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怒喊“別錄了”，但他們無法停止工作_風聞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2019-11-2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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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何潤萱
2019年11月27日凌晨1點45分左右，演員高以翔在浙江衞視户外綜藝《追我吧》錄製中，奔跑時突然倒地，兩個多小時後搶救無效去世。《追我吧》節目官方微博於27日上午12時23分宣佈高以翔為心源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者絕大多數患有器質性心臟病，觸發猝死的誘因包括自主神經系統不穩定、電解質失調、過度勞累、情緒壓抑及不當用藥等。據網易娛樂梳理的時間線，高以翔於26日上午8點30分開始《追我吧》的錄製工作，到27日凌晨1時45分時，他至少已經連續工作超17小時。
事發後《追我吧》節目錄制的強度和難度過高成為焦點：節目定位為“都市夜景追跑競技秀”，模式是明星戰隊與素人站隊展開追逐戰，在大部分賽程中，參演者需要高速奔跑並跨越高難度的障礙關卡，就連奧運冠軍鄒市明都曾在錄製過程中表示不堪負荷。微博KOL“吃瓜羣眾CJ”曬出與節目方工作人員的聊天記錄，其中提到節目一般凌晨5、6點收工，範丞丞、畢雯珺等年輕藝人都“跑吐過”，UNINE成員李振寧“被救護車扛上去吸氧過。”
藝人作為綜藝節目拍攝的主體對象，的確面臨着錄製超時和嘗試危險活動的情況，但顯然綜藝片場還存在着大量比藝人更弱勢也更勞累的羣體：工作人員。
毒眸觀察到朋友圈裏的綜藝行業從業者們幾乎都對綜藝熬夜錄製現象發出了詰問，一位同行這麼寫道：“為什麼總是天黑才開始錄節目，一錄一通宵，為什麼是人命的代價讓問題浮出水面？”
悲哀的是，綜藝節目錄制超時已是行業普遍現象，而這種結構性的超時工作，短期內無法可解。熱搜裏，觀眾們憤怒地對節目説“別錄了”，但是那些身處綜藝節目行業的工作者們，並不能夠停止工作，甚至沒有拒絕熬夜的權利。
幾乎所有現場看過綜藝節目錄制的觀眾，都會對那種體驗心有餘悸，因為錄製遠比想象中耗費的時長更長，現場也比正片中更為混亂。
音樂博主“呆若木一”發微博説起參與綜藝錄製的痛苦經歷：“錄過最可怕的綜藝還是在去年。亂到什麼程度呢？賽制都是導演現場討論的，全場幾十個選手幾百個觀眾就在那等着，一錄就十幾個小時。今年又是一檔，我下午三點進去，凌晨三點扛不住回家了，一問，藝人都錄到了凌晨六點，帶着妝聞着劣質裝修的刺鼻味道，太苦了。”
觀眾尚且如此，對長時間參與綜藝節目製作的工作人員來説，更是無窮無盡的熬夜。而綜藝節目的超時，首先是有限的檔期和成本所決定的：當紅藝人檔期寶貴，按天數簽約綜藝，節目為了在合約規定的檔期內完成錄製，往往不得不將每一個拍攝日塞滿，同樣的，場租、器材、人工費用同樣按天結算，在儘可能短的週期內完成錄製，必然導向超時工作。
“其實做這行就是這樣的，”在綜藝節目編導柳聰看來，拍攝超時是為了壓縮成本，“這些攝像或者是燈光、錄音都是按天算錢的，所以這天你拍一點也是那些錢，拍一整天也是那些錢。大家基本上為了考慮節約成本，都是從早拍到晚——明星也是按天算錢的。”
和觀眾觀感有些反差的是，無論是拍攝“慢綜藝”還是拍攝需要藝人激烈運動的户外綜藝，對於大部分工作人員來説，工作強度基本沒有區別。“一樣累，區別只在於你是需要在那裏一直等着乾耗時間，還是説要真的動起來。”柳聰説道。
在以展示閒適鄉野生活情趣而受到觀眾歡迎的慢綜藝《嚮往的生活》中，偶爾會有MC黃磊與導演組交流的畫面，不難發現，入畫的是供暖充足的温馨小屋，畫外的攝製組工作人員卻可能已經在寒冷的户外站了一整天——而有户外綜藝的從業者告訴毒眸，這在行業中正是常態。
資深綜藝編導曉南向毒眸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狀態：錄製期間連續24小時工作是常態，“熬夜很兇，我最兇的一次24+10（連續工作34小時）”。儘管合同裏會象徵性地規定每天的工作時長不應超過10-12小時（劇組合同同樣有類似規定），但基本起不到實質性規範作用，“總不能説到點我要去睡覺了吧，那全場的人等着呢，節目組工作人員也在熬，而且他們更辛苦，我們怎麼能因為一個人耽誤大家的時間呢？”
除了檔期和成本問題，綜藝錄製流程本身就極為繁瑣，藝人、嘉賓、攝製組、現場複雜的舞台裝置……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錄製延長。曉南表示錄製過程中“現場動不動會delay（延時）”。
曾做了三年綜藝宣傳策劃的Yuki説：“他們（綜藝節目）從來就不會按時開始錄製。超時很多時候是導演組的安排有問題，流程沒有對好，所有人都要等。”Yuki曾參與過一檔大型音樂綜藝，曾發生過舞台遲遲沒有搭好，卻讓藝人、選手、全體工作人員一直在現場等到了晚上12點才放人回酒店的狀況。
當被問及高以翔的悲劇是否會對行業產生一些影響時，受訪者們對此並不樂觀。
“這節目肯定會受到影響，但不會對行業帶來任何的改變，”柳聰表示，“工作人員除了賺不到錢，沒有什麼其他的影響，以後你再出去接別的活，大家也不會因為你跟過這樣的節目組就對你有什麼負面的評價——因為這個事情説白了，不是導演決定，我們這些小導演根本決定不了任何事情，這都是公司的領導、台裏的領導來決定的。”
曉南則説：“我不知道欸，我覺得大家會更注意身體了吧，但最多是藝人（將被允許在節目錄制中）休息了。”
而超時工作和頻繁的熬夜正在危害到更多從業者的健康。“反正挺多同事生病的，每年體檢都有人有問題，之前的同事體檢完，醫院就給他打電話複查，説有兩項指標不正常，這樣下去隨時可能猝死，”Yuki可以隨口列舉身邊各種各樣失去了健康的同行，“不光是我們做策劃的，設計和剪輯也很慘了，我前同事都抑鬱症了，還有當初熬夜熬到從負一樓走到二樓，中間都要休息一下，覺得心臟受不了的。”
曉南常有錄節目錄得“很難受”的時刻：“心跳特別快，睡也睡不着那種，我可以出現場透透風緩一緩。”柳聰發現今年開始自己狀態和去年相比明顯下滑，“我去年接活還挺密集的，可能同時軋着兩三個活着這麼幹，但我今年基本上能不軋活就不軋活，雖然説賺的少，但是我自己休息的時間會多一點。”
柳聰還聽在某衞視工作朋友説起兩個同節目組的40歲女性工作人員，都有各自的家庭，可如今一位罹患絕症，一位因病摘除了整個子宮。“你很難説這個病到底跟她這份工作有沒有關係，但是想到這些還是覺得挺嚇人的。”
“有項目組會考慮兩班倒的方式嗎？”毒眸在採訪中問柳聰。
“倒也不是不可以。”柳聰表示，“可是又有多少節目組願意支付這部分額外的成本呢？最近幾年行業整體波動比較大，很多項目資金有限，趕工的目的就是為了壓縮成本、放大價值，這種時候採用兩班倒的制度，豈不是和壓縮成本相違背了。況且綜藝行業很多職位，並沒有外界想的那麼複雜，門檻特別低，所以不願意幹大不了就換人唄。”
正因如此，綜藝行業如今的人員流動顯得十分頻繁，不斷有新人因為興趣入行，也不斷有人不堪勞累選擇離開。而如果對綜藝節目編導等職位的招聘信息稍加關注，便會發現招聘需求中往往包含這樣一條：“年齡26歲以下”，因為除了門檻不高、薪資水平不高以外，做綜藝還是一個對體力和健康消耗極大的工作。
曾經因為興趣而成為了綜藝宣傳的Yuki，今年終於辭職，改行去做了話劇宣傳：“會輕鬆一些，因為沒有什麼宣傳經費。我辭職是因為覺得做這行沒什麼成就感吧，上升空間也小，覺得自己的身體到了30歲肯定熬不住，本來熬夜加上和客户生氣，身體就不好。”
但讓叫人感到悲觀的是，又會有多少位“Yuki”，因為這個行業表現出來的光鮮而投身其中，卻又最終在被“合理化”了的加班制度裏所消磨呢？
某種層面上，“超時”問題的日漸合理化是一種全行業的共謀：中國視協演員工會自2011年8月成立，最新的會長是國家一級演員陳寶國。工會宗旨中包含了“維護演員的合法權益”一條，但毒眸搜索了工會相關新聞，並未發現工會曾發佈關於超時問題的呼籲。
2018年，青年演員王嘉起訴某劇組違反合同中“12小時工作時間的條款”，連續拍攝最多達20小時，導致演員身體不適進而引發疾病。這是互聯網上所能搜索到的唯一一起發生在內地娛樂圈的演員起訴劇組超時的訴訟案件。更多的情況下，“超時”被認為是一種敬業表現，頻繁被被各種節目組誇讚藝人配合時作為事例援引。
今年以來，娛樂行業的各種非正常事件層出不窮，從雪莉到具荷拉再到高以翔，雖然發生在不同國家，但這些非正常死亡卻如警鐘一樣敲打着從業者們的內心：一直以來，人們都以為明星是行業的最大獲利者，但在這個造星如產品的年代，資本和注意力混合成一台巨大的絞肉機，壓榨着所有人的生命力和時間。
在一個不健全的行業裏，其實所有人都是受累者。包括今天新聞爆出之後被罵的節目組，無意洗白，但是節目組最基層的工作人員同樣是這種超長待機式工作的受害者，就毒眸瞭解到的而言，不少綜藝工作者患上腫瘤等疾病的概率遠遠高於正常人。
高以翔已經逝去，但這個行業的畸形現狀還會延續多久？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在今天之後把他遺忘，因為還有更多在“別錄了”的吶喊裏無法停下的工作人員。
（ 文中採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