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這才是中國能化解大危機的真正原因！_風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15日發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該期報告的主題為“全球製造業下行與貿易壁壘上升”，凸顯了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同步放緩境地的原因。

其中，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挑起貿易爭端以及英國脱歐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已成為拖累全球經濟表現的關鍵風險。

與資本主義國家每逢經濟危機必造成巨大傷害相比，中國每次面對經濟下行都有獨特的應對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中國經驗”。其中，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之間一靜一動，相互配合，作為很特殊的國情，恰恰是我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保持穩定的“密碼”。歷史上，當中國面臨各種內外部風險的挑戰時，農村就發揮了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近期，庫叔專訪了“三農”問題專家温鐵軍教授，他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不僅像海綿一樣吸納了大量貨幣，也像減****壓閥一樣有效降低了全社會的通脹壓力，最終，通過“三農”紅利的釋放，助力中國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

(圖為温鐵軍教授）

編輯 |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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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國家曾這樣化解經濟危機

我們都知道，西方發達國家在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先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然後再進行治理，逐步轉型，也因此經歷了眾多複雜的社會矛盾。

**首先就是生產過剩。**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大生產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社會化大生產的財產歸私人佔有，當然就會導致少數人掌握更多的收入，而多數人買不起東西，也就導致了越是規模化的產出，越是缺乏消費，最終造成生產過剩的矛盾。

在西方，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性事件就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矛盾派生出來的普遍性的生產過剩大危機。在自由主義市場條件下，歐洲走不出危機，因為大家都搞工業化，連幾十萬人口的小國都有鋼鐵、機械等一系列工業化體系，必然導致生產過剩。歐洲那樣一個半島型大陸，容不下這麼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於是只能相互摧毀對方的工業生產能力，就打到一起了。

而在遙遠的大洋彼岸——美洲大陸上崛起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卻在危機下實行了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1933年羅斯福就任總統之後，面對生產過剩大危機的挑戰，讓政府直接用國債投資，把過剩生產能力引導到國家基本建設中去。美國是一個超大型的殖民地大陸，有九百多萬平方公里，廣闊的陸域面積足以消化掉這些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於是羅斯福新政幫助美國基本上改出危機（編者注：指通過改革走出危機，下同）。

（圖為30年代初美國銀行倒閉後門口聚集的人羣）

再來看蘇聯，蘇聯那時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從領導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始，列寧就認為，我們要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先搞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搞國家資本主義，我們連對付其他列強的能力都沒有。而斯大林繼承的是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

所以，美國、蘇聯當時都是國家主義。

二戰時期的軸心國德國，其實也是典型的國家主義，它所採取的經濟發展措施本質上與羅斯福新政一樣，都是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基本建設，形成當年世界上第一套以國家為單位的高速公路網。德國也因此能打得起“閃電戰”，打了東歐後可以一夜間把其機械化部隊通過高速公路網從東線調往西線，而西線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要想調兵沒有一週時間根本不行。所以德國在戰爭初期有很強的戰鬥力，直到後來，美蘇為首的兩個國家主義大國，集中他們龐大的生產能力一起砸向德國，德國才戰敗。

還有當時的日本，所實行的軍國主義其實就是軍事國家主義，也是一種國家主義。

所以，面對生產過剩、資本過剩的危機，部分西方國家採取了國家干預，實施“國家主義”，對資本進行限制乃至控制。經過二戰，美蘇崛起，而英法等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衰落。

由此説，我們不能迷信“自由主義”學説，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認識一個國家體制的優劣，而要總結客觀的規律，形成自己的思考。至少今天我們要看到，**當中國也面臨着嚴峻的全球化挑戰時，是什麼能讓中國應對得了這種全球化挑戰呢？**恰恰是中國的舉國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同時，舉國體制也是可以跟市場和資本結合的。

2

必須先了解什麼是中國

制度是派生的，是一定的資源稟賦條件下要素結構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中國是一個原住民國家，我們把它叫作“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國家”。

這個概念是在做國別比較時形成的。我們和巴西比較的時候發現，巴西是一個殖民化的大陸國家，中國是一個原住民大陸國家，這兩者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們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佔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來的殖民者人口和他們的後裔。而美國、加拿大原住民更是隻剩下大約2%。

除此之外，我們有佔全世界20%多的人口，但只有佔世界6%的水和7%的耕地，在平原上集中了城市、工業、農業等，這一定會造成資源稟賦過於緊張。相比之下，美國是把原來的原住民幹掉了以後，由外來殖民者形成的一個國家，這些外來殖民者佔有了大量的資源，所以形成了資源相對寬鬆的條件。

有一本書叫《四千年農夫》，講的是一個美國人來到東亞，發現中國、朝鮮、日本等這些延續了幾千年的人類社會，**用最少的資源養活了最多的人口，這才是可持續的。**這是一百多年前美國人所下的結論。

但今天，很多人卻把西方一些激進的發展主義理論照搬過來，把制度變成了“決定論”。我認為制度是派生的，派生於本國的客觀地理條件。

那中國的客觀地理條件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查下地圖，中國的青藏高原又被叫作除了南極、北極之外的“第三極”，南北極常年被冰雪覆蓋，中國的“第三極”也常年被冰雪覆蓋，只要在海拔六千公尺以上就是冰川，對周圍的季風環流產生一定的影響。再結合中國的三級地理台階分佈，就導致了中國不可能是一種自然氣候體系，而是五大氣候帶覆蓋、資源氣候條件千差萬別的生態環境。它所形成的的人類社會，其自然資源的生產過程也是千差萬別的，所以在中國有句話“十里不同風”。

 （中國地勢圖 圖源：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系統）

而北方更是有着大面積的乾旱、半乾旱荒漠草原，在那裏生活的是遊牧、半遊牧的人類，跟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南、以東的農耕社會又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板塊，歷史上也多次發生過激烈、殘酷的戰爭。就是這個具有極大差異，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喜好等各不相同的十幾億人，卻作為一個整體歷經幾千年傳承了下來。這是在自然界給定的人類生存條件下逐漸形成的。

今天我們能抵禦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很大程度上也依託於這個龐大的、有戰略縱深的大陸，也是因此，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候，有人説中國太大得分割才行，目的就是要打掉中國的戰略縱深。

也就是説，我們講發展，其實更多應該立足於常識。

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殖民化為序曲的，如果沒有大規模殖民化，歐美髮達國家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從偏居地球一隅的歐洲，尤其是島國英國，開始探索新大陸，佔領了南美洲、北美洲、非洲、澳洲四塊大陸，並且差不多要完成對亞洲的殖民化，只保留了亞洲這個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世界至少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殖民化大陸，一部分是原住民大陸。

誰是原住民大陸呢？歐亞大陸。歐洲儘管向外輸送人口，卻仍然是原住民為主體。美洲已經徹底改變人口結構了，大部分國家原住民人口都下降到了很低的百分比。

原住民大陸的發展經驗，肯定跟殖民地宗主國、殖民地大陸的發展經驗不一樣，所以發展本身的差異很大。歐洲的發展經驗是殖民地宗主國的經驗，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經驗是殖民地大陸的經驗，而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很多亞洲國家則屬於原住民大陸的發展經驗。這三者之間不存在誰能照搬誰，這應該是個基本常識。

所以，中國的發展是自己獨特的經驗，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就是對於中國的發展經驗，我們幾乎無法用中國的話語把它總結出來。

舉個例子，對於中國來説，“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可美國等西方國家有“三農”嗎？很明顯沒有。“三農”怎麼變成讓西方人也理解的概念，應該怎麼翻譯，大家怎麼對話等都是一系列問題。西方人也講“Farmer”，但西方的“Farmer”跟中國的“農民”差異很大，美國的“Farmer”是農場主，所以很多人形成了一些錯誤概念，比如美國只用佔總人口2%多的農民就形成了很大的農業產出，而中國那麼多農民的農業產出卻比美國少。這就錯了，美國那2%多的都是農場主，農場主之外有大量的“Farm Workers”還沒算，“Farm Workers”哪裏來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墨西哥來的。現在美國農場主很生氣就是因為特朗普修邊境牆把墨西哥的那些季節性流動打工者阻斷了，於是美國農場主只能高價僱傭國內勞動力，美國到底有多少我們所認為的“農民”其實是説不清楚的，因為雙方概念不一致。

 （圖為美國農場 新華社記者汪平攝）

還有我們現在的“城鎮化道路”，也沒有對應的英文概念。

所以，在中國問題研究上，其實有巨大的、多元的創新空間。

3

億萬農民化解“國初危機”

要講好中國故事，就要從頭講起，首先就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那場“國初危機”。

民國政府在1948年有一個重大的政策變動，就是以美元作為貨幣依據改掉了原來法幣制的主權貨幣體系。但是，這種外匯本位的貨幣體系僅4個月就崩潰了，隨之而來的長期通脹導致軍費佔比達80%以上的高赤字財政不可能再維持，現代金融與財政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民政府軍事上的失敗。所以，在共產黨打國民黨軍隊的時候，一個連隊就能夠讓上萬國民黨士兵繳槍，很大原因就是國民政府確實沒“真錢”給軍隊發餉了。

（民國時期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政府大量印製貨幣。圖源：環球網）

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時期主要靠發動農民羣眾參加土改來支援解放戰爭，農村根據地沒有條件構建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來支付農民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軍從村裏取走多少小米、軍鞋、門板，打個白條就可以了，但取得革命勝利、進入大城市後，就立即遭遇到和國民政府一樣的現代化困境——必須每天都要有財政開支才能維護城市政府管理。

國民政府的軍隊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開支，但是工業、教育、街道、警察全部要靠現代財政才能維持。

於是，勢所必然地發生了“國初經濟危機”。

我們黨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之後嚴重的財政赤字，赤字率高達70%，意味着財政不可維持，將要破產。為了保證財政開支，我們怎麼辦呢？答案是增發貨幣。但國民黨在失敗逃離大陸的時候，把國庫的黃金和外匯全部帶走了，按照教科書理論，這樣發出的貨幣只能是“毛票子”。

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第一大危機就是舊政權放棄“主權幣制”造成的惡性通脹，不僅沒被革命終結，反而延續為更嚴重的通脹。

1947年，我們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要發展私人經濟，但是在嚴重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任何企業都沒有利潤可言，所以“脱實向虛”不是現在才發生的，1940年代已經發生了。生活物資囤積居奇、股票市場多空炒作……這樣看起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危機本來是無法挽救的。

那麼該怎麼辦？**幸虧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比88%的傳統二元結構。**何況，1947年開始的土地改革，實際上執行的是歷朝歷代都要努力實現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土地制度。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全國推進土改，意味着88%的人口不用國家管了，恢復了小農經濟，客觀上不需要現代經濟體制；這使得新政權只需用有限的財政能力去治理佔總人口不到12%的城裏人的通脹危機及其次生問題就可以了。

怎麼能做到平抑物價、降低通脹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一旦土地到手，農民都要進行簡單再生產，至少要維持他的下一個生產週期；同時還要追求擴大再生產，就是追求土地擴大，於是農民儘可能向國家交售農產品，國家的貨幣也就大量流到了農村，農民拿到錢後，把出售農產品所吸納的大約佔政府總髮行量40%的貨幣存到銀行，就意味着大量的貨幣並不進入流通，從而使通脹率下降——這個對農民微觀主體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卻在宏觀上直接幫助人民銀行大量回籠在鄉土社會沉澱增發的貨幣，同時也間接幫助新政權極大減少了財政赤字壓力。

與此同時，在城市裏，恰逢國家跟私人資本家在打白米、白麪、白布的“三白”戰役，國家從農民那裏得到了大量的“三白”，用於平穩市場，通貨膨脹就這樣被壓下來了。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報》報道大批糧、煤運抵上海。圖源：東方網） 

此後，農民存起來買地的錢，又可以被國家利用；而國家從農民那裏得到的白米、白麪、白布，在平抑了投機後，市場並不需要這麼多，再被拿來“以工代賑”，鼓勵農民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提高農業產出。

這就等於國家用“一石多鳥”這樣的政策緩解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那場危機，這是一個典型的使用國家資本來“做多”而不是“做空”的應對危機的安排。

但這裏有個前提就是，**經濟主權是不能喪失的，**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國家資本來形成人民幣的購買力，然後再形成國家對大量物資特別是農產品的囤積，就會有一系列的“不能”：一是不能平抑物價；二是不能調動農民興修水利等的積極性。

也就是説，當一個國家的主權徒有其名，政治主權歸國家了，但經濟主權仍然在跨國公司手裏，就必然帶來主權外部性，一些亞非拉國家的主權是靠與殖民地宗主國談判獲得的，靠談判獲得政治主權，交易掉的恰恰就是經濟主權。

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南非領袖曼德拉，當年曼德拉去世的時候，西方世界幾乎所有政治家都到場了，對其逝世表示哀悼，曼德拉為什麼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難道他把南非經濟搞上去了嗎？並不是，南非不僅經濟衰退，而且社會動亂較為嚴重，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不足以成為其他國家的正面形象。

那為什麼曼德拉的逝世會雲集西方政治家去表示哀悼呢？因為他原來是暴力革命的領袖，被抓到監獄後轉向非暴力談判。所以南非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通過談判只是得到了國家的政治主權，但南非的經濟資源仍由原宗主國和西方跨國公司掌控，儘管曼德拉是黑人領袖，也向他的黑人兄弟們承諾過社會福利，但這是無法兑現的，因為西方跨國公司絕對不會為殖民地的民眾提供福利。

但如果像中國一樣，靠革命方式獲得了主權，這個主權就包括完整的經濟主權，不僅拿到了國民黨四大家族在內的官僚資本，全部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也都收歸國有，所以我們不像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有主權負外部性。

再説回來，我們靠什麼改出了“國初危機”？就是靠大量農產品的供給壓低了物價，同時農民吸納貨幣，最終壓下了通脹，是億萬農民化解了這場“國初危機”。

4

外債危機，還是靠農民化解

從“國初”到“改初”（編者注：改革開放初期），“三農”救中國的做法一脈相承。

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初，其實我們進行過“第二次土改”，也就是今天所説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內容跟第一次土改幾乎完全一樣，也是按户分別佔有土地。所以，50年代我們按户分了一次地，到了80年代又按户分了一次地。那80年代為什麼按户分呢？

因為70年代中蘇交惡之後，美國認為，在地緣戰略的複雜鬥爭中，這是美國奪回中國的機遇，所以才有雙方出現的外交接近和尼克松訪華。中國也利用尼克松訪華之前放鬆對中國封鎖的機會，開始引進外來技術和設備調整工業結構，但也造成了70年代引進外資的巨大成本，兩次一共接近120億美元的對外負債。

這個時期，西方再次出現了戰後生產過剩，其工業設備、生產能力，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等，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接受了西方產業轉移，從而實現經濟崛起的。此外，還有一些拉美國家，也是美國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用幹“濕活”的方式扶持起來軍事政權，後來也都接受了美國的產業轉移，所以拉美又被叫作美國的“後院”。所有這些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國家，後來幾乎都遭遇到了債務危機，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的直接表現就是赤字——外債只能由國家財政償還，於是1974年中國財政赤字超100億元、1979年突破200億元，財政赤字危機接連爆發。

當年，中國在這種赤字危機下，城市產業資本其實沒法進行擴大再生產投資，甚至連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投資都不夠，於是出現了大面積的城市就業不足；此外，60年代下鄉的知青又要回城，但是回城後無業、無家，那代人的遭遇就是大危機的代價。因此催生了改革。

所以改革不是誰拍腦袋拍出來的，是應對危機的產物。

那麼為什麼這次又是農民救中國？因為就和毛澤東當年土地改革一樣，鄧小平也給中國農民分了一塊地，內容一樣但叫法不同，這次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人口占88%，改革開放初期農民人口占85%。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一方面是政府“退出”不用管農民的生產和福利開支了，**國家對“三農”直接的財政開支（包括基本建設支出在內）下降了一半，在全部財政支出中的佔比下降到低於3%，極大地緩解了身處城市的政府赤字壓力；****而農民卻説“有天有地靠自己；**有吃有喝不找你”。

 （圖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後，農民領取生產承包合同書）

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外債轉化成嚴重的財政赤字，造成赤字就沒有擴大再生產的可能，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就了農村百業興旺的恢復，大家看到的不僅僅是糧食生產發展，更重要的是出現了百業興旺。

鄉鎮企業興起並快速發展，數量有2700萬家，對城市工業形成了巨大拉動，而且是內需拉動型增長。我們現在講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內需“駕轅”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誰幹的？中國農民乾的。

 （80年代，鄉鎮企業迅猛堀起，圖為浙江蕭山第三麻紡織廠一車間正在接受客户參觀。）

這是因為，“大包乾”之前，由於醫療衞生的進步和糧食總產量增加等因素，農村人口和勞動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礎教育的普及，以及農村幹部羣眾在集體化時期搞“五小工業”為代表的社隊企業中初步有了工業化經驗，因此一旦政府放權讓利，帶動的就不僅僅是糧食生產和農業多種經營，而是“農林牧副漁工商建運服”等多產並舉。

其結果，不僅讓農村大面積減貧，成為對世界減貧事業的最大貢獻，而且農民收入提高帶動了縣以下農村的城鎮化而非城市化。

**據此看，是誰緩解了1979—1980年爆發的外債危機，創造了內需拉動的黃金增長？**還是中國農民。

5

一場“去依附”的偉大斗爭

21世紀初，中國在連續遭遇全球化轉嫁來的“輸入型危機”的挑戰下，提出了生態文明轉型戰略。之所以還是要靠農民，是因為生態化的內涵是多樣性，而中國三級地理大台階、五大氣候帶覆蓋下的“十里不同風”的“三農”，最有條件轉向與自然多樣性結合的多業態鄉村復興，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產業化”和“生態資本深化”。

我們從90年代起連續強調了25年的城市化，現在仍有很多主流學者認為，一個人進城能帶動10萬—20萬元的投資，如果3億打工農民都進城轉户口，真的實現了70%的城鎮化率，那就是30萬億—60萬億的投資需求。這個簡單假説，讓人認為中國繼續沿着發展主義走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但這樣帶來的增長是以污染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而且2010年以來的主要矛盾是工農兩大部類生產都過剩，都需要“三去一降”，這意味着中國沿着一般發展主義的道路走不下去了。

生態文明轉型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性背景：金融異化。

進入21世紀，中國對沖外匯和承接外資流入而大規模增發貨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金融總量國家。但是，中國不可能走美國式金融資本擴張的道路，因為中國的人民幣不是世界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也就沒條件像美國那樣，在佔有國外廉價製成品和資源的同時直接對外轉嫁金融資本的制度成本。於是，國內鉅額貨幣增量客觀上促進了虛擬部門的擴張和金融風險的累積。

 （圖為2007年8月15日拍攝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大廳，當日道指跌破13000點。圖源：新華網）

有鑑於此，中國從加快經濟金融化而造成股災的2007年，就開始強調生態文明的包容性；無獨有偶，在力推金融市場化引起第二次股災的2015年，又提出“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2017年，中央正式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十九大貫徹落實生態文明轉型的舉措和戰略。所以，希望大家自覺地把鄉村看成國家向生態文明轉型的載體。

 （圖為航拍下的江西新餘市渝水區羅坊鎮新農村景象 趙春亮攝）

其中，鄉村產業興旺怎麼借鑑80年代經驗，開展空間資源綜合系統開發？國家宏觀調控怎麼借鑑國初經驗，利用國家政治主權賦信貨幣體系，從而完成本土生態資源的自我貨幣化？怎麼把資本從資本主義文明中的“主人地位”拉回到工具作用？這些有利於金融迴歸實體經濟、促進本國自主的資源貨幣化和資本化的積極設想和嘗試，都需要真正“本土化”地推進自主“深改”——全面改變過去粗放的數量型增長時期相對應的粗放市場經濟制度。

至少一定程度上，要用鄉村資源貨幣化來吸納現在過量增發的貨幣，擴大鄉村資源和物業的價值化增長空間，這也是通過“生態資本深化”的體制改革來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把過去工業化時期的平面資源開發變成了生態化時期的空間資源開發，是“山水田林湖草”綜合系統的開發，意味着會形成巨大的財富量，而這個恰恰又能推動“貨幣換錨”——把依靠美元外儲對沖增發貨幣造成的金融深度“依附”困境，調整到依託國家資源的價值化需求來增發貨幣。

這樣，則中國在2010年以後遭遇到的美國把中國當作主要對手的未見之變局，也就得到了軟着陸的基礎。

可以説，中國現在轉型到生態文明戰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重歸“去依附”的努力，同樣是一場偉大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