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考古視角下的偃師商城——以聚落形態和墓葬分析為中心_風聞

摘要：社會考古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視角之一。通過對偃師商城及其所處區域同時期聚落的分析，可以發現該城址是洛陽盆地中東部二里崗文化三級聚落體系中的中心聚落，不同階段性質可能存在着差異，該區域二里崗期聚落是整個二里崗文化四級聚落體系的一部分。對偃師商城發現墓葬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該遺址缺乏大中型墓葬，層級相對簡單。總體來説，該城址一直是區域性的中心聚落和二里崗文化的次級中心聚落，在個別階段可能是二里崗文化的中心聚落。

社會考古學自出現以來，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在柴爾德、倫福儒等西方考古學家的不斷踐行中，至20世紀80年代，該理論得以完善並基本確立，其研究方法、內容和目標漸趨清晰，成為考古學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之一。其主要依照聚落和墓葬分析法，同時參照民族學、歷史學的和人類學的分析方法，對特定區域內的資料進行系統的分析，以探討區域社會的基本狀況。偃師商城經過30餘年的發掘，獲得了系列的考古資料，從社會考古的視角對其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動態地、多維地考察區域社會的基本面貌和偃師商城在二里崗社會中扮演的具體角色。

一　研究背景

　　偃師商城自1983 年發現以來，先後發掘了城牆和城門、護城壕、人工水系以及部分手工業生產場所，為探討聚落形態的變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30 多年來，對遺址中心區域建築基址羣和祭祀遺存的全面揭露為討論區域社會的組織結構、權力結構與宗教信仰提供了資料；石砌水渠與水池、府庫類設施和手工業遺存的發現對於判研該聚落的功用和性質提供了參考；小城城牆和相關建築基址羣的發現對於探討區域社會的文化變遷、遺址的興廢過程、不同階段中心遺址的規模和文化內涵奠定了基礎。1997年—2007年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的學者組隊，在洛陽盆地中東部區域開展了區域系統調查，發現先秦時期的遺址450餘處，其中屬於二里崗文化的遺址121處。這些發現，為我們討論區域二里崗社會奠定了基礎。

　　30多年來，偃師商城的討論取得了系列的成果：包括以三期七段為框架的陶器編年體系的逐步確立，城市佈局和宮室制度變遷等討論中揭示的遺址聚落形態逐漸清晰，年代和性質等問題的探討日漸深入等。但是受限於學科的侷限性和研究目標的階段性，針對偃師商城的探討主要是狹義史學本位的，焦點聚焦在城址的始建與廢棄年代、城址的地望和性質等問題上，而對商城所在區域社會面貌的探討尚未有效、全面和系統地開展。

　　從學科發展的歷程來看，國內外的考古學都大體經歷了文化史、過程主義和後過程主義考古等幾個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仍處於“一個歷史發展的轉型期”，學科發展也從“物質文化史研究為主的研究取向，逐漸轉向以聚落形態為契機的社會考古”。相對而言，洛陽盆地內文化進程的構建已經初步完成，探討二里崗時期社會的基礎基本具備。

二　聚落分析

　　數十年的研究表明，以陶器編年為基礎，二里崗文化可分為早、晚兩期，每期大體可分為早、晚兩個階段。偃師商城的文化分期與鄭州商城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同屬於二裏崗文化的這兩處城址與其他區域發現的同期遺址的研究都表明，二里崗文化“二期四段”的分期框架基本可信。整體來看，偃師商城遺址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相對充分，考古學文化的分期也相對詳實，不管是採用“二期四段”“二期五段”，亦或是“三期七段”的分期方案，其編年序列基本上都可以與二里崗文化諸發展階段相對應。聚落分析法正是基於考古學文化編年對系統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進行的，以確立區域社會的規模和疆域，探討區域社會的組織結構為主要目標。結合偃師商城所在區域二里崗期的聚落分佈狀況，歷時性探討區域中心遺址的變遷、區域聚落形態的演變以及發展過程中的社會面貌是可行的。

　　（一）中心遺址的聚落形態變遷

　　基於以上，我們曾對偃師商城的聚落形態進行過專門探討，以下簡單予以介紹：

　　1. 城市佈局的變化

　　偃師商城一期（至遲2段），也即相當於二里頭文化四期偏晚階段和二里崗文化早期偏早階段，在二里頭文化聚落的基礎上，建造了宮殿區、小城、1號府庫與相關的建築。偃師商城二期（3

段開始），也即二里崗文化早期偏晚階段（或稍早），在小城基礎上進行了改擴建形成大城，修建了護城壕，出現了環城和順城道路，城牆內側的順城道路上開始成為墓葬安置的主要區域。與此同步，宮殿區部分建築基址和1號府庫改建，依小城東牆新建了2號府庫和其他建築，製陶作坊已經運營；二期晚段（4段）比鄰宮城南牆東段北側新建了6號基址；三期的時候（5段開始），大體沿用之前形成的城市格局，對宮殿區南部的建築基址分別改建。三期中段（6 段）開始，不少遺存破壞了宮殿區的建築、小城和大城城牆，城址的功能消失。（圖一）

　　根據近些年的勘探和發掘資料來看，城市整體佈局和形制特徵乃至城市不同區域的功能都可能需要重新考量。總體來説，第一期晚段（2段），偃師商城整體佈局為宮城和小城並存的雙重城垣結構；第二期早段（3段開始），小城基礎上擴建出大城，但是小城北牆和東牆北段並未平毀，形成宮城、小城和大城並存的三重城垣結構；三期早段（開始5

段），沿用既有格局，局部有改擴建。三期中段（6段），宮城、小城、大城均已譭棄。遺存最為豐富的階段為偃師商城第2至5段，規模最為恢宏的階段應該為第3和第5段。

　　2. 宮殿區的變遷

　　偃師商城宮殿區已經全部揭露，遺存的更迭情況也相對清晰。根據已有的發掘和初步研究來看，該區域應該是最早營建的功能區之一，我們也曾專門行文對此進行過詳細的論述。

　　宮殿區的遺存自北向南，可以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池苑區、祭祀遺存區和建築基址區。前兩個區域位置和形制相對固定，延續時間基本貫穿了整個商城存續期間（2至5段）。最南側的建築基址區可分為兩羣。西側的建築基址羣包括存在着共同南北向軸線的三進院落，其形制和規模在不同階段（2至5段）有所變化，具體功能可能也有差異。東側的建築基址羣中，北部的4號基址位置相對固定（2至5段），南側區域的格局與功用前後有着較大的變化，包括祭祀遺存的出現和延續（2 至4 段），6 號建築基址的興廢（4段）和改變宮殿區南部格局的3、5號基址的興廢（3段或5段）等。（圖二）

　　宮殿區的變遷過程大體清晰，始建年代不晚於第2段，但最為恢弘的階段當在第3至5段，尤其是第3段和第5段，這一時段與偃師商城和二里崗文化最為興盛的階段也相吻合。

　　3. 重要建築門址的形制變化

　　從建築體量來看，西側基址羣中最南部7號和3號基址的早、晚期一直是宮殿區規模最大的單體建築。結合二里頭遺址宮殿區的佈局來看，1號基址位於宮殿區西側最南端，在整個遺址中建築體量最大。與其位置相同的偃師商城宮殿區的7號和3號基址的地位和功能當具有相似性。

　　根據發掘的情況來看，偃師商城7

號基址為四合院式的建築，其南側的門塾位於早期宮城南側西部中段，兼有宮殿區西側和7號建築基址門塾的雙重屬性。3號基址是7號基址改擴建的結果，其早、晚兩期遺存與7號應具有相似的屬性。從門址的形制來看，7號為單門道穿堂式，3號基址早期則為一門三道穿堂式，晚期改建為一主門道穿堂式加二側門的建築。從建築體量來看，3號早期的門址長39.2米，寬13.8米，門道寬2.8米，3號晚期門址的長度則縮減了一半，門道寬度保持不變，而7號基址的門址規模最小。（圖三）結合二里頭遺址宮殿區來看，同樣兼具宮城南側西門屬性的偃師商城7號基址和二里頭遺址體量最大的單體建築1 號基址的門址，在形制上比偃師商城3 號基址早期門址複雜，在建築的等級上可能也不低於3號早期，但是建築體量卻小於3號基址早期的門址。（表一）

　　綜上，偃師商城宮殿區3號和7號基址應該是商城內不同階段體量最大、等級最高的建築，其門塾兼具宮殿區門塾和建築基址門塾的雙重屬性，門址形制和規模的變化從側面反映了偃師商城在二里崗時期的地位變化，這一過程與偃師商城整體佈局和規模的變化基本同步。

　　（二）區域二里崗文化聚落分佈

　　洛陽盆地內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數量較多，在歷年的調查中多有發現。開展的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若干大型遺址內，比如二里頭和偃師商城等，其他遺址的規模和內涵瞭解相對較少。根據近些年的考古調查可知，洛陽盆地中東部區域發現的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有121處。（圖四）

　　1. 二里崗文化早期

　　調查發現的疑似為早期的遺址5處，確認屬於該期的遺址40處，合計45處。這一階段遺址的數量與二里頭文化四期相比有超過55%的減少。即使將難以細分時段的二里崗文化遺址統計在內，仍有20%以上的減少。如果將整個二里崗時期的遺址考慮在內的話，伊洛河南岸的乾溝河、塢羅河等流域遺址的數量明顯增加，其他區域遺址的數量則變化不大。此外，早期的遺址中有26處兼有二里頭文化四期的遺存，也即超過57%的遺址是在二里頭文化聚落基礎上發展而來，説明區域內考古學文化更替過程中居民的延續性，30%新增加的遺址則是在保持延續性的前提下，區域內外人口整合的結果。

　　這一階段最大的變化是二里頭都邑的消亡和偃師商城的出現。這一過程中，洛河以北區域的遺址數量大幅減少，伊洛河之間遺址數量的減少幅度也較大；伊河南岸各個小流域內的遺址數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區域內考古學文化的轉化在二里崗文化早期偏晚階段基本完成。

　　2. 二里崗文化晚期

　　結合調查結果來看，區域內發現的疑似晚期的遺址6處，確定57處，合計63處。數量較上一個時段增加了將近40%。這些遺址中至少有23處遺址見有早期的遺存，新出現的遺址約40處。這些變化顯示了區域內二里崗文化出現和發展的過程，也顯示出原有的二里頭風格陶器逐漸被二里崗風格陶器取代的過程。

　　從遺址的分佈狀況來看，二里崗文化晚期的聚落分佈密度比上一階段有了顯著的提升，各個區域內的遺址數量都呈上升趨勢。其中洛河北岸和古伊洛河之間區域內遺址的總數量基本沒有變化，個別區域互有增減；但是伊河南岸諸支流附近遺址的數量實現了倍增，尤其是東沙溝、瀏澗河、馬澗河、乾溝河、塢羅河等流域越接近二里崗文化的核心區，遺址的數量增加越明顯。遺址分佈狀況顯示出這一階段對資源開發程度的加深，同時也表明了二里頭文化被取代後，區域內人口雖然較上一階段有所提升，但是沒有超大型的遺址存在，區域的政治和經濟重要性日漸下降。

　　總體來看，二里崗文化早期先出現了以偃師商城小城為代表的面積超過80萬平方米的城址，後又擴建成面積達到190萬平方米的城址。通過對遺址面積的聚羣分析可知，這一時期偃師商城一直是區域性中心聚落，而二里頭、稍柴、景陽崗等遺址的面積則在20～40萬平方米左右，其餘90處遺址的面積多小於12萬平方米，區域內存在着以偃師商城為中心的三級聚落體系，與二里頭時期相比，遺址數量、聚落等級和中心聚落的面積都明顯下降，表明該地區政治重要性和人口密度總體降低。

　　結合相關遺址的年代來看，區域內發現的二里崗文化遺址多屬於二里崗文化早期偏晚和晚期偏早階段，與偃師商城大城的存續時間（3至5段）基本一致。

　　（三）二里崗文化的聚落體系

　　1950年代以來，隨着鄭州二里崗遺址和偃師商城的發現，二里崗文化被視作商文化的重要研究對象或者等同於早商文化。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和研究，以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為代表的二里崗文化的面貌漸趨清晰，對該文化的分期與年代、分佈與類型也有了初步的認識。

　　結合近些年二里崗文化遺址尤其是城址或大型聚落的發現情況來看，偃師商城的規模和麪積小於同一時期的鄭州商城和與其最晚階段對應的小雙橋遺址，與新鄭望京樓二里崗文化城址的規模相差不多，但是其內城和核心區的規模要遠大於望京樓。與同一時期的其他城址（聚落）如滎陽大師姑、垣曲商城、焦作府城、夏縣東下馮、黃陂盤龍城和平陸前莊等相比，則是數倍於它們的規模。（表二）

　　結合二里崗文化核心類型區的遺址狀況來看，至遲在二里崗文化早期晚段已經形成了以超大型城址鄭州商城為核心的聚落體系，在不同區域形成了以區域內規模較大遺址為中心的聚落體系，如果考慮到洛陽盆地區域明顯存在着以偃師商城為區域中心的三級聚落體系的話，那麼二里崗文化已經形成了存在至少四級聚落的社會結構。

三　墓葬分析

　　墓葬分析法是通過對墓葬資料的分析來探討墓葬的規模、隨葬品與殉牲，研究社會的分化狀況，是相對成熟和有效的社會考古的主要方法之一。偃師商城遺址歷年發現的人骨遺存約170餘處，發掘者對於這些遺存分佈與年代、形制與葬俗、隨葬品與組合等問題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筆者之一也曾對該遺址墓葬中所見的喪葬習俗展開過專門的討論。

　　（一）分佈與年代

　　目前，偃師商城遺址尚未發現專門的墓區，發現的墓葬主要分佈於兩個區域。其中多數墓葬位於大城城垣內側和小城城垣兩側。從數量上看，分佈於城垣內側的墓葬數量佔到70%左右。只有少部分墓葬位於作坊區或建築基址內。

　　這與同一時期鄭州商城墓葬的分佈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別。相同之處是鄭州商城發現的不僅有城牆兩側的墓葬和南關外、紫荊山及銘功路等作坊區的墓葬，還有白家莊、楊莊、人民公園等墓葬相對集中的區域。在二里頭和鄭州商城大型建築基址區均發現有數量較多、規格較高的墓葬，但是在偃師商城的宮城內幾乎沒有發現真正意義上的墓葬。

　　從墓葬的年代分佈看，僅有個別墓葬屬於一期，二期的墓葬數量達到63座，三期的墓葬數量達到68座（主要為5段和6段），墓葬的年代主要為3段至6段。（表三）

　　（二）規模與葬具

　　根據發掘者對129 座形制較為完整的墓葬統計可知，面積超過4平方米和3.5平方米的各有1 例，佔墓葬數量的0.8%，面積2~3 平方米的共6座，佔4.7%，面積1～2平方米的共計28座，佔比21.7%，面積在1平方米以下的佔比為72.1%。

　　從發掘情況來看，資料發表較為詳細的143座墓中，除1 座墓葬使用深腹罐作為葬具外（1983ⅢT4M11），其餘142座墓中超過83%的墓葬不見葬具，見有或疑似有葬具的墓葬僅佔10%左右，這些墓葬的寬度接近1米或1米以上。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偃師商城的墓葬相對特殊，即規模偏小且無葬具的比例極高，規模較大和稍大的墓葬比例偏低。這或許與偃師商城特殊的功能有關，也可能與偃師商城沒有或者尚未發現規格較高的墓葬有關。如果參照同期其他遺址如輝縣孟莊、黃陂盤龍城等地的情況來看，低等級墓葬的比例偏高，高等級的墓葬較少或者沒有，正説明了偃師商城居住人羣在整個二里崗社會中所處的階層整體不是最高，與作為都邑級別遺址所應具有的文化面貌的多樣性和社會階層的複雜性難以匹配。

　　（三）隨葬品

　　根據對墓葬中隨葬品的統計來看，83座不見任何隨葬品，其餘90

座墓葬見有各類隨葬品，其中7座見有銅器的墓葬隨葬品相對豐富，兼有玉石器、漆器和陶器等器類，2座見有玉器的墓葬兼有陶器和其他器類，65座主要隨葬品為陶器的墓葬中兼有少量石器和漆器等，以上三類墓葬的數量佔墓葬總數的42.8%以上。總體來看，隨葬銅器和玉石器的墓葬數量佔比較低，合計約5%左右，僅隨葬陶器的墓葬佔比低於40%，接近一半的墓葬無隨葬品。低等級墓葬比例偏高這一特點，與前文對葬具和規模的分析結果一致。

　　從器物組合來看，隨葬有銅質酒器的墓葬中存在三種組合，包含銅爵和銅斝，銅爵和陶斝及僅銅爵，這些墓葬中除了銅質酒器以外還見有陶質炊煮器和盛儲器。隨葬陶器的墓葬中器物組合也存在三類，即包含陶酒器、炊器和盛儲器，只見炊煮器和盛儲器以及僅有盛儲器等。存在陶質酒器的墓葬中酒器的組合包括陶爵和陶斝及僅有陶爵等兩種。而沒有陶酒器的墓葬則主要使用炊煮器和盛儲器的搭配或單一使用，包括陶鬲和陶簋的組合以及僅有陶簋這兩種，此外還有部分以盆和豆等盛儲器為主的組合。原始瓷和印紋硬陶類器物在偃師商城出土的數量較少，尤其是在墓葬中未見此類器物，但是在鄭州商城和盤龍城遺址，原始瓷在墓葬中則相對更為常見。

　　根據上文對葬具和隨葬品數量及組合的分析來看，較高規格墓葬的絕對數量和比例均較小，而普通墓葬中陶器墓和無隨葬品的墓葬數量與佔比較為接近，顯示出該遺址的墓葬等級相對簡單，層級較少，與二里頭和鄭州商城的墓葬所顯示的社會分化狀況有着一定的差異。此外偃師商城墓葬在隨葬器物的組合上充分體現了對二里頭文化的認同和接受，比如酒禮器的存在和沿用，但是在陶瓷器的整體文化面貌上，其呈現的複雜程度要遠遠低於其他大型都邑類遺址，銅質酒器炊煮器和盛儲器的器形與組合更具有典型二里崗文化的特徵。

　　（四）葬俗

　　我們曾經專門撰文對偃師商城遺址墓葬的葬俗進行過探討。需要強調的是該遺址的葬俗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其特殊性：首先，見有腰坑的墓葬數量較少，僅有11處。儘管此類墓葬出現的時間較鄭州商城遺址稍早，且同樣常見於較大型墓葬中，但是偃師商城有腰坑的墓葬比例（6%）遠遠低於鄭州商城的比例（23%）；其次，路土葬的比例極高，已經發現的墓葬多數位於城牆（包括小城和大城）內側的路土中，包括一期出現的小城和二期出現的大城城牆兩側，路土葬的佔比約為70%，路土葬中的死者包含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者，隨葬品的豐富程度不一，不完全是一般平民；第三，碎物葬的葬俗較為流行，幾乎所有見有隨葬品的墓葬中都見有“毀器”的現象，包括銅器和絕大部分的陶器在埋葬的過程中被破壞，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當時的喪葬觀念。

四　認識與討論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對洛陽盆地中東部區域二里崗時期的社會有以下初步認識：

　　根據對中心遺址的歷時性考察可知，偃師商城主體遺存存續時間是第2段至第5段。這一時期，偃師商城歷經了宮城和小城興建、大城和宮殿區改擴建等不同發展階段，成為整個區域最高等級的聚落。與此同時，區域內的聚落形成了中心城址、次級中心和一般聚落共同組網的聚落體系。結合中心遺址的墓葬可以看出，區域內的居民具有層級相對簡單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即少量小型貴族居於頂端，一般居民處於底層的社會狀態。儘管我們大體勾勒出了當時的政治圖景，但是對於不同層級的聚落如何有效維持聯繫和溝通，共同維繫區域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尚不甚明瞭。

　　考古發現、基礎資料和研究的不足，阻礙了我們深入探討區域內的社會生產狀況。目前可知，中心遺址可能存在着青銅冶煉行為，是否存在着專門的生產銅禮器的作坊，還不甚明確。同樣，玉石器的加工地點、骨角器的製作區域是否存在，也有待確定。較為明確的是當時居民生產陶器的場所位於大城內，存續時間與城址一致，但陶器生產的整個鏈條、產品體系、消費和分配方式等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除了手工業生產以外，動植物與礦產資源的獲取途徑與利用方式等問題也有待於深入開展相關的專題研究來明晰。

　　對於偃師商城這樣一個規模較大的區域中心來講，建城初期大型建築基址的建設、水渠的開挖和營造、城牆和護城壕的構築、府庫的修建等基本建設，均需要相當數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更需要相應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為了維持此文化共同體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中心城址內相當數量人口的生計，需要周邊的聚落給予各種資源的補給。維持社會穩定發展，尤其是文化更替期的正常運轉，也需要文化認同的養成和共同的價值觀念的重塑，以協調不同文化背景人羣之間的關係，當然，更需要選擇和適應複雜多變的自然和地緣環境。上述行為背後的社會動因和細節的闡釋，均有待於研究的深化。

　　如果將二里崗文化所代表的時間段置入區域發展的整體歷程，可以看出，聚落規模、數量和層級在二里崗文化介入和消亡這兩個節點均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表六）在二里崗文化興起之前，該區域作為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和都邑所在，已經形成並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四級聚落體系，以二里頭遺址為區域的文化中心，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區域內存在的可以判定屬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遺址數量達到102處。二里崗文化早期，遺址的數量大幅度減少，聚落層級也減少，中心遺址遷移，中心聚落的面積降為86萬平方米，後又增加至190萬平方米。但是，二里崗文化中心聚落的面積先是超過了300萬平方米，稍後更迅速躍升至1000萬平方米以上。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相信區域內外的社會經歷了新一輪的整合，即人羣由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區向區域內外的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為代表的二里崗文化區域的遷移。在二里崗文化晚期，隨着偃師商城短暫的發展並在第6段廢棄，區域內的考古學文化逐漸演化為殷墟文化，聚落的數量較前一階段雖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聚落的規模變小，層級降低，已經見不到規格較高的遺址。總體而言，區域的重要性自二里頭文化末期開始降低，直至西周時期才再次恢復。

　　在文化更替和社會重組的這一過程中文化認同和觀念重塑也同步發生。區域內二里頭文化四期包括二里頭和偃師商城在內的不少較大型遺址中都發現有嶽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風格的陶器，包含上述因素的二里崗文化陶器體系也在逐漸豐富和完善中，這一過程內既包涵了對二里頭文化風格陶器體系的吸納，也有對新文化因素的認同和接受。如果參照偃師商城佈局的變化，大型遺存的興建以及區域內典型的二里崗文化普及等現象，我們可以明確，二里崗文化在區域內實現全覆蓋是在偃師商城第3段。

　　偃師商城不同階段墓葬數量的變化不僅可以佐證上述認識，同時也為我們認識新的考古學文化確立時，文化認同和觀念重塑如何實現提供了資料。偃師商城墓葬中發現的高比例的路土葬，建築基址和作坊區內發現的居址葬，以及這些墓葬中發現的殉狗和腰坑遺蹟、碎物行為等均是對二里頭文化喪葬習俗的繼承，同時不同等級的墓葬中，尤其是稍高等級墓葬中隨葬以銅質和陶質酒禮器的行為更是對二里頭文化喪葬觀念的承繼，而聚落的組織體系、城市規劃與設計理念、建築營造技術、手工業的生產方式與技術等都顯示了二里崗社會上層對二里頭文化的認同，以及對其所藴含觀念的複製與推廣。

　　長期以來，二里崗文化研究的焦點是偃師商城與鄭州商城兩遺址的相對年代關係和彼此的功能，以及基於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時空關係來探討夏、商分界等歷史學範疇的問題。如果我們從社會考古的視角，對聚落形態和墓葬進行整體的分析，至少可以發現在二里崗文化時期（偃師商城2 段至5 段），偃師商城一直是洛陽盆地內最高等級的聚落，也是二里崗文化區的次級中心。但是聚落和墓葬所體現出的社會分化程度、聚落體系中的級差和中心遺址聚落演變過程顯示的等級體系是不完全匹配的。如果不加甄別，認為偃師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證據明顯不夠充分。較為客觀地説，偃師商城在某些階段（第3 段或第5 段），可能短暫具有都城的性質，而其他時段只是規格上低於鄭州商城的二里崗文化的次級（副）中心和區域聚落中心。

五　餘論

　　社會考古作為考古學研究的一種視角，對於探討特定區域具體時段內的社會形態及其變化、社會組織結構和運營方式、社會生產的專業化和複雜化程度、人羣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適應與選擇過程，具有拓寬維度和深度的特殊意義。它的研究對象是相對具體的考古資料，研究目的能否順利實現，完全依賴於資料獲取是否系統、詳實、科學。

　　對於區域社會的研究來言，核心遺址因為文化內涵的複雜性和典型性，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偃師商城遺址數十年的發掘，積累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囿於學科自身的侷限性和不同階段學術目標的差異，發掘和研究時的側重點是不同的，文化史構建階段的發掘，更多關注的是遺物本位的時空關係，相對缺乏多維考察區域內遺蹟本位角度所揭示社會面貌的動機。一定程度上來説，對反映區域社會經濟生產、人與環境關係、社會意識和價值認同形成過程的關注度較低，對中心遺址的佈局、功用方面的判定會因此而出現偏差，對中心遺址的過度關注，客觀上也會造成對其他低層級聚落的忽視，難以構建和展示出二里崗時期區域社會的全貌。

　　社會考古研究所依賴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聚落分析法，其開展的前提是對中心和周邊聚落的深入瞭解，對於洛陽盆地內不同時期的中心遺址開展的考古工作已經比較充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也進行完畢。但是在分析區域系統調查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確定文化面貌複雜、延續時間長的複合型遺址時，對於遺址面積、規模的判定存在着一定的誤差。同樣，基於考古學文化譜系的認識對遺址內涵進行判定時，難以確定兩種文化交替時期遺存的具體屬性，這樣會對不同時期、不同文化遺址的數量統計造成偏差，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區域聚落形態分析的結果。同樣，社會考古所依賴的另一重要方法——墓葬分析法運用的前提是具有大樣本的基礎數據，在發掘工作有限的情況下，提高基礎數據的獲取質量、最大限度地攫取信息才是重中之重。

　　由於前述的學科侷限和時代侷限，不管是中心遺址還是周邊的普通聚落，發掘和調查資料中獲取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此外，以偃師商城為中心的多學科合作的工作相對缺乏，限制了我們從社會考古視角討論二里崗文化社會的維度和深度。故而，未來的工作，更應該加大對發掘質量和資料獲取手段的重視，儘可能多地而不是有選擇性地獲取基礎資料，提高對普通遺址的關注程度，通過各種科學手段對資料深入分析來提高對二里崗文化社會的認識水平。

　　總體而言，如果基於社會考古的視角，我們在討論中發現的問題遠遠多於已經解決的問題，這些現狀也提醒着我們更要紮紮實實地開展基礎工作，注重解釋理論和方法的更新，從更多角度、更多層面來推進相關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