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毅：民初唐紹儀內閣與袁世凱關係新論_風聞

唐紹儀內閣是南北統一後民國首屆內閣，學界歷來關注較多。但既有的研究多受革命話語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崇唐抑袁”傾向，異口同聲地譴責袁世凱為實行獨裁，肆意破壞臨時約法和責任內閣制，處心積慮要搞垮唐內閣；對唐紹儀則大加稱頌，把他説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果實的捍衞者，為了維護約法上的副署權，不惜同袁世凱決裂，脱離北洋集團①。這種説法流傳雖廣，卻忽視了不少重要的歷史面相，尚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本文通過對若干基本史實的考察和梳理，認為袁世凱逼垮唐內閣之説不能成立；相反，在唐內閣受到多方衝擊而動搖時，袁還曾設法予以維護。最後導致袁、唐關係破裂和唐內閣倒台的，亦非守法與違法、革命與反革命之爭，而是調和南北與統一中國兩種政策之間的衝突。

一、唐紹儀組閣的政策取向

還在南北議和期間，雙方的代表就討論過清帝退位以後，未來新政府的組成人選。1912年1月15日，北方代表唐紹儀、楊士琦與南方代表王寵惠、汪精衞等人在上海唐紹儀寓所開會，擬由袁世凱出任南北統一後民國的大統領，孫中山副之，唐紹儀任內閣總理大臣，黎元洪、陳錦濤、張謇、湯壽潛分別擔任海軍、度支、農商、郵傳各部大臣②。由於未來官制尚不確定，對中央政府各部長官，仍以“大臣”相稱。該方案囊括了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三大勢力——北洋派、革命派和立憲派。這個名單清楚地顯示，南北議和中的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將成為民國的第一任總理。

唐紹儀膺選民國首任總理絕非偶然。他在辛亥南北議和中擔任北方的首席談判代表，表現出同情革命的態度，竭力推動共和在北方的實現③。對於結束兩千餘年的君主制度，締造南北統一的民國，唐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能夠以和平方式完成辛亥革命，輿論普遍目為奇蹟，認為“此唐虞以來生民未有之光榮”④，“曾不數月，竟舉數千年之君主國體一變而為民主國體”⑤。唐也因此而聲望大增，躋身民國功臣之列。一方面，唐紹儀通過自己的行動把共和制度推向北方，幫助革命勢力達到了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此舉也為袁世凱取得總統大位，登上民國的權力巔峯，鋪就了道路。這使他獲得了南北兩方面的信任，從而成為組閣的不二人選。

從某種意義上講，唐紹儀最大的政治資本，得自於調和南北政策的成功，正是這項成就使他當上了總理。袁世凱的屬下唐在禮回憶，唐紹儀在擔任總理之後，“對南方表現了繼續接近”⑥。這並不能視為唐完全站到南方一邊，而是説明他繼續把調和南北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政策。同時，南北議和的成功也使得唐紹儀相信南北是可以合作“建國”的。蔡元培後來曾對人説，唐紹儀在南京時非常樂觀，“大言炎炎，不可一世，覺天下事皆可任宜玩弄”⑦。清帝下詔遜位後，孫中山按照約定，向南京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並推薦袁世凱接任，又提出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任後現任總統始行解職、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三項條件⑧。隨後，南方派出蔡元培等人組成專使團北上，迎袁南下就職。唐紹儀與專使團同行，2月26日抵達北京，“當夜即入袁總統府中，與袁密商一切”⑨。此時南北雙方正就國都地點展開爭執。北方主張統一臨時政府設在北京，袁世凱在復孫中山的電報中稱：“舍北而南，則實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⑩。南方則針鋒相對，力主都城設在南京。黃興表示，“袁公雖與清廷脱離關係，尚與清帝共處一城。民國政府移就北京，有民軍投降之嫌，軍隊必大鼓譟”(11)。這反映出南北雖在形式上已告統一，但彼此缺乏信任，猜忌甚深，正如當時報上所言，“北則務欲保其固有之雄威，南則不忍坐失已成之大局”(12)。唐紹儀在同袁世凱會談時，“頗有允認北京建都之意”，但請袁“先赴南京，後再頒行北京建都佈告”(13)。湯覺頓在向梁啓超報告京津政情的信中，也透露説“唐極主袁南行”(14)。袁世凱向唐紹儀和迎袁專使團表示，願赴南京就任(15)。不難看出，唐紹儀在定都和袁就職地點問題上，周旋於南北之間。《順天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稱唐紹儀“隨同江寧專使相攜來燕，即勸總統南行，則唐代表之還京，恰似代表南省奉江寧歡迎之專使也”，“嗚呼！唐代表往時代表北省，來時代表南省，一人之身，賢勞如此，然其使命何在？古今行人未嘗有如此之變幻不測者也”(16)。這些文字對唐雖不無揶揄之意，卻形象地表明，此時的唐正積極扮演着南北間政治掮客的角色。

由於北京兵變的發生，袁世凱南下就職計劃中輟(17)。經南北協商，南方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但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須在南京接收政府交代事宜(18)。3月8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正式提名唐紹儀為內閣總理。電文稱：“國基初定，萬國具瞻，必須華洋信服、閲歷中外者，始足膺斯艱鉅，唐君此其選也。”(19)次日，孫中山電覆袁世凱，對唐紹儀任國務總理表示“極贊成”，並代諮送參議院(20)。3月11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開會投票表決，以17票對4票的多數通過(21)。袁世凱隨即發佈命令，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22)。

在組閣過程中，最具實權的陸軍總長一職成為南北爭奪的焦點。袁世凱提名段祺瑞為陸軍總長，遭到南京臨時參議院反對，“擬俟袁總統改用黃興為陸軍總長，然後承認雲”。此舉得到了南方軍界的大力支持，粵籍軍人劉毅、朱先悴聯合各軍致書參議院，不承認段祺瑞為陸軍總長，要求改任黃興(23)。唐紹儀在此問題上，是贊同南方主張的。孫中山在寫給章太炎的一封信中披露：“清帝未宣佈退位之前，季新、少川曾私約克仍掌陸軍或參謀。”(24)季新、少川和克(強)分別是汪精衞、唐紹儀、黃興的字。這表明，唐紹儀在南北議和期間，就已考慮由黃興出任未來的陸軍總長。不過，唐的這種態度並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他站在南方一邊，反對北方。就當時南北兩方軍事實力對比而言，無疑是北強於南(25)。因此，由南方革命派人士掌管南北統一後中央政府的陸軍部，是平衡南北的一種手段。由於北方軍界和社會各界強烈反對，唐紹儀後來放棄了這個想法，同意由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但作為交換，他又支持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提議，以南方陣營人物擔任北方三省都督，即“以柏文蔚為山東都督，王芝祥為直隸都督，某某為河南都督，力求照此發表”(26)。

經南北雙方商議，敲定閣員名單如下：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工商總長陳其美、農林總長宋教仁、交通總長梁如浩(27)。該名單由唐紹儀攜往南京，交臨時參議院審批。3月29日，經議員們投票表決，除梁如浩外，其餘均獲通過。議員中有人建議由唐紹儀本人暫兼交通總長(28)。次日，袁世凱即據此發佈大總統令，予以正式任命(29)。就在同一天，唐紹儀在南京臨時政府為其舉行的宴會上，由孫中山主盟，黃興、蔡元培作介紹人，起立宣誓加入同盟會。唐入同盟會，是孫、袁之間早已商量好的(30)。由於袁世凱和唐紹儀均屬北洋派，此舉顯然是為了在總統、總理兩巨頭間製造某種南北平衡。而唐於內閣成立後才履行入會手續，這旨在表明唐並非以同盟會員的身份組閣。顯而易見，唐內閣是一個南北各派與各界人士的混合內閣。唐紹儀出身北洋派而加入同盟會，象徵着他調和南北的政治方針。當時的輿論將此稱之為“含宏主義”，即“融各黨於一爐而冶之”(31)。在這個意義上講，唐的政治立場有一定的超然性。

唐紹儀為了平息南方對讓出陸軍總長一職的不滿，還同意閣員及參議員北上時“隨帶軍隊一萬人，以為護衞”。此舉引起北方軍人的集體抗議，馮國璋、段祺瑞、薑桂題等數十位北軍將領聯名通電，稱“國務員北來，北方軍界力任保護之責，若必攜帶重兵，則是有心猜忌，北方軍人萬難忍受”(32)。在此之前，北京兵變發生時，南京臨時政府就曾準備派兵北上。孫中山為此解釋道，“今日之事，當以平亂為第一義”(33)。黃興致電袁世凱，提議南軍北調：“移南方業已編成之軍填扎北省。在南方可節餉需，在北方得資保衞。”(34)對此，北京各團體公開通電反對：“勿勞大軍北來，恐秩序甫定之時，人心復生驚疑。”(35)不難看出，南方一再借“平亂”“保衞”等名目，企圖將革命派勢力伸展到北方。南京臨時政府陸軍次長蔣作賓透露，同盟會領導人曾商定，“南京、武漢、北京三點，須由吾黨確實佔據，民國始有保障”(36)。唐紹儀支持閣員帶兵北上，是為了推行融合南北的政策，與革命派單純想擴張武力於北方有所不同。然而，唐紹儀此一做法極易被北洋派視為助南禍北之舉，其調和南北的隱衷得不到諒解。唐內閣成立後遲遲不能北上，稽延達半個月之久，此事亦系一因。袁世凱對此極為焦慮，在京集議辦法，表示“國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國務諸公尚多猜疑，必欲擁兵北上，外則貽笑友邦，內則徒生意見”，併發電催促閣員儘快動身，其他方面電報也有數百通(37)。在袁世凱和北方各界一再電催之下，唐紹儀及各國務員只得表示，“準期二十一日可以抵京，並不帶兵隨護”(38)。

二、袁世凱對唐內閣的維護

1912年4月19日，唐紹儀抵達天津，次日到京，隨行的只有教育總長蔡元培和農林總長宋教仁及部員數十人(39)。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尚在駐俄公使任上，其職務由胡惟德暫署(40)。加上此前就一直在京的內務總長趙秉鈞和陸軍總長段祺瑞，共有6位閣員在京。唐內閣遂於4月21日上午10時在總統府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所議重要事項為：宣佈國務院成立命令，各部組織辦法，任用各部司官辦法(41)。自此，唐內閣正式投入運作。閣員定於每週二、四、六在國務院開會，每週一、三、五、日在總統府開會，每日下午則各治本部事務(42)。

唐內閣移京辦事後，總理唐紹儀首先遭到來自同派——北洋派的攻擊和排擠。由於唐紹儀此前加入了同盟會，並贊同閣員帶兵北上，京城“最有權力之某員”指責唐“專事獻媚同盟會，行動離奇”，還在軍界統一會等軍人團體中煽動反唐情緒(43)。同時，唐紹儀支持南方陣營人士擔任直隸、河南、山東三省都督，也引起該三省現任都督的不滿。他們發電彈劾唐紹儀，稱其“依勢附利，借同盟會為奧援，植黨營私，扼交通部為利藪，不顧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違，因循誤國”(44)。受此影響，竟有傳聞唐氏總理之位將不保，繼任者為孫寶琦或梁士詒(45)。這類傳言並不表示唐真的要倒台，而是説明唐已失去北方軍界的信任，其地位開始動搖。

接下來，更嚴重的衝突發生在唐紹儀和內務總長趙秉鈞之間。民國成立後，北京政府改變治邊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內政統一”為名，試圖消除內地和邊疆在政治上的差異，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和管理，即“視蒙藏回疆與內地各省平等，將來各該地方一切政治俱屬內務行政範圍”，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務劃歸內務部管轄(46)。趙秉鈞調用舊理藩部司員數十人到內務部新設的蒙藏事務處任職，而唐紹儀卻想多用南方人員，少用舊人。趙秉鈞因久掌民政，內務部熟人頗多，感到左右為難。內務部舊司員聞此消息，全體辭職，以保全面子，導致內務部工作陷入癱瘓狀態(47)。唐紹儀在這個問題上，並非有意偏袒南方，而是秉持其一貫的融合南北政策行事。趙秉鈞面對如此情形，遂向袁世凱提出辭職，受到袁的慰留(48)。

在5月1日舉行的內閣會議上，袁世凱發言稱：“我國共和創造伊始，止同心協力、匡救時艱之日，豈可互生意見，致妨政治統一。”(49)這話顯然是針對唐、趙關係而發，意在調停。但袁的調停未能奏效，沒過多久，趙秉鈞又親至總統府見袁，再次提出辭職，聲稱自己“於新政知識毫無所得，萬勿以秉鈞一人，遺誤民國要政，情願放歸田裏，作一民國公民”，袁仍極力慰留(50)。唐、趙衝突決非孤立事件，它實際上是唐紹儀與整個北洋派關係的縮影。趙秉鈞的態度，集中反映了北洋派對唐紹儀將南方勢力引入北方的不滿情緒。在唐、趙衝突中，袁世凱並非像過去的研究所認為的那樣，支持趙秉鈞同唐紹儀對抗，拆總理的台(51)，而是表現出一定的超然態度，對二人關係進行調解。袁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因為對身為大總統的袁來説，維持內閣的團結，符合他的利益。袁曾對人説，“總理易人，則國務院必須全體解散，方茲大局危迫，更張殊覺不妥，且將來新人物慾一一得參議院之同意，於情勢亦多窒礙”(52)。民國成立伊始，內外形勢極為嚴峻：對內要遣散辛亥革命中產生的大量軍隊，消除地方上的軍人跋扈現象，樹立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威；對外要同英、俄兩國進行交涉，設法解決西藏、外蒙分離主義運動帶來的嚴重邊患。如果新內閣因閣員之間不能合作而走向解體，導致政府無法正常施政，就會影響內政外交的大局，從而連帶影響總統的政治地位。

唐紹儀在失去同派的信任和支持後，又受到來自異黨的猛烈攻擊。中國的財政，自清末以來，就靠借外債以維持。經過辛亥年的戰亂，軍費激增，“光復未及百日，而軍隊滿地，兵餉丘山”(53)，中央財政更是雪上加霜。據唐紹儀在南京臨時參議院發表政見時所稱，“今年歲出歲入比較，計短八千餘萬”(54)。面對此種困難情形，除了舉借外債，別無救急之策。由於與銀行團的談判進展緩慢，唐紹儀不待新內閣成立，便於3月16日同華比銀行單獨簽訂借款100萬英鎊合同，以應急需。此舉招致銀行團的抗議，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員早已承諾，在未來大宗政治借款上將優先考慮銀行團(55)。5月初，六國公使提出借款條件：除退還續借比款外，還需監督借款用途(56)。據説，此項要求肇因於唐紹儀此前赴南方“共用銀五百萬，並無簿記可憑”，失去外交信用，故銀行團“以中國財政前途如此危險，堅持非監督財政，決不濫予鉅款”(57)。唐紹儀拒絕了監督借款用途的要求，並表示，如果借款不成，將向國內紳富勸募公債(58)。借款談判陷入僵局。5月5日，唐主持召開內閣會議，“擬辦公債，暫時發行不換紙幣，以濟眉急”(59)。隨後，唐通告銀行團，借款交涉一事由新到京的財政總長熊希齡接辦(60)。

唐紹儀同銀行團之間的衝突，給參議院攻擊政府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一些參議員以“借款濫用”為由，對唐紹儀進行聲討(61)。5月6日，袁世凱在同新當選的參議院正、副議長吳景濂和湯化龍談話時説：“唐總理擬行勒捐及不換紙幣，僕不謂然，苟行其説，全國騷然，危亡立見。”接着又委婉地為唐紹儀辯護道，“其實唐總理人極明達，前言亦一時憤激之談，未必有實行之意”。對此，吳、湯二人表示，“唐總理於外交界夙有聲譽，此次似於外交上頗露失敗之象，至於勒捐及發行不換紙幣，極其弊害，誠如大總統之論”(62)。可見，袁世凱在設法緩和參議院對唐紹儀的不滿情緒。

熊希齡在接手大借款談判後，形勢有所改善，銀行團方面的條件也有鬆動。根據熊的建議，銀行團同意不再派員監督財政，改設借款管理員，“中外各派一員，會同監理用途”(63)。5月15日，議妥第一批借款1000萬英鎊，後批借款約4000萬英鎊，允即交銀300萬兩，“監理借款用途一節，依照前議，由華洋人員合辦”(64)。熊希齡於如此短的時間內，在借款交涉上取得進展，並達成協議，外交團盛讚其“為新政府大有希望之人物”(65)，這反過來印證唐紹儀確已失去外人的信任。

5月20日，參議院召開秘密會議，內閣總理及各部總長均到場。唐紹儀在會上受到眾多議員的詰責，其中張伯烈“大聲疾呼、詰問最力”，唐本人則“理曲詞窮，無可答覆”。財政總長熊希齡不忍坐視，甘冒越俎代庖之嫌，要求發言，為唐辯護。參議員李國珍“登台演説，侃侃而談”，指責唐紹儀“實陷吾國外交上之地位於一敗塗地，非徒唐總理一身之辱，實致吾民國將為埃及之惡因”(66)。在參議院的這番經歷，對唐紹儀刺激極大。唐事後對人講，“吾生平未經如此之蹧蹋，再到參議院者，必非人類”(67)。面對行政首腦同立法機構之間關係惡化，袁世凱致函各政黨：“參議院及外間人士對於唐總理為種種之論議，意欲參劾之。然今方國事多難，唐總理若辭職，內閣必將瓦解，大局立即糜爛，民國前途可危。予亦不堪重任，應即辭職。”(68)與過去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相比，這一次袁世凱直接表明了力挺唐紹儀的態度，甚至不惜以辭職相威脅，這也更加清楚地顯示出總統與總理利害與共。

參議院中借外交問題攻唐的，多為共和黨籍議員，張伯烈、李國珍均系共和黨人。共和黨是以原立憲派人士為中心組成的政黨。立憲派因對清廷統治失望而成為革命派反清鬥爭的同路人，但雙方的宗旨分歧並未因此消融。立憲派人物多出自士紳階層，他們熱愛秩序，害怕暴力蔓延，對政治激進主義懷有本能的恐懼，故在思想上更接近北洋派而不是革命派。早在武昌起義前，江浙立憲派領袖張謇就已轉向擁袁(69)。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張謇、湯壽潛等人雖被任命為內閣總長，但對政事表現消極，“僅一度就職，參列各部會議，即離寧住居上海租界”(70)。立憲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政治上另有他圖。清帝退位後，尚在海外的梁啓超致書袁世凱，替袁出謀劃策，建議他“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這裏的“彼”指革命派，而“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71)。立憲派對革命派的態度可見一斑。南京臨時參議院主要由獨立各省都督委派代表組成，基本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這種情況引起了原立憲派控制的各省議會的不滿，在他們的壓力下，臨時參議院進行了改選和補選，後遷往北京。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形成了同盟會、共和黨和統一共和黨三足鼎立之勢，“共和黨與同盟會相對待，而統一共和黨則出入於二黨之間，自成為第三黨”(72)。改選後的參議院，原立憲派勢力大增，開始挑戰既有的權力格局。共和黨先是與統一共和黨聯手，將同盟會籍的議長林森趕下台，由兩黨瓜分正、副議長席位，現在又以借款失敗為由，攻擊唐紹儀。由於唐紹儀是同盟會籍，攻唐意在攻擊同盟會。

同盟會方面亦不甘示弱。5月24日，黃興借外交問題發難，通電指責熊希齡與銀行團簽訂的墊款合同“損失國權處極多”，且“違法專斷，先行簽約，悍然不顧”(73)。次日，熊希齡特復黃興一電，為自己辯解：“此種借款條件，實非齡所情願，實逼處此，無可奈何！”“至於事實原委，則國務員全體贊成，參議院亦先商及。”(74)平心而論，在借款條件方面，熊希齡已經盡力，而且確實也有所進步。黃興攻擊熊希齡，並非對熊個人有何意見，兩人本是同鄉，又系至交；民國財政極端困難，舍借款外另無他方，黃興又豈能不知？就在此前不久，黃興還曾有一電給熊希齡：“已悉借款為難情形。公艱苦卓絕，不辭勞怨，稍知大局者皆當曲諒，何惡名之有？”(75)前後不過一週時間，黃興對熊希齡的態度就有了天壤之別，可見這完全是黨派鬥爭的需要。熊是共和黨員，黃所以攻熊，是為了打擊共和黨。然而，攻熊的藉口是借款失敗、喪權辱國，在這個問題上，卻同樣無法為唐紹儀辯護。因此，以黃興為代表的同盟會方面只能消極地攻擊敵黨，無法積極地力挺唐紹儀。唐從同盟會方面獲得的支持十分有限。

三、袁、唐決裂與內閣瓦解

北洋派的排擠，參議院的攻擊，外交團的不信任，以及同盟會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所有這些都嚴重地動搖着唐紹儀的總理地位，削弱了唐內閣的政治基礎。以至外間傳説紛紜，“內閣有朝不保暮之勢”(76)。恰逢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從歐洲歸國，“到津數日，尚未來京”(77)。陸的這種態度，表明他對現任內閣沒有信心，意存觀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內閣已岌岌可危。不過，上述這些因素還不足以使唐紹儀去職，因為他還擁有總統袁世凱的支持。無論是對於唐和北洋派的齟齬，還是唐與參議院的衝突，袁都從中調解，設法平息。當唐露出辭職意向時，袁還竭力慰留，勸唐“勿爭意氣”“既處其地位，即不能不負其責任”(78)。這説明袁一直是想維持唐內閣的。然而，在直隸都督的任用問題上，袁、唐之間卻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早在3月15日，袁世凱就發佈命令，將北方各省督撫一律改稱都督，以示同南方一致(79)。並於同日任命張錫鑾署直隸都督(80)。3月20日，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轉達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吳景濂、谷鍾秀、彭佔元、李鎜、劉星南等人的意見，要求“都督必須由本省人民公舉”，直隸諮議局已“公舉”駐寧第三軍軍長、廣西副都督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請袁下令委任(81)。王芝祥是直隸通州人，清末在廣西為官，辛亥革命時倒向革命陣營，出任廣西副都督，屬於革命派中的温和派。舉王為直督，是南京臨時參議院一些議員，由直隸籍參議員谷鍾秀居中牽線，聯絡直隸諮議局所為。很顯然，南方企圖以“公舉”都督的名義，剝奪袁世凱對北方各省都督的任命權，其目的是要將南方勢力嵌入北方各省，首先是要伸進北京政府統治的核心地帶——直隸地區。唐紹儀從維持南北實力均衡出發，贊同王芝祥督直的提議。他致電袁世凱，稱：“準參議院諮文及各處函電，皆謂本省都督應先由人民公舉，再由大總統委任。王芝祥既經直人舉為都督，應請速予發表。”(82)對此，袁世凱復電錶示“萬難承認”，還激動地説：“兄老矣，生死不足計。倘使大局從此糜爛，誰執其咎。”(83)這番話當然反映了袁的真實想法，不過，這只是袁私下對唐的表態；在公開場合，袁既未正式表示反對，也未發佈王芝祥督直的命令，等於將此事擱置了下來。

4月19日，谷鍾秀、王法勤、王觀銘等直隸名流致電袁世凱，催促他迅速發表王芝祥督直命令：“直隸都督事，據順直諮議局議長閻鳳閣稱，已蒙面允委任王君芝祥……惟至今委任狀未下，不知是何用意，豈大總統面允後忽有二三宵小熒惑，又欲中變耶？”(84)此電口氣異常強硬，幾乎是在質問袁。該電提到，袁曾向直隸諮議局議長閻鳳閣“面允”過委任王芝祥。鑑於這是谷鍾秀等人的一面之詞，袁是否真的“面允”過此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袁至少在這個問題上對閻鳳閣表現出模稜兩可的態度，致使閻誤認為袁已“面允”，或者閻故意誇大其詞，對外聲稱袁已“面允”(85)。不論是哪種情況，都反映了袁想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避免就此事同南方及直隸地方派攤牌和決裂。

5月5日，唐紹儀就委任直督一事致電黃興，稱袁世凱對王芝祥“極意倚重”，之所以遲遲未予任命，是因為擔心過早宣佈會導致“舊任急於求去，地方無人鎮懾，人心易致動搖”，並信誓旦旦地保證“鐵老(按，王芝祥字鐵珊)一到京，即行發表，望催促北來”(86)。以袁世凱在此事上的一貫態度來看，他不可能答應唐紹儀委任王芝祥為直督。據時任總統府和國務院英文秘書的顧維鈞回憶，大約在4月底5月初，袁、唐二人曾當着他的面談論過委派直隸都督的事，但“討論顯然沒有取得結論”(87)。因此，唐紹儀很可能是向黃興佯稱袁已承諾委任王，以使王早日來京，然後再設法迫袁任命。

至此可以看出，圍繞直隸都督的選任問題，在總統袁世凱、總理唐紹儀、南方革命勢力、直隸地方勢力四方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直督問題的實質是：南方想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直隸；直隸諮議局則想要擴大自身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袁世凱想要確保其對直隸的控制權；而唐紹儀則想調和南北以維持政治平衡。在這裏，直隸諮議局的態度最為微妙。這個以直隸當地立憲派人士為主體的機構，在政治上是擁袁的。袁在前清任直隸總督時，率先在直隸試辦地方自治，贏得了立憲派的好感。清帝退位後，直隸諮議局曾通電擁戴袁世凱為大總統：“共和詔下，中國再造，我公聲色不驚，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豐功偉烈，方之中外，無有倫比。”(88)但直隸諮議局在擁袁的同時，又想擴大自治權，不欲完全受制於袁，在直督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王芝祥雖曾附和革命，畢竟出身前清官僚，是直隸士紳可以接受的人物。不論是直隸諮議局還是南京參議院，都需要通過王芝祥督直，才能達到目的。而王芝祥督直這件事，則唯有假手唐紹儀去推動袁世凱，才能實現。這樣一來，矛盾的焦點便集中到袁、唐兩人的關係上了。

唐紹儀之所以極力促成王芝祥督直，乃是其一貫的調和南北政策使然。本來，調和南北也是為袁世凱所贊同的。1912年2月13日，清帝剛一退位，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就致電梁啓超，“項城急於融洽黨派，曾電季直疏通，且亟申延攬兄，季深韙之”(89)。所謂“融洽黨派”，其實就是調和南北的另一種説法。該電透露，袁世凱為了調和南北，曾經請立憲派首領張謇出力，還想籠絡梁啓超，張謇對此深以為然。但是，對袁世凱來説，相較於調和南北，更重要的是統一全國。反過來講，唐紹儀也並非不贊成統一全國的政策。5月13日，唐在參議院宣佈政見時説：“軍民分治，黎副總統倡議於前，大總統贊成於後，紹儀等按之東西各國，皆持此法以為治，行之久遠，因進於強盛之域，我民國自當引為導師。紹儀等擬本軍民分治之意，期漸舉行政統一之實，因時因勢因地，施合宜之地方制度。”(90)唐紹儀在這裏強調了要通過“軍民分治”來實現“行政統一”。不過，與袁世凱不同的是，唐紹儀把調和南北看得更重。調和南北與統一全國之間，也存在某種一致性：南北要是不和，勢必會影響到國家的統一。但這二者並非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一致的：為了調和南北，可能會犧牲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權。這一點恰好在直督選任問題上集中地體現了出來。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中國遠遠沒有達到統一。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注意到，北京政府“名義上控制着20個省份，這些省份由都督們統治，他們對中央政府的服從程度是大有疑問的”(91)。事實上，當時的國家權力處於碎片化狀態。民初中國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為此，要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首先是要建立北京政府對全國的有效統治。袁世凱之所以想要確保對直隸省的控制，正是從統一全國的政治高度出發，並非單從直隸一省着眼。此時，北方其他省份也出現了和直隸類似的情況，“袁總統所委任北省各都督，已到任者既為紳民所反對，未到任者又為紳民不承認，均欲自舉都督，請總統另加委任”(92)。在這種情況下，袁如果在直督問題上鬆口，就會失去對整個北方的控制。反過來講，只有確保對直隸省的控制權，才能確保對其他北方各省的控制權，進而才能夠建立起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直督問題因而具有了全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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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發生後，南方各省大都經歷了程度不同的“革命”行動，推翻了清王朝委任的督撫，由各省諮議局或地方團體推舉出新的軍政府都督。北方各省則與此不同，受到革命的衝擊較小，是以“和議”方式被納入共和軌道的，因此，北方各省都督是由前清督撫更名而來，在產生方式上則一仍其舊，由中央政府任命。袁世凱正是據此任命了數位北方省份的都督。除直隸外，尚有甘肅、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袁在答覆國民共進會的信函中表示，都督一職本屬臨時性質，“今南之聽其地方公舉，與北之仍由中央委任，皆為維持現狀，不欲以紛更而生枝節。各守舊規，以待新制，未嘗有成見於其間”，況都督為軍職，“世界通例，未有以軍官而從民選者。今之都督既非民政長官，若聽由民選，軍人能否服從？”(93)委婉地表達了不贊成都督民選的意思。袁還斷然否決了河南一些當地人士推舉他的六弟袁世彤為河南都督的提議，並嚴斥之為“少數人民自稱代表，擅舉都督”(94)。作為李鴻章死後中國最大的洋務派，袁世凱始終追求富國強兵，而要達此目的，必須建立強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袁在政治體制的選擇上是傾向集權的。但是他也認識到要實現富國強兵，某種程度和形式的憲政也為中國所必需。還在清帝退位前，時任清廷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採訪時就表示，“欲竭其全力，建設一文明強健之中央政府，以救正各省分裂之禍”(95)。這裏的“文明”可以理解為在政治上學習西方，而“強健”即指中央集權，反映了他融憲政主義與集權主義於一體的統治思路。但總的説來，在袁心中，集權主義是第一位的，憲政主義是第二位的。

5月底，王芝祥抵達北京(96)。因有唐紹儀承諾在先，王氏此來，是準備接受直隸都督一職的。然而，此事立即遭到直隸各軍公開通電反對。袁世凱令國務院嚴電申斥軍人干政，稱“該鎮等所陳王芝祥不宜督直之理由，殊越軍人之分際。本大總統迭經通令，不許軍人干涉政治”等。但與此同時，袁又對直隸地方輿論採取了壓制措施。王芝祥來京後，天津各團體和保定紳商學界加緊了擁戴王為直督的活動，袁世凱通令聲明“都督統轄文武，責任重大，任免之權，理宜操自中央”，不能“聽本省人民隨意迎拒”，要求直隸地方當局“剴切勸導，俾喻此意”(97)。在答覆部分參議員質詢時，袁世凱更援引臨時約法支持自己的觀點：“大總統除國務員須參議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權……則都督自應由大總統任命，無論何人不得干預。”(98)不難看出，在直督問題上，直隸士紳所爭，為自治權，袁世凱所爭，為統治權。此電實際上等於袁世凱公開表態拒絕委任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同時，開始傳出袁“擬令王芝祥為督辦整理南京軍隊事務”的消息(99)。鑑於袁世凱的態度驟然變得強硬，唐紹儀試圖退讓，提出用吉林都督交換直隸都督的變通辦法，派王芝祥去東北擔任吉督(100)。但袁依舊不肯贊成。袁的這種態度恰好説明他考慮的並非一省一地之利害關係，而是中央政府對地方長官的任命權。財政總長熊希齡見袁、唐關係行將決裂，企圖進行調解，在6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建議，讓王芝祥入閣擔任交通總長(101)。熊的方案與唐不同，是用中央官交換地方官，但唐“堅執不肯通融”(102)。唐之所以不同意熊的方案，是因為內閣中已有數名革命派閣員，讓王入閣，起不到平衡南北的作用。袁世凱也和唐紹儀一樣固執己見，堅持要讓王芝祥返回南方去任職。由於唐紹儀拒絕在委派王芝祥為“督辦南京軍隊整理事宜”的命令上副署，該命令沒有正式公佈(103)，我們只能從王氏離京的時間去推斷袁世凱下令的時間。6月20日，袁世凱與人談及王芝祥“原定十四日起程，後予留其多延一日，及十五日，餘飭人前往接洽事件，則王君已出京矣”(104)。由此可知，派遣王南下的命令不遲於6月14日下達。次日清晨，唐紹儀即不辭而別，離開北京，乘火車前往天津(105)。

唐紹儀棄職後，袁世凱立刻派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趕赴天津，勸唐回京(106)。但唐“不允返京”(107)。袁之所以派梁前去，是因為梁、唐二人不僅系廣東同鄉，而且梁也是通過唐的介紹，才加入北洋集團的。可以説，兩人論公誼私交，關係都非比尋常。因此，唐紹儀對前來勸説的梁士詒講了一通肺腑之言：“我與項城交誼，君所深知。但觀察今日國家大勢，統一中國，非項城莫辦；而欲治理中國，非項城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不可。然三月以來，審機度勢，恐將來終於事與願違，故不如及早為計也。國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義哉！”(108)這番話點明瞭唐紹儀調和南北與袁世凱統一全國的政策衝突，也道出了唐突然棄職的真實原因，即他希望袁“誠心與國民黨合作”，然而卻“事與願違”，實際上就是指調和南北政策的破產。唐在直督問題上未能貫徹自己的意志，意味着這項政策遭到挫敗，他作為內閣總理的政治生命也就結束了。

唐紹儀離京之後，同盟會本部發表聲明，稱讚“唐之此舉，不徒擁護共和、尊重信義、服從黨見之點”，其“態度之嚴正果決，方之東西大政治家實無愧色”(109)。但除同盟會外，其他方面多無好評。共和黨通電指斥唐“蔑視職守，自無回任之理”(110)。外交團在獲悉此事後，“無何等之駭怪，其神情甚為淡漠”(111)。某英國要人與袁世凱晤面時，更直截了當指出：“中華民國成立伊始，第一次總理如此不負責任，大失外交界之信用，唐氏不去，信用不易恢復。”(112)鑑於共和黨是同盟會的敵黨，而唐又早已失去外人信任，他們採取這種態度是不足為怪的。不過，由於唐紹儀是以一種非正常方式離職的，這就給輿論的攻擊留下了把柄。唐離京的頭一天晚上，內閣會議結束後，國務院附近忽然響起槍聲，綿延至午夜，國務院內也有衞兵在酒醉後誤放槍。次日一大早，唐即匆匆趕往天津。事後查明，國務院附近槍聲系麥田守護者鳴槍驅賊(113)。坊間因而盛傳唐紹儀棄職原因是為槍聲所驚嚇，懼怕遭到謀殺。故唐氏此舉，在當時惡評如潮，被視為潛逃行為。《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稱唐“正在受精神崩潰的折磨”，患上了“迫害妄想症”(114)。國內報紙也對唐極盡嘲諷之能事：“唐總理之潛逃，乃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115)甚至還有消息説，唐在六國飯店勾搭上一西婦，系德國某醫生之遺孀，“近有外人知其事者，將與唐尋釁，唐大懼乃逃”(116)。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時還遠未形成後來那種“揚唐抑袁”的話語。潛逃者形象的形成，與槍聲事件的發生和唐氏離京的方式有直接關係。其實，與其説國務院的槍聲導致了唐的出走，還不如説給了唐一個脱身的機會。

袁世凱在得知唐紹儀去意已決後，於6月17日發佈命令，以唐紹儀請病假名義，“着給假五日”，由外交總長陸徵祥暫代國務總理職務(117)。病假之説，是為了緩衝唐棄職在政治上帶來的衝擊。隨後，同盟會籍閣員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118)四人商定，在唐紹儀假滿辭職之日，即聯袂辭職出閣。對此，袁世凱竭力予以挽留，由梁士詒居間奔走，做説服工作。而後又通過劉冠雄、陸徵祥、章太炎、趙秉鈞等人代為勸説，但四總長仍不肯留任(119)。可見，袁雖然準了唐的辭職，卻仍想把同盟會閣員留在新內閣中。由於直督問題已表明了調和南北政策的失敗，故而袁氏此舉，就僅僅是為了籠絡南方以支撐門面，維持南北合作的表象罷了。革命派曾企圖借唐紹儀的調和南北政策，擴張勢力於北方，然而卻在直督問題上受阻。同盟會內部在經過一番爭論後，決定“以政黨內閣為號召，在選舉時爭勝”(120)。意即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暫時不過問北京政治，專心於黨的組織建設，通過不久之後的正式國會選舉，來問鼎中央政權。這便是同盟會籍閣員在唐紹儀解職之後，堅決要退出內閣的原因。7月14日，袁世凱“令準”四人辭去總長之職，並於兩日後宣佈“所有各該部部務，着各該部次長暫行代理”(121)。唐內閣至此瓦解。

四、結語

唐紹儀內閣作為民國第一屆內閣，其政治生命如曇花一現，甚為短暫，總共存在時間不超過4個月，實際運作時間更短，從1912年4月21日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到6月15日唐紹儀棄職而去，共計不到兩個月。南北統一後的民國首屆內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走向瓦解，給民國曆史罩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唐內閣是南北議和的產物，而南北議和在當時被看作政治成功的典範，唐紹儀本人也躊躇滿志，以調和南北自任。然而從一開始，唐內閣的運行就步履維艱。南北通過和談方式完成統一、實現共和，並不代表南北間的政治對立和分歧已經消除。南北對立不是地域意義上的對立，而是北洋派與革命派兩種異質政治力量的對立。就歷史淵源而言，北洋派是從前清體制中分化出來的，這個政治集團一方面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説是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堅；另一方面它同舊的制度、思想和習慣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又具有保守性，是保守的改革主義者。革命派則起源於海外華人社會，以青年知識分子和會黨勢力為中心，以推翻清廷統治為職志，具有明顯的反體制取向，激進主義色彩濃厚。因此，二者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感和親和性，難以凝聚政治共識，實現有效的合作。立憲派則介乎其中，兼具體制內和反體制兩種特點，既有政治改革的訴求，又有對政治秩序的渴望，很自然地與北洋派相結合，共同排斥革命派。在這樣的政治格局當中，唐紹儀調和南北的政策既受到北洋派的敵視，也得不到立憲派的支持。唐紹儀與趙秉鈞的不和，及同參議院的衝突，均是其具體表現。

對唐內閣的致命打擊來自袁世凱和唐紹儀之間的衝突。袁、唐二人在王芝祥督直問題上發生了正面碰撞，並無法妥協。袁、唐之爭，究其實質，並非破壞約法與維護約法之爭，而是統一全國與調和南北之爭。唐紹儀出身北洋派，是袁世凱多年的親信和好友，他能夠超越狹隘的北洋利益，把調和南北作為自己的基本政策，與他辛亥南北議和這段經歷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是北洋派的領袖，同時也是民國的總統，因此他在考慮和處理問題的時候，亦有從全國大局出發，超越北洋派系利益的一面。當唐紹儀同趙秉鈞發生衝突並受到參議院攻擊時，袁設法從中調解，維持唐內閣，正有力地説明了這一點。這樣，唐與袁在政治上就具有了某種一致性，即都有超越黨派利益的超然性。不過，唐之注意力專在融合南北，熱衷於在南北之間搞平衡，袁則高屋建瓴，着眼於建立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兩者之間難免發生矛盾。表現在直督問題上，即袁要確保他對地方長官的任免權，而唐則要兑現他對南方的承諾，維持南北均勢。唐之所以決然去職，根本原因不在於維護約法上的副署權，而是調和南北政策破產，導致其政治資本喪失殆盡，不得不一走了之。在這種情況下，唐若選擇繼續留在總理任上，只能成為袁推行統一政策的工具，即不啻淪為總統的政治傀儡，這是個性強烈的唐紹儀無論如何不願為之的。

質而言之，唐紹儀內閣的解體，意味着調和南北政策的頓挫，統一政策壓倒了調和政策，埋下了“二次革命”的伏線，預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敗和大一統集權政治的復活。

(1)民國時期歷史學家李劍農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即執此説，書中寫道：“唐的頭腦比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黨，不知有公責；雖然與袁關係很深，要他作袁個人的走狗，袁就認錯了他了。他雖然也不是同盟會的元老黨員，但他既居在內閣總理負責任的地位，要他放棄責任以內的權力，也是決不肯的。”(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352頁)。李劍農的看法多采自谷鍾秀撰寫的《中華民國開國史》，因而具有濃厚的革命史敍事色彩。百年來的海內外研究，受此影響甚深，對唐紹儀內閣的敍述均不脱此窠臼。相關論文見蘇苑：《論唐紹儀在創建民國中的作用》，《暨南學報》1992年第1期，第61～69頁；姚琦：《唐紹儀內閣述評》，《貴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第84～90頁；李吉奎：《論民元唐紹儀內閣》，《學術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5～113頁；張玉法：《民國初年的內閣》，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民初政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31～168頁；等等。相關論著見朱宗震：《民國初年政壇風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張煥宗：《唐紹儀與清末民國政府》，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楊凡逸：《折衝內外：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1882-1938》，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2)《新政府組織案紀聞》，《申報》，1912年1月26日，第3版。

(3)關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中的表現，參見丁賢俊、陳錚：《唐紹儀與辛亥南北議和》，《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1～141頁。

(4)《勖哉新共和之國民》，《申報》，1912年2月21日，第1版。

(5)《釋民主國民之地位》，《申報》，1912年2月25日，第1版。

(6)唐在禮：《辛亥以後的袁世凱》，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頁。

(7)《總理出亡後之政海潮》，《申報》，1912年6月25日，第2版。

(8)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656頁。

(9)《紀南京代表行抵北京之盛況》，《申報》，1912年2月28日，第2版。

(10)《袁世凱覆孫總統電》，《申報》，1912年2月21日，第3版。

(11)《復莊藴寬李書城書》(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30頁。

(12)《去爭篇(續)》，《申報》，1912年2月26日，第1版。

(13)《袁總統與唐使之會談》，《順天時報》，1912年2月28日，第7版。

(14)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4頁。

(15)《再紀代表抵京後情形》，《申報》，1912年2月29日，第2版。

(16)《唐專使之為南北省代表》，《順天時報》，1912年3月1日，第2版。

(17)有關此事詳情，參見尚小明：《論袁世凱策劃民元“北京兵變”説之不能成立》，《史學集刊》2013年第1期，第3～25頁。

(1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電》(1912年3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7～198頁。

(19)《諮參議院請議決袁世凱擬派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文》(1912年3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98頁。

(20)《復袁世凱電》(1912年3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01頁。

(21)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5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頁。

(22)《新總統之新令》，《申報》，1912年3月16日，第2版。

(23)《新內閣人員之紛議》，《申報》，1912年3月17日，第2版。

(24)《復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21頁。

(25)據熊希齡武昌起義後的觀察，南方軍隊“兵非久練，其力仍不及北方”[《有慮時局致趙鳳昌函》(1911年11月11日)，周秋光編：《熊希齡集》第2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頁]。

(26)《袁總統以去就爭自舉都督》，《申報》，1912年4月13日，第2版。

(27)《專電》，《申報》，1912年3月31日，第1版。

(28)《記參議院表決國務員》，《申報》，1912年4月1日，第2版。

(29)《大總統命令》，《申報》，1912年4月1日，第1版。唐紹儀在兼任交通總長後不久，由其姪婿、曾在京漢和京奉鐵路局任職的職業外交官施肇基出任交通總長(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58頁)。

(30)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458頁。

(31)《新內閣之內幕》，《申報》，1912年4月12日，第2版。

(32)《北方各界力阻南軍》，《申報》，1912年4月13日，第2版。

(33)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671頁。

(34)《致袁世凱等電》(1912年3月11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第140頁。

(35)《北京各團體電阻南軍北上》，《申報》，1912年3月14日，第2版。

(36)蔣作賓：《蔣作賓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

(37)《盼望國務員到京之迫切》，《申報》，1912年4月16日，第3版。

(38)《專電》，《申報》，1912年4月16日，第1版。

(39)許寶蘅著，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05頁。

(40)《大總統命令》，《申報》，1912年4月1日，第1版。

(41)《國務院成立之手續》，《申報》，1912年4月27日，第2版。

(42)《專電》，《申報》，1912年4月30日，第2版。

(43)《京華短柬》，《申報》，1912年4月20日，第3版。

(44)《專電》，《申報》，1912年4月22日，第1、2版。

(45)《唐總理與各公使會晤情形》，《申報》，1912年4月25日，第2版。

(46)《大總統命令》，《申報》，1912年4月24日，第1版。

(47)《新舊京官現形記》，《申報》，1912年4月30日，第3版。

(48)《內務總長辭職不成》，《申報》，1912年5月1日，第2版。

(49)《總統之調停忙》，《申報》，1912年5月4日，第3版。

(50)《內務總長又請辭職》，《申報》，1912年5月16日，第3版。

(51)如有學者認為“袁氏慫恿、支持趙秉鈞、段祺瑞、熊希齡等人不配合唐紹儀的工作，架空內閣總理，且不斷地對唐進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李吉奎：《論民元唐紹儀內閣》，《學術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0頁)。

(52)《京華零拾》，《申報》，1912年5月25日，第3版。

(53)《敬告今之就地練兵者》，《申報》，1912年1月22日，第2版。

(54)《記參議院表決國務員》，《申報》，1912年4月1日，第2版。

(55)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05頁。

(56)《大借款要求紀詳》，《申報》，1912年5月3日，第2版。

(57)《五日前之借款消息》，《申報》，1912年5月10日，第2版。

(58)《專電》，《申報》，1912年5月5日，第1版。

(59)《專電》，《申報》，1912年5月6日，第1版。

(60)《大借款最近之消息》，《申報》，1912年5月8日，第2版。

(61)《專電》，《申報》，1912年5月12日，第1版。

(62)《參議院正副議長訪謁大總統情形》，《申報》，1912年5月14日，第2版。

(63)《專電》，《申報》，1912年5月16日，第1版。

(64)《大借款成立確耗》，《申報》，1912年5月17日，第2版。

(65)《專電》，《申報》，1912年5月18日，第1版。

(66)《共和黨參議員李國珍質問唐紹儀發言詞》(1912年5月20日)，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頁。

(67)《北京之八面觀》，《申報》，1912年6月17日，第3版。

(68)《致各政黨函》(1912年5月29日刊載)，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

(69)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76頁。

(70)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395～396頁。

(71)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17頁。

(72)《參議院與政黨》，《申報》，1912年5月18日，第2版。

(73)《致各省都督議會等電》(1912年5月24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第197頁。

(74)《解釋借款事復黃興電》(1912年5月25日)，周秋光編：《熊希齡集》第2冊，第646頁。

(75)《復熊希齡電》(1912年5月17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第187頁。

(76)《京華零拾》，《申報》，1912年5月25日，第3版。

(77)《專電》，《申報》，1912年5月27日，第2版。

(78)《唐總理、熊總長之辭職》，《申報》，1912年5月29日，第2版。

(79)《東三省總督等河南巡撫等改為都督令》(1912年3月15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頁。

(80)《委任張錫鑾職務令》(1912年3月15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638頁。

(81)《致袁世凱電》(1912年3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66頁。

(82)《國務總理唐紹儀來電》(1912年4月5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699頁。

(83)《致國務總理唐紹儀電》(1912年4月6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699頁。

(84)《直人電催委任王芝祥為直隸都督》，《申報》，1912年4月27日，第6版。

(85)6月20日，袁世凱曾對人談及此事：“當三月間，直隸諮議局議長閻鳳閣來謁，曾以此為請。餘當即告以都督專掌兵權，南方各都督亦多由軍隊擁戴，並非人民選舉，直省先由人民選舉，深恐軍隊或有猜嫌。至王芝祥君，不妨請其北來，此間徐與軍隊接洽之後，再行設法。”(《大總統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報》，1912年6月28日，第3版)根據袁的這段自述，其對閻鳳閣的表態可謂相當圓滑，既流露了反對都督民選之意，又説可以讓王芝祥來京，設法任命，但始終沒有做出任何承諾。

(86)《唐紹儀為商任王芝祥為都督致黃興電稿》(1912年5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2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頁。

(87)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78頁。

(88)《各省推戴袁總統電文》，《申報》，1912年2月26日，第3版。

(89)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14頁。

(90)《內外時報·各國務員之政見》，《東方雜誌》第9卷第1號，1912年7月，第37頁。

(91)嘉樂恆：“美國公使致國務卿電(1912年5月7日)”(Calhoun,“TheAmericanMinistertotheSecretaryofState,May7,1912”)，《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1912年)》(PapersRelatingtoth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12)，華盛頓：政府出版局1919年版，第78頁。

(92)《公舉都督問題續志》，《申報》，1912年4月3日，第2版。

(93)《復國民共進會函》(1912年3月25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666頁。

(94)《大總統批王賡彤等呈請委任袁世彤為河南都督文》(1912年5月14日)，《政府公報》第16號，1912年5月16日。

(95)《西訪員述袁世凱之君主談》，《申報》，1912年2月2日，第3版。

(96)《專電》，《申報》，1912年5月30日，第2版。

(97)《國務院致張錫鑾不準各界迎拒都督電(二件)》(1912年6月2日)，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編，第33、34頁。

(98)《答參議院議員質問不任命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事》(1912年6月12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第100頁。

(99)《專電》，《申報》，1912年6月3日，第1版。

(100)《專電》，《申報》，1912年6月11日，第1版。

(101)《專電》，《申報》，1912年6月18日，第1版。

(102)《致趙鳳昌暨各報館各省都督電》(1912年6月22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2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頁。

(103)嚴泉：《民國初年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考》，《民國檔案》2013年第2期，第142～143、130頁。該文認為正是由於唐紹儀沒有副署該命令，致使該命令無法正式公佈，這表明《臨時約法》在當時還是起了一定的約束作用。

(104)《大總統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報》，1912年6月28日，第3版。

(105)《特約路透電》，《申報》，1912年6月16日，第2版。

(106)《特約路透電》，《申報》，1912年6月18日，第2版。

(107)《專電》，《申報》，1912年6月19日，第1版。

(108)鳳岡及門弟子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5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頁。

(109)《中國同盟會本部通告各支部唐紹儀出京原因電》，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2卷，第39頁。

(110)《共和黨為唐紹儀離職致各省都督電》(1912年6月20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2卷，第47頁。

(111)《總理出亡後之政海潮》，《申報》，1912年6月25日，第3版。

(112)《總理出京之政海潮》，《申報》，1912年6月30日，第3版。

(113)《咄咄民國竟有出亡之總理》，《申報》，1912年6月22日，第2版。

(114)《致達·狄·布拉姆函》(1912年6月22日)，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968頁。

(115)《如火如荼之北京政界》，《申報》，1912年6月26日，第2版。

(116)《唐少川有桑中之喜》，《申報》，1912年6月27日，第2版。

(117)《命令》，《申報》，1912年6月21日，第2版。

(118)由於工商總長陳其美未北上就職，袁世凱下令由王正廷署理工商總長[《臨時大總統令》(1912年5月7日)，《政府公報》第8號，1912年5月8日]。

(119)(121)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459、465，470頁。

(120)張國淦：《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總7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