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豐：王羲之書跡在唐時期的傳播_風聞

傳南宋梁楷《右軍書扇圖》

王羲之書跡自從生成之日起，就得到全社會的追捧。梁武帝蕭衍時代就曾廣泛地蒐集過，所謂二王書跡有一萬五千紙以上。梁武帝在鑑別王羲之書法方面有着獨到的見解，他關於王書的論述集中在與大書家陶弘景往來的書翰中。王羲之書法地位的確定，無疑與梁武帝推崇密不可分。

唐太宗時代的王羲之書跡顯然比梁武帝時代少了許多，太宗舉全國之力，用心蒐羅。並用虞世南、褚遂良辨別真偽，褚遂良編寫的《二王書目》，成為後世瞭解王書的基本文獻。為使王羲之書法獲得傳播，太宗命近臣及專職拓書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趙模、湯普徹等拓模王羲之書帖，分贈宗室、諸子及大臣。世人開始目睹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的面目，並由此傳向民間。

唐代初年的一些書跡如《劉德墓誌》等已經呈現出學習王羲之書法的面貌，個別字跡，竟一絲不差。王羲之書法傳播的區域不僅僅侷限在中原地區，敦煌、新疆等地區若干發現，表明遙遠的西域人們也在學習《蘭亭序》這類名跡，尤其以臨習《十七帖》的書法水平為高。

日本遣唐使從唐朝帶回了大量物品，其中包含若干王羲之、王獻之書跡的臨模品。這些書跡傳承有序，有的甚至保存到現代。日本著名書家空海、最湛、小野道風等無一不受王字影響。王羲之法書在漢字文化圈的傳播，促使高麗、日本等地的漢字書寫水平達到相當的高度。日本西川寧以降的諸多學者，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

蕭翼賺蘭亭圖卷

南宋 佚名

絹本設色

26.6*44.3cm

故宮博物院藏

經梁武帝蒐羅，王羲之書跡基本被網織殆盡。王羲之書寫的內容大部分屬於私人信件，從劉宋始，人們已經習慣於用書信開頭的前兩字來命名書帖，《十七帖》等多是這樣的結果。王羲之的書帖自問世之日起，就與大眾形成隔絶，只有亂世興起，才會從皇宮流出來到民間。當所謂“治世”“盛世”興起，皇宮內府的藏品會被後世繼承，流入民間的王字，也會被當權者不擇手段蒐羅，重新回到皇宮深藏。著名的“蕭翼賺《蘭亭》”的故事，就是這種輪迴的極端壟斷思想的產物。

王字書帖的複製水平，在唐代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峯。我對王羲之書帖的探討，大致沿着兩條路徑進行。歷代關於書跡模寫的記載，給我們一條主要線索，使我們大體瞭解模寫書帖的工具、用紙、基本方法。另外，利用現代技術方法觀察古代書跡的結果，也會讓我們瞭解，現存的所謂王羲之法帖的響拓本模寫的具體方法和技巧。

一、王羲之書跡的收藏

唐代初年，經唐太宗苦心蒐集的王羲之書跡，大體上都被記錄在案：

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真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1]

其中真書較少，行書次之，最多的是草書，共計二千九百紙，裝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書，五十紙，一帙八張，隨本長短為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為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為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2]天下王書雖可能有所遺漏[3]，大體上也就如此。懷仁集書所依託的王羲之書跡基本上不會超出內府所藏範圍。

當然，這些龐大的所謂王羲之書帖中真偽混雜，並不一定完全是王羲之真跡。這一點唐人瞭解得非常清楚：

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如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時人不能辨。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欲亂真。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偽跡，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儻所寶同乎燕石，翻為有識所嗤也。[4]

雖然這些書跡真假莫辨，但在世俗社會也有一套評估價值的辦法，簡單易行的衡量標準用真、行、草三體數量分別估值：

遂以王羲之為標準，如大王草書直一百。王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編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鑑別之精粗也，他皆仿此。[5]

著名書法家鍾紹京非常喜愛王書，並不惜破產求售。用數百萬錢，也僅得王羲之行書五紙，沒有獲得一字真書。

蕭翼賺蘭亭圖（局部）

南宋佚名

絹本水墨

26*74.4cm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在嚴謹的書法鑑定家主持之下，蒐羅殆盡的王羲之書帖獲得進一步篩選。主要有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鑑定其真偽[6]。在褚遂良撰寫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中有正書五卷共四十帖，行書共五十八卷，時在貞觀年間[7]。可能於草書過於龐雜，一時沒能整理出合適的目錄。

正、行書已經由當初的七十卷降為六十三卷，可見明顯不真的王字已被褚氏剔除。數量最大的草書則不在統計之列，很可能是判別草書的難度更大一些。王羲之法帖中初唐存量以草書、行書為大宗，草書僅識別一項便是由擅長草書的書家完成，更不用説要欣賞草書了。行書、正書應該是一般人欣賞的書體。

雖然褚遂良的辨別能力無可懷疑，但面對龐大的所謂王書真跡，他的審核工作到底精細到何種程度不得而知，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如此大規模細緻地接近過內府所藏的王羲之書跡，當然也無法推翻褚遂良的審查意見[8]。

二、王羲之書跡的複製

太宗時期，除收集大量王羲之書跡外，為進一步傳播王字而專置拓書人，用於複製珍貴的書法真跡，畢竟這些珍寶不僅與一般民眾無緣，即使王公大臣也只有在特定場合才能一睹芳容。何延之《蘭亭記》中説，唐太宗得到《蘭亭序》之後，“帝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蘭亭》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9]。拓書人是朝廷專門為複製書跡而設置的職位，門下省、中書省和太子東宮都有數量不等的專職拓書手。

門下省弘文館置拓書手三人，《唐六典》稱貞觀二十三年（649）、龍朔三年（663），館內法書九百四十九卷並裝進，其拓書停。神龍元年（705），中書省又置[10]。當然並非只有弘文館有拓書手，中書省、集賢院亦置拓書手，只是時間稍晚，初置二人在幹元殿。開元十四年（726）增加至六人[11]。在東宮崇文館亦置拓書手二人[12]。太宗將王字真跡響拓之後曾賜房玄齡以下八人。

《蘭亭序》（神龍本）局部

拓書人湯普徹借拓書之便“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高宗時，又命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13]。貞觀十三年（639）以後，這些寶物再未被外人得見。武則天聽説狄仁傑能書，仁杰奏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能觸？”則天便內出二王真跡二十卷。“遣王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14]，宰相們方有幸目睹。武則天時期王羲之書跡有一次大流散，“太平公主取王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跡，散落諸家”[15]。

北宋拓《聖教序》（局部）

開元十七年（729），將王書出付集賢院，拓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這項工作大約進行兩年，到開元十九年（731）才收訖內府。[16]其方法是“令集字拓進，且依文拓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只是後來可能因卷幀龐大有一百五十卷之多，“後屬車駕入都，卻進真本，竟不果進集字”[17]。似乎並未按照預定目標完成，不過“集字拓進”的做法，使我們瞭解拓書時有所選擇。“集字”可能便於諸皇子學習。

李隆基《第五孫女墓誌》

官方拓書人是推動王羲之書帖傳播的中堅人羣，畢竟這種專業的技能，並非人人都可以學習掌握。大多數人的學習方法主要是臨摹，當然一般書家經過艱苦努力，也可以將王字臨習得絲毫不差。有一位名劉秦的翰林待詔的妹妹，嫁於馬氏，這位被稱為“馬家劉氏”的女書家：

臨效逼斥，安西蘭亭，貌奪真跡。如宓妃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18]。

將《蘭亭序》臨摹得“貌奪真跡”，顯示出非常高超的水平。現存的所謂唐人臨摹《蘭亭序》，恐怕是有着廣泛認知基礎之上的產物。而劉秦書冩唐玄宗《第五孫女墓誌》也被發現，其具銜為朝議郎、行太子宮門郎、翰林院供奉劉秦書，書冩時間在天寶十三載（754），文行行書，是翰林書一路[19]。除去複製以外，另外一些人還偽造王書，李懷琳“國初時好為偽跡，《大急就》稱王書及七賢書，假雲薛道衡敍，及竹林敍事並衞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絶交書》，並懷琳之偽跡也。”[20]

三、《劉德墓誌》

唐《劉德墓誌》河南安陽出土[21]，志無書寫者，麟德元年（664）文行行書，通篇流暢，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的一些用字，經初步比較有32字與《蘭亭序》中用字相似。我們比較所用本為傳馮承素拓模本。《劉德墓誌》書寫者應該臨習過傳王羲之《蘭亭序》拓本，這32字相似度很高，甚至完全相同。尤其是其中的“文”字，連捺畫的粗筆都酷似。劉餗《隋唐嘉話》載：“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22]《墨藪》曾言：“嘗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拓《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盜拓以出，故在外傳之。”[23]

 《劉德墓誌》與王羲之《蘭亭序》行書用字比較

如果以拓書人湯普徹盜拓《蘭亭》並外傳，距《劉德墓誌》書寫只有三十餘年的時間，《蘭亭》在民間傳播的速度可謂迅速。當然，在《蘭亭》傳播史中，有一些記載以為梁朝時《蘭亭》流入內府之外，隋開皇年間《蘭亭》即已被上石拓印有“開皇本”之説，翁方綱則斷然否定類似説法[24]。即從貞觀年間由內府流出計，短短三十年中，高手可將此帖學習得如此肖妙，亦可從側面印證《蘭亭序》存在的可能性。初唐時期人們即以此為模板來臨習王羲之書法。《劉德墓誌》書寫者尚以形似為目標，並沒有摻雜進自己的東西，至少這30多字給我們留下了可供比較的範例。

四、《蘭亭序》《十七帖》在西域

王羲之的《蘭亭序》自被發現以後，迅速變成影響最大的書帖，傳播範圍廣闊。敦煌文書P.4764號《書函》中有一段是臨習《蘭亭序》，當然這種臨習隨意性較大，與流行行款略有不同，有個別字會有重複書寫，如“激”字有三次，沃興華推測是為了正式書寫之前的練筆，目的是為了使下面的文字抄寫得更加美觀[25]。

P.3194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王羲之書跡臨寫本中，《蘭亭序》臨本最多，已經有九件[26]。這些臨本中有的是抄寫了全文，如P.2544號，有的臨習片段，除P.4764號外，還有P.2622號、P.3194號等；也有一些是單字練習，如S.1619號文書。

總體來説，雖然有的書寫尚有可觀之處，但從書法臨習的角度來看，其摹仿水平一般。所以在研究者中產生是抄寫文章還是書法臨寫的分歧[27]。《蘭亭序》遠播西域的事實表明，在官府強有力的推介下，王羲之書法已經獲得廣泛傳播，即使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闐地區也有《蘭亭序》文本臨習，時間在8世紀左右[28]。

敦煌文書中流傳的王羲之臨習書帖，有一件是在流傳王羲之刻帖中並不見蹤跡，卻有多種臨本，這就是《尚想黃綺帖》。王羲之的《尚想黃綺帖》在褚遂良《右軍書目》有記錄：“尚想黃綺七行。”[29]不過，這本帖的原帖是否為王羲之書寫，在梁時就有爭議，陶弘景曾言：“《尚想黃綺帖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30]

S.214、S.3287、P.2671、P.3368等文書中都有《尚想黃綺帖》臨習本[31]。吐魯番72TAM179：18號以下各習字殘片，都是《尚想黃綺帖》片段。寫本有武周新字，比前述敦煌文書要早。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見當時學生的習字習慣，每字要寫兩行，老師要寫批語。王字楷書是唐代習字標本，並不僅僅在中原流傳，而且到達西域[32]。《尚想黃綺帖》也曾流傳到日本，藤原行成日記《權記》中記載：寬弘八年（1011）六月八日條記將寬弘五年四月十四日所借宜陽殿御本六卷返還，其中有王羲之真書《尚想黃綺帖》[33]。

王羲之草書帖中的《十七帖》最為著名，該帖相傳是王羲之寫給益州刺史周撫的信札。作為唐太宗著名的收藏之一，很早就被刻石流傳。《十七帖》由《郗司馬帖》《逸民帖》《龍保帖》《絲布衣帖》《積雪凝寒帖》《服食帖》《知足下帖》《瞻近帖》《天鼠膏帖》《朱處仁帖》《七十帖》等二十九帖組成[34]。

 

S.3735

P.4642

其中S.3735號臨《瞻近帖》《龍保帖》，P.4642號臨《旃罽胡桃帖》[35]，俄藏本ДХ11204號臨《服食帖》[36]，臨本的年代大約在晚唐、五代之際[37]。四件臨本行款與傳世刻帖稍異，但基本文字大致相同，略異者則相對傳世刻帖而言，文意更為順暢，有校勘價值。臨本字跡遒勁流暢，筆畫輕重節奏明顯，通篇顧盼生姿，意筆相連，大小錯落。顯然比傳統刻帖生動許多，毛秋瑾推測臨本有更接近墨跡的刻本依託。另外敦煌本《其書帖》是唐人雙勾的王羲之書法[38]。

總之，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等王羲之臨習書帖中，以《蘭亭序》流傳最遠，《十七帖》臨本則是整個臨本中書法水平最高的。這些象都與王字的實際影響相符，前者是王羲之最有名的書帖，而《十七帖》在書法人的心中有重要含義，草書的臨習門坎明顯要高於他體。

傳南唐《澄心堂帖》本的《洛神賦》也是一集王碑帖。[39]字體作行楷書，清代乾隆年間人張煌曾收藏，上有清人鐵寶等人藏印，末署“永和十年二月六日晉右將軍王羲之書”，永和十年是公元354年。清人孫承澤《閒者軒帖考》稱：

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四卷。每卷後刻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為《淳化閣帖》之祖。餘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40]

王羲之也曾寫過《洛神賦》，陶弘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啓》一文中稱：“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雲：‘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又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41]王獻之則有《洛神十三行》存世。此帖可能是在梁人文獻的啓發下集字託名王獻之書跡。

​五、王羲之書帖在東瀛

王羲之書帖在周邊國家的散播，當時應該非常廣泛，只是記錄缺乏的緣故，現在能見到的已經十分稀少。不過在日本從文獻到實物都有令人興奮的發現。七世紀開始，日本向唐王朝派遣遣唐使留學中國，留學生及僧侶們來到中國以後學習各類文化知識，日本奈良平安時代天皇對於唐朝制度文物十分嚮往，收集許多唐代舶來品，名家書跡是他們有意收集的重點物品。

遣唐使是這些物品的主要收集者，他們蒐集的珍寶有方方面面。吉備真備作為遣唐使的一員，在唐朝滯留有十七年之久，他收集的物品有一個簡單目錄，回國後進獻給朝廷：

《唐禮》百三十卷，《太衍歷經》和《太衍歷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銅律管、鐵如方響寫律管聲、馬上飲小漆角弓、射甲箭。[42]

吉備真備帶回的物品，以日本缺少的唐代禮樂制度書籍和實物為主。唐代禮樂制度方面對日本影響較大，應該和禮樂書籍的傳播有密切關聯，當然書法是他們收集的重點之一。

天平七年（735）吉備真備回國後將在中國獲得的許多書跡獻給聖武天皇[43]。隨後鑑真和尚千辛萬苦東渡日本弘揚佛法，《唐大和尚東征傳》一書對於鑑真每次東渡日本時採購攜帶的物品都有詳盡記載。天寶十二載（753）十月十九日的清單中就有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三帖，《天竺》《朱和》等雜體書帖五十帖。[44]鑑真到達竹志的大宰府，隨船而來的王羲之行書真跡一帖也被記載下來[45]：

獻墨本十部卷。

德宗皇帝真跡一卷、歐陽詢真跡一卷、大王《諸舍帖》卷、《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鋪、徐侍郎《寶林寺詩》一卷、釋令起八分一帖，謂之行草。

《性靈集》弘仁二年八月空海和尚奉獻嵯峨天皇。弘仁五年閏七月奉獻《王右軍蘭亭碑》一卷等拓本[46]。

通過遣唐使等諸多流通渠道，日本成為流入王羲之書帖及複製品最多的地區，更因為這些舶來品大多被仔細地記錄下來並流傳至今，使我們能夠了解到過去不大知道的王羲之書帖及複製品的流傳情況。天平勝寶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是日本聖武天皇的七七忌日，當時光明皇后在著名寺院東大寺為聖武天皇舉行佛事活動。將天皇生前喜愛之物共六百多件奉獻給東大寺。奉獻物被精心寫入《東大寺獻物賬》目錄之中，這份目錄現存奈良正倉院。《東大寺獻物賬》詳細記錄王羲之書帖情況：響拓本晉右軍王羲之草書共二十卷，每卷字體、紙色、行數及裝潢情況都被記錄下來。卷一至卷十為草書，餘下的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其中沒有卷五十七，替代品是一卷扇面。卷五十六、卷六十標明行書[47]。

另外，有兩具屏，一具十二扇為歐陽詢書法真跡，另一具十二扇的屏風用黃、白、碧緑等紙製成，上面臨王羲之書帖[48]。

《大小王真跡賬》記載：

大小王真跡書一卷。黃半紙，有大王書九行七十七字，背有小王書十行九十九字，兩端黏青褐紙。又桃褐紙裹着紫綺帶，水晶軸。右書法，是奕世之傳珍。先帝之玩好，遺在篋笥，追感瞿然，謹以奉獻盧舍那佛，伏此善，奉翼冥途，高遊方廣之通衢，恆演圓伊之妙理。[49]

除去古代文獻記載以外，流傳至日本並且現存至今的王羲之響拓法帖，也被認為是最可靠的王羲之書帖的複製品。收藏於宮內廳的《喪亂帖》，上鈐有“延歷敕定”四字朱印，延歷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號，他即位的年代在奈良時代的晚期，卒於平安時代初期（782—806）。印記表明此帖曾為桓武天皇借閲，還回時鈐印。王羲之書帖還回日期在延歷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50]。

皇室收藏的這些王羲之書帖在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十月三日之後，“大小王真跡小半紙，納革細莒。真草書貳拾卷，納銀薄平文莒，（別筆）已上書本直伍十貫文舊錢”流落民間，未出現在宮廷的記錄之中[51]。《喪亂帖》其實共有三帖，和《二謝帖》《得示帖》裝裱一卷。

《妹至帖》

王羲之《大報帖》

東京前田育德會收藏的《孔侍中帖》也與《喪亂帖》同樣情況，上亦有“延歷敕定”朱印。由《哀禍帖》《孔侍中帖》和《憂懸帖》組成。私人收藏的《妹至帖》及近年新出的所謂《大報帖》，所用紙張，拓模的技法與前者同[52]，也是重要的王羲之書帖唐代響拓本。

六、王羲之書帖的複製

精準的複製技術能無一例外地建立在細緻精巧的技術之上，工具的運用使得普通人無法想象結構呈現成為可能，隨意的縮放字跡的大小，或許是使用攝影技術的結果。不過類似的技術是否存在於唐代，其實是沒有任何史料支撐的。想順利而準確地將王羲之字跡轉移到石碑之上，則使類似的想象有很大的空間。

古人複製法帖有所謂臨、摹、響拓之謂，黃伯思説明三者之區別：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窗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拓[53]。

很可惜唐代的這種雙勾之法，後來很可能已經失傳。明人潘之淙在論及這種方法時有過一段論述：

雙勾之法，須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猶貴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沾之，則瘦亦肥矣。或雲，雙勾之時，必倒置之，則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鈎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專角，字之精神，大抵雙勾多先之，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54]

我們還不能説潘氏的論述有何不妥，但僅稱“墨不暈字外，或廓填其內”，顯然是不夠的，似乎不是對高手的雙勾拓書要求。稱雙勾時“必倒置之”，或前人並不言及，倒置時雙勾只能依字樣筆畫而行，主要是規限拓書者容進私意，用薄紙也是重點。採用厚紙，則需要善書者操作，原書跡的筆意可得闡發。

不過，類似的説法，卻和現代藉助機器的觀察並不一致，古法不傳久矣。雙勾填墨法，至遲在元朝這種方法還有傳。元至正年間陸繼善曾摹寫《蘭亭序》，共五紙七開，仔細觀察，其方法為先雙勾字跡輪廓，然後填墨。填墨時並非以墨平塗，而是用細毫沿筆畫書寫，文中“又”“然”“足”“不”“夫”“文”諸字現仍見毫絲[55]。

陸繼善摹禊帖“然”“足”“夫”“文”字

陸繼善附葉跋文稱：“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敍》三卷。其一乃東昌高公家物，餘竊慕焉。異日兄用河北鼠毫制筆，甚精。因念嘗侍先師筠庵姚先生、文敏趙公，聞雙勾填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效之，前後凡五紙。兄見而喜，輒懷去。”[56]柯九思跋稱：“予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卷自褚河南本中出，飄撇藴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為可尚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繭紙龍跳虎卧之遺意哉。繭紙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得保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鑑，以吾言為然。”[57]

柯氏極力推崇的陸氏摹本所採底本，他定為褚遂良摹本。陸摹本與現存所謂唐摹《蘭亭序》相比較，應與傳馮承素摹本一致，可見此摹本在元朝被人們認為是褚遂良摹本。同時，陳旅稱，他在京師曾見一件褚遂良雙勾《蘭亭敍》，“留數字不填，所以示摹本也。筆意飄動，後人猶足以見當時醉墨之在繭紙者”[58]。

褚摹留字不填本，現已不傳，陳説豐富了《蘭亭序》傳本形式。陳方在至正五年（1339）九月十五日題跋中説：“鈎填摹拓法，盛宋時惟米南宮、薛紹彭能之。蓋深得筆意，然後可以造此。否則用墨不精，如小兒學描朱耳。（陸）繼之親承姚先生，先生與趙文敏皆知書法。故今摹拓褚河南《修禊帖》，筆意俱到，非深得其法者，未易至此，但不入俗子眼也。”[59]可見元時鈎填摹拓法只是在極少數深知筆法的書家中傳承，姚筠庵或為其一。

這樣的填勾方法與我們認為的雙勾填墨，就是用雙勾的方法勾出字跡輪廓，然後在空白處填墨即成的辦法不大相同。而與根據日本學者採用現代科技手段放大字跡後所獲取的結果相仿，後者明顯要複雜一些。西川寧曾經將《孔侍中帖》《喪亂帖》二帖進行觀察，筆畫中的一些飛白幾乎是用毛筆的筆尖一根一根地用細線描出的。部分筆畫如“懸針豎”等也並非雙勾，而是用紙覆模原跡之上，用筆“忽”地一筆書下，這樣真跡的感覺就顯露出來了[60]。

唐代的紙，其材質經檢測雁皮約55%，楮皮約45%，二者混合製成。紙厚不太均勻，最厚處0.078毫米，薄處0.051毫米，平均0.064毫米左右[61]。唐高宗時的所謂“長安宮廷寫經”紙，多為0.07毫米左右。雙勾過之後仍用細如髮絲的尖筆線條勾填，技法相當複雜。原書中的起筆、速綿、飛白包括一些蟲蝕痕跡，都要用這種方法惟妙惟肖地忠實再現[62]。

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這些宮廷拓書高手，都是用這種技法制作出與原書完全一樣的複製品。這種技法精巧的模書之法，可能元或明以後已經失傳。類似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可以用在中國收藏的傳王羲之書帖的勾摹本上。

七、日本人的臨習

王羲之傳至日本的書帖很可能不止這些，正倉院藏有一幅臨王羲之書帖，應該是寫經生臨習之作，用筆雄健有力[63]。

傳為十一至十二世紀的《秋荻帖》是日本著名法帖，第一紙有兩首和歌，第二紙以下有四十六首和歌，共有四十八首和歌，最後12帖是王羲之尺牘法帖臨寫，分別是《初月廿五日帖》（《初月帖》）、《知近遠帖》《絶不得帖》《向遣信帖》《知阿黝帖》《黃甘帖》《鄉里人帖》《六月十九日帖》《得丹陽書帖》（《丹陽帖》）、《想清和帖》（《清和帖》《想清和士人佳帖》）、《高枕帖》《不得重熙還問帖》[64]。其中《鄉里人帖》和《得丹陽書帖》在褚遂良的《右軍書目》中有過着錄[65]。《鄉里人帖》，1行，9字，草書，曾入刻《淳化閣帖》卷七；《得丹陽書帖》，5行，42字，黃伯思以為此是偽帖，入刻《淳化閣帖》卷七[66]。

《秋荻帖》正面是唐寫本《淮南鴻烈兵略間詰第廿》（以下簡稱《淮南子》），書家利用《淮南子》的背面書寫46首和歌，然後再臨寫王羲之書帖。古谷稔認為，一般看法是藤原行成書寫。首先，與藤原行成筆法相似，經過與藤原行成所書《白氏詩卷》字跡比對，有若干字跡如“月”“五”“下”“不”“年”“之”“思”等字十分相似；另一點藤原行成日記《權記》中曾記載：寬弘六年（1011）六月八日曾借覽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67]。

藤原行成經常向皇宮借閲法帖，《權記》長保二年（1000）八月九日條記：“自御所給御本廿八卷。見之外題多誤，或以王羲之書法玄晤之類也，一見返奉。”八月十四日又記：“自今物忌也。然而候內不能罷。目錄宜陽殿十七帙。”藤原可以從皇宮借出二十八卷“御本”，雖不一定都是王羲之書帖，卻以王羲之為名。

宜陽殿是皇室存放法帖的地方，藤原目錄十七帙。《權記》寬弘八年（1011）六月八日記載：“八日庚戌，參內，去寬弘五年四月十四日所借賜宜陽殿御本六卷（一張芝草《千字文》、一同真書《草香》、一王羲之真書《樂毅論》、一同真書《黃庭經》、一同真書《尚想》、一同真書《河圖》）。傳頭中將令返上。”

這六卷宜陽殿御本法帖，在藤原行成手中借留達三年多。藤原當然有足夠的時間，從容臨寫。其筆法純熟，顯然原有所本。寬弘四年（1007）六月二十六日，“獻自抄《漢書》伝三帙十卷（今為一卷），又敕給去年所給《淮南子》遺九卷。”[68]只是在《淮南子》這樣珍貴的寫本背面臨寫王羲之書帖，讓人非常不能理解。

在日本歷史上除了認為《秋荻帖》是藤原行成書跡之外，小野道風也被認為是《秋荻帖》的書寫者，一些刻帖中直接標明《小野道風書安起破幾帖》[69]。藤原、小野都習王字，書寫風格雖略有差異，但在臨時書風卻不易辨別，難怪有一本法帖分歸二人的現象。

《樂毅論》傳為王羲之小楷，書付其子官奴。梁武帝曾與陶弘景討論過這件法帖，他們的結論是內府所藏恐非真跡，大約是摹本[70]。這件摹本據韋述《敍書錄》稱“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寫”，其後遂為人竊失[71]。光明皇后臨本《樂毅論》現藏正倉院，臨寫時間天平十六年十月二日，即公元744年。

光明皇后臨本與後來傳世的星鳳樓帖本較為接近，屬宋元佑三年秘閣帖本。其祖本大約是褚遂良《拓本樂毅論記》中所稱馮承素等摹本，這個拓本曾分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等六人[72]。雖然光明皇后臨本與傳世秘閣帖本相較，尚有一些距離[73]，但也揭示出日本皇室對傳為王羲之楷書的熟悉程度。

日本人對王羲之書帖的臨習甚為普遍，在後來宋人的心目中甚至有些敬佩。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渡海來宋，江少虞《皇朝類苑》記載：“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寂照頗得其筆法。”[74]新羅僧人金生（711—？）書法習王羲之，惟妙惟肖。北宋徽宗崇寧年間，高麗使者洪瓘攜金生行草書入宋，示待詔楊球、李韋，觀者皆驚異，以為是王羲之真跡[75]。

 [1] [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頁。

[2] 張懷瓘《二王等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48頁。

[3] [唐]張彥遠在《唐朝敍書録》中稱：“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術，合一

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

訖，惟有一卷具在，今進。”見《法書要録》卷四，第164—165頁。

[4] 張懷瓘《二王等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49—150頁。

[5] 張懷瓘《書估》，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40頁。

[6] [唐]韋述《敍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69頁。

[7] [唐]褚遂良《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88—100頁。

[8] 參見雷德侯着，許亞民譯《米芾與中國書法的古典傳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

第47頁。

[9] [唐]何延之《蘭亭記》，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130頁。

[10]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八“弘文館”條，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55頁。

[1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九“集賢殿書院”條，第280頁。

[12]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十六“崇文館”條，第656頁。

[13]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114—115頁。褚遂良雲：“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禮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131—132頁。

[14] [唐]徐浩《古蹟論》，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120頁。

[15] 徐浩《古蹟論》，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121頁。其中太平公主最愛的《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裏。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趨，嫗乃驚懼，投之灶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

[16] 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22頁。韋述《敍書録》稱此事在開元十六年（728）五月，內出書跡除二王真跡外，尚有張芝、張昶等真跡。《法書要録》卷四，第165頁。

[17] 韋述《敍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65頁。

[18] [唐]竇臮《述書賦下》，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六，206頁。

[19]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頁，圖版139。

[20] 竇臮《述書賦下》，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六，第200頁。亦參見史睿《唐代法書鑑賞家的譜系》（增訂稿），《書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頁。

[21]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安陽墓誌選編》，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圖版22。

[22] [唐]劉餗《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54頁。

[23] [唐]韋續《墨藪》，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頁。

[24] [清]翁方綱《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頁。

[25] 參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頁。

[26] 參見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山東畫報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6頁。

[27] 參見沈樂平《敦煌書法綜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465頁；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第38—39頁。

[28] 榮新江《〈蘭亭序〉在西域》，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199頁。

[29] 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88頁。

[30] [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二，第50頁。

[31]

參見張天弓《論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及其相關問題》，載《張天弓先唐書學考辨文集》，榮寶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147頁；榮新江《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在西域的流傳》，載《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第200—209頁。最近張新朋對《尚想黃綺帖》進行了綴合，拼接之後又有一些發現（參見張新朋《敦煌文獻王羲之〈尚想黃綺帖〉拾遺》，《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第69—76頁）。

[32] 參見榮新江《〈蘭亭序〉在西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第209頁；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第75—85頁。

[33] [日]古谷稔《秋荻帖論考》，黑水書房，1972年版，第43頁。

[34]

關於《十七帖》以書跡形式傳世的有兩個系統：一是末尾有敕押和褚遂良跋尾“館本”；另一是傳南唐李煜刻賀知章臨本。後者學者多以為偽作。傳世的所謂館本共有七個流傳系統，有20、23、29帖等。參見祁小春《〈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祁小春《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59頁。

[35] 參見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第46—49頁；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第50—59頁。

[36] 參見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第61—66頁。

[37] 周篤文《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羲之二帖古臨本——兼談“勅”字本十七帖》，《文物》1980年

第3期，第47—50頁。

[38] 毛秋瑾《敦煌本〈其書帖〉考》，莫家良等編《書海觀瀾——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版，第259—269頁。

[39] [日]宇野雪村等編《王羲之書跡大系》第二冊，東京美術，1984年版，第108—113頁。

[40] [清]孫承澤《閒者軒帖考》，知不足齋叢書本。

[41] [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二，第47、50頁。

[42] [日]《唐禮》，載《國史大系》第六卷，日本經濟雜誌社，1987年版，第558頁。

[43] [日]《扶桑略記》卷六“聖武天皇”條記載天平七年（735）四月二十六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朝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略）並種種書跡、要物等，不能俱載”。載《國史大系》第六卷，第558頁。

[44] 真人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汪向榮點校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5—88頁。

[45] 《扶桑略記》卷第七至卷十九“拔萃孝謙天皇”條記載，天平勝寶六年（754）正月十六日“鑑

真和尚到竹志太宰府，（略）王右將軍真行書一帖，天竺朱和等雜書五十帖”。載《國史大系》第

六卷，日本經濟雜誌社發行，1897年版，第570頁。

[46] [日]空海《發揮性靈集》卷四《奉獻雜書跡狀》，《三教指歸性靈集》，渡邊照宏等校注本，巖波書店，1965年版。

[47] 天平勝寶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東大寺獻物賬》。《書道全集·日本I·大和·奈良》第九

冊，平丸社，1978年版，第9頁，插圖14。

[48] 同[47]。

[49] 天平寶安二年（758）六月一日《大小王真跡賬》，《書道全集·日本I·大和·奈良》第九冊，

圖版48—49。

[50] 正倉院《雙北雜物用賬》。

[51] 《續續羣書類叢》卷十六《弘仁天長雜物出入賬》，轉引自古谷稔《秋荻帖論考》，第48頁。

 [52] [日]富田淳《実像に迫る模本——雙鈎塡墨》，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特別展》，東京國立博物館，2013年版，第94頁。

[53]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捲上“論臨摹二法”條，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9頁。一般人所認

知的響拓“用紙加於碑帖上，嚮明處，以遊絲筆圈卻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拓。然圈影猶存，其

字亦無精采。”（曹昭等《格古要論》卷二《古墨跡論》）。

[54] [明]潘之淙《書法離鈎》，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冊，第74頁。

[55] 陳韻如主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展》，台北故宮博物院，2017年版，圖版21，第136—145頁。

[56] 同上，圖版21，第143頁。

[57] 同上，圖版21，第139—140頁。

[58] 同上，圖版21，第142頁。

[59] 同上。

[60] 參見[日]西川寧撰，梁少膺譯《〈喪亂帖〉年代考》，《書法》，2008年9期，第92頁。

[61] 參見[日]太田彩《平成十四年度收藏品修理報告——〈喪亂帖〉王羲之（拓本）》，《三の丸尚

藏館·紀要》，2002年9期，第92頁；富田淳《關於日本現存之“喪亂帖”》，《上海文博》，2006年2期，第99—101頁；同著者《關於日本現存王羲之的雙勾填墨本》，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版，第564—573頁；《關於日本現存之〈喪亂帖〉〈孔侍中〉〈妹至帖〉》，《書法》，2008年第9期，第92—95頁。

[62] 參見[日]富田淳《關於日本現存之“喪亂帖”》，第100頁；《關於日本現存王羲之的雙勾填墨本》，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69—570頁；富田淳《実像に迫る模本——雙鈎塡墨》，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特別展》，第94頁。

[63] 《書道全集·日本I·大和·奈良》第九冊，“正倉院の書跡”，第30、38—39頁。

[64] 宇野雪村等編《王羲之書法大系》，第一冊《墨跡》，東京美術，第61—72頁。

[65] 參見[日]中田勇次郎編《唐張彥遠〈右軍書記〉帖目表》，《得丹陽帖》在帖目號212；《鄉里人帖》在379。祁小春編著《王羲之〈十七帖〉匯考》，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325頁。

[66] 黃伯思《東觀餘録》卷。

[67] 轉引自古谷稔《秋荻帖論考》，黑水書房，第58頁。

[68] 同上，第47頁。

[69] [日]古谷稔《秋荻帖論考》，第66頁。

[70] [梁]蕭衍《與陶隱居論書啓》，《法書要録》卷二，第50頁；智永《題王羲之〈樂毅論〉後》

雲：“《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張彥遠《法書

要録》卷二，第77頁。

[71] 韋述《敍書録》，張彥遠《法書要録》卷四，第166頁。

[72] [唐]褚遂良《拓本樂毅論記》，張彥遠《法書要録》卷三，第131—132頁。

[73] 參見宇野雪村《王羲之の小楷》，《王羲之書法大系·解題篇》，第48—56頁。

[74] 江少虞《皇朝類苑》卷四十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元和七年本，第10頁。陶宗儀《書

史會要》卷八載：“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甞有僧人入貢。國中多習王右軍書法，照頗得筆法。中

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紙墨光精。”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238頁。

[75] 參見衣若芬《蘭亭流芳在朝鮮》，故宮博物院編《二零一一年蘭亭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故

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