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猝死背後：AED及中國公眾急救的尷尬_風聞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演員高以翔，資料圖。

據媒體報道，11月27日凌晨，演員高以翔在錄製浙江衞視的綜藝節目《追我吧》時在奔跑時突然減速倒地，現場經過十幾分鐘的搶救後，被救護車拉走。11月27日中午12時許，高以翔經紀公司確認了他的死訊。《追我吧》節目組發表聲明稱，高以翔的死因為心源性猝死。

事情發生後，很多專家指出，在心跳驟停時，只有在最佳搶救時間的“黃金4分鐘”內，利用自動體外除顫器（AED）對患者進行除顫和心肺復甦，才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辦法。然而，眼下在國內，AED的配備，還並不是那麼普及，公眾對它的使用熟練程度與國外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對此問題，《中國新聞週刊》曾於2016年5月16日進行過深度報道。

“我爺爺今年已經第二次突發心臟病住院了，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所以報名了紅十字會的急救培訓。”家住北京朝陽區的吳女士説。在培訓的課堂上，她第一次知道了自動體外除顫器（AED）的存在。

AED是一種急救設備，操作簡便，可以為心臟病突發的患者進行電除顫，幫助發生心室顫動的病人恢復心律。全球每年心臟猝死的發病率達900萬例，我國每年約160萬人死於心血管疾病。及時除顫是迄今公認制止心臟猝死的最有效方法。在最佳搶救時間的“黃金四分鐘”內，對患者進行AED除顫和心肺復甦，有很大的幾率能夠挽救生命。

“我當時就想，這種救命的東西，以前怎麼從來沒見到過呢？”吳女士覺得非常不解。其實，AED在國外已經覆蓋率非常高，國內在機場、車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也有所配備。只不過，它們並不為民眾所熟知，因此也沒什麼人會注意到。

救命用的“擺設”

從2006年開始，北京首都機場開始配備AED，據當時的媒體報道，三個航站樓共配有76台。《中國新聞週刊》實地調查發現，在2號航站樓的出發大廳內，兩個問詢處的旁邊，各有一台AED設備。每一台都裝在一個與消火栓差不多大的金屬箱裏，金屬箱上有着醒目的“AED”字樣和帶急救圖案的心形標識。金屬箱內的除顫器完好，但箱子卻上了鎖。旁邊的工作人員説，鑰匙在問詢處人員的手中。在金屬箱外的牆面上，還貼着一張“AED操作指南”，用8幅圖示和中英文雙語，寫明瞭使用方法。操作指南上着重標出，“本套設備僅供醫務人員以及在心肺復甦和AED使用方面接受過培訓的人員使用”。

1號航站樓內，在出發大廳內安裝的除顫器同樣被上了鎖。而3號航站樓的到達大廳內的3台除顫器都沒有上鎖，旅客可以自行打開使用。除顫器旁邊除了操作指南，還有一本説明書。

**三座航站樓的工作人員均表示，從沒見過有人使用心臟除顫器。**而在設備附近值班的機場工作人員雖然知道這是搶救用的AED設備，但對於具體的使用方法都不清楚。其中一人説，雖然允許旅客使用除顫器，但是他們更建議直接通知機場醫院的急診醫生。而即使有乘客突發心臟病需要搶救，通常也不會用到這種除顫器。“急救醫生都會攜帶搶救設備，比這種除顫器還先進。”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首都機場管理人員説，實際上，對於機場來説，AED已經成了一種尷尬的存在。“有人認為我們裝上了卻沒有人用，是一種浪費。但是目前的狀況是，雖然我們有負責維護的人，真正需要用到它的突發狀況極少，而且也確實沒有人敢用。”

實際上，一台AED設備的有效使用範圍只有直徑100米的區域。在這個範圍外，獲取AED所需的時間就可能延誤最佳搶救時間。而且AED設備每2～3年就需要更換粘貼式電極和電池。因此，那些被鎖起來常年不用的AED設備可以説真的就是擺設。

不過，有76台AED設備的首都機場已經算是有據可查的場所中配備較多的地點之一。**根據公開資料，中國目前已配備的AED設備數目不超過1000台。**除了首都機場之外，海口美蘭機場配有15台，杭州在機場、車站、市民中心配備的AED共有15台，上海從2015年起在公共場所陸續配置了315台。

北京西站的智能急救站

與中國的情況不同，在美國，政府每年提供3000萬美元專項資金用於實施公共除顫計劃，急救車5分鐘內無法到達的公共場所全部依法設置AED，目前社會保有量超過100萬台，平均每10萬人317台。在日本，每10萬人配備AED的數字為235台。即使在香港地區，這一數字也達到每10萬人10台。中國大陸在配備數量極其不足的情況下，讓AED設備發揮作用基本上是空談。

中國紅十字總會培訓中心講師、北京急救中心原副主任馮庚説：“AED設備在中國的普及還很不夠，一是數量少，二是很多人不會用。這其中除了經濟的問題，也有別的原因。在很多地方，一台幾萬、幾十萬的設備，你今天放在那兒，明天可能就沒了。相對而言，相關技能的培訓和普及是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傻瓜式”急救法

使用AED設備究竟需要什麼技能？這其實沒有一般人想象中那麼難。

馮庚介紹説，AED使用的場景首先必須是發生心跳驟停。“對於受過急救培訓的人來説，確認這個是很快的。先拍打、呼喚患者，確定他還有沒有意識，然後看胸廓判斷呼吸，在意識喪失、呼吸停止的狀況下就可以確認是發生心跳驟停了，需要使用AED除顫的同時配合心肺復甦術。”而因為AED自帶判斷病人是否存在室顫情況的功能，所以不存在病人不是室顫卻被電了的可能性。不過AED只對心臟本身病變引起的室顫有作用，如果是外傷、大出血引起的，就沒有幫助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張麗説：“AED設備其實就像傻瓜式照相機一樣，它會給你語音提示，跟着做就行了。在發達國家，一般中小學都有相關的急救知識的培訓，所以應用得很普遍，可以説幾乎人人都會用。”

30歲的劉羣英在上海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平時的興趣是跑馬拉松。參加了三年馬拉松賽之後，常常聽説比賽出現猝死的案例，加上正好參加過公司組織的120急救培訓，讓他開始關注馬拉松賽程中的急救問題。“IT行業也是一個猝死發生得比較多的行業吧，馬拉松也是一個比較高危的領域。經常聽説這些事之後，自己就覺得除了完賽之外，也需要關注一些健康方面的問題。而且我也有幫助別人的意願。”

2015年，劉羣英成為一名馬拉松賽道上的急救志願者，也就是俗稱的“急救兔”。在上海馬拉松賽事的急救小組中，AED已是標配。“我們的志願者都是持有急救證書的。目前上海有三種渠道能獲得相關的證書，就是紅十字會、上海市急救中心和AHA（美國心臟協會）授權的培訓機構。”他説，大部分人在培訓中已經掌握了AED的使用，有一部分在紅十字會接受培訓的人，因為AED設備本身比較少，這部分一般跳過不講，經過賽前簡單的演練和培訓也能夠掌握。

根據中國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從2011年到2015年，全國接受紅十字會系統救護培訓的人員達到1900萬人。**按照這個數字，我國羣眾性救護培訓的普及率達到1.5％左右，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由於“紅十字救護員證”的有效期是三年，而目前情況下三年期滿能夠複訓的人數統計並不確切，所以實際的普及率可能還要低。

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王海京説：“應急救護培訓為什麼重要？很多情況下，人的一命關鍵就在於第一目擊者，他身邊的這個人有沒有足夠的應急救護知識。如果他能馬上提供幫助，那命可能就保住了；如果他要是束手無策，只能打120，在等待的過程中錯過了搶救的最佳時間，獲救幾率就太小了。”

吳女士對此的體會是，“拿到證書以後，感覺爺爺就算再次發病，我心裏也有底了。但是要説在大街上救人，我心裏還是有點害怕，不太敢的。”

劉羣英表示，賽場之外，如果遇到突發情況，到底要不要救人自己也還是要掂量一下的。“我現在也在做應急救護的公益講座。我們經常強調的就是，救別人之前也要看當時的場景對自己是不是安全。目前狀況來説，沒有一個法律保障我們急救人員去施救之後是免責的，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所以我們目前在做的急救知識普及，也是鼓勵大家在熟人之間互救。”他還透露，在宣傳急救知識的過程中，也遇到過一些人非常糾結：我學會了這個急救技能，遇到別人出事我是不是就必須救？那我救了他，他訛我怎麼辦？那我到底要不要學？

可以看出，中國的應急救護，比起“不會救”，更大的問題在於“不敢救”。

AED急救心肺復甦術課程

呼喚“好人法”

**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急救法，來規定應急救護中造成的後果責任由誰來負。**甚至僅僅從AED設備的配備與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缺失。

王海京説：“目前，國家對AED設備是作為醫療器械來備案的，根據《醫師法》，這個醫療器械就只有具有醫師資質的人才能使用。即使拿到了急救證，從法律上來講也沒有一個説法認定普通人可以使用。”

而關於AED設備的設置，到目前為止，“明確提出相關説法的，只有在世博會期間衞計委規定，允許在世博會的範圍內懸掛AED設備，其他就沒有了。”可以説，在中國，用AED救人目前處於一個無法可依的狀況。“我們紅十字會目前也在跟衞計委爭取獲得這個授權，允許我們去懸掛AED，允許我們培訓的人員使用AED。不然在目前的狀況下，即使企業想要捐贈AED設備，我們也不好接收。”

對於一般人要不要使用AED，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賑濟救護部部長李立東説：“在沒有相關法律保護的地方，我們也確實不鼓勵一般人去用這個AED。像首都機場那些，醫生敢用，老百姓誰敢用啊！只有相關法律出台之後，AED的使用才有可能大面積鋪開。”

美國在1995年就立法展開了“公眾可獲取的除顫儀”計劃，它是一項在公共場所安置AED，並鼓勵普通大眾等非專業人員接受培訓從而能隨時使用AED的普及計劃。

此外，美國還有《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俗稱“好人法”）來保護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兩個原則：一是義務救助原則，即人人有義務協助處於危險中的人，除非這樣做會傷害到自身；二是免責原則，對於陌生人對受傷者進行緊急醫療搶救中出現的失誤，給予責任上的赦免，對於造成的傷害不需要負法律責任。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關的法律條款，有的稱《無償施救者保護法》。

目前，歐洲大多數國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與《好撒瑪利亞人法》相關的條款。比如，德國的法律要求每個司機當遇到事故或事件時，在基於安全的情況下須停車並提供援助。而且，學會急救知識和操作方法是申請駕照的前提條件之一。

**而在中國，目前只有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數幾個城市在探索這方面的立法。**杭州在2014年9月26日審議通過了《杭州市院前醫療急救管理條例》，並從2015年1月1日開始施行。該《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公民發現急、危、重傷病員時可以撥打120電話呼救。鼓勵經過培訓取得合格證書、具備急救專業技能的公民對急、危、重傷病員按照操作規範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不承擔法律責任。”這是全國首個明確急救免責的法律法規。不過《條例》也規定，必須“經過培訓取得合格證書”才能夠享有該權利。

2016年1月，《深圳經濟特區院前醫療急救條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徵求意見，其中也規定現場施救者對傷病員實施善意、無償緊急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造成被救護者民事損害的，其責任可予以免除。

劉羣英最近關注的是《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草案）修改稿》的審議。在調查研究過程中，該條例草案第三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因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對患者造成損害的，經過合法程序認定，由政府予以補償”。多數意見認為，由於補償資金沒有落實，認定主體、程序等不明確，這一規定在實踐中難以操作。條例草案第三十九條修改為：“市民發現需要急救的患者，應當立即撥打‘120’專線電話進行急救呼叫。”“鼓勵具備急救技能的市民，對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規範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患者造成損害的，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

劉羣英最關心的問題是，作為一個持有急救證書的人，在急救中出現狀況時，“我的急救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正規程序，我要如何證明呢？有時候CPR（心肺復甦術）是有可能造成肋骨骨折的，我覺得病人家屬可能不會理解。”而他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一旦發生需要賠償的情況，這個錢是由誰來付？既然沒有政府補償，那有沒有可能靠社會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