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 超越東西:博古學、考據學以及近代早期歷史學發展的全球性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從比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紀清代考據學的興起歷程及其對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深遠影響。與歐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義者和博古學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後期的考據學者對儒學要義的探尋也有着復古主義的興趣。他們通過綜合運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從而完善考證的方法，以期將儒家經典恢復到在他們看來更為準確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們的歐洲同行在推進人文主義和博古學研究時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樣，這些考據學者為了共同的學術興趣組成了一個活躍的學術團體，交流研究心得並相互切磋。在對儒家經典產生的歷史語境進行重構的過程中，他們也認識到歷史學與金石學的重要性，並以歷史學的取徑詮釋經典。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近代史學家將歷史學研究塑造成現代學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據學的學術遺產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考據學的遺產表明，那些在塑造歐洲現代歷史學科的過程中通常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先例也存在於東亞，很可能也存在於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們應當將歷史觀念以及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作為一種全球現象加以分析與看待，從而超越東西方二元的方法論。

作者簡介： 王晴佳（1958-），男，江蘇蘇州人，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中外比較史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等研究。翻譯：屠含章（1993-），女，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近代史學史、中外史學交流等研究。文章原刊：《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1917年，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胡適（1891-1962）以這樣一段文字開始了他的博士論文：“哲學是受其方法制約的，也就是説，哲學的發展依賴於邏輯方法的進步。這一點在東西方的哲學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證”[1]。1910年，胡適獲得庚子賠款來到美國，之後成為了最早從美國學術機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之一。回國後，他為導師杜威安排了在中國為期兩年的巡迴講座，以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因為在他看來實用主義哲學是對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一個簡明的介紹[2,3]。與此同時，胡適還發表了幾篇關於中國傳統學術的文章，特別是在18世紀的清代經典註釋中佔據主流的考據學的方法論。胡適重申了前述論斷，他認為儘管東西方的文化與歷史迥異，但也存在一些共通之處，例如學者理解過去的方式。換言之，雖然清代學者沒有察覺到現代科學的來臨，但在對經典進行考證的過程中，他們發展出了一套精細的程序和一系列複雜的方法，而這些從本質上而言是科學的[4]。

顯然，受過現代學術訓練的胡適對現代科學的價值與效用深信不疑[5,6,7,8]。但是，為什麼他如此確信在探尋科學知識的過程中，中國人會從對文化傳統的重新審視中獲益良多？中國文化中有沒有現代科學實踐的先例，是否存在一條可以區分傳統與現代的界限？如果恰如胡適所言，清代的考據學確實包含科學元素，那麼這些元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與現代科學相比或兼容[9,10,11,12,13,14,15,16,17,18]？如果恰恰相反，現代科學是西方獨有的貢獻，那麼是否還需要像最近部分學者提出的，將歐洲的經驗“地方化”並重新考慮其普遍性[19,20]？現代西方文化對現代世界的塑造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還有一個問題不甚明瞭：西方的現代文化和科學的範式是被簡單地移植到非西方地區的土壤中，還是被移植到這些地區既有的文化傳統之中？如果在西方以外的文化傳統中有科學文化的先例，那麼非西方地區的學者在適應、學習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這些因素又對他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考據學的興起、發展及特點，以期能對以上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初步的回應，並嘗試以比較史學的研究方式對歐洲近代早期與中國帝制晚期的現代歷史學起源加以考察，由此拓展由歐美學者目前界定與主導的史學史領域[21,22,23,24,25,26,27,28,29,30,31,32]。

就西方現代歷史學的起源而言，似乎沒有必要在現代歷史學的誕生早於世界歷史上現代時期的來臨這一點上多費口舌。通過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波考克（J.G.A.Pocock）、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唐納德·凱利（Donald Kelley）、約瑟夫·萊文（Joseph M.Levine）和傑裏·本特利（Jerry H.Bentley）的研究可以很好地瞭解到，我們所界定的現代史學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的諸多特徵，其實萌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與17、18世紀的博古學家的作品之中[33,34,35,36,37,38,39,40]。以19世紀歐美歷史學家的作品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歷史學的成熟形式，有兩大特點：一是對人類歷史的意義的信仰與對概括、呈現歷史發展規律的宏大敍述的興趣，二是強調在記錄與敍述歷史演進時對史料的批判與考訂，從而發展出了一套歷史學特有的方法論。更具體地説，由於大多數19世紀的西方歷史學家都主張必須堅持一種不偏不倚的客觀立場，他們相信歷史的意義可以通過民族國家範式的歷史敍述得到最好的闡釋。被譽為西方現代“科學史學之父”的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3-1886）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預示着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這就要求歷史學家在可靠的史料來源的基礎之上，以詳細而客觀的敍述來記錄其進程。蘭克倡導史料批判是歷史寫作的先決條件，並致力於歐洲主要國家的民族史寫作。

這兩種興趣本身並不一定是現代所獨有的。過去各個文明圈的歷史學家也都試圖在歷史中尋找意義並記錄他們的發現。但在19世紀之前，還沒有出現將它們融入歷史寫作的嚴肅嘗試。在古希臘，對於保存歷史事件的記憶的興趣有助於將歷史研究確立為一種被認可的學問形式。但是，由於希臘的歷史學家大體上把他們的敍述侷限於當代的事件，他們對歷史真實性的主張（如修昔底德的調查方法）也是有限的。一旦他們像希羅多德和其他一些人那樣貿然進入早期階段，他們的敍述就暴露出方法論上的幼稚[41,42,43]。在羅馬時期以及中世紀的大部分時期，歷史敍述都出現了新的發展，歷史學家開始歸納歷史的發展趨勢，並對歷史的意義做出了推論。但在方法論層面，仍然存在類似程度的輕信，因為傳説和奇蹟輕易地被納入歷史敍述之中。事實上，即便在文藝復興時期，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和圭恰爾迪尼（Guicciardini）等人文主義歷史學家為復興與仿效古典史學的傳統而書寫歷史時，他們的主要興趣仍然集中在展示歷史在當代政治中的應用，而非提高其史料來源的準確度。儘管如此，文藝復興對現代史學的發展仍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僅使歷史學家對古典希臘和羅馬文化產生了興趣，也使公眾對其產生了興趣。正如許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樣，這種興趣有助於促進現代歷史學科的觀念與方法的發展[44,45,46]。

一、古學的復興：歐洲與中國

回過頭來看，歐洲文藝復興之中復古的興趣並不是那麼特殊，因為人類對於過去某段時間的好奇心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有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學者是如何在所謂“漫長的中世紀”之後復興希臘和羅馬文化的。雖然中世紀決不是破壞古典文化的“黑暗時代”，但對於致力於尋找和恢復古典文本（既有來自於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世俗文本，也有舊約和新約等宗教文本）的原貌的人文學者而言，幾乎長達一千年的隔閡無疑造成了極大的挑戰。人文主義者不遺餘力地創作出各種各樣的拉丁文本的合注本，並將經過精心研究之後所撰寫的註釋和評論點綴其中，希望能夠清晰地呈現出一部古典作品的原貌，不再依賴之前的各種摹本和譯作。他們的興趣和努力引發了博古運動，從文藝復興晚期一直延續到19世紀初[47]。與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文化的熱忱一樣，博古學家不僅研究拉丁文與希臘文的文本，還尋找錢幣、盔甲、銘文和勳章等各種物質遺蹟。得益於印刷技術的發展，這些博古學家能夠出版作品並與同行交流研究成果。因此，正如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和安東尼·格拉夫頓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所證明的那樣，他們形成了一個橫跨歐洲的文人圈，將牛津和劍橋的宏偉建築與萊頓和巴黎嘈雜的街道連接了起來。無論是研究文本還是研究古物的學者，正是在這一文人圈之中磨鍊並完善了他們的文本批評與歷史批評的技能。當然，這些對於歷史學家的工作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48,49]。

然而，歷史學家和博古學家在對過去的興趣方面存在着差異。莫米利亞諾對於博古學家有一個敏鋭的觀察，他説：“我一生都對一種人特別好奇：他們與我的職業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志趣，也能分享他們的熱誠，可他們的最終目標又讓我感到神秘莫測。這種人對歷史的事實充滿興趣，但對歷史學卻興味索然”[34]54,[35]vol.2,[50]。儘管博古學家對於敍述歷史並不感興趣，但他們對歷史思維的改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於他們的工作集中在修復古代文物與證明它們的價值上，所以他們最終開始動搖古代史家作品之中對於過去敍述的權威性。因為博古學家在研究中往往發現古代史家（比如李維與塔西佗）的説法與實物證據存在許多不一致的地方1。考慮到古代歷史學家在方法論上的缺陷，這一結果幾乎必然會發生。博古學者所試圖證明的是他們的作品的優越性，而不一定想嘲笑古代的史家。但是對於一個現代歷史學家來説，他們的發現開始塑造出一種現代史學實踐的觀念：不斷地研究過去並重寫歷史，以超越並取代此前出現的作品，包括那些曾經受人崇敬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巴托爾德·尼布爾（Barthold Niebuh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成功地確立了自己在羅馬歷史研究中的權威，即使不能取代李維，也能與之相抗衡[22]12-23。

換言之，博古學家向歷史學家敍述的真實性提出了挑戰：哪一種作品對於過去的講述最具權威性？是一篇被後世精心修飾的文本，還是一件保存完好的實物材料？這一觀念不僅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的工作特點，而且正如艾爾曼所説，也體現在清代考據學者的“實事求是”的努力當中。格拉夫頓注意到，儘管二者在文化、空間和時間上存在距離，但二者有着一種相似的思想趨向：最初是為了尋找古代的道德典範，而需要進行文本和歷史批評的工作，結果則變成“一種思想自身的更高的召喚”，亦即確認事實與尋求真理2。余英時還指出，18世紀的中國傾向於經驗主義的經典研究與歷史研究的文化環境，與19世紀歐洲的實證主義的風氣有相通之處，儘管二者發生在不同的時期[51]197-242,[52]1-14。這些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興趣，但他們似乎都認同胡適的觀點——在清代的古學研究當中出現了與歐洲近代早期相似的文化發展。此外，這一發展似乎對於近代中國人從19世紀開始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影響的方式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為了呈現這一文化傳統是如何在清朝形成的，筆者將直接從11世紀的宋代開始展開敍述。這一時期見證了儒學的復興，因為從3世紀開始，中國的文化風貌發生了顯著的轉型，這一轉變表現為儒家經典文化的衰落、佛教的入侵和道教或新道教的出現。在與強勢的佛教和道教作鬥爭時，宋代的儒學家採取了雙重策略。一方面，他們鼓勵“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希望通過訓詁學和知識的獲取來探求儒家經典的意義。另一方面，他們也提倡“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承認即便不修習經典也有通過內省來培養道德的可能性，從而指示了通往道德的另一種取徑[52]87-120,[53]518-554。也就是説，宋儒也受到了佛教實踐的影響。到了明代，同樣反智的王陽明（1472-1529）心學追隨者眾多，進一步擴大了佛教的影響。明朝學者並不提倡以歷史的態度研究經典，而是宣揚通過內省而致聖的信仰[54]。這種反歷史的傾向奠定了晚明的總體文化氛圍，而在這種氛圍之中的學者並不認為研究經典是必要的。

明末清初之際，出現了對王陽明學派的批判。因此，鐘擺開始朝着智識主義的方向擺動。當時的大儒顧炎武（1613-182）加入復社，開始倡導重新研究經典。他周遊中國，不僅是為了尋找文獻和獲取知識，還為了瞭解世界，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這與王陽明學派的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與王學中人聲稱可以在頓悟的瞬間憑藉直覺致聖的説法不同的是，顧氏提倡一種更為謙遜的方法。他強調在古代聖人面前應當謙遜，並認為要提升品性，就必須對經典心懷敬意並認真加以研習。顧炎武在對經典的研究之中重視通過音韻學的方法來確定古文中的字音，並研究其音變的歷史軌跡。雖然顧氏不是第一位使用音韻學的學者，但是他開創了清朝復古主義的風氣，主張繞過宋學與明學直接閲讀漢代的儒學經典3。

為了復興古典儒學，顧氏的追隨者們對音韻學的方法進行了改進。此外，他們還採用了一系列其他的方法，包括文字學、訓詁學，以及地理學、歷史學、金石學與天文學[11][55,56,57,58]。他們的目的是避開形而上學的思辨和宗教的直覺，通過對經典作出紮實的基於語義的解釋從經典中獲得真正的意義。這便是“實事求是”。清學重證據，這一點標誌着其與明學的分離。清學被認為是實學，其實用性不僅體現在學術上，還體現在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意義上[59,60,61,62]。清學也被稱為“樸學”，因其內容主要涉及文本和歷史批評，而不像之前那樣希望探討本體論的問題，比如解釋“禮”與“道”，等等。清代學者顯然有這些治學取向，但“清學”並不是他們自己命名的，而是由後世的日本和中國的追隨者們所給予的4。相反，出於對復古主義的興趣，他們認為自身承繼漢學，並將漢學區分於宋學。

通過對漢學（準確地説是對漢代以及漢代之前的古典儒學）與宋學的區分，清代學者表現出了一種歷史意識，而這種歷史意識在以前從未被如此明確地表達過[54]567f。這體現出一種對“古今不同”（anachronism）的認識，一種對歷史變化的感覺，既有理論意義上的，也有方法意義上的。在理論層面上，這種歷史意識為清代學者挑戰受佛教影響的明代儒學提供了武器，因為它揭示了漢學與宋學之間的時間差異與距離。這段距離幫助他們認識到，儘管宋儒與明儒被尊為儒學的權威，但他們所生活的年代比儒家經典最初被編纂和研究的年代要晚得多。清代的學者以這種歷史主義的視角，不僅衝擊了宋儒與明儒對儒家經典解讀的權威地位，並且把這些經典簡單地視為古代的歷史記錄或文獻，從而達到了“歷史化”與“去神聖化”的目的[11]69-70,[63]101-146。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這種對時間變化的認知呼籲採取新的方法來研究經典。顧炎武等人被吸引到音韻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當中，因為這有助於他們發現語言和發音是歷時性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為了證明這一變化，清代學者最終轉向歷史研究5。

中國的儒學由漢至宋，又從清到漢的“迴歸”，這一看似循環的發展，顯示了清代學者對中國思想發展的三階段的劃分。這一階段劃分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在構建他們的過去之時類似的歷史認知：從古希臘和羅馬、中世紀到他們自己的時代。與清代學者一樣，人文主義者也清楚地意識到了古代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階段性差異。但他們同樣不確定自己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古今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與17、18世紀法國、英國的“書之戰”（the Battle of the Books）表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與博古學家從未完全克服面對古代世界時的文化自卑感。儘管如此，歐洲的人文主義者與清朝的考據學家都確信，他們可以比以往的學者表現得更好。這種自信源自於他們高超的考據功夫。他們對經典的真實性進行細緻的考核，從而從古籍中剔除偽造的部分而留下真實可信的部分。

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對《君士坦丁的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辨偽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瓦拉的論證揭示了教會對《君士坦丁的贈禮》的捏造，不僅衝擊了天主教的權威地位，而且破壞了整個中世紀文化的權威，從而預示着古典文化的復興。清初閻若璩（1636-1704）的《尚書古文疏證》也產生了類似的重要影響。閻氏對《尚書》的興趣，受到了宋儒朱熹（1130-1200）的啓發。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主動以朱子學代替明代儒學的清廷[64,65,66]。但閻氏也顯然受到顧炎武所提出的新的方法的影響。閻若璩研究經典時嚴謹的治學態度與顧氏不相上下，他不僅儘可能地蒐集並比較不同時代今文經與古文經所產生的各種《尚書》文本，而且改進了顧炎武的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取徑，從而幫助他批判性地研究這些文本，尤其是今文經與古文經的差異。通過考查不同版本的《尚書》的句式、修辭與文法，他發現古文經是不符合時代的，某些篇章的書寫年代並沒有古文經學家所聲稱的那麼久遠。由於這些篇章包含了一些宋儒為支持其對儒學的形而上的解讀而經常徵引的段落，閻若璩對古文經的否定對宋儒學説的合法性構成了嚴重的打擊[67]。這説明，朱熹及其追隨者所建立的，並且擁有清廷支持的經典闡釋體系，其實建立在一個並不堅實的基礎之上。這對於最初欣賞朱熹學説的閻若璩來説，也許是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的。

儘管閻若璩對《尚書》的辨偽直到18世紀中葉才廣泛流傳，但這預示着清代考據學的發展對宋明遺產的挑戰及其“實事求是”的努力。如果閻氏的成功在於他的博學與勤奮，那麼這正是證明清代“智識主義”興起的一個顯例。18世紀初，吳派學者惠棟（1697-1758）以其博學而聞名於世，其畢生精力傾注於《易經》的研究。他彙集了大量的《易經》注本（其中以漢代的注本居多），並且對其真實性與價值進行了核查。在此基礎上，他不僅勾稽了漢代各大易學名家思想之來源，並考察各家學説在隨後的時代是如何演變的。借用安東尼·格拉夫頓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作品的描述，可以説，惠棟在其典範性的研究中展示了“一本現存的手稿是其他所有文本的父母”。此外，這種“嚴格的歷史推理”，激發人文學者尋找原始的古代文本，並確認其在後代的衍生文本[37]9。儘管當時普遍存在着對漢學的偏見，但惠棟認為實際上漢代學者對經典的註釋水準較高，因為漢代早於宋代，所以漢代學者與古代的文獻相隔時間較短。

惠棟主張漢學優於宋學，其原因在於其對於儒家思想的歷史主義的理解。在這種歷史主義的鼓舞之下，惠棟在蘇州聚集了一批學生，開始了復興漢學的工程，從而為清學開闢了新的天地。惠棟及其門人為了證明漢學的優越性，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擴大了他們的研究範圍。方法上，他們沿襲了顧炎武的學説，包括音韻學、文字學與訓詁學（這些被宋儒歸為“小學”），並認為它們對於經典的理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們發現，由於中國古代的書寫系統尚未成熟，在古代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假借字，也就是説，一些文字由於發音相似而被用來代替其他字形較為複雜的文字。然而，過去的學者由於缺乏足夠的音韻學的知識，根據古文字的字形而不是發音為這些假借字賦予了意義。惠棟及其弟子為了揭示這些錯誤，收集了大量不同時期的文本，並證明某些漢字在古代由於發音相似而能夠互換，但後來這些漢字的發音又發生了變化6。他們的取徑表明，儘管其出發點是崇尚漢學，但不可避免地引發對儒家學術傳統的徹底變革。

由於他們的博學和勤奮，惠棟及其弟子不僅恢復了漢學，並且明確了漢宋之分。有清一代的學者對於儒學研究中的漢學與宋學有着不同的偏好與立場。從某種程度上説，此後江藩（1761-1831）正式確立的這場漢宋之爭，與歐洲的古今之爭大致同時出現，而且有着相似的規模和重要性[68,69]39。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也相當明顯。如果説在古今之爭中，當時似乎任何一方都不能説服另一方，那麼最終成為贏家的是後者，正如19世紀科學主義的盛行所顯示的那樣。相比之下，漢宋之分的結果似乎與此相反：漢學（古）的復興是以宋學（今）為代價實現的，儘管這並不意味着後者已經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正如我們下面要提到的，作為一種思想運動的考據學在19世紀初逐漸式微，至少在中國是如此。但在18世紀，以閻若璩和惠棟的作品為代表的以音韻學為基礎的對經典的註釋，卻成功地觸及了宋儒學説的致命弱點：如果宋代儒家思想建立在對偽書以及對經典的誤讀之上，那麼他們的解釋何以獲得權威呢？換言之，古典主義在漢宋之爭、古今之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後，我們發現在古今之爭中，一種當下主義取得了上風。而這種當下主義也以一種較為潛在的形式體現了清代考據學的特點。雖然他們的研究或多或少是漢學的復活，但也表明了他們與既定的傳統爭論的信心，而這種自信來自於他們的博學。事實上，清代考據學者在復興漢學的興趣激發之下，不斷地努力對整個古代世界作出更好、更全面的理解。文藝復興時期以及此後的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和博古學者的努力與此相仿，他們也超越了波里比阿（Polybius）、李維（Livy）和塔西佗（Tacitus）的作品，希望對整個古典世界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70]。1757年，惠棟結識了比他年輕三十歲的青年才俊戴震（1724-1777），戴震不僅支持他對漢學的研究，還將漢學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充分展現了清代考據學的廣博與全面。在此次會晤之後，戴震轉而推崇惠棟，與其説是支持惠棟對漢學的推崇，不如説是支持惠棟認為訓詁應當是理解聖人教義的關鍵。如果對惠棟及其追隨者來説，以訓詁為中心的古典研究意味着專注於研究比較漢代以及之後的學者的註解與詮釋，並挖掘這些學説的流變，那麼戴震的目標更為遠大，並發展了一種更為複雜的研究方法。他傾向於把小學的方法，以及他自己和其他同時代的學者發展出的史學方法，更多地看作是發現儒家經典中的“義理”的手段。也就是説，戴震還保留着一種形而上學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常常體現在宋儒的作品當中[51,52]57。私淑於戴震的焦循（1763-1820）認為，戴震的方法不同於惠棟的復古主義，即古典主義，因為後者有其固有的問題。由於惠棟只想恢復漢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而不是恢復經典本身，他的治學旨趣對於復古主義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説，惠棟將漢代作品等同於經典的主張是錯誤的，他並沒有考慮到漢代學者與孔子也相隔了幾百年[71]268,[11]95。焦循對惠棟的批評，凸顯了清代考據學從惠棟的“求漢”到戴震的“求實”的重大發展，儘管這一發展並沒有削弱清代考據學者對經典的尊崇。

二、博古學家與歷史學家之間的張力

約瑟夫·萊文在評論英國的博古學家的工作時説：“顯然，所有這些人都吸取了古典學的第一個教訓：對過去的正確理解取決於對過去語言的掌握，而這種語言本身是歷史性的，只能在它的背景中被理解。”7也就是説，文獻學是最重要的，歷史意識是在文獻學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一觀察也預示着清代考據學運動的軌跡。作為惠棟的支持者，戴震以如下議論而聞名：“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72]

戴震的小學研究與惠棟的有所不同而且有所改進。戴震拋開了惠棟對漢學近乎固執的偏愛，試圖通過重建歷史語境，分析儒家經典在後世註釋與闡發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來檢驗經典的可靠性[17][73]。博學多識的他將惠棟的研究推進了一步：由於古代某些元音和輔音的發音不同，假借的漢字比日後多得多。如果不知道這種差異，就無法理解古代文本中文字的假借。戴震接着發展了一種新的語音理論，系統地重建了歷代元音和音節不斷演變的發音。戴震以及此後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學者的努力，使得音韻學的研究成為清代考據學的標誌8。如果18世紀的歐洲，博古學家的研究使得“歷史文獻學從婢女變成了女王”，那麼音韻學與文字學在清代的地位變化也是如此9。

但戴震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這裏，清代的考據學運動也沒有就此止步。戴震在回顧惠棟的學術遺產之時又做出了一個重要論斷：“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74]在戴震生命的最後一年（1777），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這一次，他表達得更為清晰：“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57]194戴震認為，歷史研究不僅是對文獻學研究的補充，也使得文獻學研究變得完整10。

有兩個問題值得考慮。一是戴震強調訓詁的重要性。他認為，通過訓詁人們能夠理解經典，並希望通過訓詁來探究聖賢之“義理”。第二，他為這一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因為他相信“義理”也存在於古代的典章制度之中。第一個問題是清代考據學的“終極關懷”，它不僅是考據學重要的思想背景，而且實際上也是清代考據學產生的前提[51,52][57][75,76]。第二個問題指向清學的歷史維度。“道”的提出是以實際的歷史為基礎的。戴震指出古代的典章制度遵循着聖賢之“義理”，從而將復古主義對考據學的影響從文本校勘擴展到了歷史批評。並且他對此十分堅定[63]101-103,[77,78]。戴震認為可以在歷史中定位“道”的觀點，似乎先於蘭克史學在認識論上的假設。這一觀念以過去和當下人類思想的共通性為前提，作為歷史認識的基礎。在戴震的例子中，他相信人類恆久不變的思想使得過去的聖人能夠啓發今人。蘭克批評黑格爾將世界歷史進程哲學化的傲慢態度，強調歷史學家應當採取更為謙遜的態度而僅僅描述歷史，因為儘管歷史學家無法探究上帝對人類歷史的宏偉設計，但他可以通過移情和感通（Ahnung）來描述和理解那些生活在過去的人的行為與思想11。

戴震通過引入古代典章制度研究的必要性，從而放大了清代考據學所藴含的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體現在其座右銘“實事求是”中，要求進行規模上前所未有的廣泛研究。由於“事”也有“物”的意思，因此“實事”也可以理解為“具體的事物”“實際的事物”以及“真實的器物”。實際上，考據學是一場博古運動，旨在研究任何古代世界存在的具體事物。他們所追求的研究廣度在後人提到他們的作品時使用的另一對術語中有所表現，那就是“典章”與“名物”。“典章”是“典”（經典）與“章”（制度）的結合體，因此指的是那些受人推崇的文本。“名物”這個詞，結合了“名”（名稱）與“物”（事物）兩個字，包含廣泛的含義，基本上可以指稱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其字面意思是“名字及其指示對象”，因此研究“名物”意味着要確定世界上的事物並且判斷它們的指稱是否準確12。因此，“實事求是”意味着清代考據學不僅研究文獻，還研究實物。為了有效地進行這兩項研究，他們必須將二者置於合適的歷史語境之中。因此，18世紀中期以來考據學研究的成熟，帶來了歷史研究的蓬勃發展。

儘管戴震非常博學，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認識，但在當時，大多數人並不認為他是一名歷史學家，他本人也沒有將主要精力傾注在歷史研究上13。這一榮譽屬於王鳴盛（1722-1798）與錢大昕（1728-1804）。王鳴盛與錢大昕同樣擁有當時成功的考據學者的所有特徵，他們的研究遍及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以及金石學等領域，錢大昕還通曉蒙古文14。此外，他們還研究歷史並出版了相關著作，包括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等。王鳴盛與錢大昕都認同戴震的觀點，即經學不可避免地需要史學，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從方法論還是認識論上説，經學實際上都是史學。

事實上，由於史學在經學中變得不可或缺，18世紀中葉起，學者們開始重新考慮二者之間的關係。例如，盧文昭（1718-1795）注意到，在古代並不存在這種差異[11]109。錢大昕在趙翼（1727-1814）的《廿二史札記》的序言中也説：“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為史家之權輿。”換言之，就社會政治功能而言，史與經擁有同等的地位15。王鳴盛讚成錢大昕的觀點，開始着手比較歷史與經典在認識論上的共性。王氏強調，在研究經典時，不應該沉溺於空洞的、形而上學的討論，歷史研究同樣不應對於尋求規律和教訓高談闊論，以及將道德判斷作為惟一的目的。相反，史學應該確保事件和記錄的真實性，以便找出真相。因此對於王鳴盛而言，經學和史學是相似的16。當王鳴盛指出，在歷史學家的工作中，歷史真實性的確立應優先於其道德義務時，他所表達的原則與一百餘年後蘭克所做的相同。蘭克因他批判文藝復興時期史學的道德關懷時的著名格言“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後來被現代歷史學家譽為“歷史科學之父”。他的宗教、政治和哲學傾向被忽視了[79]。王鳴盛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並沒有得到這樣的榮譽，儘管他的意見決不是一個孤立的聲音。錢大昕在評論以往的歷史時，也附和了王的觀點：“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80]在這裏，他明確地表達了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應當優先考慮真實性而不是道德的觀點。

這是否意味着為了知識本身而求知[81,82]？答案並非如此，因為清代學者以及蘭克關於這一問題的表述，僅僅是源於對改進研究方法以及為博古學與歷史學研究尋求更為自主的地位的興趣，但研究仍然有其目的17。通過這種改進的方法，比如洛倫佐·瓦拉能夠通過揭露《君士坦丁的贈禮》文本之中的時代錯亂，在與教皇的領土爭端中支持那不勒斯國王。至於蘭克，正如伊格爾斯所指出的，蘭克強調將講述真實發生的事情作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其實是基於他的宗教觀念，即歷史中存在着“客觀秩序”或“更高的實在”。這一“客觀秩序”或“更高的實在”，由上帝親手設計，要求歷史學家恪守其職責，也就是準確記錄歷史的發展進程，而不是沉溺於猜測[83]。這似乎與王鳴盛和錢大昕關於歷史學的自主性的討論有些許相似之處，因為後者也相信，如果史家能準確地記錄歷史，那麼“道”或者中國宇宙觀中的更高秩序將會自然地顯現出來[84]。

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都是對歷代王朝史的研究。他們的著作本身並非歷史記錄，但無疑是歷史研究的結果。二人都對某些朝代的史書質量表示不滿，比如他們所看不起的明代學者編纂的《元史》。錢大昕憑藉對蒙文的瞭解，蒐集了比明代的編纂者更多的各種資料，完成了《元史稿》，旨在取代明代官修的《元史》。儘管這本書並沒有完整地保留下來18，惟有《元史藝文志》與《元史氏族表》傳世，但至少表明錢大昕的興趣並不侷限於糾正和評論以往的史書，而是有着重寫歷史的學術旨趣。在這一過程之中，考據學的研究是為了通過史料考核更加牢固地夯實基礎。

錢大昕的治學興趣並不是孤例，也有不少同時代的其他學者有志於重寫歷代史書19。他們常常用“新”來命名自己的作品，以示與以往的作品之不同20。與歐洲博古學者相似的是，錢大昕、王鳴盛等清代學者都深信他們所做的事情本身是有價值的，因此願意為此付出時間和精力21。艾爾曼注意到一個現象：許多清朝的考據學者“一到能夠退休的年齡就退休了”[11]132-133，如錢大昕在47歲時就退休了。如果這些擁有科舉名分的人將學術生涯比政治生命看得更為重要，那麼那些沒有在科舉考試中獲得成功的人就有充足的理由致力於學術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出現了一個文人圈，這些人不僅可以在書院中找到教職，還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體系之外的學術成就建立聲譽。惠棟與戴震等重要學者的經歷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22。

這一文人圈之所以存在的另一個事實是，優秀的考據學者不僅可以在許多書院中找到教職，通過私人信件與出版物互相交流想法[85,86,87]，而且他們還可以加入官方或半官方資助的研究項目以施展他們的才能，並獲得可觀的薪酬。儘管戴震最初在科舉考試中失敗了，但他還是被政府招募來協助編寫龐大的《四庫全書》。這個雄心勃勃的項目由皇帝欽定，作為對民眾進行思想控制的一種方式，旨在對整個帝國認為“合適”的現存作品進行分類與歸納。其參與者，特別是被認為是學術領袖的戴震，對中國傳統典籍進行了嚴格的校勘與考訂，從而將文本中的訛誤剔除出去[88]。這個項目讓人想起了歐洲近代早期類似的博古學項目，比如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a）和皮埃爾·貝耶爾（Pierre Bayle）的《歷史與批評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儘管歐洲的博古學者經常自己私下裏編輯作品（一些清代學者也曾有這樣的嘗試23）。到了《四庫全書》的項目開始之時，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已經成為清代文人圈中主流的治學方法，同時也成為他們學術話語中的通用語言。《四庫全書》的參與者運用史料批評來確定文本的真實性，並將這種方法作為對文本進行批評與評價的主要標準24。

清代學者對古代的探尋已經超越了文字資料，深入到了物質遺存。考據學運動的先驅顧炎武在金石學研究的傳統上進行了拓展，後來錢大昕等人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顧炎武發現，先秦時期的青銅銘文往往能夠證實史書（比如《春秋》）中的記載。這種發現促使他進一步尋找實物證據以加深對過去的瞭解。他對錢幣學也產生了興趣，並指出，錢幣的製造或銷燬不僅能反映出經濟變動的時期，也反映了歷史上的政治動盪[89,90]。錢大昕在其歷史研究中，更為仔細地從金石材料中尋找實物證據。他認為這是最可靠的史料考核的方法，因為簡帛上的文字往往隨着竹簡與帛書的腐化而消逝，木簡或木牘的情況稍好，但還是不如刻在青銅器和石頭上的銘文保存得完整。因此，金石學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錢大昕曾在其研究金石的諸多文章中表達當他看到一份文獻記載被銘文與碑刻證實或修正時的喜悦[91,92,93]。錢大昕的金石研究在他的作品中佔有很大的比重，不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翁方綱（1733-1818），他蒐集了大量漢代的金石碑刻資料。

由於清代學者深信史料考核的重要性，他們開始進一步發展既存的註釋傳統。正如歐洲的博古學者那樣，腳註成了他們展示研究成果的最喜好的工具[94]。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與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是很好的例子，因為他們的這兩部作品其實都是歷代史書的腳註。實際上，從顧炎武、王鳴盛到章學誠（1738-1801）等學者都強調了在學術著作中提供腳註的必要性和適當引用的重要性。顧氏強調，一旦引用了一條材料，就應該註明該材料最原始的出處而非間接的來源。王鳴盛的觀點更為具體，他指出，腳註應當不僅包括文獻所出自的書籍的標題，還包括該書的卷數和頁數。他們都強調了一個關鍵點，即在引用文獻時，必須核查其原始的出處[95,96]。

三、現代性的條件

如果借用歐洲當代史家唐納德·凱利關於“源”（source）與“流”（stream）的説法，那麼，清代的文化環境明確地主張回到“源”而非“流”25。與此同時，正如格拉夫頓那本簡明的小冊子所指出的，在歐洲，腳註作為學術出版物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而開始固定下來[94]。但是，儘管腳註是為了引用和評論，在歐洲和中國的學術實踐中皆是如此，但腳註在近代早期歐洲流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清朝似乎並不存在。這一原因不僅源於歐洲人渴望保持其歷史敍述的流動性，而且也源自從17世紀開始就出現的一種需求，即在敍述中融入對不斷擴大的世界觀的新的理解26。也就是説，歐洲的歷史學家除了利用腳註來追求和呈現知識之外，仍然對“歷史是生活之師”（ars historica a magistra vitae）保有興趣，希望從歷史的事例中獲得哲學教益。這一點延續了希臘的歷史敍事傳統與猶太—基督教傳統中對歷史的連貫性以及宏大敍事的關注。18世紀，當博古學達到鼎盛之時，這種興趣也並沒有減弱。由於西方世界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一興趣又被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所謂的大發現時代大大拓寬了歐洲人的世界觀。一些史家不斷證明這一變化對史學的影響，如英國的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和法國的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等歷史學家書寫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第二，科學革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從方法論上來講，科學革命似乎對史學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博古學者已經表達了基於對事實的驗證和歸納進行精確研究的願望。然而，科學革命在發現宇宙中普遍規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確實激發了歷史學家到人類歷史中尋求普遍規律，於是傳統上對宏大敍述的興趣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第三，近代早期的歐洲見證了民族國家的崛起，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時代的歷史性的現象。博古學者的工作既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刺激，也受到了限制。儘管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著作，如皮埃爾·貝耶爾的《歷史與批判詞典》和狄德羅（Diderot）和達朗貝爾（D’Alembert）編撰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但當時許多博古學者研究的目標是通過歷史書寫和考古發掘來弘揚英國、法國或意大利的民族傳統。正如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觀察到的那樣，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也導致了一個幾乎不可避免的後果：當歷史學家從過去中尋找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方法時，他們看似冷靜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夾雜着發明和想象27。事實上，儘管在18世紀的歐洲“源”是最主要的，但“流”也從未完全被忽視，而這不僅限於啓蒙時期的哲學研究之中。此外，如果博古研究和歷史敍事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張力，那麼在上述變化的刺激下，現在開始出現一種將兩者融合為一體的嘗試。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對羅馬帝國衰落這一問題所做的努力獲得了讚譽。吉本在展開流暢的敍述中，他用腳註來表示讓他受益的既有的學術研究。儘管吉本廣泛地徵引文獻，但他主要是想提供關於羅馬歷史的想法，而不是一堆關於羅馬歷史的資料[33]40-55,[39]101-106,178-189,[97]。博古學遺產更好的繼承人在其他地方，首先在哥廷根大學，後來在柏林大學。德國人將之轉化為一種科學史學的規範，儘管德國的歷史主義者從不排斥歷史的宏大敍述28。

讓我們回到清代。考據學的興起發生在乾嘉時期，當時的中國經濟發達，政治穩定，代表了王朝統治的繁盛時期，可謂盛世。當然，也有來自外部的挑戰，例如耶穌會的傳教活動以及英國對商業貿易不斷的要求。然而，儘管這些表明了中國以外世界的存在，但卻沒有動搖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所持有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的世界觀。隨着滿族的統治者越來越多地成為中華文化傳統的捍衞者，對於漢族的士大夫而言，他們只要能夠剋制住對滿族統治的仇恨，就沒有必要冒險從過去吸取歷史教訓來告誡當下。相反，這似乎是學者開始尋找並驗證古代的史實和文物的最佳時機。如果説腳註為歐洲人提供了博古研究與歷史敍述之間的橋樑，那麼它在清代學術中並沒有發揮同等的作用，因為當時並不存在對於一種新的歷史宏大敍述的需求29。

然而，這一切即將改變。從19世紀開始，伴隨着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而來臨的是新的世界觀，這使中國的思想界受到巨大的衝擊。考據學運動也失去其動力，因為考據學過分強調文本與史料的考訂而忽視對經典做出富有活力的闡釋，於是這一模式逐漸走向僵化[98,99]。18、19世紀今文經學的復興標誌着一種新的文化潮流的來臨30。19世紀末，康有為（1858-1927）等儒家學者在今文經學復興的潮流之下重新賦予了孔子作為一名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的形象以應對西方的入侵，從而形成了一套達爾文主義的歷史觀。康氏的目標是為他的改革運動提供理論基礎[100]。

不過，儒家傳統中的智識主義也很快恢復了生機。進入20世紀以後，在民族主義的高潮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尋找用以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有用資源，有效地抵禦西方的擴張，走上了改造傳統的道路。在反儒家傳統思想的鼓舞之下，章太炎（1869-1936）、梁啓超（1873-1929）和胡適（1869-1962），開始尋找另一種傳統。他們希望通過“重新發現”清代“科學的”考據學，將其與西方普遍流行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尤其是蘭克及其弟子的史料批判相結合。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把歷史研究轉化為一門現代學科31。如果説“學科”（discipline）一詞不僅意味着教導學生（disciples），也意味着在這種教學之中確立一種方法[101]，那麼胡適等人在清代考證學中所尋找的正是這種方法，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是科學的，因而與蘭克史學中的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相兼容。受到這一科學史學的啓迪，梁啓超重新發現了戴震。為了使戴震免於被遺忘，梁於1923年組織了一次慶祝戴震誕辰二百週年的會議。胡適不僅參加了梁啓超“發現”戴震的活動，還對章學誠的作品很感興趣。章學誠是清學中較為複雜的人物，他以對考據學的評論與對文獻考訂的精通以及敏鋭的史學洞察力而聞名。胡適希望通過對章學誠生平的研究再現清代學者的方法，並證明考據學的科學性。何炳松（1890-1946）之所以推崇章學誠，是因為後者不僅提出了腳註等技術性的建議，而且還表現出對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歷史與史學之間的區別的認識，而這些對他來説是現代史學的根本問題[102,103,104,105]。

博學而富有學術熱情的梁啓超渴望更多。梁啓超在重構明清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他把明清文化轉型描繪成一場思想與文化的“革命”，這與胡適和何炳松的文章之中的基本觀點大體一致。清代學者對“實學”的重視以及清初學者的反滿觀點，也啓發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將明清的轉型描繪成一場啓蒙運動32。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考據學為中心的對清代學術的“再發現”也帶有國際性的意味。不僅日本的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幫助“發現”了章學誠，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與美國哲學家倪德衞（David Nivison）也對他產生了興趣[106]。浦立本（E.G.Pulleyblank）更喜歡趙翼，因為趙翼比起同輩學者錢大昕與王鳴盛等人更喜歡思考中國歷史中的大問題33。

經過這些20世紀初學者的再發現，清代考據學運動的確獲得了重生，或者説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歷史意義，這也許是清代學者從未想過的。不過，他們所受到的關注和讚譽可以説是當之無愧。因為在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過程中，他們的遺產不僅得到了極大的賞識，而且也為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重構本國曆史以適應現代世界鋪平了道路。幾乎所有中國20世紀的重要史家，都立足於對清代考據學遺產的模仿、擴展和批判的基礎，並將其與西方的史學風格相結合，即便他們受到過西方的影響，甚至接受過西方的教育。後毛澤東時代，新的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用“實事求是”的口號對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遺產進行了含蓄的批判。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官方實踐逐漸放鬆對歷史寫作的控制，對考據學的興趣再次在中國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之中產生，併成為他們著作的特點34。因此，考據學的持續吸引力不僅呈現了中國近代歷史與歷史學的發展，並且凸顯了全球各地史學實踐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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