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青”鼻祖巴枯寧_風聞

文：周樹山 

　　 1851年5月的一天，一輛警用馬車穿過煙塵滾滾的大路，在邊境哨所查驗證件後，繼續行駛約半小時，來到一處怪石嶙峋的山口。三個奧地利警察跳下車，打開囚籠，示意裏邊的人出來。囚犯一頭栗色的亂髮，鬍子拉碴，消瘦蒼白的臉上，一雙不大的眼睛閃着畏怯遲疑的光芒。警察拉他走下馬車，他腳上的鐐索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對面的邊界線上，立着一隊俄國警察，手持長槍站在那裏。經過短暫的交涉後，奧地利警察將犯人移交給俄國人。但是，他們不忘打開犯人腳上的鎖鐐，因為這是奧地利的國家資產。鎖鐐長期戴在腳頸上，那裏已經紅腫充血，留下一圈溝痕。犯人赤腳站在沙地上，茫然地望着邊境的俄國一側。兩個俄國警察走過來，把一副鏽跡斑斑笨重粗劣的俄國式鎖鐐戴在他的腳頸上。犯人痛得咧嘴皺眉，一副苦臉望向蒼白綿長的大路……他將以這種方式回到他苦難深重的祖國……　　 

　　 這個犯人名叫巴枯寧，這一年他三十七歲。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1814—1876）

　　 反叛的靈魂 

　　 1814年5月18日，巴枯寧出生於俄國特維爾省的一個鄉紳家庭。這個地方叫普里阿姆基諾，人煙稀少，周圍居民不足五百人，有着繁茂的森林和大小湖泊，幽靜美麗。青少年時代的鄉居生活給巴枯寧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但是，這種“瀰漫着想象氣氛，充滿着温柔的感情和知性的激盪”的往昔歲月並非總是詩意盎然，其中頗多可議之處。巴枯寧的父親四十歲才結婚，母親是一位年輕的少女，他們一連生了十個孩子，巴枯寧是老大。自小，巴枯寧就有一種反叛的性格，他把弟妹們組織起來，引領他們和父親作對。這種做法並非有什麼理由，只是出於一種對權威的反抗。巴枯寧性取向違背倫常，他愛他的妹妹，不是兄妹之愛，而是情愛。他在回憶錄中透露，他非常鍾愛其中的一個妹妹，當她戀愛出嫁時他又嫉妒又痛苦，每一個妹妹戀愛時，他都竭力從中阻撓破壞，挑撥她們和對象的感情。或許和本性中亂倫的傾向有關，性衝動過分壓抑，他一生性無能。到了性成熟的年紀，不可遏制的異性之愛使他到處拈花惹草，勾引有夫之婦，弄到手後即將她們拋棄（一説他是被拋棄）。他的情感生活既如此混亂，當然沒有正常的婚姻生活，他四十四歲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中和一個十八歲的少女結婚，有兩個孩子，據説是年輕的妻子和別的男人生的。性取向的悖亂和壓抑，乃至因此造成的性無能，使他有一種人生的挫敗感，積聚起來，形成一種強烈的對現世人生的否定，對既定秩序的仇視，對所有權威的反抗，這形成了巴枯寧反叛的靈魂。他後來追溯自己性格成因時，歸結於他的母親，認為“他具有破壞性的性格主要遺傳自母親，她同時有一種專制性格，激勵他對所有自由的桎梏痛恨無比。”這起碼是不完全的，性悖亂和無能造成的人生挫敗感才是他破壞性格真正的成因。　　 

　　 巴枯寧十一歲時，俄國爆發了十二月黨人起義，這是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軍官和詩人所策劃的反叛活動，參加者主要是上層貴族。巴枯寧母親的孃家人在此次起義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家人的言談和親戚的命運波折中，少年的巴枯寧嗅到了反叛的濃烈氣味。這是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時代的俄國，也是偉大的文化正要初露曙光的近代俄國。然而專制卻如磐石壓在近代俄羅斯騷動不安的龐大身軀之上。沙皇尼古拉一世通過恐怖的新聞和書報檢查來鉗制知識分子的一切活動，同時禁止俄國人來往於西歐和俄國之間，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視如洪水猛獸。在他近三十年的統治下，俄羅斯和現代文明的西歐漸行漸遠，成為在農奴制呻吟下的貧弱之邦。按照父親希望他將來從事軍事生涯的意願，巴枯寧十四歲時被送到聖彼得堡炮兵學校。但是他很快就對軍營失去了興趣，並試圖用各種辦法擺脱。不懈堅持幾年後他如願以償，但也為此連累他父親得罪了一些朋友。不久，他轉入莫斯科大學就讀，並在那裏認識了從聖彼得堡被流放到莫斯科的赫爾岑。巴枯寧並不是課堂裏的好學生，但他熱衷於德國哲學。假期來到時，他回到家鄉普里阿姆基諾，懷着一個目的：離開俄國，到德國去學習黑格爾理論。最後赫爾岑解囊幫助他實現了這個計劃。

紀念十二月黨人起義的蘇聯郵票

　　 巴枯寧前往德國，還有一個潛在的目的，他要在那裏見他的一位妹妹，這個妹妹在他的唆使下，離開丈夫帶着小孩跑到了德國，此時的巴枯寧二十六歲。在柏林，巴枯寧受到青年黑格爾學派的影響，立即投入左派陣營，發誓要對現存的社會制度發起猛攻。就在他要以實際行動詮釋黑格爾的理論時，他在感情上遭到挫敗，他的那個私奔的妹妹和丈夫重歸於好，帶着孩子回俄國去了，他的一個弟弟謀到了一個沙皇政府的官員差事。也返回了俄國。使他稍感慰籍的是，他最鍾愛的一個妹妹趕到德國來陪伴他，可是不久，這個妹妹愛上了屠格涅夫，不再理會他了。感情上的挫敗使巴枯寧孤懸絕境，但是，巴枯寧很快找到了偉大的事業和精神上的依託，那就是革命！他宣稱自己是政治革命家，一位純粹意志和行動的革命家。到德國不久，他即宣稱：“破壞慾即創造欲。”他這句名言應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紅衞兵中流行的一句口號：“造反有理！”據説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歸根結底就是這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是否就這四個字，姑置不論，但是巴枯寧和馬克思有着根本的分歧確是事實。巴枯寧似乎信奉破壞即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一切政府、國家、現存秩序都是他反叛和攻擊的對象。從這點看，巴枯寧像是紅衞兵的先行者。區別是，紅衞兵心裏有一尊至高無上的神，由這個神統領世界以及人類的靈魂，巴枯寧心中沒有這樣的神，他要創造的是一個沒有政府，沒有國家，人民自治的社會。他有一種大災難的預感：“整個歐洲，從聖彼得堡到倫敦，將成為一片廢墟。”這可怕的預感或許正是他期待的。赫爾岑説，有一次巴枯寧從巴黎到布拉格旅行，路上剛好碰到一夥德國農民在鬧事，他們在一座城堡面前喧譁不已，卻不知要怎麼做。巴枯寧走下馬車，依他在炮校的軍事知識，立刻將德國農民編組成隊。等他回去坐上馬車時，整個城堡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這就是巴枯寧的人生使命的象徵。　　 

　　 土牢之光　　 

　　 依巴枯寧的身份地位以及演説才華，他本可以和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和馬志尼一樣，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但是俄國並沒有這樣的革命要他來領導，所以，這個天生的反叛分子只能在歐洲各國的革命中湊熱鬧。所謂哪裏革命哪裏去，哪裏造反哪安家。　　 

　　 1842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他立即趕往巴黎，投入革命的旋渦。巴黎警察局長評價他説：“好傢伙！革命的第一天他是個了不起的寶貝，而第二天他就該殺了。”三月時，革命蔓延到德國，他立即趕往德國。他追逐着革命的潮頭，奮不顧身投身其中，他希望能夠幫助波蘭人反叛，但是波蘭人並不相信他。他的行動已經引起俄國當局的注意，沙俄駐巴黎使館立即發出一份通報，説他是間諜。既然他的身份如此可疑，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他只好跑到布拉格，想參加當地捷克民族的反叛活動，但並沒成功。數月以來，他就這樣懷揣着一張偽造的假護照，往來穿梭，諦聽着革命的鼓聲，追逐着造反的浪潮，各地的警察局也在嚴密地監視着這個危險分子。

　　 1849年5月，他來到了德國的德累斯頓，當時薩克森的國王拒絕接受法蘭克福議會所擬定頒佈的憲法，兩邊的衝突一觸即發。巴枯寧對德意志的統一本無興趣，認為他們的革命不會成功。但既然來了，總不能袖手旁觀，何況衝突行為已經開始，只要是帶有衝突性質的運動，巴枯寧都有興趣，並且一往無前。他在街上遇見了瓦格納，當時瓦格納是德累斯頓歌劇院的樂團指揮，他正要前往市政廳探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巴枯寧就和他一同前往。他們一到那裏發現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巴枯寧知道形勢嚴峻，流血衝突不可避免，他立刻萌生一種視死如歸的豪情，向臨時政府領導人自我介紹一番，表示要和他們同生死，共患難，建議嚴防死守，抵禦普魯士人的進攻。當天夜裏，普魯士軍隊果然發動進攻，城裏軍隊指揮官可能是對方的卧底，他下令撤除一切防禦工事，一些波蘭軍官也聞風遁逃。臨時政府三人小組的頭目逃掉了兩個，只剩一個領導抵抗。巴枯寧是局外人，和這場衝突毫無關係，可他卻留下來和那個頭目一起領導起了這場抵抗運動。他和頭目一起巡視防禦工事，並像一個將軍那樣激勵守城士兵。很快，普魯士和薩克森的士兵殺入城裏，他們射殺抵抗者，將傷者拋進易北河。巴枯寧此時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氣，他主張用剩下的彈藥炸燬市政廳，大家一起同歸於盡。但同夥不想丟掉性命，於是撤退到弗賴堡，敵人還在後面一路追殺。瓦格納要大家繼續退到開姆尼茨，説那裏的工人會接應他們，可他們逃到那裏時，毫無動靜，根本沒人接應。大家疲憊不堪，夜裏睡覺休息時，被普魯士軍隊一網打盡。據巴枯寧後來回憶，如果他想逃跑，是很容易逃脱的。但他太累了，懶得逃，於是稀裏糊塗成了俘虜。巴枯寧和他的同夥一起，被押解回德累斯頓，關進監獄。　　 

藍色為普魯士王國，黃圈內的褐色為薩克森王國

　　 據説一個革命者如果沒坐過牢，就如同一個士兵沒得過勳章，算不得英雄。巴枯寧這次牢獄生涯，經歷了數次生死的考驗，但不能説他堅貞不屈，他只是作為一個可生可死的囚徒任人擺佈而已。他先是在德累斯頓的監獄和一座要塞裏被關了十三個月，然後被判死刑。一天夜裏，他被從夢中叫醒，帶到外面，他以為是要處決他，結果是改判無期徒刑，發放到奧地利執行監禁。後來他們發現，這個在歐洲到處惹是生非的傢伙還有煽動捷克人叛亂的前科，就把他改送布拉格，關進了一座土牢。在這裏，他被單獨囚禁，每天只有一個半小時允許在牢裏的走道上往返行走，由六個士兵嚴密看守。九個月後，捷克當局聽説他的朋友要來劫獄，就把他移往另一個要塞，看守更加嚴密。他被戴上腳鐐，綁在牆上。四個月後，軍事法庭以叛亂罪判他死刑，準備將他絞死。但後來又臨時改變，決定把他送還俄國。這就發生了我們開頭講到的要犯巴枯寧被押送回俄國的情形。　　 

　　 巴枯寧被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當局逼迫他認罪並俯首認錯。在獄中他寫了一份著名的《懺悔書》，恭維沙皇是“慈父”，承認自己是“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表示向沙皇“伏地求恩”。但沙皇尼古拉一世並沒有信他這一套説辭，他在獄中受盡折磨。有一次，他最鍾愛的妹妹去牢中探望他，他塞給她一張條子：“你無法瞭解什麼叫活埋，我現在就是。我時刻這樣告訴自己：我是個奴隸，我完了，我這輩子沒有指望了。在這地窖裏，內心時時掙扎不已，想着人類最急切的利益問題，但卻被迫三緘其口，動彈不得。我有許多主意，這其中有些還相當不錯，卻無從實現發揮。我內心有許多愛，是的，愛，卻找不到對象吐露，我有滿腔的偉大抱負，卻只能對四面牆壁傾訴發泄，這些牆壁是我的知心對象，也是我的證人。”這段話看出巴枯寧有很強烈的救世情結和強大的內心動力，成為毫無指望的囚徒後還在“想着人類最急切的利益問題”。輾轉獄中八年之後，1855年，尼古拉一世駕崩，亞歷山大二世即位，他的統治相對自由開明一些，巴枯寧的母親就為他的兒子奔走請願，希望能得到赦免。開頭並無結果，巴枯寧已感絕望，就要求弟弟秘密把毒藥帶進來，想在獄中自盡。這時，新沙皇看到了他的《懺悔書》，開恩特赦，將他終身流放西伯利亞。　　 

　　 輾轉八年的牢獄生活，使巴枯寧身心倍受摧殘。但他永遠不能成為順民，革命和造反是他的天職。在西伯利亞四年後，他從一位商人那裏弄到一筆可以抵達阿姆河口的旅費，從那裏登船偷渡到日本橫濱，然後再跳上一艘美國船，長途航行到舊金山。在船上他結識了一個英國傳教士，身無分文的巴枯寧向他借了三百美元（巴枯寧借錢從來不還），從舊金山轉道巴拿馬來到紐約。他又一次囊空如洗，要赫爾岑給他寄來旅費，1861年11月底，環繞大半個地球后，他跑到了倫敦。謝天謝地，因為身上沒錢，他在日本和美國都沒有搞過事。　　 

　　 歐洲的政府和警察們又一次迎來了它的剋星，慣於興風作浪，煽風點火的革命家巴枯寧又回來了。當他還在舊金山的時候，就寫信給赫爾岑宣佈，此次他重返歐洲，就是要“全心全意把奧匈帝國搞垮”，並解放所有的斯拉夫民族。1863年波蘭再次發生暴動，他準備組織一支俄國兵團前往助陣。波蘭人害怕被他的惡名和怪誕行為拖累，想辦法把他阻止在倫敦。他不肯罷休，就設法前往丹麥，希望能在那裏參加叛亂活動，同時刺激俄國政府以激起芬蘭造反。他糾集了一夥波蘭人，僱了一艘英國船駛往波羅的海，打算在立陶宛登陸。英國船長十分討厭這夥粗俗的叛亂分子，巴枯寧害怕在波羅的海遇上俄國巡邏船，被船長出賣，就用手槍頂着船長的腦袋，終於如願登上丹麥領土。　　 

　　 此後幾年間，巴枯寧來往穿梭於瑞典、意大利和瑞士這三國之間，完全靠借貸和一位俄國王室女親戚的資助維生，尋找革命活動去湊熱鬧。他如一位蹲踞于山巔上的怪獸，用鋭利的目光巡視歐洲大陸，哪裏發現冒煙起火立刻奔將前去，大喊大叫，煽風助燃，希望把舊世界燒成一片灰燼。美國作家威爾遜説他是“浪漫詩篇中超人的寫照，在現實世界裏顯得怪誕而稀罕。”正如詩人拜倫所言，巴枯寧無疑是“土牢裏的亮光”。　　 

　　 革命家的教義　 

　　 如前所述，巴枯寧是所羅門魔瓶裏的撒旦，一旦將他放出來，就再難收回去了。1869年3月的一天，巴枯寧在日內瓦的寓所接待一位來自俄國的年輕人。此人名叫涅恰耶夫，在俄國近代史上也算赫赫有名。他出身於一個農奴家庭，憑自己堅忍不拔的努力，考上了聖彼得堡大學。但他的興趣不是追求學問，而是組織秘密社團搞反叛活動，不久即成為學生中左翼分子領導人，警察對他發出通緝，他逃往莫斯科後，從那裏潛往歐洲，去尋找他境外的前輩同道。涅恰耶夫時年21歲，有反叛分子的一切特點，沒有道德感，冷酷無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身上的“魔鬼氣息”和巴枯寧一拍即合，這對師徒立即組成了一對絕好的革命搭檔。

　　 他們合夥編寫了一篇革命家必讀書，這本小冊子題目為《一位革命家的教義問答》，這幾乎成為後來的革命者所必須遵循的原則。教義問答宣示，革命家是命定的人，不能有個人利益或情感，甚至沒有自己個人的姓名，他只有一個念頭：革命（徹底的獻身精神）；為了革命他必須打破所有傳統禮教的束縛，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加以摧毀消滅（摧毀人們習以為常的綱常禮教）；他必須冷酷無情，隨時準備犧牲性命，要訓練自己忍受折磨和酷刑（視死如歸）；他不能有任何感情，即使是榮譽這種東西在與目的互相牴觸時，一樣要加以捨棄（忍辱負重，哪怕被人看作壞人也不在乎）；他只能和對他達到目的有幫助的人做朋友，至於革命家之中能力較差者，則完全以奉獻自我為主，如果同志中有人陷入困境，能否施救則視其對革命的作用程度來決定（革命隊伍中，有人只能做奉獻型的馴服工具，因其對革命作用並不重要，必要時丟車保帥，棄之無惜）；已經建立起的社團中，其中成員必須加以區分等級，區分的標準並非依個人品行而定，而是依其對革命家本身利害關係多寡的程度而定，有危險性的則立即加以消滅。當然，其他等級之中的成員，如果有以猛烈破壞行動而促進革命家之利益者，則應加以鼓勵表揚（革命隊伍中的等級劃分標準，不分品德和能力，一切以對領袖利益多寡和重要性而定，對領袖有危險的，則立即消滅之）。革命家的唯一目標在於完成工人的自由和幸福，但要記住，只有大破壞性的全民行動才可能完成此一目標……我的工作只是破壞、恐怖、完成、普遍、無情，因此，為了此一目標，我們不僅要結合羣眾中的頑強分子，同時也要結合盜匪，俄國未來的革命必須是這個樣子（的確是這個樣子，不單是俄國的革命）。俄羅斯近代著名哲學家尼·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談到巴枯寧時寫道：“對於他來説，光從東方來，從俄羅斯燃起籠罩世界的烈火。儘管他敵視馬克思主義，但是共產主義革命中的某些東西的確來自巴枯寧。”這句話十分精闢，它預言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從俄羅斯燃起的籠罩世界的烈火的確沒有脱離巴枯寧所規定的一切。　　 

　　 一對蔑視做人底線和道德原則的革命家結合到一起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巴枯寧和涅恰耶夫都熱衷於搞秘密社團，巴枯寧尤其喜歡歐洲的秘密組織共濟會那一套神秘而恐怖的東西。但巴枯寧生性懶散，好大喜功，喜歡做領袖，而涅恰耶夫則心懷鬼胎，無所不用其極。為了樹立自己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形象，他到處吹噓自己如何從彼得-保羅要塞逃脱，其實他從來未在那裏被關過。他對巴枯寧説：他是俄羅斯全國革命委員會負有秘密使命的人，其實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回到莫斯科後，他對學生宣稱自己是一個具有鐵一般紀律及可怕威力的秘密組織成員，如今回國要散發一篇詩文，以悼念偉大革命家涅恰耶夫之死（然而他本人就是涅恰耶夫），這種瘋狂乖戾的行為引起別人的懷疑，有一個名叫伊萬諾夫的學生領袖，業餘教農民的孩子識字，他對涅恰耶夫的來歷產生了懷疑，要他提供他身份的證明。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個不着調吹牛皮的傢伙。涅恰耶夫惱羞成怒，聯絡四個黨羽，把伊萬諾夫暗殺了。涅恰耶夫自己逃脱，連累八十四名年輕學生流放或下獄。沙皇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躲在那裏的涅恰耶夫。巴枯寧應涅恰耶夫的要求，發表了《伯爾尼熊和彼得堡熊》，為涅恰耶夫辯護，稱伊凡諾夫被殺，完全是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按照國際法的慣例，瑞士政府無權引渡涅恰耶夫。巴枯寧認為涅恰耶夫是革命的可造之才，對之言聽計從，親切稱呼他為“男孩”。“小老虎”，可涅恰耶夫並不把巴枯寧放在眼裏，他很快就自食其果。

　　 涅恰耶夫到歐洲後，依他口是心非、謊言連篇的流氓手段掌握了一份流亡派的報紙，他把巴枯寧看作自由分子，既不讓他在報紙上發聲，又切斷他一切經濟來源。當時巴枯寧受一位俄國朋友的委託，要他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俄文，並付給他一筆可觀的定金。巴枯寧後來發現，這本書很難譯，他工作進展十分緩慢，而且他的定金也快花光了。涅恰耶夫就給巴枯寧那位俄國朋友去了一封信，説巴枯寧不想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如果想要回那筆定金，則小心秘密組織加諸他身上的嚴厲懲罰。這倒符合他們共同撰寫的革命家教義的原則：不要道德，不守信義，不擇手段。涅恰耶夫還偷竊巴枯寧的來往信件，以此要挾巴枯寧，想把他攥在掌心裏，聽其擺佈。因為有他們共同撰寫的革命家教義在先，涅恰耶夫所作所為似乎也可找到合理的解釋，所以，巴枯寧“作繭自縛”，涅恰耶夫“請君入甕”。兩位革命家各得其所哉！　　 

　　 儘管巴枯寧認為為了革命，可以採用一切手段，道德、名譽、親情皆可置之度外，可是輪到別人對他依此行事時，他還是受不了。他和巴枯寧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到處寫信給歐洲各地的朋友，要大家提防涅恰耶夫這個惡魔。涅恰耶夫也不是好惹的，他熟知革命的一切手段，於是弄了一個芬蘭人在巴枯寧的組織中卧底，以便掌握情況，隨時出擊。可是這個芬蘭人的真實身份是沙皇的密探，涅恰耶夫就這樣栽了。1872年，涅恰耶夫在瑞士因密探的告密和協助而被捕。這年12月1日，涅恰耶夫因水腫病死在牢中，屍體被瑞士當局秘密處理，至今無人知道他的墳墓位於何地。　　 

　　 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現代政治恐怖主義起源於俄國，並且視俄國激進民粹派活動家涅恰耶夫為現代政治恐怖主義之“鼻祖”，視民意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活動和組織形式為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一個源頭。《革命者教義問答》被國際學界稱為“恐怖主義聖經”。 因《革命者教義問答》用詞過於激烈和直白，因此無論是當時的革命者，還是統治者，以及後來的蘇聯政府都秘而不宣，僅於1869年1月的《政府公報》上發表了小冊子的片斷。僅這個片斷就令人驚悚恐懼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長篇小説《羣鬼》描寫了一個革命的“魔鬼”——彼得，這是一個厚顏無恥的陰謀家和政治騙子，他經常假借着革命的名義行個人之私，彼得的形象原形即是俄國恐怖主義鼻祖涅恰耶夫。而涅恰耶夫身後拖着的是長長的巴枯寧的影子。　

謝爾蓋·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舞台劇劇照）　 

　　 巴枯寧和馬克思

　　 巴枯寧具有強烈的煽動力和演説才能，一個聽過他演説的人寫道：“他的演説內容毫無邏輯連貫性，實在乏善可陳，但是卻相當鏗鏘有力，且咄咄逼人，頗有光芒四射，語驚四座的氣勢——像暴風雨夾帶雷電，也像獅子在怒吼……説得誇張些，他要是要求聽眾當場互相割喉嚨，我想大家會樂意這麼幹。”這種具有巫師般蠱惑能力的人同時具有強烈的領袖慾，革命是他的天職，但他革命事業幾乎徒勞無功。本來在德累斯頓和普魯士人對抗不合乎他的政治立場，他卻能忘我投身其中，最後輾轉坐了八年牢，幾乎喪了命。逃出西伯利亞重返歐洲後，依然是個身上長刺，頭上長角的反潮流分子。後來他有所醒悟，覺得不能總做別人革命運動的“客卿”，應該經營一份屬於自己的革命。巴枯寧是世界革命的先驅，他認為社會革命必須是國際性的。1867年，他籌劃一個“和平與自由同盟”，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其目標是解放勞工階級，建立“歐洲合眾國”。1868年夏天，他成為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分部的會員。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和權力，他企圖把日內瓦分部和他的“同盟”合併在一起，遭到了馬克思的反對，同時，“同盟”裏的人也反對這樣做。

　　 巴枯寧不死心，不滿意國際工人協會給他的職位，更不想接受馬克思的指揮，就組織當地工人，另起爐灶，創立了由他領導的“國際社會民主同盟”，這又一個“同盟”絕對是他自己的組織，秘密活動，類似於中國的青紅幫，巴枯寧在其間具有教主般的地位和權威。馬克思很氣憤，要求他解散他的“同盟”，否則不要打“國際工人協會”的旗號。巴枯寧表面上答應了馬克思的要求，暗地裏卻將他的組織轉入了更加隱秘的地下活動。巴枯寧一向認定自己是龐大的地下組織的首領，事實上他也正在掌握有生以來最大的權力。他的組織很快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瑞士的法語地區，更是有了驚人的發展。此時，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在瑞士召開，巴枯寧以他的勢力和權威足以可馬克思叫板。當時，瑞士的製表產業受到美國新興的製表工業的衝擊，情況很悲慘。巴枯寧以工人領袖的身份到瑞士的山區小鎮訪問製表工人和瀕臨失業的手工業者，進行了成功的作秀表演，過足了領袖癮。同時，在那裏，找到了他的信徒和助手詹姆斯·紀堯姆。他是一個小學教師，勤奮能幹，補充了巴枯寧好高騖遠、疏懶大意的毛病。從此，紀堯姆和巴枯寧成為一對有理論，有綱領（社會革命和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搭檔。　　 

　　 國際工人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七十五個代表委員中，巴枯寧控制十二席，巴枯寧開始和馬克思較勁。他提出廢除財產繼承權的提案，馬克思主張廢除私有財產，既無私有財產，又談何繼承權？認為所謂繼承權問題在他的主張中毫無意義。馬克思沒來參加會議，委託一個德國的裁縫代表他前來宣讀提案。代表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果，巴枯寧和馬克思的提案均被否決，馬克思的反對票更多一些。顯然，巴枯寧在國際工人協會中咄咄逼人的氣勢已經壓倒了馬克思。但是，國際工人協會由於這種內部鬥爭和分歧顯然受到了傷害，不久，涅恰耶夫殺害伊萬諾夫案曝光，俄國政府開始逮捕和審判鬧事者，巴枯寧和涅恰耶夫炮製的“教義問答”也被政府披露。而涅恰耶夫此時卻以國際工人協會代表的身份出現在莫斯科，他聲稱自己的革命思想和主張來自《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當然大為震驚。　　 

　　 和對待拉薩爾的態度一樣，馬克思也很羨慕並嫉妒巴枯寧。拉薩爾和巴枯寧都有很強的行動能力，而馬克思更像書齋裏的理論家，他可以成為革命的“教主”，卻很難成為指揮實戰的領袖。巴塞爾代表大會上，巴枯寧及其黨羽想把國際工人協會總部從倫敦遷往日內瓦，因為這是他的勢力範圍，便於他掌控這個組織，但是沒有成功。下一次代表大會在荷蘭的海牙召開，巴枯寧的黨徒們沒有與會。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參加了會議，在大會上，公佈了涅恰耶夫為巴枯寧翻譯《資本論》而致俄國中間人的信，巴枯寧當然要為涅恰耶夫的卑劣行徑背黑鍋，在會上，馬、恩決定將巴枯寧和他的助手紀堯姆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　　 

　　 馬克思似乎取得了打倒巴枯寧的勝利，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巴枯寧的勢力依然強大，1866年以後，巴枯寧大力提倡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在和馬克思的論戰中，他依此來批判馬克思的“德國獨裁主義”。他主張革命後的統治組織必須完全來自人民自身，而不是來自上層的決定。1870年的巴黎公社起義的領導者熱中推行巴枯寧主義，他們的原則和行動策略和馬克思主義並不相干。巴枯寧這年九月投入里昂革命，在那裏宣佈共和，並且成立“公共安全委員會”，巴枯寧迫不及待宣傳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宣佈廢除政府。他聽説法國波旁王朝的舊皇宮杜伊勒裏宮陷入一片火海時，巴枯寧欣喜若狂：“他大步迅速走入大廳——他平常走路是很慢的——用手杖敲打桌子並喊叫道：‘朋友們，杜伊勒裏宮已經燒起來了，我要開酒會好好慶祝一番！’”他的興奮和狂熱於斯可見。　　 

描繪1872年馬克思在荷蘭海牙與巴枯寧支持者論戰的油畫

　　 與此同時，馬、恩的行動和主張在工人中也有日益削弱的趨勢。在英國，由於資產階級的讓步，工會已經爭取到選票，而且被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的演講所嚇倒，工人們轉而支持國會中的自由派，厭倦了所謂對抗性的革命，他們要求成立自己的特別理事會，以有別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常務理事會。1870年秋天，恩格斯作為國際工人協會常務理事會成員來到倫敦，受到英國工會成員們的冷落和抵制。他們對他資本家的身份耿耿於懷，討厭他嚴厲的軍事作風，其中的獨裁傾向令他們不可忍受。而且，他們認為馬克思所以提拔他當“常委”，是因為他給馬克思很多錢。而在德國，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們怕被抓去坐牢，也紛紛脱離協會。馬克思此時年事已高，他只想早日把《資本論》寫完，對這種鬥爭已感厭倦，馬、恩既已不能控制協會，就想抵制和破壞它。如同當年對付“共產主義者同盟”一樣。最後，他們把國際工人協會的總部遷往紐約。　　 

　　 在美國，協會開始吸收了五千會員，大多是德國移民。1873年，美國發生經濟恐慌，光紐約州就有十八萬工人失業，這倒給協會一個乘虛而入的機會。此時國際工人協會在馬克思等人的遙控指揮下，鼓動並支持芝加哥和紐約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參與煤礦工人大罷工。但是，美國的國際工人協會很快就脱離了馬、恩所規定的既定軌道，美國支部的一位女性領導者名叫維多利亞·伍德赫爾，她領導的協會主張參加者不限於工人，所有美國公民皆可參加，在組織路線上否定了協會的工人階級性質，她並且主張協會也要爭取女性的權利和自由戀愛權，這和無產階級鬥爭的目標更是風馬牛。倫敦總部否定伍德赫爾的主張和做法，但她並不理會，她召開大會，自任主席，號召美國的男女同胞為改善自己的權利爭取社會進步而鬥爭。美國的支部遂分化為許多勞工團體，1874年，國際工人協會宣佈解散。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對巴枯寧多所批判，如指責他縱容涅恰耶夫的胡作非為，對他無政府主義主張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算。這些批判當然是正確的。巴枯寧這個革命的狂熱分子一生堅持對傳統秩序的鬥爭，他本人也有很多性格上的弱點。如他詩意的浪漫和現實世界不可調和的矛盾，常常使他的行為乖張可笑，他毫不妥協的鬥爭精神使他滑向恐怖主義的深淵，和涅恰耶夫這種毫無道德感的人的合作更使他聲名狼藉，更糟糕的是，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根本無法實行。後來所有的革命無人效仿巴黎公社的原則，他的追隨者1873年在西班牙鼓動一場暴亂，成功之後，他們並沒有遵循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反而立即進駐當地議會，享受高官厚爵的樂趣。正如馬克思所嘲諷的那樣，巴枯寧儘管吹噓他的“國際社會民主聯盟”主張將來的社會沒有政府存在，但他們還是設置了一個獨裁者的位置，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就是“公民巴枯寧”先生，他將做一切決定，發出各種指示，大家都得聽命於他。而我們也不應忘記巴枯寧的反唇相譏，別爾嘉耶夫引述巴枯寧的話説：任何一個民族如果試圖在自己國家實行馬克思主義，那麼這將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暴政。　 

　　 巴枯寧革命一生，一事無成。臨死之前，只有來自俄羅斯的一個年輕女孩守在他的身邊。他對羣眾表示失望，説“他們對解放自己並不熱心”。一天夜裏，他從醫院出來，順路去看一位朋友，那朋友為他彈奏一首貝多芬，他説：“一切都會成為過去，這個世界遲早會毀滅，只有第九交響曲會永存。”彌留之際，他讓那個俄國女孩告訴他，他家鄉的風景是否一如往昔。他居住的意大利別墅周圍傳來陣陣蛙鳴，這使他想起自己的家鄉，他家的十八世紀老房子座落在一條大河邊，夏夜，池塘和田野裏總是傳來此起彼伏的蛙鳴聲，此刻，他的眼裏總是溢滿淚水。那女孩後來回憶説：“當他傾聽聲聲蛙鳴時，他眼中鋭利刁鑽的眼神不見了，浮泛着一股哀傷的氣息。”一切的出生入死，一切的反抗叛逆，一切的喧囂吶喊，一切的滔滔雄辯，一切的花招詭計，一切的權力慾望，一切的鈎心鬥角……全都在現實和想像的蛙鳴聲中消隱無痕。　　 

　　 1876年7月1日，巴枯寧永久結束了他的造反生涯，享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