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娶我的女兒？_風聞

北京天壇公園，老人們為兒女守望，從春天到秋天

秋天來了，北京的樹葉變成了黃色、褐色和紅色。大大小小的公園，看上去像四處攢動着火焰。

一大羣老人們來公園聚集，他們不看景點，也不去鍛鍊，反倒多年如一日地鑽進同一個地方“擺攤兒”，天壇公園的七星石旁，中山公園的筒子河畔，或者是玉淵潭公園的留春亭裏。

老人們自己管它叫“趕集”，但實際上，是給兒女相親。不一樣的“集市”，有不一樣的“買賣”。

01

男孩都瘋了嗎？

沒人組織，但集市分大小，集市也有時間表。

週一、三、五、日上午在天壇公園，週二、週六下午在玉淵潭公園，週四、日下午在中山公園。工作日是小集，週末才是大集。除了天氣原因，幾乎從不間斷。即使在某些不適宜公開集會的特殊時段，各大公園的相親活動也一期一會，平順而倔強地展開。

2019年10月27日，週日的下午，中山公園，一條筒子河水藍波粼粼，河畔則黑壓壓一片，聚集人數能到2000上下。

這一小段河畔，從中山公園東門高牆出發，走到小商店，一趟下來280步，但如果在下午3點正忙的時候，從相親人羣裏走過，半小時也不一定能走得完。

2018年5月20日“網絡情人節”當天，一羣父母“扎堆”在北京中山公園替子女相親

入口處的父母，用一個文件夾，把孩子們的簡歷掛在自己胸前，自己站在那，就是一個廣告牌。有過路的人盯着他們胸前看，只要抬了眼，他們就主動發問，“男孩女孩？”

十有八九，對方孩子是女孩。

往裏走，是那些佔到了位置的父母們。他們可能來得早些，把簡歷都放在地下，靠着草坪，從西頭綿延到東邊，有一長排。同樣的長度，在中間空地上，每兩張一併列，又排成幾長排。這像是一條河，一條簡歷的湍流，父母蹲在兩岸。

王春寒蹲了半小時，就坐不住了，要去人羣裏擠、轉。他時不時彎腰，去看地上的簡歷，這時，就露出頭頂的白髮來。

男孩女孩，哪裏户口，學歷、工作、年薪、車房情況、擇偶要求……地上擺着的，是別人的兒女。王春寒的女兒也一樣，被濃縮成了百字簡歷，放在地上，供別人的父母挑選。

簡歷放在地上排成幾長排，像是一條河，供別人的父母挑選

王春寒的女兒，985碩士畢業，國企工作，今年35歲。這是他來中山公園替女兒相親的第7個年頭了。

“女孩多，男孩少！”王春寒説。“這一排你看過去，有幾個男孩？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女孩！

“嫌人傢什麼？”突然，兩三米外的一個女性拔高了音調，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她看起來50歲出頭，正在和一旁的男性對話。

“81年的，嫌87年的女孩大了，想找90後。我呸！瘋男。”

“男孩兒一上這塊兒吧，就都瘋了！”

這位女性努努嘴巴，轉身走了。周圍起了一些討論，但很快偃息了。

王春寒習慣了。他這7年，眼見着來相親的男孩父母們，把各種要求都説到了明面上，越來越“大膽”。

40歲的男孩，想找30歲的女孩，50歲的，也想找30歲的女孩。男孩少，就有得挑，想找年輕的、漂亮的、有錢的、有房的、有户口的、沒有同居經驗的……對不符合要求的女孩簡歷，直接説：“往旁邊放放。”

地上擺放着每一張簡歷都好像“有備而來”，詳細列明瞭相親者的年齡、身高、學歷、工作等

我往人羣裏走去，遇到了替女兒相親的陳菊，她的女兒也是985碩士畢業，今年36歲。4天前，我在玉淵潭公園相親角見過她。

她幫助過我。當時，有人向我索要個人信息，陳菊在一旁提醒我，對方可能是個婚託。我當下記住了這個嘴角帶笑、説話很慢的阿姨。

退休之後，陳菊斷斷續續，在北京各大相親角趕了幾年集，但女兒“大”了之後，代為相親的陳菊，也感受到了明顯的區別。如今湊過來的相親對象越來越少了，多是年紀大些的、二婚的，或者帶孩子的。

一個34歲男孩的母親主動來跟她聊，説自己的兒子就想找個大3歲的，但隨即又説，“女孩子年紀大了，掉價了！”

陳菊跟着笑，但是回她：“你覺得她掉價了，她自己非得扛着，不掉價。”

02

代理相親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轉頭，是個大叔。他説：“小姑娘，你過來，我們聊一聊。”

我跟着這位父親，走出了人羣。

我告訴他自己是個記者，這位來自廈門的父親還是跟我聊了半小時。他在北京，想給住在廈門的小兒子找一個對象，他找我，是因為我“長得就是一個南方人”。

在北京，給廈門的兒子找對象，這種遠程相親，在相親角里並不稀奇。不僅是北京，還有上海的人民廣場相親角，以及其他城市的相親角里，都有專門開闢的“海外專場”，留給一些人在國內的父母，為遠在國外的孩子操心找對象的。

供圖/周焱

我從這位父親口中知道，有一部分男方家長，是不寫簡歷的，他們空着手在人羣裏逛，從“河”裏撈看中的，拉出來聊一聊，再給人家寫張條兒。

“寫張條兒”，是這裏向人表達好感的方式。不是存電話號碼，也不是加微信好友，而是“寫張條兒”。

但前前後後走了一圈之後，我發現它並不“神聖”。因為大部分的家長，看到差不多的人就會寫張條兒。一些積極的父母，一天能開出六七張小紙條，前腳剛開出一張，“心儀對象”還沒走遠，後腳又開出一張。

小紙條的內容，是自己孩子的姓名和電話，有時還有其他的一些詳細信息，以防對方父母拿回家後，説不清楚，對不上號。

人羣中一個老大爺，走到我面前，和另一個阿姨開始聊天。開頭當然是相親角接頭暗號第一句：“男孩女孩？”

大爺説，男孩，阿姨就趕緊了，叫他寫張條兒。

老大爺把外套一撩開，露出了褲帶上掛着的小本本，再把筆從蓋帽裏抽出來，彎着腰就着小本本寫起來。他突然抬頭説：“可我家孩子有點胖，200斤。”

“喲！”

“那還寫嗎？”大爺眨巴眨巴眼睛，停筆了。

“這相親十多年了，兩個抗日戰爭都快結束了，還沒找着對象。”老大爺説，他現在的目標，不僅要幫兒子找個對象，還要打掉他的那些個“不婚團伙”。

中山公園北端筒子河岸邊，兩名家長交換着信息，為子女相親

這裏的交際方式，説它是原始的，它又抵制“媒人”，靠父母們親自上場；説它是低效的，一大批老人們又不論寒暑，懷抱希望，幾乎每週都來。這一小塊角落，遠遠看來，總是一片生機蓬勃的。可這一切，一旦“入侵者”出現，就瞬間撕裂了。

相機，可能是相親角里最招人討厭的東西，沒有之一。慈祥的笑臉，一看到相機鏡頭，瞬間就失色了。友善點的人會説：“我這一臉褶子，不美，您可別拍！”兇的人往往結羣，一擁而上。“別拍，要拍回家拍！”“侵犯人權！”“給你砸囉！”更兇悍的，直接上手，搶了相機去檢查。

王志光是一個人文攝影愛好者，他幾乎天天都來，在天壇公園拍了3年照片，但至今從未能走進天壇相親角，獲得這些父母們的一張正面、笑臉照片。他們本來笑着的，一看到鏡頭就生氣了，要找他理論。之後，王志光不走近，也不再對着人拍了，但大部分人，還是背過身去。

“為什麼呢？”我問這裏的人。

“大多是揹着孩子出來的。”他們説。

供圖/周焱

怕傳上網，怕孩子知道，怕孩子丟臉。他們的孩子不是不優秀，“簡歷河”裏的那些孩子，不論是學歷、財力、家境，絕大多數都是優秀的，但只要沒有結婚，父母們就感到一絲羞愧，“不完整”。

他們一方面，隨時地把孩子的生活新進展，“驕傲地”更新到簡歷上，一方面又遮遮掩掩，絕不願意被孩子發現。

但這裏泱泱近兩千人，具體有多少父母是揹着孩子出來的，沒人統計過。有人説80%，有人説90%，但確切的是，他們只知道自己是偷摸着的，在一年一年地，半遮半掩，給孩子“代理相親”。

而相機一拍，那些快樂背後，積攢着的脆弱、焦慮、擔心，就不由自主地流淌了出來。

03

是誰冒犯了誰

高遠記得6年前，自己第一次被母親拉來中山公園相親角的場景。

他站在草坪外沿，還沒進去，“轟”地一下，一大羣人就圍上來了。當時35歲的他，博士畢業剛滿一年，還沒見過這樣的場面。

他個子接近1.8米，被一羣大媽圍在中間。“就像一大羣粉絲見到明星一樣，但問起話，又像審犯人，跟挑白菜一樣，你多大年齡、收入多少、哪裏工作。”

高遠不知道怎麼開口回答她們，只有傻站着，為難。就是這樣，一小會兒，大媽們也塞進來了五六張小紙條。

初次接觸之後，高遠對相親角很排斥，不願意再去。但後來，他年齡增長，想結婚的心情變得急切起來，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渠道去認識新的女孩子，媽媽帶回的紙條上，對方女孩往往又是真的十分優秀，於是又逐漸接受了相親角。

供圖/周焱

6年相親歷程之中，他有一次較長時間的戀愛，但最終失戀，又迴歸了相親大軍。高媽很傷心，又很快燃起希望，每天都來中山公園。

高遠覺得，他媽媽其實是願意來相親角的。她迫切地希望兒子結婚，幾乎是抱有執念。

“這個社會變了，每個人都有工作，男人可以離開女人，女人可以離開男人，而且能過得還不錯。”兒子説的社會變化、大道理，她一句也聽不進去。這些年來，這個日益年邁的婦人，不停地在自己心裏，從親戚朋友的碎語裏，攢着擔心。她從西北老家來到北京，沒有朋友，可到了相親角就不一樣，有很多老年人可以説話，最重要的是，她們還跟自己有着相似的苦惱，誰也不取笑誰，不可憐誰。

幾年的相處下來，高媽在這裏有了很多“同道”的老熟人，她的人生好像有了盼頭。

但高媽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中山公園被騙過。

小小的欺騙，是相親角的笑談，簡歷上條件虛高，外貌描述差異較大；另一些欺騙，婚託、中介，也好辨認，老年人篤信“不交錢，少上網，面對面”。

但有一次不大不小的“欺騙”，高遠沒能躲開。那一天，高遠從公司請了假，滿懷期待地去見一個女孩，可見了面之後，對方卻一直催促他下載App，購買保險。原來，她並不是真的相親者。

相親角，早就是熟人社會，這樣的冒犯，一捅就破。但高遠只是沮喪地回家，一言不發。“只要還讓我媽在這找，她心裏就會覺得有希望。”

相親角，是媽媽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高遠選擇保護她。

5點20分，筒子河畔已掌上燈，十幾棵百年的側柏樹下，有昏暗的燈光灑下來。

北京各大的相親集市都是這樣，彷彿還是最古老的日落而息。什麼時候天黑，白髮人潮就什麼時候退去，夏天是7點前後，而如今，5點多，人就已經快走完了。

我和高遠坐在長椅上，有一個高挑的女人走過來，説：“我找不到你，以為你先走了，但我認識你的衣服，就看到你坐在這。”

她是高遠的媽媽。夜色中，鼻樑很高，身形清瘦。她看到我，語氣明顯地更軟和了一些，“這是……”

我剛想開口，就被高遠打岔，搪塞了過去。高媽很快離開了，看到兒子跟一個女孩在一起，很高興的樣子。

供圖/周焱

“你要説自己是記者，我媽肯定就生氣了。”高遠説。

“有一次，對方女孩説要來相親，我媽跟她聊了好些話，但她包裏藏着攝像頭，我媽最後被播到了電視上。”

當然，那個播出的視頻裏，人像被處理過，但傳到相親角里，還是有人一眼認出了高媽，傳開了。

如何只説，在天黑前離場的這些老人們，是一個特殊的圈子，他們藏污納垢、對鏡頭敏感？

或許，他們只是被鏡頭的另一端，不加理解地審判。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何焰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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