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與姜思達背後 訪談主持人的生死場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 Figure”

二十年多前，「靠聊天吃飯」幾乎是廣播電台主持人的「專利」。直到1996年，一檔叫做《實話實説》的欄目，讓人們可以坐在電視機前，看着主持人針砭時弊、舌燦蓮花；兩年後，迴歸祖國不足一年的香港，誕生了另一檔貨真價實的訪談類節目《鏘鏘三人行》。

現在，這種再熟悉不過的節目形式，跨越了電視、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幾次技術更迭，始終留存。它本身的變革，既深深融入了娛樂產業的驚濤駭浪，又從高處俯瞰着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走精英路線的許知遠，《十三邀》尬聊依舊；從《透明人》到《僅三天可見》，姜思達在走着藝人與主持人的邊緣路線；而以專業記者身份前行的易立競，節目命運多舛、前途未知。

今天我們換個思路，聊聊這些訪談作者們自己的故事。

**許知遠：**做個不合時宜的士大夫

靠「尬聊」標籤出圈，或許並非許知遠做《十三邀》這檔節目的初衷。

他在《十三邀》裏傾注了不少心血，也表達了許多觀點和想法。但這就是問題。

許知遠採訪李誕時，李誕主動聊起一個適合主持人的話題：「那你想過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生命？」

不料許知遠直接回答：「死在女人身上。」

李誕身體往後挪了大幾十度，告訴他，不要這麼説話，「不要挑戰大多數人」。

許知遠不明白：「那多無聊啊。」

李誕也急了，手把手教他：「你要用包裝的形式。」

作為訪談節目主持人的許知遠，他拋給受訪者的很多問題是帶有鮮明個人風格的。

儘管在《十三邀》開場辭中，他説：「唯有更開放的對話，更多元的思考，才能追尋一種兼容之道。」但事實上，許知遠更多地需要嘉賓來遷就他的主觀判斷，來「兼容」他。

他表現出非常希望主導採訪的態勢，可以説是強行注入個人的觀點，導致不是一個好的傾聽者。

因為這種堅定不移地不以嘉賓為轉移的風格，《十三邀》中出現過很多話不投機又無能為力的訪談時刻。比如採訪木村拓哉時，不顧文化差異地説「你就像眼前這盆栽……你也可以做錦鯉」，留給木村拓哉一臉錯愕的顏藝表演空間。

在訪問著名導演李安時，因為李安説了一句「拍完片，像剛打完一場仗，現在是中場秀」，許知遠立刻斷定：「所以我現在碰到的李安實際上不是一個那麼真實的李安，更真實的李安是在那個電影中。」

當時的李安導演腦海中，或許滿是問號。

自説自話，看起來永遠對時代憂心忡忡，成為了許知遠的談話姿勢。

這股勁兒其實早在他的中學時代就埋下了根。

1992年，許知遠在首都師大附中讀高中，調來一位新的語文老師，孔慶東。

孔慶東老師在課堂上不惜餘力地向學生傳達他對母校北大的愛：「你們若是心懷天下的青年，就要努力考上北大。」

耳濡目染之下，許知遠也把北大作為了自己的目標。然而在高考前一天，許知遠卻失眠了。並非實力不濟，他的平均分穩定在班級前五，但沒來由的憂慮****包圍着他，一如多少年後在節目中的呈現一樣。

有驚無險地，許知遠還是如願考進了北大微電子專業，卻並沒有找到他心中的五四時代。最終他提交休學申請，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跟同學辦起了一本校園雜誌，內容是批評日益世俗化的校園——沒出幾期就被校領導勒令停刊。

這時的許知遠對建立精神烏托邦的夢想日益清晰，向着文藝道路一路闖下去。這期間他進入又離開了《經濟觀察報》，創辦單向街，批評當時最熱的雜文作者韓寒而引發罵戰。

此時，他被人熟知的標籤是自由派公知。他的文章中體現着一個知識分子對中國過去與未來的思考，充滿憂患意識。這與他後來更被人熟知的標籤，一個常常為不存在的文藝理想時代唱輓歌的人，一脈相承。

在許知遠個人成長的同時，時代也在悄然發生着變革。

在那個電視為王的時代，訪談節目如日中天。例如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説》和2004年起水均益主持的《高端訪問》均以受眾層次明確且差異化的定位，在內容就是「訪」和「談」二字的流動下，聚集了極高的影響力。

然而央視彼時遇到的問題，正如羅振宇面對許知遠時所分析——整個行業的價值在往個人的身上轉移。

崔永元離開央視時，《實話實説》的製片人海嘯還沒有意識到危機。他想，如果新找來的主持人比崔永元差20分，節目組再努努力補上10分，這不比原來就差10分嘛。

可是海嘯沒有料到，小崔走了之後，這個節目的收視率是斷崖式的下滑。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可能在大學課堂上，節目仍然是主持人加攝影師加導演於一起分工合作的集體藝術；但是在市場面前，主持人個人的號召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其它工種。訪談節目必將從集體的藝術轉向以主持人為核心的個人風格主導。

最終氣候形成，訪談節目有了第一大轉變——從主持人適應節目策劃，到節目策劃去貼合主持人的氣場，打造個人IP。

智能手機、微信、4G時代來臨，許知遠早早做出了轉變。

《十三邀》這個名字，諧音十三幺，麻將的一種胡牌形式，又名國士無雙。這符合他的精英氣場。但遺憾的是，他所對話的大多數嘉賓都像他所不願看到的「活在當下」。

馬東一句「我沒那麼自戀」，他只能尷尬地回笑。

一再的尬聊，説到底是一種文化錯位，**訪談節目的對象雖在眼前，心靈卻漸行漸遠。**但這種雞同鴨講，卻可能正在成為社會新常態。

這也許能解釋，儘管很多人不喜歡他這種風格，但當許知遠採訪到一個跟他風格明顯不搭甚至對立的人物時，為什麼大家還是很樂意像看一場辯論比賽式地來捧場的。

然而，從真正辯論節目裏走出來的姜思達，卻並沒有選擇放大價值觀的碰撞屬性。

**姜思達：**主持人還是藝人

姜思達1993年生人，90後，在如今有自我造血能力的訪談節目中，是非常年輕的主持人。

2017年，姜思達第三年參加《奇葩説》。

第一年，他只是來節目裏出了個櫃。

第二年，他走到了8強，卻還是差點意思。

第三年，他如編劇史航評價，「妖也妖得起來，論也論得下去」。這個定位讓他開了掛一樣地擁有了特別強的粉絲緣。幾次登上微博熱搜，成為當季最大黑馬。雖然決賽因為緊張落敗，但是他已經獲得了比成為冠軍更好的東西。

他很快在米未內部孵化為逆溯文化CEO，創辦了一檔名為《透明人》的短視頻訪談節目。

8-12分鐘、短小精巧的節目時長設置，姜思達的團隊也在淡化訪談應該給觀眾帶來的知識與觀念，他更像是以一個「人間觀察員」的身份從各個行業裏舀起那個行業的情緒，焦慮的，亢奮的，壓抑的，自戀的，迷失的。

而作為主持人，姜思達非常敢於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情緒。

當然，這並不是敢在鏡頭面前哭這麼淺顯，而是非常微妙的共情能力，並且可以將之準確地呈現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姜思達在面對內心柔軟，且有一定文藝功底的女嘉賓，如春夏馬思純等，往往會產生非常奇妙的化學反應。

而隨着《透明人》拿到雪碧千萬級贊助，短視頻化的訪談節目紛紛開張。網絡短視頻風口成型。

訪談節目悄然發生着內容的轉變。不再從演播廳兩張椅子間的推拉搖移，而是要真正意義上走入訪談嘉賓的生活世界，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將嘉賓推離舒適圈。

這樣讓訪談節目所呈現的內容碰撞，也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對立，知識上的補充，更主要的是加重了情感的傳達流動。

而這一階段，訪談節目的作者身份也在發生變化。由傳統的PGC（專業生產內容）越來越多地向UGC（用户生產內容）轉移。傳統媒體人與新生代互聯網原住民的年輕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當訪談與社交網絡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姜思達卻選擇了停更《透明人》。他在過渡時期的《陷入姜局》節目中，向自己的導演表露擔憂——「擔心離藝人這條路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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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思達需要的，不僅僅是成為提問者。他需要自己也能輸出價值觀和情感態度。

以其最新的《僅三天可見》節目為例，純訪談時長已被壓縮至佔總片長三分之一或更低的比例。真人秀或紀錄片式內容的深度結合，是當下訪談節目模式的主流。

**易立競：**好記者需要討喜嗎？

如果説姜思達呈現出男主持人並不常見的柔軟，那麼與他相對應的女主持人，是易立競，採訪風格冷酷厲色，不苟言笑。

從1999年入行，易立競做記者將近20年，迄今，她的微博身份標籤仍然是「前《南方人物週刊》主筆」。

2005年，發表於《南方人物週刊》的《病人崔永元》，是易立競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訪問之一。

被抑鬱症折磨的電視主持人崔永元，在長達七小時的專訪中詞鋒凌厲，鋒芒畢現，話題所及多涉當時的敏感問題。因為對受訪者的思想、性格複雜程度呈現得淋漓盡致，該篇報道一時引起轟動。

2015年，離開傳統紙媒行業的易立競成立個人工作室，與愛奇藝聯合出品深度訪談節目《易時間》。

在鏡頭前，易立競的長處是控制氣氛，問題通常為短語，語速迅猛，如「後悔嗎」、「不成熟嗎」、「滿意嗎」等等，剝奪受訪者的思考時間。

這使得易立競面對大多數受訪者都從容不迫的強控場能力——在十幾年前採訪時，她就有意讓受訪者坐面朝牆壁的椅子，用封鎖視線的方式不讓對方分心。

易立競在採訪中，很少為嘉賓周圍的紛擾八卦所左右。她關注的，是角色後面的人性。這個定位很挑嘉賓，在面對嘉賓身上承載着深刻的命題時，效果好得可以令觀眾瞠目結舌。比如她2014年採訪陳佩斯的視頻片段，至今餘波未盡。

然而，《易時間》只錄制了24期就停播了。直到2019年，易立競錄製完成又擱淺的第二檔訪談節目《立場》艱難復活，在愛奇藝播出，卻頻頻被彈幕攻擊主持人「不説人話」、「表情冷漠」……儘管受訪者都是頗有影響力的明星，內容卻鮮有破圈。

從人設來説，2019年，觀眾對記者的期待已經變了。

為了獲得一手的資訊，或者嘉賓的真實想法，記者有進攻性無可厚非，甚至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但是在鏡頭面前，觀眾對訪談節目與綜藝節目的認知差距已經越來越小，進攻性往往更容易被歸結為不討喜的行為**。**

大眾更想看到的，是記者或者主持人同時也能輸出俏皮話或者情緒狀態，共同填補高密度的信息輸出。這是快餐文化的節奏審美，也是習慣了坐在鏡頭後面的記者移到鏡頭前，普遍遇到的不小的挑戰。

其實，如《僅三天可見》這種將訪談與情景實驗形式結合的轉變，不是訪談節目創作人們近期才有的嘗試，但以往只作為抵達受訪者內心的手段，例如易立競採訪黃曉明時，就曾讓其三小時不看手機，靜坐獨處，然後問他的感受。

現在，這些手段也變成了內容呈現之一。

原因之一是，這類訪談節目始終是以明星為看點的，這是商業化的必然選擇。大眾對其生活狀態有好奇，也是嘉賓善於呈現的內容。

較之於傳播影響力，保證人設安全是大多數藝人團隊的底線。因此，我們注意到，即使有明星流量加持，訪談節目能破圈引發全民討論的幾率已經越來越低。

為什麼？

首先是平台。

很多訪談節目採取與平台方聯合出品的模式，這往往需要節目在平台獨播，甚至付費或會員方能觀看。

這對於節目的傳播來説確實是一道不小的門檻。根據筆者觀察，願意為訪談節目付費的用户羣體還非常有限。

其次是商業轉化能力。一位媒體前輩曾表示：「訪談節目就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

目前幾乎90%的訪談節目均由汽車類冠名。並非是因為受眾與消費羣體有多大重合度，而是在風投的背景下，行業將訪談節目視為「文化搭台」的作用。

當訪談背上了讓傳播力變現的KPI，好的訪談節目作者標準也在斗轉星移。

由於訪談節目缺乏商業品類的實時轉化能力，拍攝成本卻水漲船高，所以在投放選擇面上已經越來越窄。

儘管風投注意到短視頻會成為下一個藍海，對於新興的或小型的訪談節目作者而言，依然是雪上加霜。

到了2019年末，房地產大佬潘石屹、體育人士鄧亞萍等紛紛高調跨界、進入賽道。接受對賭命運的純訪談內容創作者們，已經走向一場越來越殘酷的大逃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