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酒精與煙草：當年的老闆們控制苦力勞工的三神器_風聞

文：戴維•考特萊特

       馬克思（Karl Marx）的著名比喻——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若改為酒精或煙草，其實一樣貼切。對權勢階級而言，癮品帶來利潤和税收，還能借它控制勞工，本來都是隻有利而無害的，直到19-20世紀部分人士開始重新思考癮品的影響，情況才有所改觀。

大麻可以當工資

       鴉片幫勞工消愁解悶的用途是最廣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紀到海外的華工使用得最普遍。華工的典型處境是：在異鄉做着讓人精神麻木的苦力、無聊、想家、沒有親屬監督。於是他照家鄉的船伕、轎伕排解愁悶的方法，有樣學樣抽起鴉片來。這並不妨礙他的工作，至少一開始是沒有影響的。

       曾有一位英國官員説：“抽鴉片的苦力也許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但是這種工人經常有債務在身，如果是離家鄉很遠的，更是經常寅吃卯糧。只要債沒還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國老家去。因為經常得花錢買鴉片，加上單身漢都免不了的賭與嫖，他就永遠揹着還不清的債，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騾子般無休止地做下去。為數不少的華工終於因為生病或絕望而停止推磨，最終使他們停下來的也是鴉片——一次吸食過量的鴉片導致了死亡。

       種植鴉片的國家都有暴利可得。統治者——多半是宗主國的官員——會把鴉片專賣權拍賣給出價最高者——通常都是由武力不弱的幫會支持的華商集團買去。這些幫會不讓競爭對手侵犯他們獨佔的利益。華商們供給華工的鴉片是按壟斷的定價，往往要扣掉他們半數甚至2/3的工資。拍賣鴉片的政府可以坐收源源不斷的厚利。據歷史學者卡爾•特勞基（carl trocki）指出，新加坡等於是靠嗜抽鴉片的華人苦力在贍養，殖民政府19世紀的總收入有一半來自鴉片。

       中國工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據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位在埃及工作的醫生記載，上了癮的埃及粗工把工資的大部分花在了買癮品上。以每天可賺5個比索的工人為例，通常是花1個吃飯、花1個買煙、花3個在鴉片類製品上。有一個地主因為癮頭太大，連送妻子回孃家探親的費用都挪來買了癮品。還有一家尼羅河運輸公司的承包商是有海洛因癮的，他索性只給裝卸工人臭腐的飯食吃，拿剋扣下來的錢買每天兩包的海洛因。後來警方搜查他的賬簿，才發現他還以癮品代替工資發給工人，藉此多賺30%的利潤。這種做法至今仍存在於秘魯漁場的遠海漁船上，據傳這種船上的漁工有20%或以上是有可卡因毒癮的。

       在牙買加的印度大麻田裏，除草的青少年工人有時候是會領到大麻作為工資的，所以他們工作中處於“嗨”的狀態也是頗為常見的。凡是有印度大麻文化情結的地區，農工們普遍服用大麻。每逢收割季節，旁遮普省的消耗量會增加一半。哥倫比亞農民宣稱，大麻可以消除疲勞，可以提振體力和精神；服了大麻的人打拼不會累。這跟批評美國大麻文化情結的人士所説的恰好相反：大麻使人渾身無力、缺乏動力、虛脱疲憊，所以根本無益。人服食癮品之後會出現什麼樣的舉動？這既是藥理學的問題，也是關係到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問題。為了撐過甘蔗田裏整天的勞苦而學會吸大麻是一回事，為了在搖滾演唱會中熬夜狂歡而學會吸大麻則是另一回事。狀況不同，服食癮品後的反應也就不同。      

吸食鴉片的阿富汗柯爾克孜族牧民

苦工生活單調，只能飲酒買醉

       在農業尚未機械化的時代，烈酒在歐洲與北美曾經扮演過與大麻煙類似的角色。加緊趕工的收成期要喝酒，收成完畢慶功時要喝酒，為了排遣農村生活的勞累與無聊也要喝酒。但是烈酒比大麻的價錢貴，經常豪飲的農民一定會成為窮光蛋。在東歐地區，除了小鎮社區的猶太人（shtetl Jews）和區區幾個戒律嚴格的宗教團體之外，農民把積蓄耗在飲酒上是常見的。有些農民把馬鈴薯和穀類送進地主的釀酒廠，直接換回伏特加酒。擔任翻譯的朱韋納爾•伊萬諾維奇•塔拉索夫（Juvenale ivanovitch tarasov）回憶自己故鄉俄羅斯村莊在19世紀80年代的情形：

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村裏半數的農民時常一醉就是好幾天……一瓶伏特加酒漸漸成為一種幣值的標準單位。如果詢問農民做什麼活需要付他多少工資，他的回答不是以盧布算，而是以幾瓶伏特加來算。如果商店裏沒有伏特加的現貨，農民就不肯幹活；等到店裏進足了貨，就會有農民蜂擁而至搶工作，要賺錢去買酒。有商人整車運來一箱箱的伏特加，近乎瘋狂的人們就拿着工資、家裏的牛、一切財物去換酒……我還記得，那時候會看見身上總共只有一件襯衫可穿的男人，他把其他所有的衣物都當了。衣不蔽體的女人也不算稀罕的景象。能換酒的東西全都換酒了。

       為逃避現實而飲酒在歐洲慣用癮品的貧民區也很常見。社會改革者認為這要歸咎於工人的生活單調，生活環境不舒適。左拉（émile Zola）曾在1868年的作品中指出：“工作需要有休閒。如果錢不夠多，未來又無可展望，人就會把握眼前能得到的快感。”

       以下一則歐洲移民在美國的實例即是證明。1855年間，一羣來自愛爾蘭的鐵道工人——個個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無產者”——來到中西部一個城鎮的一家德國移民開設的旅店。一位路人把這旅店的功能解釋給他們聽之後，他們大呼小叫起來，把大拇指放進嘴裏做出模擬酒瓶塞子拔掉的聲音。旁觀的一位挪威人在家信中反感地寫道：“這個德國人（旅店老闆）立刻拉大嗓門推開店門，開始口吐不成句的糟糕英文，手忙着開威士忌酒。他就要成為資本家了，因為這些傢伙酒量驚人，一口喝下一夸脱的烈酒，眼皮也不眨一下。”

       好酒貪杯的工人——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倫敦遇見的豪飲啤酒的年輕印刷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看見的在曼徹斯特街頭醉得東倒西歪的無產階級民眾、完成長途趕牛任務的美國西部牛仔們、南美洲酒館裏的牧民們、來自各國獲假上岸的水手——都毫不吝惜地把工資花在買醉上，如果沒有在爛醉之前就被警察帶進拘留所的話。他們總要喝到自己頭疼欲裂、錢包空空，之後就不得不回去再為僱主賣命。富蘭克林很看不慣“這些不知振作的人就這樣永遠把自己搞得昏頭昏腦”。酒精使這些人無休止地出賣勞力，正如鴉片使中國苦力的苦工永遠做不完。

俄羅斯醒酒站的工作人員把一名醉鬼吐了一身的髒衣服扒下來清洗

吸煙和吃飯一樣重要

       煙草亦如此，只是比烈酒和鴉片的作用程度略遜一籌。曾有一首年代不明的梵文詩中説：“一個人不論多麼窮，也不會捨棄煙草不抽。”英國醫生約翰•羅蘭（John rowland）曾於1659年間這樣寫道：“農夫、拖犁的人、扛運工人，以及幾乎所有出賣勞力的人都請求發給煙草，聲稱這東西讓他們精神煥發。許多人為了得到煙草，連必需的糧食也甘願不要。”煙草生產擴大以後，價格降低了，為買煙草而使子女捱餓、拿財物換取“這少量迷惑人的無用東西”的事仍然時有所聞。

       英國經濟學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曾經估計，17世紀愛爾蘭農民的食品開銷的2/7是用在煙草上。這項統計頗奇特，卻也很有意思，因為佩蒂把食品和煙草同列入攝取營養的基本項目類。

       總之，煙草類產品一直到20世紀仍是低收入工人的一項重要開銷。美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之際，佐治亞州的黑人佃農仍將現金收入的6%花費在買煙上。按經濟學家傑克•戈特塞根（Jack Gottsegen）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羣的人們的日常零花幾乎全部用在買煙上——遠高於用在閲讀、生活用品、教育上的比率。

正在吞雲吐霧的土耳其工人，打壓全民吸煙風氣是埃爾多安的執政舉措之一

       縱觀以上，可見癮品一向都是人們上進之路上的一種阻礙，存錢、購地、受教育、成家、立業的目標都可能因癮品而遙不可及。這並不是什麼人為的大陰謀。事實上，借癮品提神解悶的行為可以説是人類文明的副產品。人類本來是集結成羣遊獵為生的，後來演化成定居農耕的社會，這種生活方式不如以前遊獵狀態那麼多變、那麼令人身心滿足，也比較不平等、不利健康。

       遊獵生活的人羣也重視癮品的價值，但多在巫醫儀式中使用，不常用來應付從早到晚勞動的辛苦。借服食癮品排遣日常生活的單調苦悶（或治療伴隨定居生活而來的腸胃病與寄生蟲病）都是文明化生活才有的。用癮品使嬰兒安靜昏睡，以免打擾忙碌的父母或照顧者，也是文明的副產品。20世紀初期以前的勞工階層中，使用鴉片或大麻安撫幼兒是常見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至今仍存在這種習慣。這都是迫於社會環境不得已而為之的，顯然違背了人類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