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吊子的貨幣改革：法幣的起源與衰亡_風聞

現代貨幣制度，是以紙幣為主要流通貨幣的，正如四川人有俗話：“錢嘛，紙嘛！”

這話由四川人來説再天經地義不過了，因為世界第一張紙幣就誕生在這裏。

交子

對現代人來説，錢就是紙做成的，不過大家都能接受這張紙，和它上面所印的數額，是國家信用在背後支撐。

國家信用，看似很玄的詞，卻是一個長達千年演變的結果。

對最早發明紙幣的中國來説，進入現代貨幣制度，卻比世界其他主要國家更遲，波折更大。

這個波折的開啓的時間在20世紀30年代，而餘波一直盪漾到了80、90年代。

1935年的法幣改革，即這次波折的第一個高峯。

1.

從更早的歷史來講，中國不但是第一個發明紙幣的國家，也是第一個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的國家。“威加四海”的大元朝在不足百年後崩潰，濫發紙幣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交鈔

大明寶鈔

大明朝沒有吸取前朝的教訓。紙幣在貨幣奇缺的明太祖時期曾起到了恢復經濟的作用，民間也普遍接受。但此後官府依然沒有經得起誘惑——沒有比印鈔更容易汲取民間財富，若是僅憑增加税收來增加政府收入，中國老百姓一向不是善茬，抗税、暴動、起義，官府又得花更多錢來安撫、鎮壓。印鈔不僅效益高，成本、風險也低多了。

當然代價就是大明寶鈔（明代官方發行的紙幣）一路貶值，官府三令五申也攔不住，到正德年間大量海外白銀進入中國，大明寶鈔徹底變為廢紙一張，擦屁股也嫌硌得慌（紙的原料是桑樹皮）。

從此，中國成為銀本位的國家（實際是白銀銅錢並行使用，大宗貨物交易用白銀，一般交易用銅錢），這樣的貨幣制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

可以説，銀本位的出現，是貨幣權力從政府下移到民間，是中國社會對官府主導的貨幣制度（紙幣發行權）的否定。以保護民間經濟活力的角度看，它消除了官府靠發行貨幣掠奪民間財富的政策路徑，也迫使朝廷對原有税收財政制度進行改弦更張，來適應這個由白銀運轉起來的經濟，萬曆年間張居正的改革正是如此。

一代名臣張居正

事情都有兩面性。白銀成為基礎貨幣，白銀來源的穩定就直接關係到社會經濟的狀況。但中國又不是一個銀礦資源豐富的國家，全靠我們的祖先創造了極富競爭力的商品——瓷器與絲綢，吸引了全世界的土鱉們，他們巴巴地搜刮各地白銀來天朝囤貨。據估計，17-18世紀，歐洲殖民者滿世界掠奪來的白銀，有一半最終流入了中國。

如此一來，中國經濟的貨幣供給就主要靠貿易所得。假如能一直保持中國貨的優勢和市場，四海祥和、商路穩定倒也罷了。若其中一條發生變故，白銀來源切斷，那無異於切斷了中國商品經濟的活水。按現在的話説，就是通貨緊縮，大蕭條。

1929年大蕭條

（對單個消費者來説，商品價格下降是很有利的事，前提是還有工作，但偏偏價格崩跌後就是失業率高漲。因此對整體經濟，對人類命運來説，通貨緊縮是比通貨膨脹更可怕的事。人頭滾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於1929年的大蕭條。）

政府沒了貨幣權力，也沒了調控經濟的能力，更沒了抵抗大的社會經濟危機的能力，外不能汲取資源抵抗外敵，內不能控制地方諸侯割據，傳統王朝的崩潰也是不可避免了。

17世紀海外白銀的阻斷，大明朝滅亡；19世紀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外流，清王朝陷入泥潭，最終軍閥借革命黨之勢下被逼退位。

2.

教科書上説，1911年清王朝的結束，標誌着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的結束。

但就貨幣來説，舊的制度還要再等二十多年才能結束。

其實在晚清時期，有許多人就意識到把貨幣發行權由中央掌握的必要性，只不過他們並不是為了復宋元明的古，而是學習歐美列強的新，當時的主要國家都已經確立了中央銀行和金本位的貨幣制度：以黃金為貨幣發行的基礎，以中央銀行為貨幣發行當局。

這一套體系既可以發行普遍接受的紙幣，促進國內市場一體化，增加經濟的活力，又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干預調節經濟。

可是世界潮流並不那麼容易趕，民主共和可以一夕之間建立，因為朝廷就那一個，“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然後再搭個國會總統的架子，即可頂上“遠東第一共和國”的帽子。

但貴金屬貨幣關係到上億民眾每天的交易習慣、消費方式。中央政府若要改變民眾的交易方式，讓億萬人民接受你中央銀行印的鈔票。第一是足夠的政治穩定，中央政府有足夠威信，讓民眾相信你不會短命，紙幣不會很快就被新政府取締；二是中央銀行要擁有足夠多的貴金屬存貨，讓民眾相信你發行的紙幣能兑換出來真金白銀。眾所周知，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四分五裂，這兩條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實現的。

北洋軍閥割據圖

更何況，拜“祖上也闊過”所賜，中國是當時唯一的銀本位大國。其他主要國家都是金本位，白銀就只剩工藝品裝飾品的需求。一個物件，對於你是必需品，對於別人是非必需品，而且你還不出產這玩意兒，那不相當於你的命根子被別人拽在手裏？

20世紀的白銀市場正是如此，當時倫敦、紐約、上海、孟買是最重要的白銀交易中心。而倫敦挾“日不落帝國”的國力，長期以來都是金本位和銀本位國家之間的結算中心。白銀的定價權，可以説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倫敦的白銀市場中。

20世紀初的倫敦

所以，白銀的價格，跟中國的經濟無關；相反，中國的貨幣供給變化，受制於從事白銀交易的追求利潤的外國銀行。中國如果要奪回貨幣發行權，自然會損害這些既得利益者。如何處理利益相關的列強關係，也是中國重建貨幣制度的關鍵問題之一。

隨着國民黨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內統一初見雛形。同時，把更激進的TG血腥地清洗後，國民黨與控制着金融的上海中外銀行家形成了合作的態勢。

（表面上的）政治穩定，以及原有銀行團體的支持，奠定了幣制改革的基礎。然而正是由於第三方——海外白銀市場價格的因素，造成了國民政府幣制改革的步伐凌亂起來，間接造成了法幣制度的缺陷。

先天缺陷的法幣，也成為國民政府的“含笑半步癲”，不笑不走路地跳着前行，最終在1949年仆街。

3.

雖然中國的白銀供給受制於海外市場，但白銀市場自有規律，在一般情況下，價格變化尚不會對中國國內貨幣供給產生過大的波動。

然而1929年由美國爆發，席捲全球的經濟大蕭條，打破了這個穩定。

大蕭條爆發後，世界其他國家對白銀的需求進一步減少，白銀價格從1928年開始下跌。這讓中國可以以較低價格增加國內白銀存量，適度通脹壓低了信貸成本，刺激了國內經濟，有利於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的金融和經濟環境。1933年前的兩年，當世界主要經濟強國都進入通縮蕭條的寒冬，中國的經濟表現格外亮眼。

然而好景不長，正當世界主要產銀國在英國的推動下籤署了白銀協定，旨在穩定白銀的價格時。當時大蕭條的源頭、世界經濟霸主美國卻出了一個影響深遠（主要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幺蛾子。

美國在簽署白銀協定僅僅過了5個月，總統羅斯福就批准了白銀法案，用高價收購國內外白銀，讓參加倫敦白銀協定的國家見識了一下什麼叫“翻臉不認人”。

（國民黨政權的兩大支柱：軍隊與財政，一個被美國廢鋼石油武裝起來的日軍摧毀，一個被美國收購白銀弄得虛弱不堪。若要論我黨革命成功的外國因素，也許美國起到的作用比兩面三刀的老大哥更大。）

羅斯福此舉是為了解決自己國內的政治矛盾，用錢來封住西部產銀州的國會議員和反對黨的嘴，用現在的話來説，這個法案是赤裸裸的“單邊主義”。

世界經濟龍頭打個噴嚏，全球都感冒，世界大蕭條就是美國鼓搗出來的。這個白銀採購法案提升了白銀的價格，世界各地的白銀都被美國吸收過去了。

中國更是明顯，到1934年底, 上海存銀總額已由一年前的3.93億盎斯降至2.53億盎斯，下降幅度達35.6%。於是，價格下跌、通縮、金融動盪、生產下降、經濟蕭條，這一系列的課，中國也就在1934年後慢慢補上了，同時也明白了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刻道理。

雖然中國對美國違法白銀協定的政策極為憤怒，卻無能為力。面對經濟危機，國民黨政府只得通過加徵白銀出口關税、救助金融銀行業等手段來緩解。到最後，只得加快原計劃的貨幣改革進程，廢除銀本位，發行法幣。

4.

廢除了白銀本位，法幣發行所依賴的基礎，也就是“貨幣錨”用什麼來代替呢？

世界曾流行的黃金是不可能的，本來存貨不多，各國在大蕭條後又紛紛廢除了金本位。

那隻能選擇世界主要的貨幣作為法幣的定錨了，但這樣需要跟貨幣發行國達成共識，並且需要一大筆貸款來作為發行法幣的“本金”。

雖然被美國折騰得夠嗆，但畢竟美國還是世界經濟霸主。國民黨的金融大佬們如宋子文、孔祥熙，在1935年先後同美國政府取得聯繫，希望支持中國的貨幣改革。可是美國一方面顧忌日本的反對，另一方面極力否認中國的經濟困境是由美國的白銀法案造成的，生怕對中國貨幣改革進行援助，就是向世人承認自己理虧，當英國提議由多國參與中國的金融和幣制改革，美國擔心各國會與中國一起指責自己，更是對此提議視而不見。

無奈，國民政府只得轉向英國和英鎊。其實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歷史更久（鴉片戰爭就是證明），在中國的投資也遠遠超過美國。此時雖然日不落帝國早已風光不在，但英鎊集團還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集團。

英國政府對中國幣制改革興趣也不小，很有意願把中國也納入英鎊集團。雙方“郎有情妾有意”，很快就接觸並談判上了。

英國派了財政顧問李滋羅斯訪問中國，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談判也很順利，在中央銀行的設置以及外匯穩定達成了共識，只是在貸款方面，英國希望多拉幾個國家來出錢。

英國與日本有長達三十年的英日同盟，雖然因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侵略，雙方矛盾逐漸升高，但畢竟還沒有到撕破臉的地步。李滋羅斯在訪問中國前也先去了趟日本，在跟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居然同時提出了要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參與貸款給中國的條件。

英日同盟

因丟掉東三省深陷輿論撻伐的國民政府不可能同意這個條件，而且日本人正憋着壞要獨佔中國經濟資源，也不同意參與給對手貸款，於是中英在幣制改革上合作也失敗了。

眼看日本在華北鼓吹“自治”，中日衝突迫在眼前。美英暫時不能指望，此時社會對於國民政府抗日的期盼越來越高，對國民政府發行的不可兑換紙幣的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幹脆赤膊上陣，在沒有強勢貨幣和貴金屬作為準備金的情況下，以《財政部佈告》和《財政部長孔祥熙宣言》的形式公佈了關於幣制改革的命令，實行法幣政策(法幣，意即此幣具有無限法償資格 ，為收付一切公私 款項、一切債權債 務的合法手段 ，任何人不得拒絕承受)。

至此，數百年的銀本位徹底結束，貨幣權被以四大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為發行機構來壟斷。

然而這是一個“半吊子”貨幣改革：雖然由現代銀行發行，但這種缺乏貨幣錨的法幣，本質上卻跟交鈔和大明寶鈔一樣，有着極大的超發濫發隱患。假如央行具有足夠的獨立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府濫發貨幣。但國民政府的四大行明顯沒有這樣品質。

一千元法幣

通過發行法幣，國民政府直接收購了65 000 萬元的白銀，並出售其中一部分換取外匯以購置軍火。

5

後面的故事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在維持了兩三年穩定的法幣供給和價格水平後，1938年，日軍佔領了東部沿海地區，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税收重地損失了，財政收入劇減，赤字飆升。一方面要錢來打仗，一方面要維持龐大的政府體系，大量東部人員流亡到大後方，地盤縮小了，要財政供養的人不減反增。

因為國民黨著名的低下執行力，要砍人節流是做不到了，國民政府如飲鴆止渴般開啓了大印特印鈔票的大門。

在抗戰的大旗下，美援的加持下，民眾的忍耐下，雖然法幣膨脹了許多倍，國民政府還算熬到了日本投降。

但共產黨在土地改革、戰略物資基礎上的貨幣發行制度，嚴格的貨幣管理紀律以及動員民眾的能力，逼迫國民黨在印鈔票的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催生了金圓券這個貨幣金融史上的奇葩，貨幣制度徹底崩潰，國軍也“轉進”台灣。

五十萬金圓券

“半吊子”的貨幣制度失敗了，紙幣的正面效應被巨大的通脹、狂熱的投機以及政府的敲骨吸髓所吞噬，給中國社會留下了巨大心理陰影。新中國建立後，乾脆進一步對商品經濟壓縮，重點投入重工業，生活物資憑票證供應，之所以改造得這麼順利，和中國社會對貨幣的心理陰影是分不開的。這也算是一種應激反應。

但土地國有和工業化，卻給中國新的貨幣提供了另一種的發行基礎。當計劃經濟走到窮途末路時，中國重新進入貨幣經濟。

這個時候，與法幣先天缺陷不同，新的貨幣經濟有全新的基礎和體系（土地與強大的國有經濟）。歷經幾十年的貨幣轉型才算告一段落。

關於這個全新的貨幣發行基礎，則是另一個故事了。

當然重新進入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80年代後期的通脹記憶，還深深留在50後、60後、70後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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