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的爭奪：中國現在最需要什麼？_風聞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對西方價值體系的解構能力和對華夏價值體系的建構能力。         這是因為佔社會相當多數的一般民眾缺乏獨立認識世界的途徑，只能通過精英建構的價值體系去認識世界。因此，文明之間競爭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建構自己的價值體系，同時解構對方的價值體系。老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都投入了相當多的智庫資源用於價值體系的競爭（自由世界VS民主國家）。         對我國來説也是如此。《河殤》之所以成為中國八十年代從文化上被二次殖民的標誌，就是因為它建構了一套話語體系，把西方定義為“海洋文明”，把華夏定義為“河流文明”，以海洋對河流的意象壓制暗示西方比華夏更文明，同時以河流終歸流入海洋暗示華夏最終也要走西方道路。這套話語體系現在看來就是無稽之談（站在我們的角度，也完全可以説中俄法是大陸文明，美英是島嶼文明），但當時的確迷惑了相當一批人。包括前些年劉仲敬那套“諸夏”謬論，實際上是對華夏文明大一統傳統的一種解構，因此哪怕內容荒唐得可笑，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追捧（這種追捧顯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學術上的）。         應當承認的一點是，90年代以來我國專注於經濟發展，而對價值體系的競爭關注度不夠——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經濟發展好了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這一錯誤認識的代價是沉重的。以香港問題為例，內地崛起後，香港特殊性消失經濟衰落是歷史必然，中央政府為了延緩香港的經濟衰落不惜持續輸血甚至限制內地城市對香港的競爭，目的就是加強香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但事實證明，（在香港問題上）放棄價值體系競爭，僅靠經濟手段是行不通的。因為一旦香港人接受了西方那套價值體系，就會對西方天然信任（被賣了還要説賣得好），對中國天然不信任（對它好它覺得是在收買，稍不如意它就覺得是虐待）。         教訓是深刻的，但我們現在亡羊補牢還不算晚。我們應當把香港作為一個標本，時刻提醒我們價值體系競爭的重要性。         那麼具體如何做呢？首先我們應當對西方價值體系進行解構。西方價值體系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迷惑相當一批人，是因為它利用了人性對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本身是沒錯的，但西方（主要是英國和美國）把持了對“什麼是自由”、“如何追求自由”的解釋權，變成只有他們認定的自由才是自由，這就錯了。實際上個人自由不僅有前提，還有邊界。個人自由的前提是國家的獨立自主，繁榮穩定，公平分配。飽受戰亂之苦的阿富汗人、敍利亞人有自由嗎？政治動盪、經濟不振的烏克蘭人、墨西哥人有自由嗎？自由的邊界是不能損害他人的基本權益。美國、英國的資本財閥是很自由，躺在吸血的殖民體系上可以輕鬆賺取超額利潤，掌握輿論話語權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指責，但他們的自由是以無數亞非拉民眾甚至包括本國民眾的血淚為代價的。美國人、英國人如果真的相信他們所説的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就應該主動拆除他們的吸血殖民體系，像中國一樣以平等互惠的態度去幫助亞非拉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發展工業能力，就應該主動放棄干涉他國的內政，併為之前挑起戰爭、分裂、動亂的罪惡行徑道歉。而實際上美國、英國在對外宣傳中根本不提自由的基礎和邊界，而是建構出一種幻象讓人們誤以為一人一票就能實現自由，公投就能實現自由。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倒轉因果，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是對全世界民眾的欺騙。         但僅僅解構西方價值體系還不夠，我們還要建構基於華夏文明傳統的價值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很好的提法，但其內涵還需要進一步去豐富。這也是當前一段時期中國學者需要重點關注的。         而這仍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我們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讓每個個體都具有不依賴任何價值體系獨立認識世界的能力。只有每個人都能在獨立客觀認識世界的基礎上做出決策，我們才能消除文明之間的衝突和隔閡，最終實現“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