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與勞動光榮_風聞

據報道，藝人高以翔在《追我吧》節目錄制期間暈倒昏迷，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年僅35歲。據説高以翔應該是過勞死。因為節目錄制現場，高以翔説“我不行了”而不是胸痛。

許多企業和個人真誠地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自由市場的要求，社會進步的源泉。不夠強大的，就應該被淘汰。在這種敍事下，許多企業形成了“加班文化”；在聘用制度上，各種基於年齡、性別、出身的歧視不可謂不普遍。

儘管19世紀達爾文主義在歐洲被引入到社會科學的時候，就遭到各方抨擊，但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我國卻很快找到了開枝散葉的土壤，更與“頭懸樑、錐刺股”的教育傳統相契合，以致不僅僱主/領導乃至僱員/勞工都認為“996”是正常的，即便不是正當的。

那麼，我們究竟為什麼要有勞動法，為什麼要設定用工制度和工作時間呢？卡爾•馬克思曾從階級鬥爭和勞動異化的角度進行解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分工把人囚禁在某個特定的區域裏，只要他還想要這份工作，那麼他就不能離開這個區域，也就是説人喪失了能動性，被他的工作/分工所奴役。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是時間的主人，他可以“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

約翰•羅爾斯則從權利的角度給出了答案。羅爾斯讓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塊“無知之幕”，讓你無法知道自己降生在何種階層、何種家庭，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智力健全、身體完整，在這種情況下，你會希望來到一個怎樣的社會呢，是肉弱強食的叢林，還是為貧弱者守護着最後體面的所在？答案不言而喻。

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會產生兩種公正原則：一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這一原則要優先於社會功利和總體福利的考慮。只要是人，就會有一些任何人無法干涉的基本權利。

二是關照社會和經濟的平等，使官職和地位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向每一個人開放，倘若機會均等仍無法解決不平等的問題，則“社會基本結構可以如此安排，用這些偶然幸運來為最不幸者謀利”。換言之，要用差異原則來糾正市場競爭產生的不公平。每個人所擁有的才能和天賦是不平等的，如果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賽跑，那麼最後會出現一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因此公共政策上應當向弱者適當傾斜，而非讓強者通吃一切。

在自由競爭中勝出的人們，往往把功勞歸給自己，認為那是自己努力的結果。但是，羅爾斯提醒我們，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和天賦，也無法決定我們一生所能遇到的機遇，今天你可以是馬雲強東，明天也可能奔波在路上送快遞。那些受到上天寵愛的人們，無論他們是誰，只有當他們的好運氣改變了那些不利者的狀況時，才能最終從自己的好運氣中獲利。這是在社會上暫居優勢地位的人應有的覺悟。

我國勞動法明確“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衞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其中關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許多規定都投射出馬克思關於分工的反思以及羅爾斯式的正義觀。

這些年，“過勞死”已經不算新聞，身邊的同學朋友華髮早生乃至燈枯油盡的也有。彷彿應驗着那句老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於是有人問我：除了物質的盤算，勞動還有其他的什麼價值嗎？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光榮嗎？

誠實地説，古典哲人很少有這麼認為的。在古希臘，只有奴隸和底層階級才從事體力勞動。亞里士多德認為，有些人生而為奴，他們缺乏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應當從事體力勞動。在羅馬帝國，體力勞動同樣被認為是不體面的，是奴隸的事；人們耽於廉價的放縱，也不肯清白地勞動。在我國的傳統的差序社會里，孟子總結道“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孩子們也從小就被教育“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古希伯來文明就不輕視體力勞動，學手藝甚至被視為一種宗教義務。《塔木德》記載了猶太拉比的格言：凡不向自己的兒子傳授手藝者，實在是教導他兒子成為盜賊。有這樣一種説法，如果上主要降世人間，他會以何種形象出現呢？古希臘人説：哲學王；古羅馬人回答：正義而高貴的政治家；而希伯來人的上主以木匠的形象出現。

這種觀念賦予人類庸碌的辛勞神性的光輝，並在宗教改革之後形成了所謂“新教倫理的職業觀”。按照馬克思•韋伯的説法，這種職業觀“把勞動本身作為人生的目的，這是來自上帝的聖訓。聖保羅的‘不勞者不得食’無條件地適用於每一個人，厭惡勞動本屬於墮落的象徵”。在世俗中兢兢業業地獲取財富，乃是完成上帝交代的天職。資本主義由此獲得倫理的加持，以摧枯拉朽的姿態將人類社會推向現代。

然而，正如另一位馬克思反思的那樣，當勞動發生異化，當工作不再承載人的尊嚴，解放就變成了囚禁。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的結尾，韋伯寫道：“沒有人知道將來是誰在這鐵籠裏生活……完全可以這樣來評説這個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着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一旦離開對人的尊嚴的渴望，“勞動光榮”只能是一種無法踐行的虛偽，或者説粉飾罪惡的説辭。要知道在每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入口，都高懸着這樣一句標語“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在《科雷馬故事》的扉頁上，也寫着“勞動是光榮、豪邁而英雄的事業”，這口號塗抹在古拉格苦難深重的勞改營上，彷彿一個令人窒息的黑色幽默。

康德説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僅僅是手段。惟有重申人的權利和尊嚴，我們才能真正地擁抱勞動光榮的觀念。

本文原載澎湃新聞法治的細節欄目，原標題為《九九六、盲井與勞動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