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廈門、温州、海口、深圳,哪個城市居民最敢借錢?_風聞
重度选择恐惧症患者-2019-11-28 17:28
來源:第一財經
作者:段思宇
在我國,槓桿率高的城市有一個重要特點“三高”,即房價比較高、外地人買房的比例較高、買房的投資性需求較高。
居民負債情況一直是衡量經濟發展健康水平的標準之一,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及房地產政策的制定。那麼,我國各地區居民負債情況如何?日前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給出了答案。報告稱,2018年我國住户部門貸款餘額為47.9萬億,同比增長18.2%,增速較上年回落3.2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居民負債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個人住房貸款、消費貸款和經營貸款。**去年居民負債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在於個人住房貸款的增長被抑制。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個人住房貸款債務餘額為25.8萬億元,增速連續兩年回落。
儘管我國整體居民債務槓桿率還在可控範圍內,但債務集中度高、分佈不均衡、部分地區債務規模增長明顯等問題仍需注意。

負重前行的TOP5城市
將居民債務,即居民部門貸款餘額作為分子,名義GDP作為分母,兩者之比便得出居民杆杆率這一指標,這一指標是最為常用的流量性指標,也是居民的債務負擔能力和償債能力的量化體現。2018年末,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0.4%。
然而,各地區居民槓桿率情況大相徑庭,東南沿海地區住户部門債務風險相對較高。據統計,2018年,有5個地區的居民槓桿率超過70%,分別是浙江(83.7%)、上海(83.3%)、 北京(72.4%)、廣東(70.6%)、甘肅(70.1%)。除了上述5個地區外,重慶、福建和江西的居民槓桿率也超過了全國水平,分別為68.6%、65.8%和63.1%。
不過要關注的是,地區居民槓桿率與全國居民槓桿率並不完全可比。這主要在於,地區GDP加總與全國GDP並不一致,前者往往高於後者,這就可能造成地區居民槓桿率的低估。但目前來看,這個低估程度並不大。2018年,地區GDP高於全國GDP的幅度佔全國GDP的比例僅為1.6%。
“理論上來説,地區居民槓桿率超過80%或90%就需要予以關注,類比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居民槓桿率大約在100%至110%之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磊博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説,“目前,城市分化較為明顯,有些地方槓桿率可能更高。”根據報告,槓桿率水平最高的浙江和最低的山西之間相差50個百分點。
除了省份的數據外,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此前發佈的“季報宏觀槓桿率報告”也對城市的居民槓桿率進行了統計。在統計的34個城市中,截至2018年末,居民槓桿率高於80%的城市有5個,分別為杭州(103.2%)、廈門(96.3%)、温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杭州是第一個槓桿率超過100%的城市,這也就意味着杭州的居民貸款超過了本城一年的GDP,這其中藴含着較大的金融風險。“在我國,槓桿率高的城市有一個重要特點,‘三高’——即房價比較高,外地人買房的比例較高,買房的投資性需求較高。”劉磊對記者説,“這也説明居民槓桿率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關性。”
換言之,各地房價是影響居民貸款上升的最核心的變量。比較杭州、廈門、温州、海口以及深圳過去一年房市的表現,也側面印證了居民槓桿率與房地產之間的關係。
由此分析,趨高的槓桿率不一定代表金融風險難以控制,因為存在外地人出於投資目的異地買房的情況。由於購房者並不在此地工作生活,買房後雖增加了當地貸款,但沒有形成相應的GDP。因此,這部分異地購房者佔比較大的省市便形成了較高的居民槓桿率,但這不一定完全對應着較高的金融風險。“而且這幾個城市的槓桿率是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目前增速正在逐步放緩。”劉磊説,“未來,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隨着房地產的平穩,投機性需求被壓制,房價可能會趨於平穩,相應的,居民槓桿率上升速度也會下降。”
儘管目前各地槓桿率正在繼續走高,但我國居民貸款違約風險整體偏低。由於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在居民負債中佔據半壁江山,而去年全年房地產信貸政策繼續遵循審慎原則,對住房抵押貸款的最低首付比要求更為嚴格,月償債比率和最長還款期限與國際實踐基本一致,這使得居民債務風險抵禦能力較強。
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居民貸款的不良率,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繼續保持較低水平。截至去年末,個人不良貸款餘額7103億元,不良率為1.5%,低於銀行貸款整體不良率0.5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住房貸款、個人汽車貸款和個人信用卡貸款不良率分別為0.3%、0.7%和1.6%,與前年同期持平。

60.4%的槓桿率算高嗎?
目前,對於居民槓桿率的口徑並不一致。央行測算的我國2018年末住户部門槓桿率為60.4%,國際清算銀行公佈的為52.6%,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測算結果則為53.2%。無論哪個數據,需要思考的是,與國際相比,這樣的槓桿率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平?
根據央行的報告,在全球範圍內,我國居民槓桿率與國際平均水平一致,低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處於較高水平。據悉,2018年,發達經濟體居民部門槓桿率平均為72.1%,新興市場經濟體平均為39.9%,國際平均水平則為59.7%。其中,澳大利亞居民部門槓桿率最高,約120%左右,印度最低,不足20%。
劉磊對第一財經表示,過高的居民槓桿率短期內可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但長期來看,將對消費與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都會有所抑制。
另從增幅上看,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增幅居於前列。與前年相比,2018年我國居民槓桿率上升3.4個百分點,而同期槓桿率排名較前的美國和澳大利亞則分別下降1.5個和0.7個百分點,且這一增幅也高於日本、英國等經濟體的增幅。
那麼,隨着槓桿率的增長,之後是否會爆發信用風險、金融風險?對此,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被業內認為是抵抗債務風險的“法寶”。“我們的一個最大特徵就是,儘管債務在增長,但同步的,居民儲蓄也在增長,甚至增長更多。因此,抗風險能力實際上更強。”劉磊稱。
國泰君安的研報也顯示,2018年末全球經濟體儲蓄率平均水平為26%,發達經濟體為22%,發展中經濟體為32%,相較之下,中國目前45%以上的儲蓄率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十幾個百分點,是發達國家的兩倍。這代表着,“在前期高速發展積累‘厚家底’的支持下,短期內國內還不至引發信用危機。”研報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增速持續下滑,已從前期2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10%以下,同時,儲蓄率也從2008年51.8%回落至2018年45%,有觀點預計未來儲蓄率還將進一步回落。由此,“完全寄希望於高儲蓄而忽視了長遠的債務風險並不可取。”國泰君安稱。
而對於未來我國居民槓桿率的走勢,劉磊告訴記者,“仍需保持適度穩定。”從穩槓桿的角度來説,這種穩定主要是考慮到居民槓桿率與房價的密切關係,否則將會帶來連鎖反應。事實上,過去十年間,我國居民槓桿率平均每年增幅為3.5個百分點,處於一個較快的水平。在劉磊看來,未來的趨勢是,速度會下降,但每年槓桿率仍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