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長城，用來防着誰？_風聞

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為了抵禦北方民族的入侵，修建了逶迤磅礴的長城，以作為重要的軍事防禦工程。但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南方的湖南省境內，也有一處綿延數百里的防禦性質的長城——苗疆邊牆。

這座邊牆的位置，正是古時漢地和苗疆的分割線，對於研究南方民族歷史有着無法估量的價值。再加上南方破碎複雜的地形對基礎建設構成的挑戰，這座苗疆長城宏偉程度雖不及北方長城，卻也堪稱一道南方奇蹟。

西南咽喉：橫亙在交通要道上的苗疆

最早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出現的苗民，僅僅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民族概念。直到明代以來，“苗”在漢人眼中才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漢人有意識地根據苗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進行人為劃分族類，多達幾十支系。

現在一般人印象中的苗族

已經是辨識度相當高的現代形象

但廣泛分佈在西南的苗族本是相當龐雜多樣的羣體

（圖片@ic / 圖蟲創意）

當然對古代漢人來説，“生苗”“熟苗”的劃分方式更為方便。這一般是以接受中央王朝教化程度為標準進行區分的，已經編户齊民、繳納貢賦的，往往被稱作“熟苗”，反之，則以“生苗”冠稱，簡單粗暴。

“生熟”的劃分，表現出來是編户齊民和納税

背後則是當地是否支持自給自足的定居農業，以及交通上是否足夠便利

決定了行政管理和納糧納税是否可行

隨着古代中央王朝對苗民的認識進一步加深，苗疆也從一個較為含糊的地理概念，演變為國家與社會眼中對苗民聚居地的泛稱，具有了更深層次的政治意涵，反映在史書上，也就是“湖南苗疆東、南、北三面周圍七百餘里，環列苗人二千餘寨”。

除了洞庭湖平原以及南北交通線沿線之外

更大的區域只能算“生地”

苗疆，按照統治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流官統治、土司統治和生界三類。第一種，由朝廷直接任命流官進行直接統治。第二種則是朝廷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委任土司，藉由世襲土司在地方的威望和實力進行羈靡統治的辦法。第三種生界，就屬於中央王朝和地方土司都未能深入影響的化外之地，完全由地方苗民所佔控。

土司統治可能是對朝廷來説最方便的一種

而當地土司時間久了，自己也會修起巨大的“城堡”

頗有地方土皇帝的味道

（湖北恩施土司城）

（圖片@圖蟲·創意）

元明兩代的政策多有延續性，為了深入控制西南地區，中央大舉修建驛路，而苗疆就恰好位於從湖廣通往雲南、貴州的驛站路線之上。除此以外，以都司衞所的軍管型政區為依託，在沿途更是修建了一系列的屯堡據點進行護衞。能否打通苗疆走廊咽喉，保障從湖廣通往雲南交通的暢通，事關帝國西南經略的成敗。

湖廣行省內部以及對外的主要驛路路線

兩條從湘西向西入貴州，與貴州的驛路網絡相連

然而西南地區的苗民，由於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向來異於漢人，向來桀驁不馴，因此叛服無常。根據相關史料彙總，終明一世，朝廷對苗疆用兵多達數十餘次，卻始終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苗患。

既然難以解決，那就只能把他們圍起來了。這就是南方長城的修築背景。

本來也是因為山高路遠難以鎮壓

索性把你們都關在山裏不要出來好了

（圖像來自google map）

守圉築牆：環繞苗疆防禦體系的建立

明廷最初修築的邊牆，是以軍堡的形式存在，並環繞其間的。

宣德五年，貴州銅仁、湖南湘西相繼爆發動亂，明將蕭授率先在自己所轄防區修築二十四座軍堡，包圍其地並分兵戍守。這類軍事戍堡，除起到防守作用外，另有收集情報之功效，同時也肩負着“教化招撫”的使命，標誌着明廷的統治力量已初步進入苗疆腹地。

貴州與湖南交界的湖南一側

就是之後苗疆“邊牆”的主要針對對象

然而好景不長，到正德、嘉靖年間，湘黔邊的苗疆再次出現了大規模的叛亂，而明廷也多次派遣大批軍隊進山征剿。此後明軍改制，在西南改設十三處哨所，以收縮防禦。同時，嘉靖帝也決定將苗疆委任給地方少數民族出身的永順、保靖二土司代管，以減輕朝廷負擔。

設置在湘西的永順宣慰司與保靖州宣慰司

對於湖廣行省其實是一塊很偏僻的區域

（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不過這裏是通向貴州的要道，必須要重視起來

（圖片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而那十三處哨所，同樣藉助了地方土司的土兵力量進行防守，不久後又增設了七營三哨，總計共二十三哨，初步形成了一個針對苗疆的弧形防線。

1615年，時任辰沅兵備參政的蔡復一，以“營哨羅布，苗路崎嶇，難以阻遏窺觀”為由，請求朝廷撥款，沿着原來的23處哨所，從銅仁至保靖，修建了一條綿延三百餘里的邊牆。

這條邊牆最終於天啓年間完工，只可惜在明清之際的西南戰亂中，早期長城逐漸被廢棄。近代學者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發現，明代的邊牆並不完全倚仗地形來修建，反而是由於漢人屯墾移殖的深入，影響了邊牆的修建路線，而這條邊牆直至清代，仍被政府視作是漢苗之間的界線。

明代堡哨分佈及“邊牆”示意圖

（圖片來自——伍新福.明代湘黔邊"苗疆"堡哨"邊牆"考[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02):94-99.）

隨着明末清初邊牆的廢棄，漢苗人民的往來也因此逐漸增多，不少苗人開始遷移到漢地定居。但儘管如此，苗民叛亂仍然此起彼伏，而清廷內部也再度出現了倡議修復明代邊牆的聲音，但都因為工程量大、財力有限，未能實施。

另外，清代也更願意採用軟性控制的手段，將苗民編户入籍，同時設立義學，試圖通過教化的手段來使苗民移風易俗。此後越來越多的生苗開始歸附朝廷，並與傳統的土司形成競爭，清朝反而不那麼需要城牆保護邊境了。

能軟性控制，這硬牆就任由他長草好了

（圖片@圖蟲·創意）

只是苗民的加入也未必全是好處。苗漢的人地矛盾隨着苗人增長急劇升級，最終在乾隆六十年爆發了清代最大規模的苗民起義。這場苗民起義以貴州松桃廳為起爆點，迅速遍及了整個苗疆，直到嘉慶十一年才被清政府鎮壓。

明朝的永順宣慰司成了清朝的永順“府”

保靖州宣慰司則成了三個“廳”（鳳凰、乾州、永綏）

可見朝廷對“生熟”的判斷還是有區別

（圖片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再造苗疆：苗疆的社會變遷

這場苗民起義的規模，讓清廷再次意識到了修建苗疆邊牆的重要性。

傅鼐常年在西南任官，根據自己為官經驗，摸索了出了一套適用於當時苗疆的屯防政策。在其本人主持下，新一輪的苗疆長城建設工程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這次要搞一套系統性工程

（圖片@圖蟲·創意）

新一代邊牆長達110餘里，沿線各類汛堡、碉樓、哨台、炮台、屯卡等加起來接近一千兩百個，平均每兩百米就有一個碉樓或汛堡。與此同時，傅鼐還大力開展屯田工作，前後總計開墾了12萬畝耕地。

“邊牆”大致走向

（參考王亞力、劉豔芳的《“苗疆邊牆”與鳳凰民族文化景觀分區》）

（地圖來自google map）

軟性剿撫也在進行，苗民減負的政策逐步落實，最高峯時苗民完全無須納糧當差。此外，蠶桑養殖業、紡織業的推廣，以及茶葉等經濟作物、玉米等高產雜糧作物的引進，都改變了苗疆的農業經濟結構，不但解決了苗民的口糧問題，還使得不少原本貧窮的苗民藉此變得富裕起來。

不過這一地區搞農業確實挺困難

吉首以西的湘西很難找到較大的盆地

即使搞起了農耕，與外界的貿易也是必不可少的

（圖像來自google map）

因此此時邊牆的功能主要側重於“治苗”，而非明代邊牆的“防苗”，而且漢苗之間的貿易往來卻也沒有因為邊牆的阻隔而有所荒廢。

與北方長城內外的漢蒙交易類似，清廷以邊牆為中心，設置了多個“墟場”，允許漢苗貿易。在官吏監督之下的邊牆貿易，也減少了無良奸商對淳樸苗民的欺詐，緩和了漢苗矛盾，同時也促進了苗疆的社會經濟發展，給苗疆邊牆在民國遭到第二次廢棄提供了條件。

這環形碉堡修得如何

（圖片@圖蟲·創意）

值得一提的是，鑑於苗民風俗習慣與內地迥異，帝國在苗疆還保留了苗族習慣法，專門制訂了適用於苗民之間的法律——《苗例》，也就是苗地自治的基本法。而帝國中央彰顯主權的象徵，則是保留“苗例”的最高解釋權，即也能用內地法律治理涉苗案件，對於清帝國時期的西南穩定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鑑於苗疆屯政中屯租帶來的重大經濟利益，民國以來的湖南軍閥對湘西屯政控制權的爭奪也頗為重視。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湖南軍閥何鍵和陳渠珍之間圍繞屯政的控制權，更是引發了1936年的“革屯”請願。

而在屯租最嚴重的地區，更是在抗戰爆發前後釀成了1937年的武裝革屯起義。這批起義苗民，除了請求革屯外，還同時舉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成立了 “湘西苗民抗日革屯軍”，提出了改善苗民生活、耕者有其田等思想主張。

在軍閥何鍵被調離湖南政壇，國府鴿派軍人張治中主湘後，雙方通過和平談判，正式廢除了苗疆屯政，並由國軍收編地方武裝，再統一組織前往抗日前線共赴國難。

現在的“邊牆”遺址

（圖片@圖蟲·創意）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着行之有效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推進，阻礙內地和苗疆交流的邊牆再無必要重建，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也得到了飛速發展。原本作為區域性防禦體系的南方長城，則變成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旅遊資源，即將衝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湘西曆史傳統的魅力名片。

（圖片@圖蟲·創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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