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鍋他們必須背！這個階層的失去制約，讓漢人一千年都沒戰鬥力！_風聞

編者按：很多歷史愛好者可能都有這樣一種印象，從宋代之後，中原王朝在對外作戰上就顯得相當無力，再也沒能漢唐雄風了。對此，很多人給出了不同的理由，比如缺乏戰馬，北方少數民族更強大了，中原人缺乏尚武精神等等，甚至有些什麼缺乏中亞的軍事輸入之類的奇談怪論。那麼，真正讓中原王朝軍事無力的根源是什麼呢

從宋代開始到明清，中國似乎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內卷化，軍事動員能也力無法與龐大的人口匹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封建國家在固定資產領域掌控力的收縮，對於基層掌控力的下降，也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鄉”。從宋開始，地方宗族勢力確實極大膨脹了，土地兼併速度也比以前劇增，使得政府對於人口、土地和財政的掌握嚴重衰退。如果要究其原因，士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失誤，應當是一個重要因素。

提及士族政治，許多人都會嗤之以鼻，認為血統論不可取。但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推出的《曹操是革命家？他對百姓還不如袁紹！説説教科書裏沒有的門閥政治》一文中已經説了，士族並非一個徹底封閉的階層；士族和寒族是可以轉換的，連續數代擔任顯職，寒族就能崛起為士族，士族長期被裁抑則會跌落為寒族。譬如在東晉赫赫有名的陳郡謝氏，在曹魏時代不過是一家寒族而已，是通過建立事功而擠進士族俱樂部的。

出身士族的大將名將薛仁貴有很高的文化素養，曾著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不可否認，士族權力失控會導致災難，但士族與寒族的鬥爭，寒族為了晉升為士族做出的努力，大部分時候還是有利於國家利益和底層百姓利益的。東漢對於胡人的顯赫戰績，唐朝士族政治締造出的盛唐景象，無不説明這一點。當然這不是説庶族士大夫的崛起就一定是壞事。畢竟從中唐開始，士族也確實越來越腐朽，到了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了。當庶族士大夫未曾掌握高層政治權力，主要站在民間抨擊士族門閥的腐朽以及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時，他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而入宋之後，科舉制度的完善，印刷術的發展，也使得庶族士大夫徹底取代士族門閥站上了歷史舞台。但是有宋一朝對於士大夫的過分縱容，無疑使得庶族士大夫的權力失控了，所謂的“財取於萬民，唯恐其有餘。恩逮於百官，唯恐其不足”。

宋代開始，不但既得利益層的規模變得比以前龐大太多，而且士大夫與中層勾結程度也極大上升，形成壓迫底層的利益共同體。宋代的户籍稱作“五等版籍”，分為主户和客户，客户即佃農，而主户依照財產等級分為五等，其中一二等擁有150畝以上的田產，屬於地主階級。宋代士大夫對於三四五等的主户，以及沒有自己耕地的客户，其實是極盡歧視的。而他們往往提到的民，事實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他們與士大夫階層聯繫緊密。如王安石變法時，士大夫紛紛反映民情不樂，事實上是因為變法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舊黨士大夫就作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者發聲。

宋代士大夫比起前代更明顯地與地主階層進行勾結，原因有二，其一在於宋代士大夫大多本身就來自庶族地主階層，其二在於比起前代較為封閉的士族門閥體系，宋代更龐大的利益集團能夠與更多地主階層達成合作關係，達成對於基層的掌控，損害國家利益。而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制度，使得知識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權力，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上位優勢令自己的家族成為大地主。

而舊式的士族，往往由於自矜門第清貴，瞧不起中層的地主階級，也害怕他們崛起成為新的士族，往往對中層實施打壓，限制其兼併土地人口。這個過程中，掌握高層權力的士族之利益與國家利益、底層人民利益就會有一定契合的地方，而均田體系也能維持較長時間。

▲程朱理學在哲學上有其積極意義，但終究弊大於利

孟子説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儒學中的重要指導思想。後世既得利益者哪怕心裏再瞧不起百姓，也必須做出個樣子，比如唐太宗就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從宋朝開始，官僚們信奉“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敢於全面不把底層人民放在眼裏。套用某南亞大國的段子就是，“一億人，十億牲口”。宋代名臣黃震曾經對宋朝政治做出評價，“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從表象上看，宋代士大夫“尚氣節”，為何會被黃震説成無恥呢？這是由於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得宋代的道德評價重小節而略大體，且並不把善待恩養底層百姓作為重要的評定標準，甚至道德評價成為拉幫結派、互相攻訐的黨爭工具。

中國自漢以來就有著名的清議傳統，是民眾嚮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明代大家顧炎武曾評價説“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裏選，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從兩漢到兩晉南朝，清議能決定個人的升降，家族的浮沉；在南朝，遭到士人羣體清議禁錮的，甚至需要皇帝特赦才能解除。漢晉以來，清議對於善撫百姓、崇尚節儉、賑濟災荒、推廣教育等善舉，都列為重要的評價選項。而士族雖然位居高位，但除非像梁武帝蕭衍時代等少數時期那樣被極度縱容，往往也畏懼清議影響家族前途，而對於壓迫百姓有所收斂並往往建立善舉。而善舉突出者，也常被引為名士，如漢末三國遼東管寧“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推廣教育，就得到海內敬重。

▲朱熹

而宋代清議規模上雖然達到了高峯，形式卻變得極為浮誇迂腐。宋寧宗時，台諫為迎合韓侂冑之意，攻擊朱熹的“偽學之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宋史》卷三九五《陸游傳》又載: “遊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冑撰《南園閲古泉記》，見譏清議。”就以上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清議糾結士眾，煽動民意，使得程朱理學的領袖並未作出多大貢獻就能享受極高的推崇和地位。而韓侂冑這樣鋭意北伐的進取派，只因為被清議所非，陸游為他寫文也要遭到清議詆譭。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隨着士族政治的徹底衰朽，庶族政治的崛起當然是大勢。印刷術的普及，科舉制的成熟，政治體制的發展，使得官僚選拔面廣泛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印刷術的普及，使得能夠識字的人口極大增多，底層百姓也開始有機會通過科舉進入士大夫階層。但是士族衰亡之後，原來的皇權-士族-寒族-底層人民四級關係簡化為皇權-士大夫-底層人民三級關係。士族和寒族的對抗不再存在。然而又沒有相應的新型制衡機制推出，新型庶族士大夫的權力失控，使得從宋開始士大夫上欺天子，下虐黎民的情況遠勝於前代；而官民對抗，也由此登峯造極。

▲科舉制從宋代開始徹底結束了士族政治

比起有股東性質的漢唐士族，參與帝國軍事擴張帶來的家族利益，對於把控輿論的後世士大夫而言，遠比不上利用職權兼併土地人口，控制基層帶來的利益。華夏帝國的內卷化，也成為難以避免的事情了。我們當然不能説庶族士大夫是反動的。事實上士族政治生命力能從東漢維持到盛唐，正是依賴不斷有優秀的庶族崛起為新的士族，為士族階層輸入活力，甚至有關隴集團崛起這樣大規模的換血。但一個階層一旦失去制約，必然造成危害。

從軍事角度上説，當一羣人僅憑熟讀詩書就能高人一等，從而壟斷知識、教育，以及財富等社會資源後，自然就會把被壓迫和被剝奪者當成“非人”了。而當一個社會只有少數士大夫當成“民”，廣大百姓被視作牲口時，運行的又不是北方少數民族那種軍事體制，多大的人口優勢都很難轉化成軍事優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