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食？足兵？民信之？_風聞

      《論語》有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意思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關於施政的問題，孔子回答説，施政要有足夠的糧食，強大的軍隊和得到民眾信任。子貢不滿足，打破砂鍋問到底，説如果一時無法滿足這些條件，非得去掉一個，哪個可以先被去掉。孔子回答可以去掉強大的軍隊這一項。子貢再問，孔子再答可以去掉足夠的糧食這一項。那麼最終，在孔子看來，施政最重要的就是獲得民眾信任。

孔子如此看重民眾的信任，為何？民眾的信任能夠幫助天下君王治理好天下嗎？如何才能做到呢？其背後藴含着什麼樣的深刻道理呢？筆者將就以上問題試析。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在孔子看來，信之於人就像軲轆至於車子一樣。為何“信”如何之重要呢？信者，諾也，即對他人的承諾，從本質上看就是一種人際關係。比如人們對他人承諾要做成一件什麼事情，就是説要為誰誰誰有所付出，比如我向某人承諾將在某個時間段不玩遊戲，或者商家向消費者承諾假一罰十等等，那就是一種人際關係。人們一旦向別人作出某種承諾，那麼雙方的人際關係就建立在了這種承諾之上。守諾，便是有信，便能得到別人的信任，雙方的人際關係就將得以維持和鞏固；無信，就是不守承諾，那就是自己建立又自己推翻雙方人際關係的基礎，又如何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建立長久的鞏固的良好的人際關係呢？而且原來的那種人際關係被破壞以後，若想再恢復，我們知道，一般都很難，而且往往需要不守承諾方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行。所以孔子説，施政可“去兵”“去食”而必須“民信之”，畢竟只要“民信之”，民心歸向於自己，那麼自己也就可以任用民力重新去獲得“足食”和“足兵”。反過來，如果民不信之，沒有了人心歸向，即使糧多兵強，那也將只是一時的，早晚也是眾叛親離，經不起考驗。

比如劉邦和項羽，劉邦這位從社會基層起兵的亭長，原先力量不大，糧食不多兵員不廣不説，自身也沒什麼勇力和名望，相比出身楚國望族且受到良好教育培養，一身勇力且起兵不久就得到江東八千子弟兵的項羽來説，那簡直就是青銅比王者。然而，與秦無仇無怨的劉邦相比與秦有國仇家恨的項羽就要清醒温和得多，其所過之處是能招降就招降，能繞過就暫且繞過，即使遇到抵抗，也是廣施仁政，而不像項羽那樣，所過之處，多半盡數屠滅，不管是不是秦人、是不是官吏兵卒，多雞犬不留。劉邦與秦人約法三章：“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就是向秦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諾，要廢除苛政暴法，實行仁政寬法，並信守之，於是就獲得了秦人的認同、支持、信任和擁戴，以致“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反觀項羽，他不是不守信用，而是連承諾都沒有，還到處殺人，民眾對他除了信任他還會到處殺人以外，恐怕就不會再有其它的信任了，因此《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諸所過無不殘滅······今項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最終，劉邦依靠人心所向，不斷地獲得來自各方的支持與擁護，比如陳平和韓信就都是從項羽的集團中出走到劉邦的集團中的，終於逆轉了形勢，垓下一戰，逼得項羽自刎烏江，即鼎定乾坤。

然而，世事多變，是不是每個承諾都能得到信守呢？是不是隻要有一個承諾沒有得到信守，就不能取信於人了呢？比如尾生為了約定抱柱而死的事情，肯定者十分推崇尾生信守諾言，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有意見保留者則認為尾生實在不必如此固執，而是可以靈活一些，先避開洪水，再求赴約。在這個故事裏面，我們就看到了洪水這個不可抗因素對於信守承諾的破壞性作用。在此種條件下，是否仍要堅持守諾呢，其實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同樣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就曾説過，“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主張抓大放小，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注意環境和條件的變化，靈活一些。子夏的這句話被收錄於《論語》當中，傳之後世，那麼他的這種思想也就基本代表了儒家的觀點。因此，守諾於人、取信於人，其關鍵還是“原則”問題。

何謂“原則”？和諧的人際關係是也！

怎麼做呢？就是廣施德政。用孔子的話説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至於德政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看孔子的其它言論。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兩條言論，一條是關於“修己以安人”的，一條是關於“庶富教”的，概括來説，施政就是要從黎民百姓的角度出發，讓他們人丁興旺，安居樂業，生活富足，再輔以教導，使得人人都能懂得“仁義道德”“禮樂廉恥”。**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如此，也就能實現“****近者説，遠者來”的目標，也能達到“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狀態。

這個過程貌似很簡單，正如孔子所説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但實際上這是就施政方向而言，施政的過程則不可能這麼簡單，因為孔子在另一條言論裏面又強調了施政的艱鉅性。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在此，孔子認為君王如能切實瞭解到“為君難，為臣不易”的道理，也就能夠説“一言以興邦”了。由此可見，為君本身肯定是千難萬難，而不會像孔子所説的那樣輕鬆。

總之，就施政方向來看，只要往德政的方向走，一般就會有好的效果，因此為政似乎比較簡單；但施政的具體過程卻必定不簡單，因此説“為君難，為臣不易”能夠“一言以興邦”。

到底難在哪兒呢？難就難在君王要能夠約束自己。**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能夠約束自己就很少會引起過錯。在政治上説，就是要恪守社會規範所允許的君王與大眾之間的權益關係，不能任性妄為，侵犯他人正當權益，否則就是自毀長城。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句話可算是孔子對於君王侵害他人利益的嚴重後果的諄諄告誡。再者，孔子説：“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那就是這個意思，君王都按照社會規範來行事了，其他人還敢不按照社會規範來行事嗎？反之，君王如果不能恪守社會規範，那麼“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所以孔子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更具體一點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反之，則很有可能導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況出現。

綜上，取信於民對於施政而言異常重要，其核心是要保持良好、穩定、和諧的人際關係，其難處在於剋制自己，不能任意妄為。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我們需要實現一個更好的結果的時候，那就一定要更為妥善地處理好人際關係，而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那麼就不要期望出現的結果會多麼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