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懷穎：殷墟車馬器補議_風聞

提要：本文通過對晚商時期殷墟遺址所見的馬銜、馬額飾、軛首、獸形銅釦和帶環銅箍五類車馬器的梳理，發現這些器物是在殷墟時期新出現，卻又在西周以後發生了較大形制變化或迅速消失的種類。這些車馬器的出現、演變與消亡，一方面體現了晚商時期對於新生事物車馬的系駕技術、水平的演進和掌控能力的加強，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時期對於車馬實用在意識形態上的認知與態度。

　　家馬與馬車，對晚商社會而言，是新生事物。將車馬作為一種財物且賦予其一定的社會意義，並將之作為某個階層人羣的禮儀與意識，始自殷墟時期。作為新生器類的車馬器，在實用功能之外，無疑也具有裝飾與形而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作為車馬系駕方式的初創階段，車馬器的種類、形制以及使用方式，尚未定型。因此，殷墟時期的車馬器對於中國車輿系駕模式和車輿埋葬制度而言，都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車馬器瑣碎繁複，不少構件的用途、定名至今未有定論，在報告整理和資料刊佈時，常常不受重視。圖文信息闕如，往往是車馬器研究的障礙。但商周高等級墓葬若有盜擾，很多時候卻僅餘車馬器。因此，對於車馬器的形態、功能的年代學認知就尤為關鍵。

　　對於殷墟地區晚商時期的車馬埋葬，石璋如、楊寶成、吳曉筠、郜向平、黃銘崇諸位先後進行過討論，我亦曾有些微補議。上述研究，雖詳略有別，側重點亦有不同，但基本上已較為完整地勾勒出了晚商時期殷墟地區車馬器種類與基本形制演變，其中吳曉筠論述尤其精彩系統。但隨着公佈材料的日益增多，原初不甚明晰的不少問題似仍有餘意可核。本文不揣淺陋，擬就馬銜、馬額飾、獸形衡飾、菌狀軛首與帶環銅箍幾類器物的使用方式、年代、形制變化與其他相關車馬器組合、使用人羣等問題略作補議，權作前賢研究之續貂。

　　殷墟地區，是晚商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同時也是晚商時期車馬埋葬資料最為豐富、集中的區域。以殷墟為個案，是觀察晚商時期車馬器的形成與推廣、功用與演變以及其反映出的階層區分、埋葬方式差異等等問題的最佳地點。在下文的論證過程中，我將以車馬坑中尚在原位的車馬器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而以殷墟地區墓內隨葬車馬器作為參證進行討論。

一　馬銜（附連體鑣銜）

　　殷墟發現的非有機質馬銜總量甚少（表一），與已公佈的數百件各式馬鑣相比，馬銜就難成比例。九成以上的車馬坑內，馬轡之上馬鑣尚存而不見金屬馬銜。因此前人多推測殷墟時期的馬銜應該是皮革或繩索，此説當符合實際。

　　殷墟所見非有機質馬銜數量極少，除常見的兩端環首馬銜外，殷墟還發現有一種鑣銜連體的馬銜。從形制看，殷墟發現的非有機質馬銜，大體有四種形式，可分為四型。

　　A型鑣銜連體，黃銘崇稱其為C形馬銜，井中偉稱為“帶釘齒的青銅銜”。這種馬銜一般呈兩端彎曲地圓柱狀，內側各有尖齒，外側有一個半環形鈕或穿孔以承鑣。標本如91後岡M33：11，通長15.6，高7.3釐米（圖一：6）。在小屯M164車馬坑中還發現過一件玉質連體鑣銜（圖一：3）。

　　B型直棒，兩端各有一橢圓環，有的中部銅杆絞擰如麻花狀。標本如04大司空M231：53，通長13.7釐米（圖一：1），西北岡M1217：R14486僅存一半，殘長8.6釐米（圖一：2）。

　　C型三節套環，每環呈∞字形，中間一環與左右兩環90度扭曲，標本如04大司空M226：61，通長13.6釐米（圖一：4）。

　　D型雙節套環，每環呈∞字形，兩環90度扭曲，標本如西區M216：12，通長12.2釐米（圖一：5）。此類馬銜也極少見，除M216的2件外，西區81M1613車馬坑亦有2件。

　　殷墟非有機質馬銜形制樣態比較多，但大小比較接近，一般都在12-16釐米之間。B、C兩型最為常見的馬銜長度相近，通長在13釐米以上，接近14釐米。

　　從年代上看，非有機質馬銜出現在殷墟一二期間，至四期時仍不發達。

　　小屯宗廟區乙七建築基址南側的庭院有五座車馬坑或馬坑（M20、M40、M45、M202、M204），附屬於建築基址。這五座車馬坑，除車馬器、兵器外未見其他器物伴出，但由於學術界公認乙七庭院內的墓葬與殉坑與乙七建築基址年代相近，可根據乙七基址本身的年代判斷。按前賢的研究，大致可知乙七為殷墟二期。因此其附屬車馬坑年代亦在此時。91後岡M33雖經盜擾，但從劫餘的其他器物可知該墓年代與婦好墓接近。而其它幾個出土馬銜的遺存單位年代則相對較晚。

　　因此，殷墟時期的11件金屬馬銜（其中含武鄉上城村商墓的一件），鑣銜一體的馬銜年代明顯較早，可以視為殷墟已知最早的馬銜形態。直棒式馬銜與三節套環馬銜年代相近，目前無法判斷哪種馬銜出現的年代更早。而雙套環馬銜從目前的材料看，年代略晚。

　　鑣銜一體式馬銜年代偏早，還可以殷墟以外的例證證明。山西武鄉上城村墓葬曾出土一件銅質連體馬銜，形制接近後岡M33：11。根據該墓伴出的銅壺、觚爵，可知上城村墓葬年代當在殷墟二期，與91後岡M33年代相近。

　　第二，從埋藏規律與使用目的看殷墟馬銜。殷墟所發現的10件馬銜中，絕大多數出土於墓葬和車馬坑的車輿內，在馬口原位內保存的是少數。

　　小屯M164在宗廟區乙七建築庭內的西南部，坑內殉一馬。殉馬頭部一套完整的轡頭是玉、石質地，包括扇貝額飾1，玉獸面飾2，玉鳥1，玉管9，玉人面泡2，玉連體銜1，圓玉片1，蚌與綠松石若干。玉連體銜明顯不實用，磕碰易碎，更像是儀式化的器物。

　　81西區M1613與大司空M76馬銜皆在馬口內原位，應是實用器。

　　大司空M226、M231馬銜皆與車體系駕馬匹無關，以M226為例説明。該車輿內有馬銜2件，馬鑣4件，不但擺放在一起，配組的數量也正好契合。而M226左服馬左頰外有U形釘齒器1，緊貼之上另有一馬鑣；清剔出的右服馬右頰僅見一件U形釘齒器（左服馬右頰和右服馬左頰未能清理）。兩服馬馬鑣尚在原位，但口中未見銅質馬銜，説明該車輿內的馬銜，不屬於M226的系駕馬匹。

　　地近傳統所稱的郭家莊南地的賽格金地2006CK1，坑內左服馬頭部嘴前發現一銜穿於鑣內。從照片觀察，當是卸下左馬轡後襬放在頭前。

　　91後岡M33、西區M216發現的馬銜是卸下的馬轡隨葬入墓的，但因有馬鑣伴出，當確定是實用器。

　　其三，關於馬銜的形制演變特徵。

　　馬銜是馬匹在行進中直接控制的關鍵構件。殷墟非有機質馬銜公佈材料僅有10件，但形制卻有多種。這説明金屬馬銜在殷墟時期使用不多且尚未定型，更反映出説明殷墟時期在馭馬工具與馭馬的技術上仍屬於探索階段，沒有出現穩定的馭馬工具甚至技術。

　　上文已論證，鑣銜一體式馬銜年代偏早，而直棒式與三節套環式較晚。從形制角度分析，鑣銜一體式馬銜與直棒式馬銜間的區別最小，都是以直棍式的物質卡在馬的前切齒與臼齒之間的齒隙，屬於同一設計理念下的產物。有機質馬銜，無論是皮條、麻繩製成，都應該自馬頰側與馬口之中連為一體。這無疑就是鑣銜一體式馬銜的最初設計理念來源。即便有機質馬銜換為硬木棍，也應該也是一根直棒式的物質。但有機質馬銜不耐磨損，皮條和麻繩製成的馬銜易被臼齒磨斷，亦即《莊子·馬蹄篇》所謂“為詭銜竊轡”；硬木馬銜也容易在口腔潮濕環境內朽爛，所以非有機質的金屬馬銜就是馭馬術進步的必由之路。因此，殷墟鑣銜一體式馬銜應該是第一批利用晚商鑄造技術探索出現的新事物，但由於這種馬銜的實際控御中，整體活動性能並不便利，不如分體的鑣銜靈動。因此必然在技術層面需要有二次革新，將之改革為分體鑣配用直棒式馬銜。

　　直棒式馬銜仍然有折轉生硬，且在運動中不能更好地適應馬齒隙結構的缺陷，所以商人因而陸續開發出了各類銅鑣和鏈條式馬銜予以替代。經歷不斷的摸索階段後，商人終於發現兩節套環的鏈條馬銜最符合實際需求，所以兩節套環馬銜出現最晚。但也由此確立了中國古代馬銜的主體形態。這個過程可能一直持續到西周時期方才完成，且很可能與周人帶來的先進馭馬技術與理念有關。在殷墟以外，商末周初的晚商“方國”和西周初年的殷遺民墓地中，仍能見到直棒式馬銜的身影。比如，在西安老牛坡殷墟四期的車馬坑、滕州前掌大墓地M9、長子口墓中都能見到直棒式馬銜。但在西周早中期之際以後，直棒式馬銜就基本消失了。目前所見年代最晚的直棒式馬銜，見於大河口墓地M2002，年代約在穆王時。

二　馬額飾

　　馬額飾是指在馬額雙目正中偏上位置的馬器，一般屬於馬轡的一部分，兼有裝飾與系聯馬轡的作用，與西周時期常見的歧角形當盧功能相同，但是否也可稱為“當盧”尚需斟酌。本文穩妥起見暫稱為額飾。殷墟的馬額飾可根據形制分為五類。

　　A類貝殼形飾，單體的扇貝樣，有石質、玉質或銅質，銅質的背後皆有橫樑，一般長6~8釐米之間。標本小屯M202：43，貝形，鑲嵌有綠松石，長7.3，寬6.6釐米（圖二：1）。91後崗M12：030，長7.8釐米（圖二：3）。91後崗M16：6，石質，長5.5釐米（圖二：2）。武官大墓殉人坑W8出土兩枚，北墓道內出土一枚，銅質，高7，寬7釐米（圖二：5）。

　　B類比較大的圓形銅泡，形制相近，背後一般有二橫樑，一般直徑在6~8釐米間，大於一般的銅泡。標本04大司空M231：4，直徑7.4釐米（圖二：7）。

　　C類水滴形飾，發現極少。目前僅見於武官大墓墓道殉馬坑N3其中三匹馬的額部，高6.4，寬3.2釐米（圖二：6）。

　　D類獸面形飾，公佈材料中僅見於西北岡M2017。標本西北岡M2017：R001195，背後有一X形梁，長約8.2，寬約9.3釐米（圖二：8）。

　　E類蚌環，發現較少。可以郭家莊西南地的M58殘車馬坑馬額飾以的大蚌環為例。

　　從年代看（表二），馬額飾基本上伴隨着車馬同時在殷墟出現，但最初應該僅有裝飾作用。小屯M164馬頭部的玉質轡頭中有一件扇貝額飾1，是殷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這件扇貝裝飾，應當僅有裝飾作用。略晚於M164的小屯M202雖被多次破壞，但可看出一車二馬。馬額上有銅質鑲嵌綠松石的扇貝形飾。這一時期的墓葬91後岡M12，盜洞內也發現了3件銅扇形飾。最晚的扇形馬額飾，可能是殷墟四期的91後岡M16盜洞內的石扇形飾。

　　殷墟二期貝形額飾使用的同時，還有一類水滴形的銅泡也被作為額飾使用，但數量極少。此類器物從形制看，不排除是年代稍晚的鏃形鼻飾的源頭。

　　殷墟二期以後，馬額飾逐步定型，在能夠確定的三、四期的車馬坑內，所發現的馬額飾，皆為直徑在5.5~8釐米之間的圓形帶梁銅泡。梅園莊M40南車所殉兩馬、郭家莊西南的平原製藥廠家屬樓區發掘的車馬坑M52、馬坑M51、大司空M231車馬坑兩馬、1953年大司空村發掘的車馬坑M175兩服馬、1972年西區M7坑內兩服馬、賽格金地CK1兩服馬等皆使用此種圓形銅泡作為額飾。由在車馬坑馬額上原位保存的銅泡，可反推類似71後岡M11、86郭莊村北M6出土的2件大銅泡，都是在墓葬中隨葬被拆下的同類額飾。可知，至少從小屯M5以後，馬額裝飾基本上就定型為較大的圓形銅泡。

　　在圓形大銅泡和水滴形泡作為額飾之外，殷墟也有使用蚌環作為額飾的。郭家莊殘車馬坑M58的馬額位置以一個大蚌環作為裝飾。西區M151車馬坑，一車二馬，右部被破壞，坑內未見殉人。平面圖與圖版顯示在左馬額部有一圓形裝飾，但不確定是大銅泡還是蚌環，但屬於額飾無疑。

　　需要説明的是西北岡M2017發現的“馬冠飾”。該坑資料未全部公佈，但從圖錄公佈的信息看，該坑為僅存一半的馬坑，內有兩具馬頭骨和相應的馬羈青銅飾件。坑內發現的鑲綠松石獸面飾，材料公佈者黃銘崇先生認為這可能是一種馬冠，亦即馬額飾。但由於資料尚未全部發表，不能確定此單位的年代。

　　大略而言，殷墟的馬額飾年代較為明確，形制演變規律也比較清晰。最初的馬額可能是以扇貝裝飾，隨後有銅鑄的扇貝形額飾。在殷墟二期以後，圓形的銅泡逐漸成為了馬額飾的主流，並一直流傳至商末。但在圓形額飾流行的同時，也存在用蚌環或扇形飾使用的例證。

　　從埋葬規律看，大部分在車馬坑內發現的馬額飾，多是在馬額頭原位的，個別額飾被從馬額上卸下放置。比如1972年西區M7坑內埋葬一車兩馬，車後殉一人。左服馬轡被卸下襬在頭端，但身上的鞁具似未卸下，右服馬的馬轡與鞁具則全部被卸下，放在車輈旁。

　　馬額飾的出現，不僅僅是一種馬轡的裝飾，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代表了一種馬轡的系聯方式。

　　在乙七前五座車馬坑的整理過程中，石璋如先生根據馬頭上的各類構件辨識出，M20與M40車的服馬存在兩種不同的馬轡系聯編串方式，一種以M40為代表，馬轡在馬額至鼻正面正中呈“工”字形或“王”字形編串（圖三：1、2）；一種以M20或M202為代表，馬轡在馬額正面呈金文“五”字形（圖三：3）。復原的細節或有可商，但兩種復原方案的差別卻是十分明確的——是否有一根轡帶沿馬鼻骨正中縱向聯繫馬額與馬鼻上方的橫向轡帶。從後代較為明確的馬轡來看，這兩種方式都比較常見。但只要採取“工”字形或“王”字形的編串方式，縱橫的轡帶就需要在馬額處相交打結。馬額飾的作用之一就是便於轡帶的編串交叉。因此無論扇貝形泡還是圓形泡，背後都有橫樑，就是為了便於皮條串聯折轉。

三　菌狀軛首

　　軛首飾是用以包裹木軛頂端的銅質構件，殷墟最常見軛首飾，多呈菌狀，其大小差別不大，一般都在6~7釐米左右。頂部形制根據下部是否與軛頸一體可分為兩型。

　　A型與軛頸為分體的兩個部分，因此下口為圓形或橢圓形。可根據菌狀傘帽的突出程度不同分為兩式。

　　I式菌狀傘帽不突出，腰身收束不明顯，標本如侯家莊M1136-1137：R015265、R015325，高6.4，下口徑3.8釐米。（圖四：2）

　　II式菌狀傘帽突出，腰身收束明顯。標本如95梅園莊鐵西城建：8A，下口直徑3.4釐米（圖四：3）。

　　B型與軛頸渾鑄為一體，因此下口為適應軛頸，而呈橢方或方形。標本如04大司空M76：1，下口長6.8，寬4.6釐米（圖四：1）。

　　軛首飾出現時間很早，從西北岡1136-1137號車馬坑起，殷墟就已經出現了銅軛首飾。在整個殷墟時期，銅軛首飾一直延續不斷（表三）。從零星公佈的圖像資料可知，西北岡1136~1137坑部分車軛上存在軛首飾，頂部的菌狀傘帽都不太明顯，很多軛首飾鑲嵌綠松石。小屯M20大車、小車各發現軛首兩件，軛首與軛枝分離，且沒有軛頸飾和軛箍。小屯M40發現軛首飾1件，形制與M20接近，但菌首凸稜都不突出。從形制看，這幾件軛首頂部凸稜不甚突出，是較原始的菌狀形態。

　　殷墟三期時，軛首飾的形制開始出現變化，原先不太突出的菌首帽，開始如傘狀凸出，腰身開始有較明顯的收束。差不多同時，也開始出現了軛首與軛頸連體混鑄的軛首飾。04大司空M76，車軏兩側各有一車軛，軛頂部裝有菌狀軛首飾，為首頸相連式。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郭家莊M146車馬坑以南5米羊車坑M148，內有2羊1人，羊首的方向與車馬坑方向相同。羊坑內發現的兩件菌狀軛首，形制與馬車的軛首相同，但個體小，下口徑僅2.7釐米。這很可能是一個羊車的“服羊”埋葬坑。

　　還有一些原來定名不確定的器物，也應屬於軛首飾。西區M1713出土一件“銅套管”，應為菌狀軛首。賽格金地CK1發現銅軛2件，原報告雲銅軛無“軛帽”，但在圖版的器物圖中，卻存在菌狀軛首。從圖版看，當為分體菌狀軛首。CK1東側相距約0.4米處的馬坑MK1內，除馬器外，另有2件車軛，但未發表圖像和文字記錄，形制不明。

　　從埋葬方式來看，殷墟時期的軛首飾基本上全部出於車馬坑，且基本位於軛上的原位。僅在殷墟最晚時期的西區M1713在墓內隨葬卸下的軛首飾。

　　車軛是車前部位置最高，也可以看做是全車前部的視覺焦點。軛首飾的出現，起初應該僅是以金屬套管保護軛首，隨後裝飾性能逐步加強。在殷墟冶金工藝進步的技術支持下，軛首飾越發凸顯其裝飾和彪炳作用。

四　獸形衡飾

　　獸形衡飾形制較為固定，有圓形和獸形兩類，後者有的簡報稱為獸面銅釦，一般高6~7釐米，寬6釐米左右，較一般獸面銅泡或銅釦為大。根據整體形態差異大體可分為三型。

　　A型獸面形，形狀類似饕餮紋，獸面淺浮雕，背後有一橫樑。有的做工細緻，獸眼呈“臣”字形。一般高6~7釐米，寬6釐米左右。標本如04大司空M226：64（圖五：1）。

　　B型牛頭形，與A型的差別，僅在於形狀做帶角的牛頭形，背後亦有一橫樑。大小與A型接近。標本如04大司空M231：11（圖五：2）。

　　C型圓形獸面泡，背後有橫樑。標本如小屯M20：R2286，背後雙橫樑，直徑約4.7釐米（圖五：3）。小屯M40：R1923，直徑6.2釐米（圖五：4）。

　　從埋藏規律看，殷墟時期所發現的獸面衡飾基本上都出土於車馬坑的車衡原位之上，個別隨其他拆卸下的車器堆放在一起隨葬或放在車輿內埋藏。

　　從形制看，A、B兩型獸面衡飾除了外形不同，基本上沒有本質的差別。

　　從年代看，獸形衡飾的出現年代較晚，似乎在殷墟四期前後才開始逐漸流行。在殷墟四期以前，目前僅有個別C型獸面圓泡。小屯M20大車的車衡上發現一組圓形銅泡，其中車軏左側有一件圓泡較大；小車車軏左右亦發現了兩件圓形銅泡，石璋如先生認為安裝時應朝向馬一側。同時期的小屯M40車馬坑內，兩車軛內側都發現了一件直徑約6.2釐米的圓形銅泡，石璋如先生認為此類安裝在車衡上的較大的圓形銅泡是衡中飾。

　　因此，圓形銅泡很可能就是獸形衡飾的前身。或者可以進一步説，説獸形衡飾就是銅泡多元化運用改革的產品，是一種專用的銅泡。

　　從使用位置看，此類獸形衡飾一般分列於車軏兩側與車軛之間的車衡內側，但更貼近車軏。除圓形泡麪石璋如先生認為朝向馬側外，其餘位置明確的衡飾獸面一側似乎都朝向車輿。梅園莊南地95

M41獸面衡飾出土位置較為明確，獸面朝向車輿，背後橫樑緊貼車衡。除04大司空M231外，都是對出，即成對的兩個。左側一個位於左軛的右側，右側的一個位於右軛的左側。換言之，即此類獸形衡飾是安裝在車軏與車軛之間的衡內側。

　　04大司空M231發現獸面衡飾1，與另外一對牛頭形衡飾配合使用。該車車軏兩側分別安置一枚牛頭形衡飾，從平面圖觀察，有一件獸面衡飾在衡左車軛與牛頭形衡飾之間。由於該車的左軛已經向左側傾倒，且無細部照片或大比例線圖參照，無法準確判斷車軛是否原當在獸面衡飾和牛頭形衡飾之間。

　　對獸面衡飾的功能，除了裝飾作用外，目前沒有學者明確論證。但從使用位置推測，此類器物的功能應當兼具車轙與衡中飾的作用。一方面，在馭馬駕車時，繮轡自車輿御者手中越過車衡達於馬轡，但繮轡如不加以控制，則會在車衡左右任意遊移，因此車衡上設置車轙就可以限制繮轡的活動範圍。另一方面，車軏與車衡相交後，需要在車軏周圍以皮條捆紮束裹使其與車衡固定，制衡車軏前後遊移，同時防止車衡左右滑動。沒有車轙與衡中飾時，無論控制繮轡還是固定車軏的皮條都缺少控制並定位的銅構件。

　　從獸面衡飾的擺放位置看，恰好可以具備控制的作用。雖然目前沒有實際的田野跡象證明衡飾控制皮條從獸面衡飾背後的銅梁穿過，但從出土位置和功能角度思考此類器物，上述推論的可能性是較大。1955張家坡SCCM168車馬坑1、2號車均在車衡內側中部軏兩旁各有一枚大蚌泡，蚌泡泡麪朝向車輿一側，由蚌泡向兩服馬的內側各引出一條革帶與轡相連（圖六）。這種蚌泡與晚商獸面衡飾安裝位置、朝向相同，性質也應一致。且張家坡車馬坑埋藏方式與晚商時期的商人埋葬方式幾乎沒有差別，應該是殷遺民貴族所有的車馬坑。因此在車衡上的衡飾安裝與功能角度與殷墟並無太大差別。

　　另外，殷墟時期的車轙與獸面衡飾不共出可作旁證。殷墟時期車轙數量極少，95梅園莊M40被拆卸的小車車衡上有一對車轙，但衡上並無獸面衡飾。

　五　帶環銅箍

　　帶環銅箍在殷墟的發現數量極少，但形制接近，為一圓管，一側管外壁鑄接一圓環或二圓環。根據圓環數量差異，可分為三型。

　　A型一側管外壁有單環。標本04大司空M231：18，高3.5，直徑3.2，環內徑1.9釐米（圖七：1）。

　　B型管外壁兩側各有一環。標本59孝民屯M1：10，高2.3，直徑2.4釐米（圖七：2）。

　　C型管外壁有一丁字形凸稜。標本西區M1713：？，橫截面一側平，一側馬蹄形，長3，高2釐米（圖七：3）。

　　這十餘件帶環銅箍（表五），年代較為集中，出土單位年代確定的皆在殷墟四期，説明在殷墟四期以前，此器可能尚未被髮明應用。

　　從形制看，雖然三型有所差異，但總體的功能用途應是相同的，即在銅箍的銎孔中貫穿皮帶或木質物體，其外的銅環或丁字形凸起則可以穿繩或利用凸起捆縛纏繞皮條或繩索。

　　從出土位置看，除了大司空M303與西區M1713是與其他拆卸下的車馬器堆放在墓室中外，發現於車馬坑的幾件出土位置有明確的規律，都發現於右車輿以外和右輪內側之間，位置較低貼近輿底或車軸的平面。有的位置在車軸以前，有的則在車軸後部。除了上述例證之外，西區M43車馬坑，前部被破壞，但平面圖顯示在右輪與車輿之間的位置，有一件器物疑似帶環銅箍，但可惜在文字描述與登記表中未見對此器的記錄。

　　由於這幾座車馬坑的車體結構清理較為明確，説明木質痕跡保存較好，但卻未發現穿過銅箍內木質痕跡，因此，此類帶環銅箍箍內穿過的當也是皮革或者繩索。聯繫到出土位置，筆者懷疑此器或與控制轡靷有關，其功能可能性有三：

　　一種可能是，此箍與協助轡靷順利綁縛在車軸上有關。箍內承兩服馬之靷，箍外銅環繫繩綁縛於車輈或車軫之上。若果，則帶環銅箍很可能就如始皇陵2號銅車車輈下的續靷之環功能相同。但此類器物發現不在車輈正中下端，而總是偏向右側，目前尚無法圓滿解釋。

　　另一種可能是，此箍與御者手中所控的繮轡有關。箍內承兩服馬外側之繮，以使繮繩不遊移；箍外銅環繫繩綁縛於車軫或車軸，用以防止繮繩後端在停車或疾馳時，不下垂纏繞於馬腿或車輪內。但這一種可能需要御者乘坐於車輿的右側，這與周代御者居左或居中不同。

　　最後還有一種可能，是此器是車輿右外側旗杆上的銅箍，旗杆下端接在車軸上。但這種可能的前提是帶環銅箍箍內應有木質痕跡，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被辨識出來。

　　三種可能性皆基於帶環銅箍的出土位置而發，並無任何旁證參佐，目前僅是可能。

六　小結

　　前述五種車馬器，大多是在殷墟時期新出現，卻又在西周以後發生了較大形制變化或迅速消失的種類。這些器物的出現、演變與消亡，一方面體現了晚商世界對於新生事物車馬的系駕技術、水平的演進和掌控能力的加強，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世界對於車馬實用在意識形態上的認知與態度。

　　從使用人羣看，能夠使用上述五種車馬器的人羣，應該還是少數，且身份地位十分顯赫。當然，這與上述幾類器物多出於車馬坑有關。由於車馬坑在殷墟就屬於高等級貴族才能擁有的配設，所以自然決定了上述器物的不尋常。

　　五類器物在晚商時期的殷墟形制推陳出新，且出土數量也很有限，説明晚商時期對於馬的駕控能力尚未成熟，車馬系駕工具種類都還在嘗試調試、探索的階段，遠未能達到統一的技術體系標準，甚至有可能連馬轡和鞁具的編連方式都未能定型。但這五種器物都是晚商時期新發明或逐漸革新的新器物，較突出的實用性反映出，晚商社會對於車馬系駕方式的重視，和逐步掌控與優化革新的取向。若從技術層面説，晚商社會高超的青銅器鑄造工藝水平，為這些器物的不斷改進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與保障。從形制演變的角度説，上述器物的演進趨勢，核心方向完全相同，都是在向着如何利用銅質構件有效控制各類皮帶，以便能更好地控御馬匹並保護馭馬與控馬的木質構件。

　　從晚商貴族的形而上認知態度看，這些新的車馬構件又反映着晚商世界的意識形態。殷墟發現的馬銜，有實用器，亦有儀仗類的玉石馬具。從喪葬理念上看，車馬器在晚商時期葬儀之中尚不是重要組成部分。與西周時期馬冠、當盧的流行、常見程度相比，似乎馬額飾在晚商時期也並不是特別流行，而且圓銅泡多數是素面，也並未形成以馬額飾作為馬車禮儀視覺感的審美傳統和制度。菌狀軛首的菌首隨時代演進增大，軛帽逐漸凸出，且帽頂一般飾有獸面紋，這是“使商貴族的馬車呈現出商文化獨特的視覺感”。菌狀軛首在西周早期以後迅速消失，也説明菌狀軛首可以作為商人與周人對車體裝飾風格認知的差異。而且，這種設計明顯未給車鑾預留位置，從一個側面説明，車軛與車鑾不是晚商車輛儀仗彰顯威儀的核心。

　　在材料的梳理中，也十分清晰地顯示，晚商喪葬觀念中看重的，是以車馬坑陪葬或祔葬，作為墓葬的附屬，威權與財富的力量，在於有無車馬坑，而非用車馬器隨葬。帶有裝飾、儀仗意義的車馬器，基本上是與車馬一起埋葬，卻基本不入塋穴。這與周代比較廣泛的，拆卸車馬具隨葬入墓的理念有着非常本質的區別。由上述現象繼續反推，上述五類車馬器，應當是作為正在探索過程中的“新奇”馭馬器，是為高階人羣所看重的。雖沒有深入商代喪葬禮儀的核心，但又在表達着商代世界的人羣認同和審美認知。

　　當然，能夠率先使用這些新奇車器的人羣，除了顯赫的地位可以嘗試新奇之外，可能還有身份認同的意義在其中。黃銘崇曾提出鑣銜一體式馬銜與騎乘馬匹有關，晚商時期應該存在騎馬人羣，但由於證據不足，本文僅備一説。吳曉筠與黃銘崇曾先後討論過商周時期車鑾的出現與差異，綜其所論可知，殷墟零星發現的車鑾和有銎球鈴器可能代表了晚商時期還存在另一種車體裝飾取向，且很可能與草原人羣有關。

　　總而言之，上述五類車馬器雖然瑣碎微小，似乎不甚起眼。但它們代表了馬車在進入中原地區後，商人如何在學習模仿車輛製作、系駕技術後，努力在技術層面探索革新，並將之逐步構建為商代葬儀和喪葬埋葬品類的一部分，所做出的探索歷程。同時，對這些器物的功能認知和形制演變規律的總結，也將為部分晚商墓葬的年代與文化屬性判斷提供一二參證。相信伴隨着材料的積累，對於商周車馬系駕方式的瞭解，也將會更加深入。

　　附記：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時期中原與邊疆冶金手工業”（課題編號17ZDA219）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晉陝冀地區夏商時期的生業與社會”（編號14CKG006）課題階段性成果。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劉緒師、李志鵬博士和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的審閲，郜向平、謝肅等給予了重要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