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賢德：難忘38年前鄭州留下的記憶_風聞

吳賢德：難忘38年前鄭州留下的記憶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回憶的東西，有人喜把她刻在大腦裏，我喜歡把她用文字記錄下來整理成文後，通過網絡奉獻給大家，讓大家一塊分享。

  1981年11月，在鄭州滎陽一家磚瓦廠打工17歲的弟弟，和弟弟在一個磚廠打工同村3個鄰居，通過郵局給家裏打來電報，電報裏向家裏求救道，他們磚廠包工頭帶着錢跑了，他們幾人沒錢回家了，讓家裏去人帶着錢，把他們領回來。

  當時村裏和弟弟一塊去鄭州打工的，連弟弟一共4人沒錢，接到弟弟他們4人給家裏的電報，大家把去鄭州領人的路費湊齊後，可是沒一個人敢説去鄭州領人。最後，大家經過再三商議，讓我這個大家認為肚子裏有點墨水，又在生產隊裏當民兵排長的去鄭州領人。

   讓我記憶最深的，去鄭州領人晚上，吃過晚飯後，母親讓我把身上的破棉襖脱下來後，母親在棉襖胳肢窩邊，用剪刀剪開一個小口，把我去鄭州路費留下來，把去接弟弟他們的二十多塊錢，塞進剪開的小口裏，然後用針線逢死。

  把路費縫進棉襖後，母親把我叫到身邊再三叮囑道，這錢可是你弟弟他們的救命錢，去鄭州這麼遠，又是第一次出遠門，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要亂和別人説話，走在路上和坐在車上，再熱也不能把棉襖脱下來，一定要把棉襖裹緊在身上。

  就這樣母親仍然放心不下，最後找出一條長布條，讓我去鄭州路上，用布條把棉襖繫緊，防止小偷發現縫在棉襖裏的錢，交待完後，母親拿出事先蒸好留作去鄭州路上吃的一小裝饅頭。第二天，我踏上了去鄭州尋找弟弟的路程。

  那時，中國剛改革開放，各地社會治安都不太好，村裏今晚不是張家的雞被偷了，明晚就是李家鴨被盜了，那時晚上小偷小摸活動十分猖狂，不要説村裏雞鴨等小家禽經常被盜，牛、豬、羊等大牲畜，也經常被盜，難怪母親為我擔心。

  那時農村普遍貧窮，雞剛叫第二遍，母親就把叫起牀，步行到離家七八里街上，乘坐去縣城的公共汽車，那時的公共汽車和現公共汽沒法比，跑在土公路上“叮叮噹噹、叮噹當”轟轟響，到縣城30多公里路程，中午才晃晃悠悠到。

從鄉下坐到固始縣城，再轉去信陽公共汽車，固始到信陽三四里，那時從固始到信陽同樣是土路，哐啷噹、哐啷噹……時間長了，我也記不清了，公共汽車是夜裏幾點鐘一搖三擺到信陽火車站的。

  在我的記憶裏，那時信陽火車站不但又破又舊，也很冷清，走進火車站，一切都感到十分神秘和驚奇，過去只能在電影裏見到的火車，今天可以親自坐上，一切都感到那麼新鮮，去鄭州的火車上，一路上，真的不知是怎樣度過的。

  那時鄭州火車站很舊，在鄭州下了火車，吃了兩個臨來鄭州前母親為我蒸的大饃，一邊吃，一邊拿出去弟弟他們被困磚廠地址，問火車站工作人員咋走，火車站工作人員看後，聽我是信陽口音，笑着告訴我：我也是信陽人，你去這個地方是農村，沒有去的公交車，地走得大半天。

這位好心老鄉讓我拿筆記一下，按着他説路線去找磚廠。時間太久了，我也不知當時走的是鄭州哪條路，反正出火車站沒多遠，一直往西邊走，邊走邊問，天快黑的時候，終於找到弟弟他們4個人被困磚廠。見到弟弟，我們幾個抱頭痛哭起來。

包工頭跑了，身上有路費的都走了，整個磚廠除了弟弟他們4個人外空無一人，他們4人躺在四處透風剛進廠時磚廠臨時搭建的工棚裏，在我未趕到3天多時間，靠在磚廠食堂領分的一人三個涼饃，喝的磚廠邊水溝裏的污水。那年代包工頭（老闆）們心黑的狠，根本沒把農民工當人看，只顧自己掙錢，不顧農民工死活。

   脱下棉襖，撕開母親用針線縫在棉襖里路費，帶領弟弟他們4人連夜趕往鄭州火車路，由於弟弟他們一天只能靠一個饅頭度日，4個人早已餓壞了，我們5個人邊走邊歇，天亮才趕到鄭州火車站。

   為了讓弟弟他們填飽肚子趕回去，在火車站旁路邊找一個賣麪條的，讓老闆給我們一人下一碗麪條，吃完麪條，拿着10塊錢去結賬，老闆把10塊往衣兜一塞，讓老闆找我們零錢時，張口罵道：你們幾個小子來過鄭州沒有？抓緊滾蛋，不滾蛋欠老子揍你……邊罵邊拿起大鐵勺。

  剛才我們就是聽見這邊大喊大叫：麪條兩毛錢一碗。我們5個人每人要了一碗，5碗麪條加起來應該一塊錢，老闆破口大罵説，我們耳朵聾聽錯了，沒問一下，不但一分錢不找，讓我們抓緊滾蛋，説我們耽誤他生意，老闆凶神惡煞般舉起鐵飯勺還要打人。真的讓人害怕。

   17歲弟弟和鄰居來鄭州磚廠打工，黑心包工頭卷着農民工血汗錢跑了，火車站大喊大叫兩毛錢一碗麪條，吃完後變成兩塊錢一碗，在那個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法律和政策不健全年代，農民工真可憐，走到哪裏都受人欺負，一些老實巴腳的農民工，在打工中輕則遭包工頭罵，重則遭包工頭歐打，甚至丟掉性命，到頭來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

   經歷弟弟鄭州打工遭遇，和在鄭州火車站吃碗麪條遭遇，從此開始關注農民工生存問題外，拼命學習新聞寫作和法律知識，1996年在江蘇吳江市（縣級市）打工期間，當我發現盛澤鎮私營絲織廠拖欠外來工工資嚴重，在《中國紡織報》頭版發表題“盛澤私營絲織廠拖欠外來工工資嚴重”，從此我踏走上了為農民工追討工資艱難路程。

在那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年代，黑心包工頭和私營企業主們對待農民工，真的比舊社會地主惡霸還要惡幾分，2000年後，國家相繼出台了嚴厲的保護農民工法律和政策，農民工才得以重見天日，得到了解放和翻身。配圖於本文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