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靈_風聞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丁玲與沈從文是兩個命運多舛的作家。兩人一樣出生於湖南，又曾同在北京生活，原本相是患難之交，但最終卻形同陌路。丁玲出身富貴，最終投身革命；而沈從文來自底層，卻擠入北京文圈。兩個湖南人在大時代裏尋求安身立命的辦法，一路波波折折，命運似乎又有些殊途同歸。在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他們的內心深處有着怎樣的波瀾與激動？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又有着怎樣的無奈與不甘？

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許紀霖教授攜新書《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與嘉賓李志毓老師一道，以丁玲、沈從文為個案探討了大時代下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際遇。在講座中，許紀霖教授以生動而傳神的語言，向聽眾們揭開了兩位作家敏感而複雜的心靈世界。

**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靈：**以丁玲、沈從文為例

撰文：許紀霖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新的話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靈”，這個複雜心靈恰恰是我這本書——《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的主題，這個主題下我們可以講很多人物。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這兩位：丁玲和沈從文。這次到北京來，我想要搞搞新意思，之前關於這兩個人物我從來沒講過，在大學沒講過，在書店也沒講過，這是第一次講，通過丁玲和沈從文來看一看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靈。

為什麼這兩個人要放在一起？昨天我在北大演講，有一位聽眾問我説，你為什麼要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甚至連李志毓也問我，你為什麼不講瞿秋白和丁玲，非要講沈從文與丁玲。要知道，之所以把這兩個人放到一起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文壇的最大遺憾是丁玲和沈從文這兩位過去的好朋友的交惡，他們曾經好到什麼程度？在上個世紀的 20 年代，當時沈從文、丁玲，再加上丁玲的男朋友胡也頻三位，他們就在北京，同住在一個屋檐下，是那時候的“北漂”。他們租了房子共同打拼、寫作，結果後來黃色小報就描繪説他們三個人有各種各樣曖昧的故事，這當然是黃色小報的説法。但是當時他們的確有過這樣非常密切的時候。但是到了晚年，丁玲讀到沈從文寫的《記丁玲》，勃然大怒，説“我真討厭你談論革命。你懂得什麼，只是庸俗的市儈！”

▲丁玲（左）與沈從文（右）的早年合影

為什麼兩個曾經這麼好過的湖南作家會交惡呢？當然有一種很現成的解釋説，因為他們走了兩條不同的路，我們都知道丁玲後來成為了左翼的作家，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而沈從文呢？沈從文後來做了北大教授，是自由主義者，走了兩條不同的路。就像《青春之歌》裏面林道靜和餘永澤也曾經好過，是戀人，後來分道揚鑣。那麼現在問題來了：什麼樣的人會投入革命，什麼樣的人會拒絕革命？沈從文和丁玲早年是一起從湖南出來的，為什麼他們兩個會走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呢？

我們還是從頭説起吧，沈從文和丁玲他們兩個人都來自湘西，可以説都是同鄉，而且兩個人的老家，一個是鳳凰城，可能有些書友去過，有名的鳳凰古城，丁玲老家是常德，一條河把他們連在了一起，相距也不過數百里而已。他們彼此之間是聽得懂家鄉話的，他們相識是在 1925 年的北京，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共同在北京打拼，想成為作家，但是很難，因為當你沒有名氣的時候，要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難上加難。所以在一個屋檐下的三個人，共同生活，彼此之間無話不談，非常相近，相近到什麼程度呢？他們用同樣的稿紙，用同樣的筆，也用同樣的藍墨水，久而久之三個人的筆跡都很難分，好像同一個人寫出來一樣。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老北京光景

但是，這三位（當然主要講沈從文和丁玲），他們對京城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在上世紀 20 年代，北京有一個文人圈，比如説陳西瀅辦的《現代評論》，魯迅辦的《語絲》，還有其他的雜誌，要擠進去是很難的，所以沈從文有一種自卑感，他老想擠入而不得，覺得盡受些屈辱，比如説他曾經回憶説，好不容易在《現代評論》發了一篇文章，去要稿費，結果出門的時候竟然還被門房敲詐了一筆。他當時雖然對京城的士紳階級有厭惡感，但他還想擠進去，這是沈從文。丁玲呢？丁玲非常不喜歡北京，對北京上流紳士厭惡透了，她恨不得跟北京一刀兩斷，最好趕緊離開。所以這兩位這個時候已經產生了差異，但是有意思的是，沈從文想擠進去都市成為北京人，但是他嚮往的是什麼呢？小説裏面寫的是什麼？是翠翠，《邊城》裏面的翠翠，講的都是湘西鄉村自然的、蠻荒的生活，這是沈從文。而丁玲呢？丁玲討厭大都市，但在丁玲的筆下，特別是她最出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卻道盡了當時都市裏這些流浪文人的彷徨和苦悶。丁玲是擅長寫都市青年的，後來她寫的幾個鄉村的作品都很失敗。這個反差非常有意思。

後來這三位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開始分道揚鑣，胡也頻當時思想是最激進的，最早加入了左聯，成為左翼作家。而沈從文呢？他一直對政治保持一種距離，保持一種冷漠。這兩個人性格上是有很多差異的，最早研究沈從文和丁玲這兩個人關係的是《人民日報》前記者李輝，他講：以性格而言，沈從文温和，丁玲潑辣；沈從文以一種雖然帶着憤激但總體是平和的目光審視人生和社會；丁玲則以火一樣的熱情和嫉惡如仇的目光，對待一切使她不滿的生活和社會。這是兩個人性格上的差異。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有一種鄉下人獨特的倔強。他一直想進入上流社會成為作家，後來當然終於進去了，進了著名的北平“太太的客廳”，就是林徽因的客廳，最後終於進了北平的上流社會。但是因為沈從文是湘西出來的，所以他骨子裏並不是一個紳士，而北平上流社會的很多自由主義者都是海歸，二者在氣質上很難合得攏。沈從文可愛或者可敬的地方，是他一直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腦，一直以自己非常特立獨行的方式看社會和人生，而且沈從文是從底層上來的，當過兵，他家裏曾經希望他能夠做將軍，把他當將軍來培養的。但是他了解了社會底層太多的黑暗，所以他一直拒絕各種各樣的無論是觀念的、還是現實的烏托邦。他講了一句話，我之信仰真實。他説：“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有人情味的都是他所信奉的，而對反人性的，哪怕以各種各樣神聖名義供奉起來的東西都是他警惕的。

▲沈從文與妻子張兆和

沈從文在自述和回憶裏面講了當兵時候看到的很多故事，他曾經講過，在少年的時候他看到過湘西的苗民造反，當時官府去鎮壓，殺了好多人，把殺掉的人的頭顱掛在縣城，你想想在他少年的心裏是多麼恐怖的記憶。他還説他看到一個 12 歲的少年挑着父母的頭顱從他身邊走過，然後他當兵的時候，也看到了當時各種各樣野蠻的屠殺，經歷過這樣一種恐怖、野蠻、黑暗，所以他所向往的世界是光明、斯文的世界。他不要當將軍，他説過一句話：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到了京城，因為他是湘西來的，不修邊幅，衣衫也穿的很破爛，被人看不起，唯一看得起他的是郁達夫，郁達夫賞識他的才華，見了他以後請他喝酒，看他冬夜裏還穿着很薄的單衣，郁達夫把自己剩下的酒錢都給了他，讓他感覺到些許的温暖。自卑的沈從文是矛盾的，他嫉恨上流社會，但又想進入，憤怒者是要從外部打倒它，嫉恨者卻想進入它的內部。

丁玲呢？丁玲原來姓蔣，家裏是大户人家，大到什麼程度？家裏有幾百畝土地，縣城裏面大片的屋子都是他們家的，但丁玲那個時候在這個大户人家裏感受到更多的卻是黑暗。為什麼呢？她父親死得早，要知道在一個大家族裏面，你處於什麼地位，取決於父親的地位，一旦父親過世了，剩下就是孤兒寡母了，那在大家族裏面，你就真的可以感受到世態炎涼。回到母親的家，家裏人對丫頭非常不好，舅舅將丫頭打得哇哇亂叫，她就覺得家庭裏面充滿各種各樣的黑暗。特別是，如果這個大家族沒有衰落，下面的子女很少有願意參加革命的，因為前途早早就被家裏人安排好了，不用去革命，也沒有這個動力；或者索性從小窮慣了，覺得生活天然這樣，也樂天知命，也不會有革命的動力。偏偏是什麼樣的家庭呢？我稱為破落的富家子弟，家裏曾經闊過，但後來破落了。那麼就會感受到極大的斷崖式的落差，真正感受到四個字“世態炎涼”。我研究的知識分子中有好幾個，比如説魯迅、瞿秋白，都是這樣，可以舉一大串，都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丁玲也是這樣。他們會把個人的不幸和在家族裏面的遭遇聯繫起來，當然還有一種，未必是父親死了，是因為自己是小妾生的，然後也受到歧視，也會把自己個人的不幸放大成為社會的黑暗，最後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也是這樣，無論在她父親家，還是她母親家，兩個家族都是當時的富家，都感受到黑暗。後來她説：正是這兩個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從這一盆火出發的。

▲電影《黃金時代》裏的丁玲，飾演者郝蕾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有名的兩個女作家，一個在北平，一個在上海，就是冰心和丁玲，這是當時最有名的兩個女作家，但這兩個女作家寫作風格完全不一樣，冰心筆下都是一片温馨。因為冰心從小生活在一個非常温馨的家庭，父母的愛，和弟弟的感情，都是一片温馨的故事，所以冰心的心靈也比較單純，比較健康，她筆下流淌的都是這些東西。但丁玲就完全不一樣了，她從小就有一種強烈的不滿、仇恨，這對她後來的發展影響太大了。丁玲後來就講：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説，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説了，我的小説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絕強掙扎。寫小説對她來講是一種發泄，但是到此刻為止，丁玲還沒有參加革命，跟胡也頻不一樣，但她具備以後成為革命者的各種各樣的氣質，哪幾種氣質呢？第一，嚮往自由；第二，浪漫；第三，憤恨；第四，同情。這四個要素，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靈途徑，丁玲全都具備了。即使這樣，丁玲在一開始不願意加入左聯，成為組織上的人，為什麼？因為她嚮往自由，她説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她説就是組織鐵的紀律，我是一個孫悟空啊，我幹嗎要找一個緊箍咒套在頭上。那時候加入左聯，組織上要你參加集會你去不去？然後要你到紡織廠，向紡織女工宣傳革命，到南京路上撒傳單。丁玲覺得，這個事不是我們乾的，她一開始還不想套一個緊箍咒，但是後來發生了左聯五烈士事件，像柔石、胡也頻等，被國民黨抓去，最後在龍華被槍殺了。一開始左翼知識分子想很多辦法營救，最後還是傳來噩耗。噩耗傳來那一刻，沈從文是陪伴在丁玲身邊的，沈從文真是大作家的筆，當時那段記載很生動，他講丁玲：“作母親的這方面，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製搖籃裏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把手輕輕拍着那小孩子，輕輕的説：‘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吃喝，趕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這個事當然是革命。所以丁玲被激怒了，從這個事以後，她就加入了共產黨，然後開始全身心地投入為左聯編雜誌、做革命工作。

▲丁玲 1938 年在延安，拍攝者為美聯社駐北平記者霍爾多·漢森

胡也頻死了之後，沈從文和丁玲雖然關係還很緊密，那時候沈從文把丁玲母子送回老家，把孩子送回丁玲母親那裏撫養。沈從文還幫丁玲組稿，當時丁玲已經開始幫左聯辦雜誌《北斗》，雖然關係還是像過去一樣好，但心靈的距離卻漸行漸遠。這就是我前面説的，沈從文看過太多的底層黑暗，他知道你當然可以同情底層社會，但底層並不如革命者想象得那麼浪漫，一旦你把底層社會的仇恨激發起來，會怎麼樣？一旦失控，各種各樣可怕的野蠻、原始的野蠻，包括現代的野蠻都會被激發起來，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沈從文在底層混過，他是看到過、經歷過的，所以他知道這個潘朵拉的魔盒是不能打開的。沈從文是明白的，這樣兩個人就開始發生矛盾，這是兩人思想上的一個很大的矛盾。

沈從文那個時候在北京已經混進了上流社會，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還開始辦文藝副刊，當時丁玲對他就頗為不屑，説你老是跟這些人混在一起幹嗎？覺得他是與虎謀皮。結果沈從文回信辯解説，我既不做紳士，也不做志士。志士當然是指丁玲了。沈從文想做一個獨立的鄉下人。但是丁玲卻對這個老朋友越來越不滿，她覺得很多沈從文勸她的話都屬低級趣味，而且丁玲覺得沈從文好像是用居高臨下的姿態看我們革命者，採取的是憐憫的方式、嘲笑的態度，所以道不同不相為謀，兩個人漸行漸遠。後來丁玲被國民黨抓了，囚禁在南京，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突然失蹤了，很多人都認為丁玲可能被殺了，沈從文也以為是這樣，他就在報紙上寫了《記丁玲》，以他真實的筆法寫了一個真實的丁玲，其中也講到説：“一頁新的歷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着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據説丁玲一直沒有讀到沈從文寫的這篇文章，後來一直到 80 年代才讀到。沈從文在《記丁玲》裏面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丁玲，丁玲看了之後怒火中燒，她拿起筆就批了這行字，説：“我真討厭你談論革命。你懂得什麼，只是庸俗的市儈！”為什麼丁玲火氣這麼大呢？因為丁玲覺得沈從文筆下的丁玲，破壞了她的自我形象，一個完美的革命者的形象。丁玲後半生吃了好多苦頭，反右還沒有開始就成為反黨集團了，然後 1957 年又被打成右派，後來又流放到北大荒，一生吃盡了苦頭，她認為是周揚造成她吃苦頭。王蒙説：“她無法直接寫文章批周揚，對周揚，她並不處於優勢，她只能依靠黨。與周揚鬥，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黨內鬥爭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機會，當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與恪忠恪誠極忠極誠的表現。對於沈從文，她則處於優勢，她戰則必勝，她毫不手軟，毫不客氣。她沒有把沈從文放在眼裏；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幾十年謫入冷宮的罪魁禍首身上。”當年被國民黨囚禁的時候到底有沒有背叛革命，始終是説不清楚的事，這是丁玲一生最痛的地方，現在沈從文又把她描繪成不堅定的革命者，她對周揚所有的憤恨只能發在老朋友沈從文身上，而且她打的夠狠。

這兩個人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沈從文從北大被趕出來，到國家博物館當講解員，吃了很多苦。沈從文到了晚年，提到這些事，經常痛哭。有一次記者採訪他，沈從文回憶文革，説：“我那時候掃廁所掃的好乾淨啊，特別是女廁所”。女記者聽的很動容，説：“沈老你真是受苦、受委屈了。”那時候沈從文竟然抱着女記者嚎啕大哭，滿臉的鼻涕眼淚。一個老人，70 多歲的老人，經歷過什麼才會這樣？這是沈從文。

▲晚年沈從文

丁玲是另一番故事。丁玲加入了革命左聯以後，碰到他的對頭周揚，周揚當時是左聯黨組書記，是掌握權力的。丁玲只是名氣很響的女作家，在革命隊伍裏邊，有兩種不同類型的革命者，一種我稱為浪漫的文人革命家，像丁玲。但是像周揚這些人，雖然也是文人出身，但是非常嚴苛的職業革命家。周揚和丁玲在左聯的時候就合不攏，30 年代、40 年代到延安兩個人又是兩個山頭，周揚領導魯藝，魯迅藝術學院這是一派山頭，丁玲領導文抗，文藝界抗敵協會，是另一派。在反胡風運動的時候，丁玲被打成反黨小集團，57 年反右前夕她試圖翻案、申訴，結果被髮配到北大荒，度過了十二個春秋，然後“文革”中又在監獄關了五年，某種意義上，她比沈從文更慘。後來被平反了，平反以後，她兒子就問她説，這些年裏你有沒有過輕生的念頭呢？丁玲説從來沒有，我有信仰，我相信黨，相信歷史總有一天為我做出公正的結論，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見到這一天。丁玲為什麼沒有自殺，靠一種信念，什麼信念呢？她相信黨，丁玲相信歷史和人民永遠是公正的，只要活下去。堅持到最後，總能看得到這一刻。當然最後在她看來被她等到了。丁玲到了晚年，好多年輕人覺得丁玲怎麼這麼左，這個老太太一點兒反思都沒有嗎？丁玲在晚年要證明的是什麼？她覺得最重要的是，雖然我經歷這麼多的苦難，但是苦難只是黨對我的考驗。丁玲臨死之前寫的最後一行字是：我肯定能成佛。在彌留狀態時，她吶吶自語：我早就成佛了。這個佛是什麼意思？既是一種解脱，也是一種救贖。

李志毓：大家好，我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志毓，今天我是作為許老師的學生和年輕的同事，跟大家一樣有一個機會來學習。許老師從 80 年代開始就做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我想他的影響力和他研究的重要性，今天我們的場面已經完全可以説明了，不需要我贅言。今天許老師要分享的《安身立命》這本書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它裏面收的很多文章是許老師這 30 年來寫就的。有 30 年了吧？

許紀霖：40 年了。

李志毓：我上大學的時候，許老師的書就是必讀的，我發現書裏很多當年我們就覺得特別重要的文章都收進來了，像我個人非常喜歡的是聞一多的那一篇，我現在還能記得當時讀那篇文章時心裏的震撼，聞一多從一個純粹的、對政治一點兒興趣都沒有的知識分子，最終怎麼一步一步的激進化，他的精神、成長變化的過程，許老師在那篇文章裏作了非常有説服力的描述。這本書裏還新收了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寫汪精衞的那一篇，是給我個人的一本書寫的書評，書評對我幫助也很大，因為我當時寫汪精衞並沒有提煉出虛無，就是革命者內心深處可能有一種虛無感，導致他們投身革命。許老師對這個有很深刻的呈現。

今天許老師講沈從文和丁玲，非常的精彩，我也是第一次聽。他講的雖然是這兩個人，但其實探討的是中國近代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並不是直接受到生存困擾的知識分子，有的會選擇革命，有的就選擇不革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剛才許老師以丁玲和沈從文為例，已經有了很充分的呈現。這個講座也確實呈現了許老師研究的特點，許老師最大的特點，他的研究不是從個人的立場出發，而能夠進入到各種立場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去探討他們複雜的精神發展歷程和他們複雜的內心世界。這個非常難得，也特別寶貴。

這幾年許老師寫了很多革命知識分子，包括瞿秋白，還有丁玲，跟我的有些興趣比較一致，就是探討張力很大的知識分子，他們曲折複雜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們的心靈世界。通過對他們的心靈和思想世界的探討也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的進入到中國和西方文化資源和精神資源裏面去，我想這是其他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不太能取代知識分子研究的貢獻，這是我今天想説的第一點。

第二點，也是跟許老師做一些探討。剛才許老師也提了一些很重要的問題，首先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丁玲這個人應該怎麼理解，尤其是她後來受了那麼多苦，但仍然矢志不渝，用她的話講就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革命者承擔苦難的能力，以及最終對真理的信仰，謳歌真理、追求真理的信仰怎麼理解？如果歷史學跟今天的社會現實有什麼對話的可能性，其實就是要深入在如今的現實生活中不太有存在感的一些人物，比較陌生的人物，把他們的精神世界揭示出來，讓歷史和現實有一個對話，重新看看現在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問題，從歷史裏面帶出更多的精神資源，這是歷史學的批判性體現。

剛才説到丁玲，許老師講了兩個故事，我個人對丁玲沒有什麼研究，唯一知識的來源是李向東、王增如老師寫的《丁玲傳》，是這些年特別重要的研究，對於瞭解丁玲也是很全面的研究。還有很早的時候讀過一篇文章，李陀的《丁玲不簡單》。剛才許老師講的兩個小故事，我在《丁玲傳》裏面也讀到過，一個是説在北大荒的時候，丁玲帶着她的兒媳婦去走街串巷，老百姓都不愛理她，她就覺得內心很淒涼。《丁玲傳》裏面的這個故事有一個語境，在講丁玲走街串巷之前還講了一些故事。丁玲當時在養雞廠，有一次幫助一個孕婦剁菜，冬天的北大荒特別冷，菜都凍的很硬，丁玲剁菜很辛苦，胳膊都抬不起來了，但是她就要多幹活，讓那個孕婦少幹活，那個孕婦就對丁玲印象特別好，説她是右派我才不信呢。丁玲通過各種各樣的艱苦勞動，想要跟人民羣眾結合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間仍然有很深的隔閡。丁玲即便在下放的時候，生活條件也比一般老百姓好很多，比如她家裏有兩個半導體收音機，即便出去勞動的時候也可以用半導體聽新聞，甚至還有照相機。在當時北大荒那種農場她有照相機，還給兒媳婦寫信，讓寄一個電熱爐，可以把涼的菜熱一熱，她跟當地老百姓在物質條件上還是有區別的，老百姓還是不把你當成自己的一分子，還是覺得你是城裏來的人。這個有沒有合理性？當丁玲被這些老百姓拒斥的時候，她對這個現象有沒有一個理解？我試圖把她拉回到她的生活環境裏面，她怎麼理解她當時的生活狀況，以及老百姓跟她之間的隔閡。

還有一個故事，講到了丁玲的兒子蔣祖林，許老師上面也説了，丁玲的兒子曾跟她斷絕關係，這對丁玲的打擊確實非常大。蔣祖林當時在蘇聯學習，給丁玲寫了一封信説，我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暫時不給您寫信，不跟您聯繫了。這封信對丁玲打擊非常大，當天晚上就起不來了，昏迷在牀上。她的愛人陳明當時在修鶴崗公路，一個星期才能回一次家，結果房東一看丁玲不行了，就趕緊給陳明捎話，讓他回來。丁玲當時已經昏沉沉地躺了一天，到晚上的時候，陳明回來了，丁玲有這樣一段記述：陳明進了門之後扶起躺在牀上的我，拭去我臉上的淚痕，我像在海洋上漂泊，正在下沉的人，突然被一雙有力的手給托住了，我得救了，我掙扎着，我又得救了，重新得救了。她還寫過《風雪人間》，就是講她在北大荒的經歷，也記錄了很多當時跟陳明的生活。因為陳明每個星期六晚上才能回來，會帶一個鋁的小飯盒，裝一兩個他從外面小飯館帶回來的菜給丁玲吃，星期六的晚上對丁玲來説是無比美好的，是一首美麗的詩。她用很美好的文字描繪那個夜晚，我當時看的挺感動，覺得這個是真正的浪漫。

▲1953 年的全家合影，前排丁玲（左）、蔣祖慧（右），後排蔣祖林（左）、陳明（右）

這些例子讓我想，丁玲她怎麼能夠克服人生當中那麼多的艱苦歲月，然後當一個人在最苦、最難的時候，真正能夠托住她的力量，讓她不墜落下去的力量到底是什麼？這東西有沒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歷史中發掘出來？我還是很喜歡丁玲的，每次看她的作品都很受鼓舞。這兩個小故事給我個人的教育是，丁玲不簡單，其中一個不簡單，就是她總能夠在最悲苦的、最痛苦的人生境遇裏主動的追求和發現那些有力量的、那些能夠托住她生命的元素。即便在最苦的時候，也是能夠找到幸福的，只是她對幸福的理解和我們今天人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她在《三八節有感》那篇文章裏面寫過這樣的話：作為現代有覺悟的女性，從現在就要有吃苦的決心，打掉一切玫瑰色的夢幻。她説幸福不是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鬥，如果沒有最大的決心、戰鬥到底的勇氣，終將是不悲苦即墮落。她經歷那麼多苦難卻能不悲苦、不墮落、不虛無，最終也沒有對革命喪失信念，對在歷史中建立美好的生活、建立人類的解放，最終也沒有喪失信念，她這個人確實不簡單，我們能從她身上發掘到什麼更多的東西？這第一個問題就是借許老師提出來的，我把它往前推了一步。

第二個也是借許老師提出的問題，我想再往前推一下，怎麼理解 1949 年以前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他的創作能力發揮的問題。就比如説沈從文、丁玲，曾經有過非常重要的作品，但 1949 年以後，很多人寫不出東西來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也想聽聽許老師的看法。

許紀霖：為什麼大部分作家都寫不出好的東西，我想創作這個東西，一定要在自如的狀態下，這是其一。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要求作家們為工農兵服務，寫他們不熟悉的生活，那就很難為他了。今天下午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記者問我，你怎麼總是研究知識分子啊？我也講了一個故事，我説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有一個研究中國的教授叫葉文心，她的老師是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國的權威學者魏斐德，葉文心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魏斐德要求她寫中國的土匪，葉文心就犯難了，説我們家族裏面出過商人，也出過文人，就沒有出過土匪，沒有這個經歷、沒有這個基因、沒有這個生活感受，怎麼寫啊？我作為一個學者，要我寫土匪，我也寫不了，沒有這個感受，也沒有這個經歷。對作家來説，實際上他只能寫熟悉的生活，他有感受的生活，不熟悉的生活，你讓他硬寫，怎麼寫？巴金還算本領大的，讓他去參加志願軍慰問團，他寫了團員，後來改成電影叫做《英雄兒女》，還算不錯，即使這個不錯，後來也被批判，説寫的是資產階級人性論。人又不是機器，要你怎麼就怎麼樣，機器也不是萬能的。

李志毓：再回到丁玲，她到北大荒之後，也創造出一些工農兵人物，比如生產隊隊長杜晚香。

許紀霖：她認為這是她寫的最好的小説，結果讓人大跌眼鏡，大家都評論這是她最爛的小説。

李志毓：您剛才講巴金出訪朝鮮，出訪之前丁玲去歡送，開了一個會，在會上她就很痛苦地説沒有時間寫作，希望能夠讓她少做一些行政工作，甚至哀求周揚不要讓她工作，讓她寫作，那時候陳明就勸她説，工作也是為黨工作，你就接受吧，你也有這種能力。很長時間因為為工作，丁玲是沒有辦法寫作的。到了農場以後也是這樣，她沒有寫作的條件，但是作家深入生活本身，當她從一個文藝界的高層領導、副部級的領導真正到了農村之後，深入生活本身，這個過程會給她帶來什麼，這是丁玲自己沒有講清楚的一個問題。

▲1981 年，丁玲夫婦回到北大荒

​許紀霖：丁玲到北大荒還是落難公主，畢竟不是農民，這之間的鴻溝是永遠不可能泯滅的，丁玲在北大荒還受到了王震的照顧，她跟農民老鄉之間永遠是有一條鴻溝的，她也清楚，農民也清楚。我講那個故事只是説，丁玲原本如何高傲，在那個時候她又如此屈辱的一家一家去陪笑臉，據她兒媳婦回憶，在路上碰到一個村姑，丁玲陪着笑臉湊上去，人家還不理她。丁玲這點蠻好，前不久看《柔石日記》，裏面記了一筆，魯迅教柔石生存之道，説做人要像一頭大象，第一皮要厚，流點兒血也不在乎，第二就是要慢慢地、堅韌地往前走，丁玲雖然沒有被魯迅面授過，但是她差不多就像大象一樣，第一皮厚，知識分子往往就是因為皮太薄，皮厚一點兒，你就挺的過去；第二當然還要向前走。

李志毓：您這一點講的特別好，丁玲一生就是推着障礙往前走，來一個障礙克服一個障礙，展現出革命者的強韌，最終還是從歷史中走出來了一個人生。丁玲有一些經驗，她自己並沒有寫出來，比如她晚年很有意思，她辦《中國》其實提拔了一大批先鋒作家。

許紀霖：我今天的重心在於丁玲和沈從文兩個人不同的選擇，不妨做一下民意測驗，假使在座每一位處於當時丁玲和沈從文的境地，你是選擇做丁玲還是沈從文？（向場下聽眾）願意做沈從文的舉一下手，不少，差不多三分之一。選擇丁玲的請舉手，沒有幾個吧。李志毓好像對丁玲是有偏愛的，但我和沈從文是站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