

        2、導致經濟在現有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上擴張，不利於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並且會因為保護了低效產能而導致經濟競爭力的降低合財富的流失。

       私人 資本在利潤空間足夠的環境下，是不會自動進行產業升級與優化經濟結構活動的。

        因此，適當緊一些的經濟環境，有利於迫使私人資本加大對於先進生產力進步的投入。而且也有利於讓低效產能退出市場，為產業升級讓出資源與市場。

        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增強經濟競爭力。當世界市場好轉以後，能夠恢復經濟的快速增長。

        杜建國為了強調經濟增長快速的必要，説“沒有速度就沒有質量”，很明顯是顛倒了因果關係。

        事實上是沒有質量就不會有速度。經濟發展的質量在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如果生產力水平低，經濟是不可能持續快速發展的。

        原始社會如果不提高生產力水平，人類走不進經濟社會。為什麼人能夠成為自然界萬物競爭中的聖者？因為人類創造、並不斷提高了生產力。

        沒錯，在中國這樣的特有環境下，經濟增速快，財政收入增長多，會有利於政府進行經濟結構的優化。這是以中國特有的政治制度環境為條件的現象。

        因為中國的執政黨不需要為了討好選民而做出不利於生產力進步的財富錯配承諾，也就是可以從為了社會的長遠發展角度出發，進行行業與地域之間的生產力更新與配置投資。從而通過促進生產力進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

        中國幾十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就是在這個中國特有環境下，生產力進步持續快速的高質量基礎上實現的。

        但是，這仍然證明的是沒有質量就沒有速度。

        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與中國在這之前，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力建設成就是分不開的。

        印度進入市場經濟環境以後，為什麼不能像中國一樣長時期高速度發展？

        因為他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建立起如同中國一樣的生產力體系；也沒有像中國一樣的普及義務教育。生產力的硬件與軟件質量都不如中國，僅靠市場開放的紅利，是不能持久發展的。這早已經為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教訓所證明。

        所以我與杜建國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一致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投資的增長；經濟的高速度增長，離不開國有企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但是客觀規律決定了，肩負調節社會經濟責任的國有企業，是不可能如同私人資本一樣，以利潤為唯一目的的。

        當經濟危機來臨，他們必須要以國有資本損失為代價，撐起市場需求，為民營資本提供經濟活動空間。而民營資本卻必然地只顧利潤要求從事活動。

        所以，國企最終是必然會退出市場的。當然，從倫理角度説，他們不應該退出；從客觀規律要求説，退出得越慢，越有利於經濟的持續健康運行。

        客觀規律同時還決定了，作為調節經濟發展的財政的實力，也會越來越相對弱化。也就是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必然會逐步下降，並最終會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趨向於消失。

        原因很簡單，當生產力進步的空間越來越小，經濟附加值的比重也會趨於減小，政府的收入在必須維持資本必要利潤空間的條件下，增長幅度也會越來越小。

        而同時因為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張，資本規模的擴大，資本對於利潤的要求越來越大，當經濟危機來臨，政府的邊際調控作用必然越來越降低，財政支出要求會越來越大，於是財政的不可持續就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為了讓國企的存在時期能夠更久一些，讓財政的可持續時期能夠更長一些，當就業問題不嚴重的時候，國企不應該過多放棄利潤要求；財政也不應該為了經濟快速增長而過多向市場投入資本。

        儘量節約財政、積累國家資本，才是維持經濟儘可能長時期的穩定發展的可行方法。

        在就業問題不嚴重的時候，讓市場環境緊一些，使得資本放棄低效投資，增加對於先進生產力的投資，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就是在提高經濟的質量。經濟的質量提高了，經濟的增長速度才有可能加快。

       對於人民來説，重要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生活水平的穩定改善；

         對於社會來説，重要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社會就業要求；

        對於資本來説，重要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利潤空間的足夠；

        對於經濟活動來説，重要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財富效應要求。

        速度，確實沒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