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被蒙古和女真毆打？這鍋真得明朝自己背，誰讓你把基層讓給鄉賢_風聞

編者按：冷兵器研究所之前那篇《這鍋他們必須背！這個階層的失去制約，讓漢人一千年都沒戰鬥力！》文章，從社會階層角度探討了，很多人所迷惑的，為什麼中原王朝在唐宋以後，在軍事上由盛轉衰的問題。而本篇文章將從資源動員的角度，繼續去分析這一問題。唐宋以後，中原王朝是真的打不過遊牧民族，還是沒有這個動力或者缺乏相應的動員能力？

首先，為什麼我們要討論動員能力的問題？因為中央政權需要動員地方上的經濟、政治、軍事資源，用以投入國防、行政等公共品供給。而能夠動員多少資源取決於政權的支配形式（制度）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從秦代建立起大一統帝國以後，中央政權需要更多的資源來生產公共品，但是當時的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税務徵收以單純的貨幣形式是難以完成的。但由於實物税、徭役（勞務）等在進行空間轉移時需要大量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權無法有效地直接進行資源的動員，這也就意味着無法通過直接動員資源來進行國家治理、軍隊構建。

在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陷入了分裂，在1500年時分散的政治實體數量達到500個，而中國雖有分裂，但總體上依然保持着相對的統一[1]。在國家幅員、治理規模過大的情況下，為了有效地治理國家，漢中央政府試圖將地方的豪族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依靠豪族來組織基層社會的各種資源。比如説通過貲選——即以入糴、捐資等形式獲得官職，來將地方豪族納入國家的行政體系（崔向東《漢代豪族研究》）；比如府兵制構建過程，即是以給予鄉望、首望等豪族開府（保留自有武裝）的形式來將豪族納入軍事體系之中（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

▲事實上，真正開始將豪族納入國家行政體系的皇帝，正是以前被認為大規模剷除豪族的漢武帝

通過間接動員資源的方式，中央政權能夠以付出極少代價的方式動員這些軍隊上前線，而對於鄉里間自有武裝組織的訓練監督工作及軍隊組織工作都落在了與中央政權共謀的豪族身上。但這也埋下了另一個隱患，即隨着地方豪族不斷進入行政體系，通過中央政權所授予的合法性不斷擴大掠奪的面積，其事實權力不斷擴大進而威脅皇權，最終形成了兩晉時期的士族門閥政治。

▲田餘慶老師著《東晉門閥政治》

隋唐時期為了取締士族門閥，中央政府通過將九品中正制替換為科舉取士，來削弱士族門閥大規模進入行政體系，避免國家進入前代的“士族化”趨勢。但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的掌控力也因行政體系與士族脱鈎而下降，唐代地方上的豪強，大規模隱匿户籍數量以此截留財税的問題十分嚴重，如武則天時以宇文融清查地方户籍，查得所匿户籍約為當年户籍的12%，而這種問題在後來當然也存在。（參考此前文章《古代一次大戰人口減半？讓數據告訴你，消滅百姓比刀還快的是什麼》）

軍事制度與政治制度是相互關聯的，户籍並非僅僅涉及了徵税問題，在府兵制度及秦漢兩晉時的徵兵制度下，還包含了軍事動員問題。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連税都徵不到了，怎麼可能有效地徵用兵員自帶乾糧前往前線作戰？也正是因為中央政權與基層社會關係的變化，在唐代中期以後府兵制崩潰了，各藩鎮都會保留一支規模不小的“牙兵”作為常備軍，而維持常備軍又導致了軍費開支急劇擴張。唐代中後期以及宋代之時，中央政府都為軍費開支過大的問題傷透了腦筋，北宋仁宗朝時軍隊規模擴大，中央政府不得不造出更多的錢幣用以投入軍費支出，而這也造成了此後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以及冗兵問題（（《戰爭事典》046；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李華瑞《宋夏關係史》）。

軍制不同，導致各個朝代的戰爭成本完全不同。唐宋以前，中央政權不免為整合地方資源而造成行政體系的士族化；在唐宋之時，卻又造成了軍費開支的擴大。在明代之時，情況又出現了更多新的特點。疆域的擴大使得朝廷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難。在政治制度上，明代以“不擾民”為指導，導致了中央政府對於基層社會掌控力的極具退化，地方官員在基層社會之中充當的往往是協調者的角色（案例可見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而中央政府能夠動員的資源是很少的。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在基層社會中提供的公共品極少，而一些地方力量卻在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過程中獲得了權力的轉移。

對於鄉紳來説，他們與朝廷的關係十分微妙，因為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威來自於其公共權力（可能經由暴力、資產、社會地位等獲得），而朝廷還需要委託他們代為管理地方事務（張靜《基層政權》；曲彥斌《中國乞丐史》）；由於財政收入限制以及隨着組織規模擴大而帶來的信息分佈不對稱（這可能導致地方官員壓迫百姓），明廷儘可能地壓縮官僚體系的規模，故而官僚體系並未深入到基層社會。

▲朱元璋

從整體上來看，明朝在部分退出基層治理後，對於基層社會的控制較之宋代似乎還略有不及，不得已以默許官員貪墨等方式激勵官員在地方上想盡辦法徵税。儘管如此，明朝在地方上的財税徵收依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而部分士紳則與地方官府勾結合力壓榨百姓，或者欺瞞官府、欺壓百姓。在這種情況下，明廷所能動員的經濟資源實際上是要大打折扣的。然而，若是要與遊牧民族開戰，就意味着明軍需要進行大規模移動。其他的不提，徵調糧食保障後勤就會造成大筆的軍事開支，而在永樂年間的北伐過程中，遊牧民族往往憑藉其機動力靈活地遊走，導致明軍一直未能取得決定性的戰果，而這種情況在宋代征伐党項的作戰中也有所體現。

本來若是繼續擴大支配區域，總是可以繼續擠壓遊牧民族的生存空間，但與此同時，由於寒冷期的延續等眾多因素影響，漠北、鄂爾多斯等地區荒漠化加劇，難以種植糧食作物，進行大規模軍事屯田的可能性也很低，甚至需要由中原地區源源不斷地運輸糧食，才能保證居民及軍隊的生活。對於遊牧民族而言，他們的經濟生產主要以遊牧為主，故而遷徙便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對於農業帝國來説，獲取並改造這些土地所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其價值。

▲朱棣的影視形象

因此在明朝初年北伐未成以後，明朝對於征伐遊牧民族的意願也大大下降。不僅如此，對於常備軍（京營）來説，維持軍隊的作戰能力相當困難。而且與北宋的河北方面軍相似，長期缺乏作戰壓力的軍隊很容易陷入腐敗化的困局，這一點在土木堡之變中就有所體現。（參考《“靖康之恥”全是因為腐敗？八十萬禁軍不能打還真是個體制問題》）

▲《江山紀》海報

總的來説，對於明朝而言，從後勤、開支等諸方面考慮，出征北伐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划算的事情，更何況遊牧民族的機動性及當地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明軍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的剿滅；而資源動員能力的下降，更導致了明廷沒有足夠的財力去發動這麼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軍隊腐敗化以後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