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台”的蠱惑性為何這麼強？_風聞

1963年春天，哈軍工發生了一件驚動中央的大案。一個父親是上將、某大軍區司令員的高幹子弟主動聯絡台灣特務機關，要投奔“自由世界”，為蔣幫“反攻大陸”效力。案件很快被破獲，毛遠新大吃一驚，這個高幹子弟叫陳東平，是與毛遠新睡上下牀的同班同學。陳東平案東窗事發之後，毛遠新多次自責，平時，他對這位學習成績不及格，天天大談女人的紈絝子弟陳東平沒少規勸和批評，但沒想到老紅軍的兒子當了反革命。毛遠新認為自己這個班長沒當好，他感到痛苦和氣惱，為什麼在高幹子弟中出現這種害羣之馬？他配合院系領導，以陳東平為反面典型，深入檢查高幹子弟中存在的各種嚴重問題，使哈軍工教育幹部子弟的工作出現了新局面。陳東平案件一直上報到毛澤東那裏，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初，毛澤東在和毛遠新談話時，批評道：“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旁邊？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又説：“這麼多反革命你就沒有感覺？陳東平在你旁邊就不知道。”毛遠新説：“陳東平是在家裏休學聽廣播變壞了。”毛澤東哼了一聲：“聽敵人廣播就那樣相信？你聽了沒有？敵人連飯吃的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衞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賠了本才回來的。衞立煌這樣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難道敵人看得起他陳東平？”

“偷聽敵台”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其背後隱藏的一個邏輯是：敵台的蠱惑性非常強。而過去很多歷史事件也證實了確實如此。

那為什麼“敵台”蠱惑性強呢？

根本因素在於西方國家是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者，掌握着先進生產力，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能夠形成對後發國家的物質優勢。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這樣的物質優勢自然就會轉化成意識形態上的優勢。

在前三十年裏，中國社會能保持較高的凝聚力。一方面在於社會改革和工業化讓廣大人民感受到了解放的意義，提高了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在於對境外信息的嚴密封鎖。

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第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生產力；第二方面是在還沒有趕上對方生產力的情況下，先把對方的意識形態優勢用國家機器去擋一檔，爭取時間。

改革開放之後，第二方面的封鎖大大減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傳了進來，甚至不需要刻意的政治信息，就這些生活和思想方面的信息，就足以產生強大的示範效應了。

面對這種情況怎麼辦呢？還是兩方面。第一繼續快速發展生產力，這個是治本的，爭取在最短時間內縮短差距；第二是繼續在一定程度上阻擋意識形態滲透，這個是治標的。

中國發展到今天，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生產力上來了，境外意識形態宣傳的威脅性就大大減弱了——生活信息、衣食住行、城市街景、科技產品，西方或港台社會的這些東西，從技術層面講，中國並不在乎讓國民知道，因為它已經無法產生威脅。比如大陸民眾看到了台灣的街景，並不會產生“哇，太先進了，我真是井底之蛙，都沒見過的，我得去投奔自由”這樣的想法。

因此，境外信息的威脅，就大大縮小了，縮小到了只有少數政治敏感類的信息才需要擋一下。而這其中相當比例還是謠言，就算封掉了，也不會對國家發展、有效信息獲取產生什麼特別重大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影響大概是被順帶幹掉的搜索引擎（還是因為谷歌主觀上不配合），要不是百度不爭氣，這種影響會更小。

這個時候，台灣和香港的一些信息，不但不再是對大陸民情有威脅的東西，反而成了預防針。比如微博上專注於轉載台灣消息的就有好幾個博主，越關注越瞭解他們發的東西，或者越看台灣的政論節目，不但不會有“吸收到了自由空氣”的感覺，反而會覺得可笑和輕蔑。

有這樣一種觀點：如果你的政治對手的表現，會讓你感到氣憤、咒罵、批判，那麼它仍然是有威脅性的；但是如果會讓你感到愚蠢、好笑、滑稽，弱智，那麼就不會有威脅性了。

隨着港台生產力和經濟水平相對於大陸的衰落，今後境外中文信息的威脅力會繼續逐漸削弱，對大陸人羣的影響線也會逐漸下移（比如過去高級精英偷聽了敵台都會受到震撼，現在和今後則淪落到中老年微信朋友圈裏才會有殺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