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家政市場的非正式機制_風聞

編者按：基於2009/ 2010年在斯德哥爾摩的訪談，本文詳細分析了2007年瑞典實行的備受爭議的減税政策對移民家政工的影響，以及社會網絡在家政服務市場非正式組織形式中發揮的作用。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75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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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7年的減税政策，加上福利削減、公共醫療私有化、放松管制、國際化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使得瑞典的家政服務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瑞典是一個獨特的案例。其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傳統鼓勵女性參與工作，並由政府提供公共照料。但同時又在家政服務市場實行減税政策。由此，關於減少家庭服務市場有關税項的提議備受爭議。僅僅是提供私人家政服務的想法就已經違背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女權主義價值觀以及對公共照料的文化偏愛。

減税的一個論點是用一個可負擔的“白色”（正式）市場來代替“黑色”（非正式）的家政服務市場。作者認為，我們看到的不同類型提供者的連續統一體，而不是一個明確的形式化過程。非正式社交網絡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既是僱主/客户尋找工人的主要途徑，也是工人尋找僱主/客户的主要途徑。這些社會網絡以及正式就業的障礙是基於語言、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而形成的。

排斥與包容

非正式經濟與正式經濟密不可分，並通過中介、分包商和社會網絡相互聯繫。此外，參與者可以同時或互換地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開展活動。在歐盟和瑞典最近的政策舉措中，正式規範的家政服務工作被視為移民社會融合合社會包容的關鍵。然而，儘管瑞典採取了打擊非正式經濟和使家政服務部門正規化的措施，但非正規形勢和參與者社會網絡網絡仍然占主導地位。

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來，歐盟和瑞典的護理行業已日益私有化。根據税務局的統計，2010年有13516家家政公司為大約326,000位客户提供了服務，最大消費羣體是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

由於處於不對稱位置的參與者受到不同的影響，減税政策會同時對社會包容和社會排斥產生影響。簡言之，對於能夠從正式勞動力市場獲得福利和保護的家政工，可能獲得社會包容狀況的改善，而那些無法進入正式勞動力市場的人則被進一步排除在外。由於減税，非正式工作人員的工作條件惡化。正如一位非正式工作者Oleg所觀察到的，減税使得家政工在非正規經濟中的地位下降：他們必須進一步降低價格，以獲得競爭優勢。

非正式機制：中介和社會網絡

歐盟和瑞典的政策制定者以跨國勞動力轉移，作為“歐洲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有望解決即將到來的照料服務短缺問題。在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共生關係中，社會網絡既可能促進外來移民的社會包容，也可能帶來與優勢福利社會的排斥。有關社交網絡的經典國際研究表明，一般而言，非正式機制比通過正式途徑尋找工作的方式要重要得多，約佔為20％至80％。

社會學家Mark Granovetter通過個人聯繫(而不是正式聯繫)定義通過社會網絡尋找工作：“被調查者個人認識的某個人，他最初是在一些與求職無關的背景下認識他的”。社會網絡（朋友、家人、互聯網平台等）、企業家和中介組織，讓工人、客户和僱主相互聯繫。這適用於整個正式和非正式部門，因為正式註冊的公司既招聘員工，又通過社交網絡尋找客户。在客户選擇家政服務人員時，信任是最重要的因素。家政被賦予了家庭、隱私、親密以及秩序和清潔的象徵意義。在選擇將財產和家庭成員託付給誰時，客户會考慮什麼樣的人和安排最符合他們的原則和標準，並傾向於信任自己的社交網絡。

社會學家Zoran Slavnic認為，通過社會網絡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化”構成了移民的生存策略。通過來自俄羅斯的Helena（一名家政保潔員）瞭解到，你可以向某人支付費用，讓他與名為Ursula的中介取得聯繫，後者將幫助Helena尋找僱主。另一位家政工Olga也有經驗豐富的中介，他們收取一定比例的工資（40%）。作為交換，中介為存在語言障礙的家政工與僱主聯繫和溝通。據瞭解，Olga的這位中介有20名家政工在拉脱維亞，波蘭，俄羅斯和烏克蘭為她工作。

另一個非正式的中介，這裏稱之為中間人，來自土耳其的John，幫助一些無證移民而不收取服務費用。他説，是為了爭取無證移民同胞的權利。因此，朋友和熟人的社交網絡可能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將工人和客户/僱主聯繫起來，不管有沒有中介費。有時朋友、中間人和中介的類別存在重疊。

在一些受訪者看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中的社交網絡部分導致了正式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例如，來自烏干達的Sandra創辦了一家家政公司，以幫助她的姐姐擺脱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後來Sandra開始幫助來自烏干達的其他熟人。同樣地，2002年Anna從波蘭來到瑞典，在做了幾年非正式家政工作後開辦了一家家政公司，現在她僱傭了其他想要離開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波蘭工人。

除了社交網絡之外，流利的瑞典語以及移民身份/社會權利也是幫助新移民融入正式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資源。根據一些受訪者的描述，工時長、耗體力的工作特徵使得他們被社會孤立，幾乎沒有時間擴展他們的語言技能。Helena和其他受訪者甚至提到，中介和僱主會積極阻止他們學習瑞典語，以此來控制他們，增強依賴性。

社會網絡在斯德哥爾摩家政服務市場中的重要角色，按照語言、地區和民族的界線被隔離，並且可能會強化工作生活不平等模式。因此，社會網絡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移民從事低工資/低地位的工作，如家政服務。反過來，國內服務市場也被內部分割，其正式、混合和非正式的連續體對應於工人對社會和經濟資源的不對稱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