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盡可能減少家暴，就應該在法律中刪除“家暴”一詞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騷客文藝”

作者：王元濤

日前，又一個家暴新聞上了熱搜，這一次，受害者是papi醬旗下的仿妝達人宇芽。

宇芽因傳神的化妝技巧而走紅，其中尤以蒙娜麗莎仿妝最為著名。昨天，宇芽在微博上用圖文並茂的長篇內容，詳盡揭露並控訴了施暴者“沱沱的風魔教”對她實施的精神虐待和肉體暴力。其間，傷害與賠罪交替上演的戲碼，完全符合家暴的標準劇本。

據宇芽稱，她與“沱沱”相識於2018年8月，對方44歲，離過三次婚。第一次家暴，發生在他們在一起生活半年後，是“很用力地連續打了十幾下耳光”。宇芽表示震驚，但對方馬上道歉示好。

宇芽承認：“我念在是第一次，懦弱地原諒了他。”

之後，又發生了兩次扇耳光家暴，“沱沱”的道歉總是很及時，宇芽也就一再原諒了他。　　

到第四次家暴，就出現了令人髮指的場景。一段視頻顯示，“沱沱”像拖一隻無助的小動物一樣，粗暴地把大活人宇芽倒拖出電梯。宇芽説，“沱沱”還用力掐她的脖子，抓着她的頭使勁往牆上撞。

八天之後，又發生第五次家暴。“沱沱”抓住她的肩膀用力往地上一摔，致使她尾椎着地，雙腿短期失去知覺。宇芽出示的急診病歷顯示，她“被他人打傷跌地”，“全身多處軟組織損傷”。宇芽回憶説，她當時已經被打得無法站立，只好癱在地上求對方住手，對方繼續用腳踩她的臉，踹她的身體，還冷嘲熱諷説她“裝模作樣”。隨後，對方發現她確實無法站立，才打電話找人把宇芽接走。

為掩蓋毆打痕跡，對方還將宇芽被暴打後殘破的衣服扒下來，換上一條新裙子，結果新裙子還給穿反了。

施暴期間，對方一直對宇芽説：“你告我，也告不贏。”“你告我，也沒證據。”並威脅稱：“如果你去告我，我就自殺，我會寫遺書説是被你害死的。”

其實，家暴新聞之所以會週期性引爆，因為它是一種普遍存在。

每次引爆家暴新聞的主角不同，細節不同，但核心情節總是相似的：先是精神虐待，進而上升為肉體攻擊與折磨，隨後，不用等到受害者反抗，施暴者就會主動道歉賠罪，明明是欺騙，卻往往顯得至誠至真無底線：痛哭流涕、賭咒發誓，那是普通招數，下跪叩頭、自殘自傷更是必殺技。

如果受害者能跟施暴者達成諒解達成，雙方有時會迎來一個“小蜜月期”，甚至有“小掰勝新婚”的感覺——但這只是幻覺，而且很快會被打破。家暴彷彿一種毒癮，難以避免地定期發作，施暴、道歉、再施暴、再道歉，陷入解不開的惡性循環。

每一次道歉，好像都是下一次施暴的前戲。

宇芽的遭遇之所以格外引人關注，原因之一就在於，施暴者“沱沱”表現惡劣，屢犯不改。在宇芽決定揭露他的種種惡魔行徑後，其第一任妻子站出來作證，稱在她懷孕期間，曾被“沱沱”踹肚子、打耳光、掐脖子，甚至還拿菜刀威脅過她。而“沱沱”的第二任妻子也揭露，稱“沱沱”曾把她的手反鎖起來，並把她的頭往牆上撞。

可是，面對新聞曝光，面對大眾批評，“沱沱”表現出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態度。在遭到宇芽指控後的第一時間，他神閒氣定地曬出美食照，還陰陽怪氣地配文：“如果回望深淵，深淵也正在凝視你。所以不如凝望白砍雞。”

説實話，施害者“沱沱”的表現，一方面讓瓜眾胸悶氣結，另一方面也會給我們一個小小的提醒：自媒體時代，新聞類訊息缺少編審程序，因而情節大反轉的事時有發生。對此，任何一個審慎的論者，都應懷有適度的惕戒，不宜把義憤填膺表達得過於火花四濺。

只不過，就算宇芽事件後續曝出再多所謂的內幕，有一點也是不可動搖的：家暴，是絕對的惡，絕不應該被原諒。

可是，這種絕對的惡，在現實生活中卻很難受到法律的及時適度懲罰，因而施害成本低，反覆發作率高。

就在宇芽家暴事件曝光前不久，並不遙遠的韓國，繼藝人雪莉自殺身亡之後，歌唱組合明星具荷拉又不明原因死亡。媒體分析，自殺的可能性極大。具荷拉，就是家暴的又一位直接受害者，施害方不僅嚴重家暴，而且用性愛視頻威脅她。

事件曝光後，曾有二十萬韓國民眾走上街頭遊行，對具荷拉表示堅定支持。饒是如此，經司法審理後，施暴者最後受到的懲罰，不過是區區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而且還緩刑三年！

眾所周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的剛性原則；那麼，法律面前，所有的暴力傷害是不是也應該地位平等？暴力傷害，因為發生在家庭內部，為什麼法律就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完全忽略暴力行為的家庭背景，讓同等程度的暴力傷害，受到同等程度的法律懲罰，這難道不也應該成為法的剛性原則嗎？

暴力傷害就是暴力傷害，家暴受害者所感受到的痛苦與恐懼，與其他類型暴力受害者所感受到的痛苦與恐懼，並沒有任何不同。那麼，一種暴力傷害所應受到的懲罰，與施害者和受害者雙方是否存在夫妻或其他親人關係，又有什麼相干呢？

因此，必須説，現在我們需要一份鄭重的倡議：在法律中剔除“家暴”一詞，把家庭暴力歸於一般暴力的行列，讓家庭暴力施害者受到與其他暴力施害者同等的法律懲處。

當然，我們很容易可以想到，如果把家暴等同於一般暴力違法或犯罪，家暴的隱蔽性將進一步增強。生活是複雜的，有一些家暴受害者，多方面長期受制於施害者，如生活來源完全依賴對方等，因此，一旦家暴發生，受害者反而會第一個拒絕法律的即時介入，不願意讓施害者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也就不肯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這無疑會讓受害者失去救濟機會。這種不幸的情況，也是一種客觀存在。

但是，我們必須同時認識到，沒有哪一種法律條文是十全十美的。把家暴等同於一般暴力違法或犯罪進行懲罰，將會給另一些家暴受害者提供巨大的支持力量。這類受害者，大多較有勇氣與決心，敢於對家暴説不，勇於向社會和法律求助，可是，在司法實踐中，這些人的求助，往往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這些人經常被告知：家庭內部事務，法律沒辦法管得太深。

這是對家暴的一種變相縱容，其結果，是令越來越多的受害者失去自救的勇氣與信心，一想到法律對家暴實施者都無可奈何，受害者除了無窮無盡地忍耐，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想一想有關家暴的經典劇目《不要和陌生人説話》，我們很容易帶着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受害者千萬不要軟弱，一定要足夠剛強。可是，如果法律無法讓“馮遠征”帶着那張陰鷙的臉低下頭，被一次一次暴打到頭破血流的“梅婷”又怎麼有機會挺有胸膛？

是的，面對層出不窮的家暴，我們必須實實在在地做點什麼，而不是等到又事件再次發生，我們就義憤填膺地把“家暴要麼零次要麼無數次”的理論重複一次。

再這樣下去，我們大腦負責憤怒的部位都會發出警告的：我的發怒激素快不夠用了！

因此，再強調一遍，我們能做的最實實在在的事，就是鄭重地發出倡議：在法律中剔除“家暴”一詞，讓家庭內部發生的一切暴力傷害，都受到與其他暴力傷害同等的懲罰。這種舉措，當然不可能完美，但無疑是一種無需辯論的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