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與歐洲的文化相遇_風聞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曹瑞臣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dsbh/201911/t20191128_5050087.shtml

　　自17、18世紀以來，以茶葉和瓷器為代表的中國貨物源源不斷地沿當時全球最長的國際商貿航線“海上絲綢之路”被運往歐洲各地，成為大航海時代早期“中國製造”走向全球的典範，茶葉和瓷器更成為當時中國展示良好國家形象的標誌和符號。17世紀初，茶葉傳入荷蘭，後相繼傳入法國和英國。18世紀以後，伴隨着啓蒙運動掀起的“中國風”“中國熱”“中國趣味”等風尚，飲茶之風開始在英國盛行。很快因為進口量劇增、關税降低和價格低廉，茶葉成為了英國的國民飲料。華茶對英國的影響和塑造作用是巨大的。大航海時代以來，伴隨着殖民擴張而來的跨大西洋三角貿易與歐亞貿易，加速推動了全球物產大交流，在物質文化交往方面真正實現了物品交換和消費的全球化。歐洲引進的海外物產中，以美洲的煙草、蔗糖、巧克力、可可，亞洲的香料、咖啡、棉布、絲綢、生絲、茶葉、瓷器等奢侈品最為重要。這些海外物產的進口與消費推動了歐洲社會轉型、財富積累，豐富了飲食文化，刺激了工業革命和製造業技術變革，塑造了歐洲的現代文明社會。

　　茶葉，這種神奇的亞洲樹葉，是中國先民的偉大發現。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樹源自中國，茶在中國的栽培、加工、消費、飲用有着數千年的歷史。唐朝時期，飲茶的習慣已在大多數中國省份盛行，陸羽的《茶經》問世後，這一習慣更加普及。《茶經》有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儘管中國古人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但茶葉的醫學價值和藥理價值已經在中國千餘年的生活實踐中得到證明，而現代科學研究也已經證明了茶葉獨特的保健功能。在茶傳入歐洲之前，歐洲人已經對其有一定的認識，傳入歐洲尤其是英國之後，歷經百餘年的消費、傳播、爭論與文化的沉澱，英國最終形成了獨具本土特點的“下午茶文化”。而英語詞“tea”也是在茶葉本身的流轉過程中，融合了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語言文化的特點而最終定型的。從茶文化的語言學流變看，中國茶西行萬里來到歐洲，帶去的不僅僅是茶葉本身，更重要的是把中國的茶文化、茶禮儀、茶社交等帶入歐洲，並融入當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當地茶文化。而我認為，在這之中，英國茶文化最值得關注和研究。

　　茶與歐洲的初相遇

　　根據目前發現的各種資料，歐洲人對茶的認識更多是在新航路開闢以後。在此之前，他們只能通過個別到過東方的歐洲旅行家的片言隻語和保留下來的旅行日誌進行了解。歐洲關於茶的記載的具體時間，學界尚未達成共識。一種説法是，歐洲有關茶的記載始於1559年，最早到達日本的歐洲旅行者注意到日本人有飲茶的習慣，認為這是一種“喝開水”的嗜好。另一種説法是，最早關於茶葉的明確記載應該出現在《航海與旅行》（Voyagesandtravels）一書中，時間當在1559年以前。本書由很有權勢的威尼斯商人兼學者喬萬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奧（1485—1557）編寫，提及了馬可·波羅有關中國的故事，還詳細記錄了波斯商人哈吉·穆罕默德有關亞洲珍奇物產大黃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入中東和歐洲的故事。穆罕默德特別提到，當時的中國人都在普遍使用一種被稱為“中國茶”（ChiaiCatai）的樹葉植物，這種樹葉是一種很神奇的藥草，價格昂貴，熬成湯趁熱飲用會緩解頭痛或胃脹等症狀。穆罕默德根據對中國人的觀察得出結論，一旦歐洲人和波斯人喜歡上茶，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不再購買大黃了。這種先見實在令人驚訝。

　　有關中國的習俗、物產等信息，最早是由來華的傳教士、海員等零散傳回歐洲的。開闢新航路的葡萄牙人當屬最早一批來到東方的歐洲人，1553年，葡萄牙人獲得澳門居住權。16世紀60年代中期，在亞洲生活了將近20年的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1520—1570）回到里斯本後寫了《中國志》（TreatiseontheThingsofChina）一書。在書裏他提到，自己經常接觸到茶，在中國文化裏，茶既可以用來社交，也可以治療疾病，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最早將此書翻譯成英文的是著名的遊記編撰家塞繆爾·帕切斯，在帕切斯的翻譯中，達·克魯斯這樣描述中國文化中的茶：“比較體面的人接待客人時，會奉上家裏最好的瓷器（杯子），斟上一種叫做茶（Cha）的中國飲品，這種飲品味道略苦，顏色暗紅，能夠治病。”根據描述，他提到的應該是一種烏龍茶。另外，西班牙修士馬丁·德·拉達及其同伴在《出使福建記》（1575）中也提及了茶——到達中國南部沿海福建港口後，他們受到地方官員的良好接待，對方以果品和茶點招待他們。

　　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開始大規模交流的時期，在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來華傳教士的影響下，不僅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火器製造等軍事技術傳播到中國，中國的文化、社會風俗等也傳播到了歐洲，這是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高峯。有關飲茶習俗的信息也通過這些人的著作、日誌等影響了近代早期歐洲人對茶的認知。比如利瑪竇也像早期到過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達·克魯斯一樣，記錄了中國無處不在的飲茶習俗以及茶在待客時的中心地位：“在春天，人們會採集茶葉，在陰涼處風乾，在吃飯或是招待來訪客人時製成飲料來喝，只要他們交談不結束，茶水就會一直供應。”利瑪竇對飲茶流程的簡短描述表明，他對半發酵茶種比較熟悉。同時利瑪竇發現，日本對茶的命名類似中國的“Cia”，但製茶方式卻大不相同：中國用熱水沖泡乾燥茶葉，而日本卻將茶葉磨成粉末沖泡。

　　到17世紀20年代，來到東亞的旅行家們已經不僅僅把茶葉當作具有異國情調的、有社交或治療價值的當地植物了，他們開始嘗試着慢慢將茶葉融入到自己的飲食文化和生活習慣之中。當時歐洲各國商貿的重點是生絲、絲綢、瓷器與香料，茶葉在歐洲市場仍舊非常罕見，據説第一批運往歐洲的茶葉量非常小，僅僅是作為稀奇的外來物產而已。163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意識到歐洲人開始對茶感興趣，於是寫信給當時的巴達維亞總督安東尼·範·迪門：“由於一些人開始學着飲茶，我們希望返回歐洲的所有船隻都能運回幾罐中國茶和日本茶來。”此後不到15年光景，茶葉已經商業化，並被批量運回歐洲，出現在法國、英國和荷蘭的高端零售商的貨架上。

　　一般認為，荷蘭是歐洲最早飲茶的國家，也是最早將茶葉自亞洲運往歐洲的國家。1610年茶葉第一次抵達阿姆斯特丹，17世紀30年代來到法國，1657年抵達英國。最早提到茶的英文文獻是《昂·胡根·範·林希霍騰：東印度與西印度航行記》（1598），這是一個英文翻譯本，原作者林希霍騰（1563—1611）是一位荷蘭探險家和商人，他較早注意到日本人的飲食和社會習俗：“他們飯後會飲用一種飲料，將一種稱作‘茶’（Chaa）的藥草粉末倒入壺中用熱水沖泡來喝。”荷蘭東印度公司1609年向日本派去兩艘貨船，謀求在長崎西北的一個島嶼建立殖民地，貨船一艘名為“帶箭的紅獅號”，另一艘叫“獅鷹號”。1610年7月20日“帶箭的紅獅號”返回阿姆斯特丹，帶回了應該是最早到達歐洲的一批茶葉。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理查德·威克漢姆可能是最早記錄英國飲茶習慣的人，在1615年6月27日，他寫信給他在京都的朋友威廉·伊頓，請求他購買一種很難找到的奢侈品——茶（Chaw）。

　　茶在英國落地生根

　　茶入英國是與東印度公司緊密相關的。從其發展歷程看，英國東印度公司17世紀主要依賴胡椒貿易，18世紀則依靠茶葉實現了崛起。茶葉成為18世紀中期之後中英貿易中最大宗的貨物，並在工業革命以後至19世紀初成為國民飲料，維多利亞時代更是形成了英國特有的“下午茶文化”。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數據顯示：其第一次進口茶葉是1664年，公司董事會用4鎊5先令購買了2磅2盎司茶葉，作為獻給英王查理二世的禮物；第一次進口茶葉的商業訂單出現在1669年，訂購茶葉143磅，從萬丹購進，之後每年都有進口，輸出地有萬丹、蘇拉特、馬德拉斯等；第一次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是在1689年，是從廈門運來的。18世紀初，東印度公司開始直接與廣州進行貿易，其後茶葉進口量顯著增加。

　　自17世紀中葉茶葉被引入英國後，英國社會各界對這一來自東方的植物充滿好奇與困惑。起初英國人對茶的認知大多停留在這種高級奢侈飲品的飲用和藥用價值上，他們通過海員、旅行家、傳教士等人零星的關於東方飲茶風尚的記載，獲得對這種帶有異域情調的神奇植物的感受。早期英國人對茶的知識的最重要的論述，來自東印度公司的隨船牧師約翰·奧文頓(JohnOving⁃ton)。1693年，奧文頓把自己在蘇拉特的見聞寫成遊記《1689年蘇拉特之行》在倫敦出版，在書里奧文頓描述了蘇拉特人對茶的喜愛：“所有印度人痴迷於飲茶，茶是當地人最常見的飲料，他們和歐洲人一樣喜愛飲茶。”在奧文頓看來，茶是令人愉悦、討人喜歡的，不僅熱氣騰騰，而且還是一種治療疾病的良藥，“可以有效治療頭痛、結石以及腸絞痛”。此外他還發現，印度人飲茶通常要加糖，更奇怪的是有時他們還要往茶里加一點檸檬。儘管對茶葉功效的認識不一定科學，但是奧文頓已經認識到了茶的醫學價值和文明教化功能。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是，他所提及的印度人喝茶加糖的習慣，也成為日後英國人飲茶加糖習慣受其影響的重要佐證。

　　茶的語言學流變

　　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英國最早銷售茶葉的記載，來源於1658年9月23日的倫敦《政治快報》（MercuriusPoliticus），該報刊登了第一則公開宣傳並銷售茶葉的廣告。廣告由咖啡店主托馬斯·加威（Thomas Garway）發佈，內容是：“為所有醫師所認可的極佳的中國飲品（China Drink），中國人（Chineans）稱之茶(Tcha)，而其他國家的人稱之Tay或者Tee。位於倫敦皇家交易所（RoyalEx⁃change）附近的斯維汀斯—潤茨街上的‘蘇丹王妃’（SultansHead）咖啡館有售。”加威後來聲稱，他在1657年就開始賣茶了，咖啡館不僅提供茶葉，還供給茶水。幾年後，加威為了吸引那些居住在王宮、威斯敏斯特等地的上流社會紳士們，在查令十字街開了第二家咖啡館來售茶，咖啡館裝飾有明顯的中國元素。

　　起初茶葉非常昂貴，1662年埃爾福德在廣告中説，從他的交易所巷咖啡館裏可以購買到零售的茶，價格是每磅6到60先令，當時咖啡的價格是每磅1先令8便士到6先令。可見17世紀晚期，同為奢侈品的茶葉較咖啡更為昂貴，茶的價格是咖啡的數倍。17世紀中後期，茶葉在英國還僅為少數上層宮廷人士所熟悉，即使當時的政府高級官員也很少喝茶或從沒有見過。如時任英國海軍部長的塞繆爾·佩皮斯當時已經很熟悉咖啡了，但他在1660年9月25日的日記中寫到他認識的某個西班牙商人給他叫了一杯茶：“我以前從未飲用過的茶（一種中國飲料）。”曾經在酒館和咖啡館消磨了大量時間的佩皮斯在此之前從沒有喝過茶，這説明直到1660年，茶在英國仍然是很罕見的東西。

　　加威在他的廣告裏創造了一個新詞（Tcha），這個詞要比範·林希霍騰翻譯的“Chaa”和理查德·威克漢姆所用的“Chaw”更有效地融入到當時的英語詞彙中。加威為其推崇的新商品——茶葉創造了四種交替使用的文字：“中國飲品”（ChinaDrink），還有“Tcha”或者“ch’a”，這也是中國文字最流行的發音（陸羽也這樣使用），還有哈吉·穆罕默德翻譯過來的“Chiai”以及由加斯帕爾·達·克魯斯帶來的“Cha”的稱呼，加威也提到其他國家不再對茶使用這樣的稱謂，而稱之為“Tay”或者“Tee”。“Tay”這個稱謂在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羅德的著作中也出現過，羅德在澳門待過10年，17世紀50年代他出版了兩本關於自己在中國和其他“東方王國”經歷的讀物，熱情洋溢地向同胞介紹向中國人學習以及與中國貿易的潛在好處。在書中，他不僅詳細記敍了中國人制茶的方法——採摘，烘乾，然後封在錫罐裏，還記錄了中國人的備茶流程——用乾淨的水壺將水煮沸燒開，把水壺自爐子上取下，再把茶葉放進水壺裏，茶葉量要根據水壺裏的水的多少而定。對茶給身體帶來的好處，他也提到，自己偏頭痛的時候就想喝茶，因為茶能大大減輕他的痛苦，“就像我用手取走我的頭痛一樣”。書裏羅德提到茶樹和茶葉時使用了“Tay”一詞，之後經其介紹，“Tay”很快法語化為“thé”。其實這個詞在英語中出現得更早些，應該是在一本叫《潛水員航海日誌》的書中被提及過。整個17世紀30年代，羅德都生活在澳門，會經常聽到廣東話“ch’a”,很可能在返回歐洲的途中，羅德決定使用新詞“Tay”來取代“ch’a”這一説法。

　　事實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早期的亞洲貿易中，就採用了廈門方言“te”或者“thee”來稱呼茶葉。1629年，巴達維亞工廠給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的信中説道：日本“cha”或者中國“thee”都弄不到手。這表明他們已經認識到中日茶葉有別：日本茶葉呈粉末狀，而中國茶葉是散葉狀。英語詞彙中，來自法語的“tay”和來自荷蘭語的“tee”，圍繞它們的混合體“tea”，共同存在了幾十年。1670年，加威表示他更喜歡“tea”這一表述。而經歷了數十年的語言融合，最終英語“tea”也得以定型，成為英國特色鮮明的文化形式。從加威對茶的描述中，我們知道荷蘭人對茶的表述受到閩南話或廈門方言的影響，於是荷蘭語中茶葉有了“te”或者“thee”的稱謂；而葡萄牙人早期主要通過澳門進行貿易，更容易受廣東話或廣州方言影響，於是葡語裏有了“ch’a”稱謂；而法語中則形成“tay”的表述。近代早期，英國進口茶葉和飲茶之風受荷蘭影響較大，所以英語詞“tea”融合了法語與荷蘭語的成分，並最終形成自己的本土茶文化。近代早期歐洲人對茶葉的不同稱謂及其在語言學意義上的演變過程，反映了大航海時代的文化交流和融合過程，文明因交流互鑑而發展，中國的茶和茶文化也影響了英國本土茶文化的崛起。

　　從近代物產交流史看，茶葉是一種像棉花一樣真正實現全球化的商品，對現代世界的影響和塑造作用是相當深遠的。棉花成就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體系，成為開啓工業文明的金鑰匙；而茶葉傳入英國後，經過長久的傳播、消費、爭論與沉澱後徹底實現了本土化，重塑了英國的消費文化，維多利亞時代的“下午茶文化”即是典型。19世紀中葉研究中國歷史的約翰·戴維斯曾説：“就對一個民族的行為習慣產生巨大革命性影響來説，沒有任何一種植物能像茶葉那樣在過去一百年裏對英國人的影響那麼大。”值得一提的是，英國人對茶的栽培離不開在鴉片戰爭後三次來華的植物學家、茶葉大盜羅伯特·福鈞，他將中國的茶樹種子成功盜取至印度，在阿薩姆地區培育成功，並實現規模化、商業化生產，至19世紀末英國開始取代中國成為工業化時代世界性的茶葉帝國。可見，無形的知識帝國的構建與有形的殖民帝國的建立同樣重要。

　　茶葉在歐洲尤其是英國流轉的故事，是一個消費品改變國民飲食習慣的故事，是文化交流互鑑的故事，也是現代博物學知識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的故事。這充分表明，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文明的脱胎換骨與現代社會轉型，離不開對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元素的吸收與學習，這充分體現了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性。

　　（作者為菏澤學院人文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8世紀英國消費革命研究”［15YJA77000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球化視野下英國消費社會興起與變遷研究”［16BSS03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