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離世與媒體行業的過勞_風聞

今天凌晨，台灣明星高以翔在錄製綜藝節目《追我吧》時，突然暈倒，被緊急送往醫院，隨後搶救無效，不幸離世。人們將怒氣撒向了浙江衞視，接連幾篇刷屏文，無不在譴責節目組。

誕生於航空研究中的海恩法則認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

衞視節目發生如此嚴重的事故，當然不是偶然。但這一隱患之所以未被提前發現，恐怕不僅是由於節目組成員疏忽大意或準備不足。若是僅僅控訴節目組，也只是泄憤之舉，並不理性。實際上，長期以來，媒體行業嚴重過勞與高度焦慮，已經是公開的事實。説到底，節目組成員同樣是這一行業生態的受害者。

**媒體行業者大多缺乏穩定保障，流動性強，內部的收入差距極大。**一個衞視節目組，如果突然拿到項目，必然是加班加點連軸轉，連續通宵熬夜兩三晚上，持續五六十個小時不睡覺是常態。而一旦沒有拿到項目，又總是無事可做，賦閒在外。

許多腦力勞動的行業都會有類似特點，但媒體勞動還有自己特殊性。**媒體行業的績效工資奇高，基本工資奇低。**北京媒體公司的員工，有人每個月只有兩千元的基本工資，而如果趕上有活，拼命工作，一個月甚至能拿到三四萬的績效。這就意味着，一旦賦閒，收入大幅縮水；一旦有項目，就必須捨命幹活，不出岔子，把錢掙夠。

其實媒體行業的總收入不算低，特別是處於上升期的新人，收入還是可觀的，明星就更不用説了。但媒體行業往往在兜售慾望。這一行業身處社會最喧譁之地，接納和傳遞着最容易煽動大眾的意識形態。在把消費、致富、競爭這些慾望兜售給觀眾的時候，從業人員自己中毒更深。

無論是用工體制，還是思想意識，媒體行業都在逼迫或引誘着從業者，抓住一切機會，獲得儘可能多的收入，縮小與其他人的差距。在這樣的行業之中，過勞的危險早就存在，過勞的隱患卻一直沒有辦法被根除。

我曾偶然參與過一次衞視節目錄制，在影視棚裏和導演、演員、實習生、攝像、道具、服裝、工人一起待了兩個晚上。幾乎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極度缺乏睡眠。特別是導演們，在一個月的錄製過程中，常常一晚上只睡4個小時。完成一場節目，實際上需要大量人手，承擔不同種類的工作。但節目組總是儘可能壓縮人員，儘可能少僱一些人，或者是使用不拿工資的實習生。

影視棚裏一片漆黑，不分白晝。在漆黑的角落裏，橫七八豎躺着一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副導演，有的是後勤。一旦沒事，他們就呼呼大睡。對講機一響起，他們便爬起來走到前台去開始工作。有時候，他們整整一個周都不會離開這個影視棚。

看到高以翔的新聞時，我翻了翻從攝影棚回來那天的日記，裏面寫了幾句話：

“26號在影視棚呆了一天。錄節目實在是辛苦。接待我的一個實習生，早上開始工作後，一直到晚上八點多都沒有時間吃點東西。採訪我的兩個助理，在夜裏11點多聊完之後，説要回去寫思路，準備寫到六點睡一個小時再起牀接着寫。他們還説，XX也是夜裏5點才睡覺的。等到節目組的車送我回來，已經是夜裏12點多了。我困得睜不開眼。”

“回想這次拍攝的經歷，只感覺電視行業的從業者，真的太不容易了。完全用自己的生命來工作。”

那時候只是覺得他們辛苦，沒想到居然還會出人命。

這次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件，媒體行業的用工方式、工作節奏，有沒有可能做些調整，能把人看得重要些，更關心人一些呢？

如果系統性的東西難以改變，媒體從業者們，有沒有可能嘗試調整心態，從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牢籠中些微掙脱，放自己一條生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