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傳統探尋_風聞

摘要：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因此田野考古教學是高校考古學科教學體系的核心。中國考古學的田野考古教學發端於北京大學，本文系統回顧了北大田野考古六十載的輝煌歷程，分析了北大考古學科如何將田野考古工地鍛造為重大科研的前沿陣地和人才培養的搖籃，從而為構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一

現代學科意義下的考古學自1920年代傳入中國，經由幾代學者的不懈實踐，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並逐步確立了一門新興學科的地位，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但是在1949年之前，時局動盪，戰亂紛紜，下至地方，上至國立學術機構的考古活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世事惟艱，第一代中國考古學科從業者在顛沛流離中，因為生計家庭等種種原因，有的轉行有的失聯，至1949年之前，堅持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者不過數十人而已。雖然在民國時期，馬衡、梁啓超、李濟等都曾先後提出在高校建立考古學科人才培養機構的構想，但在當時歷史洪流中，皆未能實現，學科與行業隊伍建設、後繼人才的系統與建制化培養都無從談起。在民國時期，雖然偶有學術機構開設考古學通論課程或培養有考古學方向研究生，亦有個別負笈海外求學考古，並回國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甚至有學者譯介或編寫了類似考古學通論性質的教材，但以建制方式設立考古學人才培訓機構，有系統的教學體系、有完善的培養模式、有相對穩定的師資團隊和相對穩定的學生羣體的考古學人才培養模式始終未能建立。

1949年後，全國局勢逐漸安定，在大規模的社會與經濟建設過程中，因基建工作層出不窮的新發現使得搶救性發掘、清理與保護任務劇增，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人才急缺，培養新中國的考古工作人員的任務也因之迫在眉睫。為了應急，文化部曾聯繫中國科學院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全國範圍的考古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名，為各地培養了一批文博幹部，在一定程度了應對了燃眉之急。如何通過高等教育，建立長期有效的文博人才培養機制，併為作為學科的考古學研究源源不斷地提供後繼人才，在大學中設立考古學專業有序、系統培養人才成為教育、文化和文物工作者的共識。

北京大學是國內最早成立考古科研機構的高校，也是國內最早成立考古學專業的高校。北大考古學的歷史，和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幾乎同樣久遠。1922年北大在文科研究所下設考古學研究室，1946年成立古器物研究室，1948年開始正式籌建博物館，1949年又率先成立了博物館專修科專業，開始招收本科學生。正是得益於各方面的機緣，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協助下，北京大學於1951年在歷史系內設考古組，次年秋季入學季前，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考古本科專業。

由於考古學工作和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無論日常工作面對各類文化遺存的清理與保護，還是研究資料的獲取，都需要從業者以田野考古工作為基礎，圍繞田野實踐發現與解決問題。因此，田野考古教學就成為了高校考古教學的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在教學活動中培訓學生掌握田野操作的基本技能，且能與大學教育和高等研究有機融合，對於中國的高校而言，既無先例可循，亦無國外經驗藉以仿效，只能是在實踐中自己摸索。北京大學作為全國第一所成立考古學專業的高校，如何設計並構建田野考古教學體系，不但需要有明確的學科規劃思想，還需要在實踐中進行相應的調整。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研究並完善田野發掘理念和技術，並經由其學生在全國廣泛傳佈，就成為了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六十餘年來，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沒有辜負歷史賦予它的使命，對田野考古的重視和大力投入，讓北大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田野考古教學上獨樹一幟。

本文將從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體系的構建、田野考古教學與重大科研課題互動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對其六十年的歷程略作梳理，以期構建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傳統的歷史傳統，探尋考古學的“中國學派”之人才基礎。

二

1949年以前，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古蹟古物調查會（後更名為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等機構與組織，曾組織教師參加或主持過小規模的調查和發掘活動，但未能有以訓練學生為專門目的的田野實踐活動。1951年4月11-25日，北京大學49級博物館專修科學生參加了由裴文中領導的文物局、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合組的發掘團，在傅振倫、莫宗江、宿白的帶領下，對北京東郊高碑店的漢墓進行了短期發掘，所獲文物還曾在故宮博物院傳心殿進行過展覽。這次活動，雖然未曾留下正式的考古簡報與報告，但應該是北大學生參加的第一次考古實踐活動。雖然只是一次短暫的體驗式發掘，但有學生表示，“從此就覺得考古還是很值得搞的一個工作”了。與此同時，北大歷史系開始在49級歷史系同學中設考古組，學生可自由選擇專業方向，金學山、呂遵諤等五人入選，他們五人也成為了後來北大考古專業最早的畢業生。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開始，自7月起，北大籌委會歷史核心組接到教育部來函後決定開始着手籌建考古專業。同在7月，因北大的師資和教學條件較好，因此即將舉辦的第一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室內教學就安排在北大進行。藉此便利，北大49級考古組學生，50級博物館專修科俞偉超、鄭振香、劉觀民、李仰松4人及研究生鄒衡共10名學生參加了學習，剛剛畢業的49及博物館專修科的部分畢業生也以學生身份參加了這次培訓。至10月，訓練班學員轉入田野實習階段，先後在鄭州二里岡學習居址發掘，在洛陽發掘各代墓葬。但由於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性質決定，這樣的實踐學習僅有發掘流程的訓練，缺少調查、整理和研究環節，培訓老師也僅為當時科學院考古所具體工地負責人，參加培訓的學生也僅以1949級考古組同學較為完整，所以並不能稱為有目的、有規劃的、完整的田野教學實習。

1952年12月，經過近半年的籌備，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正式成立。9日，文化部社管局、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在社管局召開了第三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了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培養目標是考古研究人員、文物工作幹部和考古教學師資；同時，會議決定並通過了考古專業的第一個教學計劃。在這份計劃中，明確規定了考古學專業學生將在第四學年的第一學期進行田野考古實習，在第四學年的最後一個學期將根據專業興趣方向分組進行考古研究實習、考古教學實習或博物館實習。但是在隨後的幾年內，這個培訓計劃在實際的執行中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按照教學計劃，1953年秋季學期，1950級本科生需要進行田野考古實習，但在當時，無論師資力量還是經費、地點，北大考古專業都無法獨立組織學生實習。因此，在這年春夏之際，北大歷史系針對這一問題，與考古所協商，進一步確定了一份較為詳盡且確定了合作細節的實習計劃。在這份計劃中，北京大學本科田野實習的模式已經略具雛形——學生實習將分為田野實習、室內整理和結合研究方向或分配方向的專題實習——這一模式也基本奠定了日後北京大學田野考古實習的基本模式。按照這份計劃，北大的本科生將在考古所的發掘地參加實習，對外身份可以作為考古所的實習幹部，由考古所提供伙食津貼和交通費，實際上就是將實習學生委託給考古所培養。

毫無疑問，“由本校教師帶隊，參加考古所的工作”，這種委託模式實屬無奈。雖然這種模式解決了困擾北大考古專業經費和實習地點瓶頸，但缺陷也十分明顯，如發掘點是否適合學生實習，發掘進度是否適合實習教學，在不同考古工地上的同學所受訓練是否平衡等等。雖然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但從1953年秋季至1956年的四年間，北大1950至1952級的本科生，基本都按此模式完成各自的田野實習，掌握了田野發掘的一般操作流程。除此之外，考古專業還多次進行了遠至大同，近在周口店的教學參觀實習。經過這樣的培養，大部分學生迅速成長起來，鄒衡、呂遵諤、俞偉超、鄭振香、劉觀民、李仰松等畢業生很快就承擔了後續年級同學田野實習的指導任務。

1957年，北大考古專業的田野實習迎來了實質性的轉變。這年秋季，1953級本科生即將迎來了他們的第二次田野實習。此前一年，該班同學在考古所老師的帶領下分別在洛陽和內蒙等地完成了第一次實習。按慣例，第二次實習也將在考古所發掘工地開展。但在是年7月，鄒衡即隨同考古專業教研室副主任宿白一同赴河北調查選擇實習地點；9月，在宿白、鄒衡等老師的帶領下，53級同學赴河北邯鄲實習，科學院考古所未派員參加這次工作。1957年邯鄲實習遂成為北大考古專業獨立組織和實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實習，這一模式一經奠定，雖偶有變動，但基本上一直延續至今，迄今已六十載。

北大考古專業對邯鄲實習極為重視，制定了詳細的實習與調查計劃。實習指導主要由宿白和鄒衡負責，劉慧達與剛剛留校的祝廣祺也參與田野指導，李忠和趙思訓負責後勤和攝影。在後期調查與整理階段，留校不久的李仰松和尚在攻讀副博士的俞偉超專程前來協助參加輔導，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在整理階段也來到實習地，指導學生進行器物的排隊。

因為邯鄲實習是北大自主安排，所以在實習過程中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工作重心和進度，利用分組調查和整理，充分照顧到了不同同學的興趣和特長，這對於考古學生的專業訓練而言，無疑更為全面也更加科學。但邯鄲實習的最重要貢獻在於確立了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體系中“發掘——整理——調查——編寫報告”的完整訓練模式，這一訓練模式不但被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沿用至今，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為國內各高校所借鑑。實踐證明，這種完整的田野考古教學訓練，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手段，至今仍值得提倡。

1957年之後，自主實習雖因政治環境及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而有所波動，但北大主導實習的原則始終堅持了下來。六十年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專業學生雖在不同的考古工地上開展實習，但教學方式則始終一以貫之，教學訓練得以保障。可以説，自主實習六十載奠定了北大考古學科的輝煌。

“文革”以前，對北大考古專業田野實習，當時的科學院考古所是非常重視的。不但在經費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在實習地點的選擇和開放方面也盡力積極配合。作為北大考古專業名義上的教研室主任，同時也是考古所的實際領導者夏鼐，對北大的田野實習十分用心。從現有的記載看，夏鼐對北大田野實習地點的選擇十分慎重。在遺址的選擇上，夏鼐最初傾向於選擇性質不是十分重要，保存不太好的遺址供北大學生實習。這樣不會因學生初學、業務尚不熟練，在實習過程中因為操作問題對重要遺蹟現象造成破壞，但又能達到訓練學生的目的。1960年代以後，隨着北大帶隊教師的成長，夏鼐對北京大學田野實習能力逐漸認可，考古所也逐步開放了包括二里頭遺址、殷墟遺址在內的重要遺址供北京大學同學實習。夏鼐雖較少直接去北大實習工地指導工作或現場檢視，但他非常注重實習的成果。在有限的出差參觀中，他對學生的整理實習成果十分重視；若不能去工地檢視，他往往在實習結束後在北京專門聽取學生的實習彙報，甚至還親自批閲學生的實習報告。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實際的教研室主任蘇秉琦，不但為學生實習謀劃選點，甚至還親自抵達實習地進行現場輔導，在對邯鄲、洛陽、西安、侯馬等地的發掘與整理過程中，蘇秉琦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77年恢復高考後，北大考古專業將田野考古實習分為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兩次，分別設置在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和第四學年的第一學期（後來調整為第二學期）。在這一階段，新石器方向的老師和商周方向的教師開始實行輪流帶實習的方式，但對學生的生產實習進行輔導。同時，考古學專業也開始與地方文博機構尋求合作，在不同的區域尋找不同研究方向但相對固定的且適合學生實習的遺址，作為實習基地進行長期規劃。從1980年起，逢單數年，由新石器方向教師帶領，在山東（後改至湖北天門石家河，至1990年止）進行生產實習；逢雙數年，由商周方向教師帶領在山西曲沃縣曲村遺址進行生產實習（至1992年止）。這期間針對未來研究方向和分配的畢業實習，實習地點則十分多元，可以説涵蓋了中國境內的各個省市自治區和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各個研究方向。1994年之後，由於課程壓縮，四年級下學期的畢業實習不再是必修課，僅三年級上學期的田野考古實習保留。從2006年開始，田野實習改由新石器、商周、漢唐三個組的老師輪流帶隊實施。

自1952年成立考古學專業開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始終把田野考古實習看做是考古教學中的“頭等大事”。六十多年來，雖然困難重重，幾經波折，但考古專業對田野考古的重視則始終未變。幾代教師辛勤付出，構建並不斷完善了中國田野考古教學的模式，形成了中國考古學的鮮明特色。鑑於田野實習對於人才培養的關鍵性作用，北大考古學科幾度調整教學方案，力求在最恰當的時機安排最佳強度的田野工作。幾次大的教學計劃調整可表列如下：

新世紀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田野實習最大的變化是進一步擴大了與地方文博機構的合作，在多地踐行省校共建的方式，建立相對穩定的田野教學基地。這種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田野教學工作中的後勤保障和難以持久工作的難題。經過20餘年的努力，先後已經在山西曲沃曲村，河南鄧州八里崗、淮陽平糧台，陝西周原、周公廟、雍城等遺址建立了田野考古實習基地。同時，由於專業方向的拓展，在蘇州、杭州、寧波、晉東南地區、正定建立了古建專業實習基地；在洛陽龍門建立了佛教考古研究基地等田野教學實習基地。共建教學實習基地，不但促使北大師生在田野教學與實踐過程中，能對某一學術問題保持一定程度的持續性關注，有利於本科生較早進入學術前沿問題的探索，也有利於教師對某一問題的持續投入和深入探究。

近年來，田野考古實習越來越強調對多學科合作，尤其是各類科技考古和基本文物保護的訓練對於學生而言已是常規課程。涉及發掘過程中的土壤篩選與浮選，人骨與動物骨骼初步鑑定，全站儀和RTK測繪、建模，田野發掘數據庫的初步搭建與整理等技術手段的訓練，在北大本科教學實習中已逐漸成為常態。不斷完善更新的田野發掘理念與方法也得到中國考古界的廣泛認同，其中最顯明的標誌是國家文物局委託北大考古專業趙輝、秦嶺和張海等教員負責制定了新版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作為國家標準頒發。

在田野中訓練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在畢業後繼續在田野中摔打磨礪，用以豐富其田野經驗，增加學術見聞，同時讓這些年輕人相對地獨立擔當，在實際工作中歷練其交際、領導與協調能力。這是北京大學田野考古實習訓練的一個創舉。經過這樣的培養，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在畢業後往往能迅速成為各研究機構核心業務骨幹。以1950級本科生為例，該班同學是建國後招收的第一屆本科生。在未畢業前，多位學生就已經成為文物局田野考古人員訓練班的輔導員，參與了全國的田野發掘基礎人才的培養過程。俞偉超、林壽晉、黃展嶽、吳榮曾四人還參加了《洛陽燒溝漢墓》報告的編寫。這本報告一經出版，就奠定了其學術史上的經典地位，直到今日，還是漢墓編年研究的基本標尺。1954年該班本科畢業後不久，大部分畢業生就立即被委以重任，成為了獨當一面的業務尖子。分配至考古所工作的俞偉超，在畢業後不久即主持了西安地區白鹿原墓地的發掘和漢長安城的調查，並輔導了考古人員訓練班和1952級北大畢業生在西安半坡的發掘實習，緊接着還在三門峽水庫庫區進行了專題調查。在畢業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相繼撰寫或發表了包括相關考古調查、發掘報告和考古學專刊《三門峽漕運遺蹟》。林壽晉、黃展嶽、楊建芳等人與俞偉超相近，在畢業前後即開始在不同地區主持實際田野業務工作，並發表了重要的研究論著，甚至還出版了考古專刊。楊建芳在幾年內持續對仰韶文化予以專題研究，其成果在當時就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反響，文中對仰韶文化不同類型的關係以及編年譜系問題的討論，在當時是極為前沿並具有開拓性的課題，甚至可以説就是後來中國考古學區系類型研究的早期嘗試。同班女生鄭振香，在參加工作後甚至很快就成為了考古所洛陽站和安陽站的實際負責人，顯示出了紮實的發掘、研究水平與突出的管理能力。這一切，無不源自於北京大學在田野考古教學實習過程中的訓練，以及始終貫穿於實習方案設計、田野實習操作教學中對重大學術問題的關注和實踐能力的培訓。

北京大學田野教學模式，不但經由歷屆畢業生在各地方文博機構的實踐和普及，甚至在作為青年教師參與創建其他高校考古專業的過程中，得以推廣和發揚，成為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本訓練操作方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經由建國後的前17年不斷探索和文革後的砥礪前行，在田野中成長起來的畢業生，與其他高校的年輕人一起，不斷增益壯大，組成了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發掘與研究團隊，中國考古學正是在這個團隊的工作中逐漸發展起來，構建起一套中國考古學的話語體系、操作模式、基本關注問題和研究取向與路徑。

三

讓學生在田野實踐中參與重大學術問題的解決，這是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一直秉持的指導理念。由於田野考古在考古學中的地位是基礎性的，是考古學獲取研究對象信息的第一步，只有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帶着學術問題在田野中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保持學術的敏感性，尋求重大學術問題的突破口，並且通過問題引導理論方法的變革，才能期待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且能長久地保持學術熱情。總體來看，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對於學術問題的引導，前後圍繞兩個核心目標，形成三個發展階段——即1980年代以前，田野考古實習的總體目標是構建中國考古學物質文化結構體系的建設；1980年代以後，總體目標逐漸轉向對古代社會的復原；2010年以後，從發掘技術與理念角度而言，逐漸在構建物質文化結構體系，復原古代社會進程的同時，嘗試並推行田野考古發掘與操作的科學化。不同階段各有側重，但始終保持了北大考古學科的引領示範地位，而學生在參與過程實際上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學術最前沿。

如上文所述，在1957年以前，北京大學的田野考古教學實習多依託科學院考古所的工地進行，很難有自己的學術理念和設想，並利用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予以檢驗。在學生的實習過程中，由於需要處理的資料和對象不同，會自然引發出不同的學術問題，如在配合全國考古人員訓練班的過程中，研究生鄒衡利用鄭州實習階段的材料撰寫了碩士畢業論文《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在學術界第一次系統地論證了鄭州商文化的分期與年代。但要主動地去思考並在田野中實踐重大學術問題，在1957年以前，尚不具備條件。

1957年邯鄲實習，對教師而言，既是一次利用田野實習，拓展、鞏固研究領域並檢驗學術預期的機會，也是一次嘗試嶄新教學模式的新機遇；對學生來講，則是一次檢驗專業思想或者確立專業方向喜好的契機。邯鄲實習計劃的制定，幾位主要參與教師各有考量。實習期間，宿白在一封寫給翦伯贊與蘇秉琦彙報工作進展的信件中，宿白介紹了實習擬定四個組成部分，即平山仰韶遺址的試掘與調查；邢台市郊殷代遺址的發掘，邯鄲趙王城和臨漳鄴城的調查以及南北響堂佛教遺蹟的初步工作。他明確指出“這四區正好和我們石器時代、殷周、秦漢、隋唐四個考古課程相配合，也正好照顧到同學們不同的志趣”。從今天的學術眼光來審視這種實習安排，無疑是十分高明的設計。河北中部地區的仰韶文化在當時僅有線索，與當時面貌稍清，且正是研究熱點的仰韶文化，科學院考古所剛剛主持發掘的半坡（1954年發掘）、廟底溝（1956年發掘）遺址之間的關係如何，對於解決北方地區仰韶時期的文化格局和文化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邢台自古即被認為是祖乙遷邢所在，剛剛探索了鄭州商代遺存編年的鄒衡，無疑極為關心邢台與鄭州的關係。趙王城與鄴城這兩個在今天被視作是“大遺址”的都邑性遺址，在城市考古和都城佈局沿革上的學術意義至今仍是學術熱點。而響堂石窟，則對於由雲岡到龍門石窟寺模式的變革研究，具有中間環節的關鍵節點作用。四個實習分組，對參加的分組帶隊教師和學生來説，對他們後來的學術道路的影響，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限於篇幅，僅以鄒衡和商周方向分組學生在邯鄲實習中的收穫略作討論。

在1950年代後期，鄭州商城作為早於殷墟階段的商文化遺存，已經基本上取得了中國學術界的共識，但對於鄭州商城的性質如何，卻存在不同的看法。在當時中國學術界中，更沒有學者從宏觀角度思考不同地域間商文化年代譜系的研究成果。鄒衡在完成《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一文後，應該就在不斷思考晚商文化乃至商文化的年代學譜系問題。邯鄲的發掘，為鄒衡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首先，邯鄲地近安陽，其晚商時期的遺存與殷墟幾乎完全相同。換言之，熟悉了邯鄲地區的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的面貌，就等於弄清了殷墟的基本情況。在那次發掘中，澗溝和龜台地點的發掘都獲得了與鄭州商城相近的相當於“二里岡”或略早於“二里岡”階段的資料，這為鄒衡思考在不同區域間商文化的演變規律和商文明的格局，都是極有助益的。其次，在發掘實習結束後，鄒衡與後來主持安陽殷墟考古工作的學生楊錫璋等人，一起在峯峯礦區的調查，對兩人未來分頭進行的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編年工作，應該都有極大的影響。邯鄲地區尤其是峯峯礦區的調查，發現了晚於澗溝和龜台但早於殷墟的資料，這是與鄭州商城年代相近，且能彌補缺環的遺存。這對於商文化的編年構建，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資料。峯峯礦區調查報告成稿在1961年冬至1962年之間，而這一階段正是鄒衡先生思考、撰寫《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之際。該文中亦引用了此次峯峯礦區調查中的部分材料。可以説，峯峯礦區調查補充了澗溝與龜台發掘材料的不足，為鄒衡先生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進行晚商文化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後來他撰寫《試論夏文化》中的商文化分期部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倘若從更深的層面看，邯鄲實習從一開始就確立了以構建考古學文化“編年”，瞭解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格局為目標。這一總體目標甚至可以被視為以後近30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田野實習和師生研究與工作重點。從學術取向上看，這不但與前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的目標不同，也與當時在內地的考古學者的主流研究取向不同。

更重要的是，通過田野實習構建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編年，並由此探討考古學文化譜系與互動關係、進而探討區域文化格局，是北京大學田野考古實習期間對於學生訓練的核心目標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不但學生能夠了解如何進行科學的田野發掘，並藉由發掘所獲的一手資料，在進行有序地整理後找出內在的邏輯關係，再上升至文化演進、格局與互動等社會問題的討論，以此明晰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教師也能夠在指導實習的過程中，深入認知材料，並在編年與材料的區分中完成對不同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構建。從實際案例看，除了鄒衡對商文化分期以及夏商周考古學文化體系的結構性構建之外，俞偉超對於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討論，張忠培對於元君廟仰韶墓地人羣社會組織結構關係的分析，

1965年嚴文明利用王灣遺址實習材料開始的對仰韶文化進行的系統分期與分區認識，李伯謙對於不同地區青銅文化格局的構建，無不與北京大學組織的田野考古實習有關。這實際上表明，經由田野考古實習培養出來的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他們自覺地把田野教學中所獲得的田野技術和田野理念自覺地運用到考古學文化編年中來，為構建中國古代文化譜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利用本科生畢業實習和研究生專題田野實習，以考古學文化編年和譜系構建為基礎，進行核心前沿學術問題的主動性積極探索，是北京大學田野實習的又一巨大創舉。早在1960年代，這種方式就已經在進行着不同的嘗試。

從1961年開始，1957級的本科畢業生分組分赴吉林、內蒙、湖北、上海、洛陽和西安等地分頭進行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編年構建工作。僅在這一年，不同小組涉及到了包括夏家店下層與上層的編年、屈家嶺與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崧澤文化的分期、仰韶文化的分期與二里頭文化的分期以及西安、洛陽與武昌地區隋唐墓的編年等十分前沿的學術問題。此後的幾年中，畢業實習所牽涉的前沿學術問題還包括東北地區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構建、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與類型劃分、晉文化墓葬編年研究、楚墓與長江中游地區漢晉墓葬編年、石窟寺測繪等。於此同時，研究生的田野實踐，則更強調不同區域或不同時代間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係。在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基本上就是對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編年與分期研究。典型者如袁俊卿對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吳墓葬的編年探討、郭大順對於青蓮崗文化的編年與類型研究、孔祥星對於長安地區隋唐墓的分期都是在此模式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後，由田野發掘實習帶動前沿或熱點問題的突破，更成為了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實習和研究生專題實習的指導方向。在當時，為了進一步細化不同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編年，甚至於解決某些考古學文化在關鍵時間節點的相互關係，北大的專題實習會特別選擇在相關區域進行探索。由於目的明確，探索主動，類似的專題實習往往會對重點學術問題有突破性的進展。比如，1980年代，78級本科實習生在諸城前寨遺址找到龍山文化與嶽石文化的關鍵疊壓關係，由此從考古學上確定了嶽石文化的相對年代；1980年至1990年連續6次在曲沃曲村遺址的實習，對以“晉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地區兩週文化遺存建立了最為嚴密的編年系統；各年級分組實習隊對城背溪文化、寺窪文化、早期秦文化等前沿課題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北大考古專業的導師圍繞核心的學術問題，有計劃地安排本科生或研究生圍繞重大學術課題，以小規模的專題發掘，對相關問題積極開展研究。比如，為解決先周文化及關中西部地區周、戎、商文化的分佈格局與關係，1980年代中期，鄒衡先後安排王佔奎、孫華、徐天進對合水九站、扶風壹家堡、耀縣北村進行了發掘，安排劉緒、徐天進對陝北地區進行了系統調查與小規模試掘。在1990年代初，李伯謙也對該問題進行了持續性的研究，同時安排學生雷興山和牛世山分別對麟遊蔡家河、園子坪和史家塬以及武功岸底進行發掘，讓逐漸趨冷的先周文化研究繼續保持着必要的學術關注度。

1980年代後期，隨着中國考古學研究取向的總體性變化，聚落考古與復原古代社會逐漸成為中國考古學的主題。有關聚落考古技術方法的研究逐漸引起重視，開始了田野考古技術體系的新一輪建設。北大的田野考古教學在這個歷史時期率先進行調整，在鄧州八里崗、臨淄桐林、岐山周公廟、郾城郝家台、淮陽平糧台等實習工地積極進行聚落考古實踐，從理論和實際操作方法上，探索有中國特色的聚落田野考古發掘方式。

北京大學將田野考古實習與考古學的前沿問題甚至重大理論問題都放在田野中尋找答案，無疑是將田野考古實習從單純的操作流程教授與練習，上升到研究探索的引導與實踐層面。考古學的發掘有其內在的操作規範，所有的學術設想，終究需要落實到田野的實踐之中。不同的研究者，對於不同的學術問題的探索，需要來自於田野的證據，也需要將田野實踐檢驗的結論迴歸到學術問題本身。也正是在這樣的實踐中，一代又一代優秀的考古學者被打造出來，從而真正實現了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雙豐收。

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六十年的田野考古教學實踐表明，將重大學術問題與田野發掘實踐相結合，通過田野考古教學，確立適合中國實際情況，便於操作且能夠取得共識，具有科學規範標準的田野發掘方式，是有效培養高質量專業人才，引領學科範式轉型，提高整體研究水平的基礎。

四

實踐證明，中國考古學界優秀學者的成長無不與他的田野實踐，特別是田野工作的“處女作”密切相關——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挖下的第一鏟誕生了“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1935年河南安陽殷墟的田野實習堅定了“新中國考古學舵手”夏鼐的考古之心，而1934年在陝西寶雞鬥雞台遺址的發掘則造就了考古學“中國學派”旗手蘇秉琦。在田野工作中，學生學習到的不僅僅是具體的技能，更多的是對學科的理解乃至人生的感悟；而作為教員，更多地體會到比“言傳”更重要的還是“身教”。北大考古學科創始人蘇秉琦將當年在徐旭生的指導下參加鬥雞台遺址的發掘並整理出土材料視為其一生學問事業的關鍵點，由衷地感慨自己遇到了“好的課題，好的導師，好的切人點”。徐旭生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學識淵博”，能夠向徐旭生問學和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所以，終其一生，每年大年初一拜訪老師徐旭生，成了蘇秉琦雷打不動的慣例。

北大田野考古六十年的成就，既在於在田野中解決一個又一個學術難題，鑄就一座座學術豐碑，更在於六十年來兩千多位莘莘學子在廣袤的田野間得到了考古學的基本訓練，並將這些基本訓練帶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他們歷經一次次平凡而又偉大的田野實踐，不斷地構建那曾經輝煌但又逝去的中華文明。

田野工作並不是考古學研究的全部，而是考古學一切研究的開始。蘇秉琦曾經提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應當具有如下特徵：一、有組織、有目的、大量的、協作式的田野工作成果為其沃土；二、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認識論，庖丁解牛式的方法論，綜合研究歷史，研究社會不同於“玩古董”的個別器物研究；三、區系類型為其基礎理論；四、基本完整的古史框架；五、人民大眾的科學，把歷史與現實聯繫起來；六、認識區系的中國——區系的世界——區繫世界的中國。

以地為書，以鏟為筆，授業于田野之間，樹人於實踐之中。回顧北大田野考古實習發展的歷史，就是想以北大為縮影，觀察中國田野考古教學實踐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跌宕起伏道路，致敬前賢，承繼絕學，以求中國考古學田野教學更為燦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