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取代清朝，和平改朝換代_風聞

1912 年 2 月 12 日，紫禁城從睡夢中醒來。這是一個平凡的日子，但對兩千多年帝制統治的中國來説，卻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皇室來説，更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這一天，隆裕太后帶着年僅六歲的小皇帝宣統，連續發佈三道詔書，宣佈清帝退位。

　　詔書宣佈：清廷同意袁世凱與南方政府達成的清帝退位條件，勸誡人民保持冷靜，維持秩序，不信謠言，聽從皇帝旨意，接受新政府；同意放棄皇位，贊同中華民國政府，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全權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接替現在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

　　清政府外務部同時也向各國駐華公使館發出照會，宣佈皇帝旨意，期待列強承認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合乎憲法，強調清室已順從民意，自動退位，並已按照人民意願選擇、確認了合法繼任者。

　　大清皇帝的權力黯然從廣袤的國土退回到了紫禁城一隅。這不是數千年來一個王朝替代另一個王朝的輪迴，也不是政治權力一家一姓的又一次轉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一個全新的共和國家出乎意料地悄然而生！

　　清帝退位詔書

　　由盛而衰的悲歌。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

　　清廷很平靜，沒有做絕地反擊、魚死網破、玉石俱焚的抵抗。　　隆裕太后很平靜，退位詔書充滿着理性色彩，體現出皇室應有的政治責任和尊嚴。朝廷的最後期待就是臣民們順應天意，放棄反抗，歸順新的國體和政體，冷靜面對歷史的大變局。

　　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上海發來的電報語氣輕鬆，宣告上海市民普遍接受了清王朝終結、民國建立的事實。各國使館不過履行一下外交使節名稱變更的手續而已。習慣了帝制統治的人民也顯得很平靜，依舊打理着每天的生活，沒有因失去習慣了的天子而捶胸頓足。

　　政治家們似乎也很平靜，他們繼續給清廷提供優厚的待遇，讓他們享受着皇室應有的尊嚴。一切似乎都在預料之中，人人都在稱讚袁世凱的睿智、遠見和政治家的風度，期待着共和的美好未來。

　　清帝退位後，仍然保留着優厚的待遇。這是中國人的創造，是過去改朝換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結局。舊的王朝退出了實體統治，但新政府並沒有完全抹殺舊王朝的歷史，而是給予適度尊重、禮遇。舊王朝的統治者除了少數極端勢力外，大多數人比較坦然地接受了清帝退位的事實。

　　為袁世凱處理文稿的汪榮寶在當天的日記中無限感慨地寫道，從此統治權將還付國民，合滿、漢、蒙、藏、回五大民族為一大中華民國，開千古未有之局，這是全國志士辛苦奔走之功，更是隆裕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讓之”的結果。隆裕太后是“至德”之人，國民對她應當“感念於無極矣”。

　　清廷顧慮退位帶來的全國性動盪是多餘的，清室的退位，無論世界還是中國，確實都很平靜。次日，英國《泰晤士報》的首席記者莫理循發自北京的報道説：“北京很安靜。清帝退位詔書已經被人民普遍接受。除了貼在各個路口，宣告國體改變，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擾亂和平將處死刑的措辭嚴厲的告示外，一切如常。”

　　清室的退位當然不是統治者理性思考的結果，而是日薄西山，大勢已去。但一個自秦始皇以來就延續的國體與政體，一個立國近三百年的王朝，就這樣轟然坍塌、戛然而止，這樣的崩潰發人深省。讓我們再次走近它，去探究這平靜後面的悲歌。

　　這是一個有着輝煌歷史的王朝。它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迅速發展，一統中原。這個龐大帝國雖依滿族而興起，但入關以後很快就調整了其軍事征伐政策，積極吸收中原文化，繼承歷代先賢之智慧，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創造出為人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最終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格局，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做出了傑出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卜憲羣　　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歷代的統一都沒有達到清王朝這樣的高度。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世界大國應當説是在清初，即康雍乾時期奠定的。遼闊疆域的形成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雍乾時期，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恢復與發展，荒地的開墾、人口的增加、新的經濟作物的生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城市的繁榮、人口的增長、耕地的擴大、農業和手工業技術的進步、海外貿易的出超，鑄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質基礎。據經濟史家麥迪森 (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史》測算，鴉片戰爭爆發前二十年，即 1820 年前後嘉慶、道光年間，中國的總產出，即今天所説的 GDP，在世界經濟構成中仍佔 32.9%。領先歐洲核心十二國，即英、法、德、意、奧、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的產出總和（約佔世界經濟的 12%），更遙遙領先於美國（1.8%）、日本（3.0%）。

　　文化也在這個基礎上繁榮起來。具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某些特徵的生產方式在江南部分行業中隱約地出現。西方的科技伴隨着傳教士的到來漸漸引起了統治者的好奇。儘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佔着主導地位，但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與積累，勤勞的中華民族在 17—18 世紀前期的百年時間裏，塑造了一個舉世矚目的東方大國形象。

　　這個大國輸出着貿易，也輸出着文明的價值觀。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感慨地説：“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的立身處事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稍後的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由衷地感嘆：“那個幅員廣漠的中華帝國的政體是可稱讚的，它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偉大的啓蒙思想家伏爾泰更是驚呼：“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指中國）更好的政府！”

　　啓蒙思想家對中國的讚美當然是真誠的，但他們的目的，只是在為本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擺脱封建專制桎梏吶喊。他們對中國的理解更多的也只是文化和表象上的東西，是藉助中國的傳統文化來抒發自己的胸襟。但令人感到嘲諷的是，這個備受他們讚美的東方大國，不久的將來就淪為西方列強凌辱的對象。盛衰轉變之速，令人瞠目。

　　與中國歷史上曾經的文景盛世、漢武盛世、貞觀盛世不同，17 世紀興起的康乾盛世所面對的局勢，已經與中國傳統的任何一個王朝相異其趣。雖然清王朝最終較好地解決了周邊民族問題，也與歷史上其他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樣最終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她面對的卻是一個全球史到來的時代。無論清王朝如何規避這個世界，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為擴張市場和掠奪資源的需要，都會無情地把這艘古老的航船推進波濤洶湧的無邊海洋。

　　摘自（華夏版五卷本《中國通史》，卜憲羣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華夏出版社，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