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陰42年企業改制記_風聞

——只有改革一直在路上。

目錄： 

一，從農村副業到社隊工廠（1958-1983）

二，從鄉鎮企業到上市公司（1984-2000）

三，改革一直在路上

在2008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選出的改革開放18個典型地區裏，江蘇佔了兩個：崑山和江陰兩個縣級市。 

兩地在春秋時同屬吳國。全國百強縣的榜單裏，前列總是鐵打的古吳國地區。除了崑山江陰霸佔前二，緊跟着張家港和常熟，並稱江蘇“四小龍”。但崑山和江陰屬於絕對領先，兩地人口比張家港多31%，比常熟多9%，而GDP均比張家港高39%以上，比常熟高58%以上。名列前茅的還有太倉、宜興等。

這一代自古發達，既擅長商業，也重視教育。

本來還有兩個能打的縣級市，是崑山和江陰的老對手，佛山的南海和順德。2002年和2003年南海順德分別撤縣設區，去做全國百強區的常年頭兩把交椅了。近年南海和順德的發展數據比崑山江陰差一些。

崑山始終是百強縣老大，江陰始終以極其微弱的差距屈居第二。江陰不太服氣，所以政府報告中總説自己是工業百強縣的老大。

兩地的面積都在900多平方公里，最新常住人口數據都在165萬。經濟總體表現上，兩地高度相似，2018年的GDP幾乎相同（3800億+），人均可支配收入幾乎相同（5.5萬左右），產業結構幾乎相同（第二產業佔54%，第三產業佔45%）。但各自的情況又有不同。

例如，當地十強企業都不是國企，但崑山以港台/外資為主，江陰以本土為主。這一點和地理位置有關。崑山緊鄰上海，尤其適合以上海為總部的港台/外資企業佈局工廠，進而形成產業集羣。而江陰缺乏這一招商引資的優勢。所以，崑山的港台/外資企業數量直逼10000家，江陰約1200家；去年崑山的進出口額為891億，江陰為244億。

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崑山的大企業多有外資支持，而以本土企業為主的江陰，必須找其他途徑解決資金難題。於是乎，崑山目前的上市公司為13家，其中A股11家。江陰則多達49家，其中A股32家。

由此看，很難有一個地方可以徹底複製另一個地方的發展模式。每一個地區都在大同中充滿小異，而企業和政府須捕捉細膩之處。

2010年，深入研究中國地方經濟與社會現象、年逾古稀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中國城鎮化道路》中寫道：

一個地區有自己獨特的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不是今天才開始的，而是有歷史傳統的。

自60年前，江陰走着自己的獨特之路，其中有兩個改制轉型，前後過程體現着江陰人和江陰政府的膽識。

一，從農村副業到社隊工廠

（1958年-1983年）

農村的人民公社誕生於1958年，是一個同時負責政治、經濟、農民生活的基層組織。經濟上，人民公社實行集體所有制，統一核算和分配所有的資源和財產，統一組織農業生產。公社下一級單位是生產大隊，再下一級單位是生產隊。又或者沒有生產大隊，只有公社和生產隊兩個層次。

隨之產生了社隊企業，指以人民公社的“社”或者公社下生產大隊的“隊”為單位的企業。其前身是農村除了農業生產之外的副業，在1955年規範化為“農村生產合作社“。農村改為人民公社後，生產合作社全部劃歸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所有。

大躍進期間，在“公社工業化“的要求下，社隊企業發展迅猛。犧牲農業投入工業的結果是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期，農副食品短缺。1960年，中央發緊急指示信，要求“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加強田間生產的力量“。

在1961年發佈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公社辦企業尚被有條件地允許：

公社管理委員會根據需要和可能，可以有步驟地舉辦社辦企業

一切社辦企業的舉辦，都不能妨礙農業生產

生產大隊……可以經營一定數量的大隊企業

生產大隊興辦的企業和事業，從生產隊佔用的勞動力，一般地不能超過生產隊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五

但第二年的《條例》修正草案裏，對公社辦企業進行了嚴格的收緊：

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後若干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

已經舉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不受羣眾歡迎的，應該一律停辦

個別企業，經過社員代表大會同意，縣人民委員會批准，可以由公社繼續經營，或者下放給生產大隊經營

公社經營的企業，都應該直接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都不能妨礙農業生產和增加社員負擔，也不能影響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任務

幾年裏，社隊企業大起大落。農村工業產值在1959年飆升到60億以上，又在1963年墜崖，只剩4億。

因物資供應緊張，1965年中央提出發展農村副業，1966年的“五七指示”提出農民除了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再度給社隊企業以生存空間。

這段重工業歷史及其政策的全過程又與當時中蘇關係波動有關，此處不表。

緊接着文革開始，城市經濟環境受到破壞，企業紛紛停產。1966年，全國工業每百元資本金可實現利潤税金為34.5元，到了1976年，僅有20.4元。物資短缺形成的需求，反而成了催生農村地區工業生產的土壤。

而當時江青集團在江蘇插手比較深的有南京、連雲港、蘇州、徐州，以城市為主。其它地區，尤其農村，有了喘息的空間。

另一方面，知識青年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人多地少的狀況日益嚴重，剩餘勞動力需要出路，恰恰江南人富有經商天賦。

三個原因的合力下，在渴望富裕而又遠離極左權利中心的江陰農村，社隊企業興盛起來。

1969年，大隊黨支部書記吳仁寶發現，經過8年的糧食增產，在現有條件下，本大隊的農業已經沒有什麼增長的空間。想要發展，必須從“無農不穩”走向“無工不富”。當年春天，他主持社隊開了一家五金廠，做螺釘螺帽一類的產品。

這時候的政策，原則上允許搞副業，但目的是自給自足。若以賺錢為目的，一不小心就會頂上走資或者破壞“以糧為綱”的帽子。因此，這是一家地下工廠，以鐵匠鋪的門面打掩護。女工在裏面常加班到深夜，產品遠銷東北和四川。

這是華西大隊，也就是日後名滿天下的華西村。

三年後，在與華西大隊相距30公里的長江大隊（長江村），後來的村委書記、時任副業辦公室主任李良寶帶着6個農民建小磚窯，起步資金是大家湊的700塊錢。賣磚賺了一些錢後，長江大隊買船，省下了運費，且能接活。第二年，燒磚和運輸的盈利繼續投入，買下10台儀表車牀，開了7個草房車間。

圖：華西村五金廠

1976年文革結束時，全國社隊企業工業總產值244億，其中江蘇一省佔了34億。全國工業總產值比文革前增長30%，而江蘇社隊企業的工業產值是文革前的11倍。

表：文革期間，江蘇社隊企業工業產值增長遠高於和全國

至1979年，全國社隊企業的工業產值佔全國9%。這個數字在江蘇省達到25%，在無錫縣（今無錫錫山區）高達65%，在江陰縣為55%。

全國各地社隊中，以江蘇省工農總產值最高，達到75億。江蘇內部，無錫縣產值5.1億，列第一；其次是江陰縣2000多家社隊企業共計4.5億。和無錫縣、江陰縣形成社隊企業鐵三角的，是毗鄰的武進縣（今常州武進區）。

表：1979年全國社隊情況

1980年，鄧小平公開肯定小崗村的包產到户，農村改革大幕開啓。

江蘇省於兩年後全面實行聯產承包制。但此前，激進的江陰社隊企業已經在實質上進行分工，種地達人專心種地，其他人轉移到非農產業。也早已執行和“一包三改”類似的按勞分配的制度。

早在1978年，華西大隊通過五金廠已有存款100萬，第一桶金為華西抓住了改革開放後最早的機會。當年，五金廠正式掛牌，不再是地下工廠。同時，華西將全村600畝耕地交給30人承包，95%的勞動力全部轉移到企業。兩年內，華西大隊的企業從4家增加到40多家。

相距華西村不到10公里的三房巷大隊（三房巷村）在村委書記卞興才帶領下，貸款80萬，開了一家合成纖維廠。在此之前，三房巷大隊已經偷偷辦過同樣手工生產螺絲的五金廠。

而在長江大隊，除了磚瓦廠和五金廠，還開辦了化工廠和農機廠。

蘇南農村紛紛農轉工，使這一年江蘇社隊企業總產值同比增長45%，突破百億（109億）。鉅變引起了全國的注視。1981年，中央調查組到江蘇調查“三擠一衝”問題，即擠國營企業的原材料、能源、市場和衝擊國家經濟。結論是：

對國營大廠有擠有補，目前是補的多一些，擠的少一些……為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找到了一條路子。

有些觀點認為，49年到改革開放之間，中國的民營經濟是斷層的。這種觀點是對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基礎建設，以及躲在平房裏進行“額外”生產的社隊企業的否定。文一老師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裏講述了這一邏輯。

1978年到1988年，以農村社隊企業為引爆點，中國的國內市場徹底建成，從此走出全世界最快的工業化之路。其中，蘇南走在前線。

1983年，憑藉膽量和努力，江陰社隊企業取代了縣屬企業成為經濟主體。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是1978年的1.4倍。這個數字在江陰是2.5倍。

1982年，新《憲法》頒佈，對多項體制做出修正。24年前公社化的農村，在接下來三年進行體制改革，華西大隊恢復為華西村，三房巷大隊恢復為三房巷村，長江大隊恢復為長江村。人民公社和社隊企業這兩個名詞進入歷史的尾巴。原社隊企業成為鄉鎮企業的一個類別。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儘管距離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八年之久，但這份決定首次觸及了市場經濟的涵義：

一、改革是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三、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四、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五、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

六、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

七、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

八、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

十、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這一年，費孝通發表《小城鎮·再探索》，第一次提出“蘇南模式”之概念，主要指今無錫地區，江陰是代表之一。而蘇州當時的存在感還比較弱。學者研究的是農村剩餘勞動力怎樣轉化為生產力，在羣眾中，則表現為最樸素的致富願望。

4年後的1988年，華西村工農業總產值突破1億元，成為繼天津大邱莊之後的中國第二個億元村，也是江陰第一個億元村。次年，三房巷村成為江陰第二個億元村。又四年後的1993年，長江村成為江陰第三個億元村。十年後，華西村成為中國第一個百億元村。

二，從鄉鎮企業到上市公司

（1984年-2000年）

鄉鎮企業一詞涵蓋農村的所有企業形式，包括原社隊企業、聯户辦企業（多户辦）、户辦企業（一户辦）。過去被壓抑或被歧視的非國營企業的地位，開始和國營企業靠近。1984年當年，全國鄉鎮企業總數606萬户，是1983年的4.5倍，印證了改開初期的“一放就活”。

這個過程中，浙北和蘇南體現出民間經濟性格的區別。由於擔心意識形態鬥爭捲土重來，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許多私營企業掛集體企業的牌子。但本質上，浙江的鄉鎮企業以聯户辦和户辦的家族/家庭企業為主。而有華西村等作為榜樣的蘇南，集體企業的比例比浙北高得多。

接下來的幾年裏，江陰誕生了許多後來越做越大的鄉鎮集體企業。

1984年，周莊鎮，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成立。這是江蘇省第一個鄉鎮合資企業。——後來的模塑科技（SZ.000700）。

同年，澄江鎮，江陰要塞澄南化工廠成立。——後來的澄星股份（SH.600078）。

1985年，利港鎮，江陰溴化鋰製冷機廠成立。——後來的雙良集團（SH.600481）。

1986年，新橋鎮，江陰精毛紡廠成立。——後來的陽光集團（SH.600220）。

1988年，新橋鎮，江陰新橋第三毛紡廠成立。——後來的海瀾之家（SH.600398）。

1989年，周莊鎮，江陰周莊機械鑄造廠成立。——後來的華宏集團（SZ.002645）

澄江鎮的江陰鋼繩廠走得更早。這家企業建於1964年，70年代走上技術研發之路。1978年，鋼繩廠申請到260萬的國家技改貸款，進行高強度膠帶鋼絲繩的自主研發。1985年，鋼繩廠參加東京國際鋼絲繩博覽會。——這是後來的法爾勝集團（SH.000890）。

改開頭幾年，鄉鎮企業獲利豐厚。1987年，江蘇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797億，首次超過國營企業工業產值。1988年，該產值達到1078億，是全國第一個鄉鎮企業工業產值過千億的省份。

但進入90年代，鄉鎮企業的優勢逐漸減弱。

在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開初期，相對於國營企業，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力。然而等到全國大幅度進入市場經濟，國企進行改革和市場化後，又稱“二國企“的鄉鎮企業的劣勢顯現出來。外部條件上，話語權小，資金少，技術突破無門。內部管理上，人員臃腫，理念陳舊。

另一方面，1987年中央肯定私營經濟有一定的補充地位後，私營企業試探性地出現，江陰於次年產生了第一批共12傢俬營企業。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確立私營經濟體更高地位後，江陰的私營企業數字徹底爆發，1993年310家，1994年1031家，1995年1478家。

鄉鎮企業腹背受敵。對上，打不過國營企業的資金和規模。對下，打不過私營企業的靈活和勇猛。

1994年，江陰啓動鄉鎮企業改制，把鄉鎮集體企業變成現代制度的私營企業，最主要的內容是明確所有權人和其持有的份額。兩年內，江陰絕大部分小企業改制完畢，緊接着，資產千萬以上的企業改不動了。

原因是沒錢。沒有錢平負債，沒有錢補償給老員工。鄉鎮企業承擔了一部分社會責任，進而不可避免地拉進銀行和政府，當時被總結為“企業負虧、廠長負贏、銀行負債、政府負責”。要改頭換面，老賬怎麼算？

1996年，包括時任書記袁靜在內的主管領導到全國考察，其中有廣東四小虎：順德、南海、中山、東莞。順德政府進行接待的同志問江陰考察團，江陰有沒有上市公司。考察團説一個都沒有。

順德當時已完成當地鄉鎮企業的改制，並擁有兩家上市公司。順德美的於1993年完成改制、上市，是全國第一家從鄉鎮企業改制後上市的公司。另一家是萬家樂。

回到江陰，市政府成立企業上市指導小組。這個指導小組的介入部門多達13個，包括江陰當地的發改委、體改辦、人行、財政局、計委、政府辦、工商、税務、審計、國土、環保、人事、社保。指導小組承擔了年度和階段性的工作計劃，有責任考核和獎懲。

相應地，政府制定了《江陰市人民政府關於上市工作的暫行意見》、《關於推進全市資本運作工作的意見》、《關於加強全市私募股權融資和投資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文件。

除了指導小組提供培訓，年末，政府召開江陰市資本經營工作會，請來全國8家大券商，向企業宣傳融資理念，安排券商和企業的對接輔導。

1997年2月28日，江陰鋼廠改制而成的江陰興澄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簡稱“興澄股份”，代碼000700。三年後，興澄股份被江陰老鄉模塑科技借殼。今年，興澄特鋼業務被中信旗下中信泰富特鋼集團收購。

6月23日，江陰申達集團、江陰黎明幕牆有限公司、南京塑料包裝材料總廠、內江包裝材料總廠、南京雙惠新技術開發公司、北海中包工貿有限公司共六家企業聯合上市，簡稱“中達股份”，代碼600074。2014年，中達股份被深圳保千里偽造資料借殼，後於2017年事發。

1998年，四環生物、澄星股份上市。1999年，法爾勝、華西股份、江蘇陽光上市。2000年，凱諾科技（海瀾之家）上市。這五家企業至今都在A股上。

但完整的流程絕不僅僅是一家鄉鎮企業改制、上市。有機會上市的企業，或者效益好的企業，必須在融資後轉過頭來幫助有困難的兄弟鄉鎮企業。其中最常見的形式是企業兼併，納入資產，也承擔負債。

無怪有人説股民（和煙民）是中國最可愛的人。這符合中國金融的基本目標：為實體服務。也是中國發展中，企業和個人永遠不應該忘記的一條原則：先上了車的，不要想把後來者踹下去。

至2000年，江陰有6641家鄉鎮企業完成改制，尚未改制的只有500多家。上市公司共7家，累計募集資金21.6億元。

2004年，江陰企業開始到流程更簡便的香港上市。至今，江陰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其中A股32家。地方常住人口人均上市公司數量僅次於深圳，被稱為華夏A股第一縣。

但江陰上市公司的規模都不大，尤其不比誕生美的的順德。按當下（2019年11月）市值，江陰上市公司多在20-50億。最大的兩家是超過300億的海瀾之家，以及被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入股的長電科技。不考慮上市部分的情況，看集團公司的總體營收規模，江陰企業十強如下：

1，海瀾集團，主營服裝

2，澄星集團，主營化工

3，三房巷集團，主營化工和紡織

4，華西集團，綜合經營

5，新長江實業集團，主營鋼鐵和船業

6，華宏集團，主營裝備和金屬等

7，陽光集團，綜合經營

8，揚子江船業，主營造船

9，雙良集團，主營環保、新材料

10，法爾勝集團，主營金屬線材

這十家企業，三房巷、華西、新長江、法爾勝是社隊企業起家。海瀾、澄星、華宏、陽光、雙良是鄉鎮企業起家。揚子江船業是國企出身。

揚子江船業於1999年私有化，目前是全國第二大的私營船廠，子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新長江實業就是當年的長江村，其主營業務沒有上市。其餘八家企業都在A股有上市公司。

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構成了今天江陰經濟的大部。2018年，海瀾營收超千億，澄星在700億左右，其他都在300-500億區間。海瀾、新長江、華西三家在無錫市納税十強名單裏。

三，改革一直在路上

拿1978年後江蘇和浙江的人均GDP橫向比較，呈現出不同時期的不同局面。

圖：1978年-1984年江蘇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較

第一個時期，1978年到1984年，江蘇人均GDP保持高於浙江。在1978年，二者差距達到23%，其中就有社隊企業發達的貢獻。但1978年之後，差距逐漸縮小，到1984年，浙江人均GDP只比江蘇低4%。

圖：1985年-2004年江蘇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較

第二個時期，1985年到2004年。1982年的修憲和1984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確認了改革已是出弓之箭，浙江私營經濟隨之爆發。1985年，浙江人均GDP首超江蘇。

此後幾年，兩者呈現膠着狀。以價格闖關為主要因素，多個危機共存的情況下，1988年和1989年，江蘇比浙江略高。其餘年份，浙江比江蘇略高。

90年代，對外開放加速，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浙江一往無前。而江蘇陷在鄉鎮企業的困局裏。1995年，浙江人均GDP的相對優勢達到兩位數，並逐年增長，在2003年和2004年相比江蘇超過20%。

此時，浙江已經領先江蘇20年，而20%的差距着實不小，以至於江蘇的敗北成了定論。人們總結道：

浙江打敗了江蘇；

温州模式打敗了蘇南模式；

小資本前店後廠+少數做大的私營企業+高度參與對外出口+政府不干預，已然打敗了，以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為前身的企業+企業對當地建設（基建和民生）負有責任+非高度依存對外出口+政府幹預。

彷彿前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終結形態。這在那個年頭很好解釋，因為自由主義在經濟裏理應是無敵的。

這種聲音甚囂塵上的同時，兩地的人均GDP卻朝另一個方向走去。

圖：2004年-2008年江蘇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較

2005年和2006年，兩者差距縮小，並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進一步縮小，到2008年只剩3%。

一場金融風暴，江蘇反獲重生，浙江遭到洗牌。輿論風向驟變，如“江陰現象”從落後的集體經濟本質成了穿越牛熊的典範。

圖：2009年-2018年江蘇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較

此後，浙江的落後不斷加大。這且不能歸咎於所謂的國進民退，因為在私營經濟同樣發達的福建，最近十年的成績單比浙江和江蘇都更好。

顯然，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經濟環境裏面臨不同的危與機。優劣面往往自我轉換。大家都喜歡終結論，喜歡找一個萬能的模式，通行四方與萬世。然而唯一的不變是變化，唯一的終結論是沒有終結。企業管理、政府治理都是這個道理，沒有終結，只有改革一直在路上。

圖：1978年到2018年，江蘇和浙江人均GDP變化（對數座標），藍色為江蘇, 橙色為浙江

2018年，江陰GDP總量增長7.4%，高於江蘇的6.7%，也高於崑山的7.0%。另一方面，本來就比崑山差一大截的税收呈負增長。研發投入佔GDP為3%，在蘇南屬於中游偏上水平。

不同於外商雲集的崑山，江陰企業內生髮展，內生轉型。每一個歷史階段，江陰企業都要靠自己發現世界的新方向。

長電科技的前身是江陰晶體管廠，是由江陰長江內衣廠投辦的縣屬國有企業。1984年，因為參與同步衞星發射，晶體管廠受到過中央軍委的表彰。此後就是國有企業的通病，效益越來越差。經過幾次改制和股份易手，晶體管廠成為長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長電成為國內最大的分立器件製造商。2003年，長電以半導體封測為主營業務在A股上市（SH.600584）。2014年，長電收購新加坡星科金朋，成為全球第三大封測廠。頭兩位是台灣日月光和美國Amkor。

2017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介入長電，目前是第一大股東。長電科技去年營收238億，淨虧損10億。封測在半導體產業中屬於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環節，但對於半導體技術相對落後的中國而言，是一個必然的入口。

除了長電，更多企業和時代同行。

2007年，遠景能源在江陰成立。次年，遠景研發製造出第一台風電樣機。2014年，遠景成為中國最大的海上風機整機廠商。現在風電產業在江陰已經形成集羣。

2010年，華宏集團的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成為國家級工作站。2015年，公司成立知識產權工作部。

2015年，雙良集團成立從事智慧能源管理的子公司，為已有客户提供雲平台和節能服務。

2015年，華西實業成立全資子公司一村資本。幾個月後，一村資本投資寧德時代。一村的投資項目不多但精準，還有瀾起科技，盛大遊戲，英雄互娛，邁瑞醫療等，方向是新興產業。

今年，江陰高新區啓星智能製造產業園開園，總投資1億美元。這裏原是污染型紡織工廠，2017年由高新區政府推動轉型。產業園面向集成電路和智能製造產業。

江陰也依然有着獨有的問題。三大村是其中之一。2013年吳仁寶去世後，輿論集中關注華西集團對華西村的政治權利（村委幹部）。我個人認為這不難理解，舉例説，如果華西集團只是一家企業，除了納税之外沒有社會義務，那麼華西集團在華西村的基建和民生上的補貼怎麼解釋？從社隊企業的政企不分，到現在的政企再度糾纏，都有着特定的歷史原因，很難粗暴下結論定是非。相信未來還會有新的改革解決這些問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