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廈門、温州、海口、深圳，哪個城市居民最敢借錢？_風聞

來源：第一財經

作者：段思宇

在我國，槓桿率高的城市有一個重要特點“三高”，即房價比較高、外地人買房的比例較高、買房的投資性需求較高。

居民負債情況一直是衡量經濟發展健康水平的標準之一，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及房地產政策的制定。那麼，我國各地區居民負債情況如何？日前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給出了答案。報告稱，2018年我國住户部門貸款餘額為47.9萬億，同比增長18.2%，增速較上年回落3.2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居民負債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個人住房貸款、消費貸款和經營貸款。**去年居民負債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在於個人住房貸款的增長被抑制。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個人住房貸款債務餘額為25.8萬億元，增速連續兩年回落。

儘管我國整體居民債務槓桿率還在可控範圍內，但債務集中度高、分佈不均衡、部分地區債務規模增長明顯等問題仍需注意。

負重前行的TOP5城市

將居民債務，即居民部門貸款餘額作為分子，名義GDP作為分母，兩者之比便得出居民杆杆率這一指標，這一指標是最為常用的流量性指標，也是居民的債務負擔能力和償債能力的量化體現。2018年末，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0.4%。

然而，各地區居民槓桿率情況大相徑庭，東南沿海地區住户部門債務風險相對較高。據統計，2018年，有5個地區的居民槓桿率超過70%，分別是浙江(83.7%)、上海(83.3%)、 北京(72.4%)、廣東(70.6%)、甘肅(70.1%)。除了上述5個地區外，重慶、福建和江西的居民槓桿率也超過了全國水平，分別為68.6%、65.8%和63.1%。

不過要關注的是，地區居民槓桿率與全國居民槓桿率並不完全可比。這主要在於，地區GDP加總與全國GDP並不一致，前者往往高於後者，這就可能造成地區居民槓桿率的低估。但目前來看，這個低估程度並不大。2018年，地區GDP高於全國GDP的幅度佔全國GDP的比例僅為1.6%。

“理論上來説，地區居民槓桿率超過80%或90%就需要予以關注，類比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居民槓桿率大約在100%至110%之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磊博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説，“目前，城市分化較為明顯，有些地方槓桿率可能更高。”根據報告，槓桿率水平最高的浙江和最低的山西之間相差50個百分點。

除了省份的數據外，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此前發佈的“季報宏觀槓桿率報告”也對城市的居民槓桿率進行了統計。在統計的34個城市中，截至2018年末，居民槓桿率高於80%的城市有5個，分別為杭州（103.2%）、廈門（96.3%）、温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杭州是第一個槓桿率超過100%的城市，這也就意味着杭州的居民貸款超過了本城一年的GDP，這其中藴含着較大的金融風險。“在我國，槓桿率高的城市有一個重要特點，‘三高’——即房價比較高，外地人買房的比例較高，買房的投資性需求較高。”劉磊對記者説，“這也説明居民槓桿率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關性。”

換言之，各地房價是影響居民貸款上升的最核心的變量。比較杭州、廈門、温州、海口以及深圳過去一年房市的表現，也側面印證了居民槓桿率與房地產之間的關係。

由此分析，趨高的槓桿率不一定代表金融風險難以控制，因為存在外地人出於投資目的異地買房的情況。由於購房者並不在此地工作生活，買房後雖增加了當地貸款，但沒有形成相應的GDP。因此，這部分異地購房者佔比較大的省市便形成了較高的居民槓桿率，但這不一定完全對應着較高的金融風險。“而且這幾個城市的槓桿率是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目前增速正在逐步放緩。”劉磊説，“未來，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隨着房地產的平穩，投機性需求被壓制，房價可能會趨於平穩，相應的，居民槓桿率上升速度也會下降。”

儘管目前各地槓桿率正在繼續走高，但我國居民貸款違約風險整體偏低。由於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在居民負債中佔據半壁江山，而去年全年房地產信貸政策繼續遵循審慎原則，對住房抵押貸款的最低首付比要求更為嚴格，月償債比率和最長還款期限與國際實踐基本一致，這使得居民債務風險抵禦能力較強。

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居民貸款的不良率，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繼續保持較低水平。截至去年末，個人不良貸款餘額7103億元，不良率為1.5%，低於銀行貸款整體不良率0.5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住房貸款、個人汽車貸款和個人信用卡貸款不良率分別為0.3%、0.7%和1.6%，與前年同期持平。

60.4%的槓桿率算高嗎？

目前，對於居民槓桿率的口徑並不一致。央行測算的我國2018年末住户部門槓桿率為60.4%，國際清算銀行公佈的為52.6%，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測算結果則為53.2%。無論哪個數據，需要思考的是，與國際相比，這樣的槓桿率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平？

根據央行的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我國居民槓桿率與國際平均水平一致，低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處於較高水平。據悉，2018年，發達經濟體居民部門槓桿率平均為72.1%，新興市場經濟體平均為39.9%，國際平均水平則為59.7%。其中，澳大利亞居民部門槓桿率最高，約120%左右，印度最低，不足20%。

劉磊對第一財經表示，過高的居民槓桿率短期內可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但長期來看，將對消費與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都會有所抑制。

另從增幅上看，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增幅居於前列。與前年相比，2018年我國居民槓桿率上升3.4個百分點，而同期槓桿率排名較前的美國和澳大利亞則分別下降1.5個和0.7個百分點，且這一增幅也高於日本、英國等經濟體的增幅。

那麼，隨着槓桿率的增長，之後是否會爆發信用風險、金融風險？對此，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被業內認為是抵抗債務風險的“法寶”。“我們的一個最大特徵就是，儘管債務在增長，但同步的，居民儲蓄也在增長，甚至增長更多。因此，抗風險能力實際上更強。”劉磊稱。

國泰君安的研報也顯示，2018年末全球經濟體儲蓄率平均水平為26%，發達經濟體為22%，發展中經濟體為32%，相較之下，中國目前45%以上的儲蓄率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十幾個百分點，是發達國家的兩倍。這代表着，“在前期高速發展積累‘厚家底’的支持下，短期內國內還不至引發信用危機。”研報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增速持續下滑，已從前期2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10%以下，同時，儲蓄率也從2008年51.8%回落至2018年45%，有觀點預計未來儲蓄率還將進一步回落。由此，“完全寄希望於高儲蓄而忽視了長遠的債務風險並不可取。”國泰君安稱。

而對於未來我國居民槓桿率的走勢，劉磊告訴記者，“仍需保持適度穩定。”從穩槓桿的角度來説，這種穩定主要是考慮到居民槓桿率與房價的密切關係，否則將會帶來連鎖反應。事實上，過去十年間，我國居民槓桿率平均每年增幅為3.5個百分點，處於一個較快的水平。在劉磊看來，未來的趨勢是，速度會下降，但每年槓桿率仍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