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李夢：30歲之前我想拿影后_風聞

撰文：康堤

11月，我們步子邁得有點大。

有了“第一放映”和“第一辯論”兩個新板塊，目的純粹，就想讓“電影觀點”，親自走到你的身邊，站在你面前。

今天我們又開了第三個新板塊，重回線上。

這個板塊，從一開始做這號，就想到會有一天與她相遇——

第一演員。

不是所有演員都需要找第一導演。

她不但要獨特，她可能還正處於職業生涯中一個孤獨的時刻。

她可以在我們這裏傾訴，吶喊，完全開放自己。

她也可以尋求我們的支援，把焦灼的信號，傳遞給需要她的伯樂。

這第一期，是個參考，也是門面。

有夢，醒着説。

來，見李夢。

**採訪：**康堤、法蘭西膠片

李夢用手在空中畫了個陡峭的曲線，是運勢線，事業線，也是這些年的心態起伏線。

18歲，她演了王全安的《白鹿原》，20歲，演了賈樟柯的《天註定》，一部角色被刪，一部電影被禁。

而後的這些年，她覺得自己偏離了軌跡，沒有一部作品能在市面上完整地打起水花。

“人家把你帶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但是你又走偏了。”

有時候，她覺得命運裏有一個石頭擋在那兒，往上頂的時候就會壓下來。

25歲，她覺得再不抓住一點什麼就來不及了，一年接了七部戲，像一個趕場子的人。

量是上去了，機會沒抓住，心卻好像空了。

她一直有個縈繞不去的困境：大家就説李夢出道這麼好的機會，她應該更好，但是她沒做到。

去年，她跑去沒人認識的地方拍了一個漫長的電影。她跟導演説，我遇到了瓶頸期，卡在那兒，我想下來，我想落地。

幾天前，第一導演（ID:diyidy）和李夢聊了兩次，四個多小時，很少能看到一個女演員如此直白、坦率，素面朝天，不加掩飾地談論自己焦慮和慾望。

她自覺還沒有代表作，30歲之前想拿影后。

她極為渴望一個完整的女性角色，如果還是青春初戀，或者男人戲中的一抹紅，她會厭煩。

在她看來，一個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已經足夠龐大和複雜，她們的任何面向，都應該被呈現在銀幕中。

01

希望你別像做夢一樣活着就好了

我是一個運氣很詭異的人。18歲演了王全安的《白鹿原》，20歲演了賈樟柯的《天註定》，一部電影（戲份）被刪掉，一部電影被禁掉。

説我運氣好的可能是在諷刺我吧。我好像成了一個有傳奇故事的存在，而不是能在真正的電影院裏被看到。

當年考北電就很神，很順，一年就考上了。我們深圳的小孩，覺得北京很遙遠。2009年，北京下了一場大雪，那是我第一次見這麼大一場雪。

國慶放假回家，在首都機場等行李時，轉盤轉半天轉不出來，我就去上廁所，上完出來洗手，有個女人上來跟我搭話，她問我，你是藝校的嗎？

她給了我一張名片，説自己是一個製片人，在幫一個電影找演員，覺得我形象很符合，就問我有沒有興趣試試看。

那時候我才考上大學一個月。我就想，難道有星探嗎？不都是在香港麼。

回到學校宿舍，我給爸媽打電話，他們查到説，確實有這麼一個製片人。我就把名片放在枕頭底下，想了兩三天。

後來我就給她打電話了。這部電影就是後來的《白鹿原》。

她安排我見導演的時候，我剛剛過完生日，18歲懵懂無知的少女，什麼世面都沒見過，我就薅上我攝影學院的女同學，我説咱倆要揣把刀，萬一被騙了怎麼辦。

説起來也很神，（見面之前）我還真知道王全安是誰。我高中的時候，看了兩部電影，基本上在我們那個城市不會有人看的，一個是《圖雅的婚事》，一個是《三峽好人》。

《圖雅的婚事》拿了金熊，緊接着《三峽好人》就拿了金獅。我在新聞上看到，一個（導演）叫王全安，一個叫賈樟柯，我當時就覺得，這是誰？看一下。我就在網上看了。

所以，在三里屯使館區的一個川菜館，見到王全安本人的時候，我就覺得“天啊，我高中看的一個電影的導演本尊坐在我面前”。

那會兒，他好像對這個世界已經有很多認知了，我就是一棵小嫩草。

第二次見，就帶我去電影學院門口的北影廠試妝了，就試的白靈。

從決定出演一直到2010年9月份開機，我在陝西和北京之間跑來跑去（籌備角色）。知道角色被刪這個消息時，我就在劇組裏，我當時就覺得，怎麼很長時間沒拍我了。

那天是製片人過來跟我講的，聽完我沒哭，更多的是不理解，很遲鈍。他説完我大概接受了一天才聽懂，到了晚上反應過來，哦，我要回北京了。

我就感覺像是在做夢一樣。

他第一次見我就問，你這名字挺特別的，是誰給起的。我説我爸起的。

他就説，希望你別像做夢一樣活着就好了。

我也沒覺得失敗，用（《海上鋼琴師》裏）1900的話説，就感覺自己跟這個世界擦肩而過。

回頭看，我覺得這件事不可能過去，但是它會淡化。我今年十月份見王導也會跟他講，為什麼當年要這樣對我。每次的答案都一樣，我跟郭濤的年齡差，在銀幕上太奇怪了。

但也是這件事讓我意識到，我應該是最好的那一檔演員的面孔。

02

説幹就幹了，幹了就成了

賈樟柯是王全安介紹我認識的。

那時候《白鹿原》還沒有開拍，我們在電影學院對面的餐廳吃飯，買單的時候撞上了賈樟柯，完全沒有刻意要介紹。那時候我還小，在我看來這兩個男人的友誼還不錯。

那次見完，我們沒有任何聯繫，我根本不覺得他會對我有任何印象。

兩年後，經人介紹我才去見的賈導。面試時，他還記得我，他問我，你在王導那個戲上怎麼樣了，順利麼。我就回，還行吧。

我這個角色有很多女生來面試，錄視頻時我就站在那兒，賈樟柯就在對面看，正面後面左邊右邊轉一圈，他説李夢，我就轉過來看他，他説謝謝你今天過來。

隔了段時間，製片人聯繫我説，我們這個電影可能會涉及一些裸露的鏡頭，你能接受嗎。我説，可以啊沒問題。他説，不猶豫嗎？我説不猶豫。再過兩天就叫我去籤合約了，這個事就定了，

當時，故事和角色，我完全不知道，但賈樟柯（的電影）有什麼好猶豫的。

簽約那天我印象很深，賈樟柯説，我六年沒拍劇情片，三年沒碰過攝影機了，我這部戲也籌備了蠻久，是一個生髮了很久的想法，我就希望明年能去戛納。

他説得雲淡風輕，但是我能感覺他的雄心壯志，然後他講故事、講角色，我跟我經紀人就聽着，一直不敢上廁所，出來以後我倆就到隔壁麥當勞，一人一個坑，一邊尿一邊笑，就覺得好像又遇到了一個好電影。

片子最早叫《希望之旅》，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拿到拍攝許可證，就用了這麼一個名字。

我還記得，我為電影剪了一個齊留海兒，留海兒有點長，有一些髮絲會扎到眼睛，我就時不時吹一下。賈導注意到了，就單獨給我拍了一場戲。他説，一會兒你就吹一下你的留海兒，然後再看我一眼。

這算是我第一次正經拍電影，真正意義上的（拍電影），雖然《白鹿原》我也拍了，但可能十場戲就拍了五場，人物斷掉了，真正去演一個角色，就是《天註定》。

我在大學畢業典禮前一個月，走在天橋上時接到了賈樟柯的電話。他説，跟你説一個好消息，目前還沒有通知媒體，你也別告訴別人，我們入圍戛納主競賽了。

我聽到就覺得卧槽，這個男人挺牛的，説幹就幹了，幹了就成了。

03

人家把你帶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但是你又走偏了

我一點不誇張，我就是在高中的時候看了這兩個導演的作品，而且居然在我大學時期就合作完了，我自己也覺得很神奇，我那會兒哪知道未來我會成為演員呢，我甚至不能想像我能考上電影學院，不能想像我能離開深圳，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可能就不是現在的結果了。

它就這麼順遂地遇見，這麼順遂地演上了。然後結果又是這樣，就成了一個很大的起伏。

我昨天聽到一個很古怪的理論，我媽懷孕的時候廢了好大周折才有了我，所以我可能天生就沒有安全感。

我沒有辦法很樂觀地説，這個事情我可以完全忘記放下，沒有辦法。

但這個起點距今已經好幾年了，這幾年打轉轉打轉轉，（我）肯定會在電影的圈子裏，但會偏離軌跡，就是人家把你帶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但是你又走偏了。

從18歲開始，我就一直繃着一口氣，想要讓大家看到我的能力，但是第二次機會又被禁掉了，到了《少年巴比倫》票房又不好，就是你一直沒有一個東西能完整地在市面上打起水花，你就永遠憋着一口氣。

有時候，我覺得命運裏有一個石頭擋在那兒，就是老在往上頂的時候就壓下來了的感覺。

拍《邪不壓正》的時候，就覺得恍若隔世，想起2014年在紐約布魯克林大橋下，跟張北海聊天，他説寫過一本書叫《俠隱》，已經賣出去十年了，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部電影就好了。

後來我給他發郵件，我説Uncle，我演了你的書，演了Blue，藍蘭。他回覆我，你知道這個角色是我嗎？在劇本里，藍蘭屬於國民黨的一條故事線，這部分挺出彩的，但也被刪掉了。

有一天，我在候場，周韻遠遠地開着一輛車過來，穿着一個黑風衣，隔着一個大草坪看到我，一路走過來，很颯，她説你是李夢吧，聽很多人説我們倆長得像。我説沒有你漂亮。她就笑了，就像坐在我對面的你。

我也會給自己洗腦，我就應該經歷這樣的坎坷去錘鍊，我就是那種要蠻大年紀才能被真正看到的人。

發現自己走偏了之後，我又會想，好像離我最開始的那個地方，應該在的那個地方，已經很遠了，還是要想辦法回去。

其實，我不缺乏機遇，不缺乏機遇那就不缺乏運氣，但是我真的覺得我把握機遇的能力需要提高。

這種把握不是説你演技要多好，而是你的狀態。你狀態好了，你的戲就會好，這真的是相互影響的一個磁場。你知道我此時此刻的狀態，如果用到過往的那些日子裏，可能會好很多。

04

再不抓住一點什麼就來不及了

《天註定》之後有很多機會找過來，但是我沒有抓住後來證明是最好的那幾個。

而且，隨着人生和事業的進展，你會越來越計較得失了。越計較，你就越難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你還會覺得，不行，我下次一定要更努力，千萬哪一個（機會）都別錯過，但其實又沒有抓到哪一個。

這些年，我三四次想轉行，第一次是電影《白鹿原》被刪，第二次是電視劇《白鹿原》被換，後來真是怕了，還有人找我演話劇《白鹿原》（笑），我説不行不演了。

第三次想放棄應該就是2017年年底。

那一年我25歲，我很焦慮，總覺得過了25就不太一樣了，再不抓住一點什麼就來不及了，要往更快去走。我就進入瘋狂接戲的狀態，接了7部戲，有主演，有配角，有客串，還有軋戲。

這個過程裏，我的情緒變得很不穩定，很容易煩燥，睡不了幾個小時就得去另外一個地方，今天在東北，明天在上海，後天在北京，就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在趕場子的人。

我經常就是坐一輛GL8，看着窗户外面城市的景象變啊變，我有時候特別恍惚，交通這麼發達，人可以瞬間就到另外一個地方，但是我感覺心好像是空的。

我就在想，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嗎？

我遇到瓶頸了，我就卡在這兒，上不去下不來。

我想下來，我想落地，我想去一個沒有人知道我的地方，沒有人對我有期待，我自己可能都沒有，這個時候説不定才是最好的。

大家就説李夢出道這麼好的機會，她應該更好但是她沒做到，這對我來説是一種負擔。這種挫敗感圍繞着我，這種困境也圍繞着我。

05

你根都沒有扎牢怎麼往上走

2018年對我來説是一個挺大的轉折點。

我花了半年時間在台灣拍戲，那半年讓我沉澱了很多。

我本來是有目的，因為都知道文藝片很容易拿獎，戲也很“捧”演員，但是我當時在想，如果這麼有目的性地拍，最後一定不會如我所願。

我在內地也拍過一些文藝片，但是跟台灣那種獨立製作是兩碼事，那真的是獨立製作，完全自掏腰包，工作人員就是自己公司栽培起來的小孩，還有很多大學實習生，就好像一幫根本不是專業乾電影的人在拍，但是也能把電影吃下來。

拍那個戲的時候我每天在想，天啊這樣能拍出一個電影來嗎？怎麼可以這麼苦這麼難，就是今天拍完還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錢拍第二天，每一天都過得很冒險，也沒有劇本，到現場才知道今天要拍什麼，甚至是每一場戲聽導演講要拍什麼。

導演説，你有試過光着腳踩在土地上嗎？你真的要讓自己紮根，你根都沒有扎牢怎麼往上走。

那半年，我去菜市場賣菜，擺路邊攤，和同事一起做飯，晚上喝點酒聊聊天，再一個人散步回家，就過那種很落地的生活。

其實你還可以了，算不上幾線藝人但是起碼有戲接，但是到那兒好像變成一個流浪藝人。

這部戲運氣也不好，也沒拿到獎項。這可能就是生活的奧秘，所求非所得，你不知道眼下這個機會是機會的時候，往往它才是一個機會。

​06

這口氣舒出去了

去年，我還在海南跟李康生拍了一個短片。

李康生拿了金馬50的影帝之後舊疾復發，蔡導就帶着他尋遍各處去治療，慢慢地他才恢復過來，可以出來拍戲。

他有給我看他在台灣的房子，在山上，是一個廢墟改造的。他跟蔡導一人一棟，一牆之隔。李康生的生活就是每天喂喂魚，遛遛狗，養養花，種種草，慢騰騰地就過了這麼半輩子。

我跟他演戲也是，他的節奏很慢，是一個很幽默的人。我問他，小康，你不快點的話，你有沒有想過別人會超越你啊。他説不會啊，我都沒有想過我可以當演員。

他以前是在台灣的遊戲機廳門口幫人看車的，他落榜了要賺補習班的費用，然後就被蔡導發現了。他是蠻知足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一直憋着的那口氣具體是在哪個地方就舒出去了，是在湛江到海口的渡輪上還是在基隆海港，總之是有一天我坐在船上，海風吹着我，忽然就覺得好像把自己身上的一些怨氣、一些戾氣給吹散了，我就問自己，你是要去爭一口氣還是你真的愛電影。

你得想清楚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真的挺重要的。因為你如果不是真正去熱愛一個東西，任何的一個挫折和困難都會阻擋你。

我今年很頻繁地回家，跟我以前的初中同學交往，我發現，有人失戀，有人剛生完孩子，有人交了新男友，我感覺大家也都有工作，但是他們沒有把自己逼到説，我不把這個事幹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他們沒有這樣的狀態。

演員就是會天生焦慮，這個職業的屬性其實蠻脆弱的。萬一角色就沒了怎麼辦？但是你又不知道怎麼使勁，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提線木偶。

我以前把自己逼得特別緊，就像上了發條一樣。活得也很窄，不做演員我還能幹嘛。

當你鬆下來了之後，你才知道生活的細節在哪裏，你的每一個毛孔都張開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原來我還可以這樣子。

你也才會真正感受你所經歷的這個劇組，關注身邊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場務也好，美術也好，攝影也好，化妝也好。當你跟這個劇組的氛圍是融在一起的時候，無論有沒有鏡頭對着你，你都在裏面生活。

07

代表作還沒出來，30歲之前想拿影后

我在爭取一些拍戲的機會上是很主動的。我不能等待，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準則。

我剛拍了《壞小孩》，其實三年前在巴黎的飛機上我就看了《壞小孩》的書，我第一次看網絡小説看得這麼投入，兩個小時就看完了，我覺得這本書真好，如果有一天要拍我一定去演。

今年我看到組訊，我就找過去了，最後他們PK來PK去，角色落到我身上了。

但是我不是那種會流量式營銷的人，我真的除了關注我自己的那點事以外，很少關注其他，比如説綜藝。

演技類綜藝也是一種挺好的形式，你能更快地被大家看到，你只有被看到才有人找你演戲。但我媽就覺得我臨場的表現力不一定強，她覺得我的舞台經驗不多，與觀眾，與別人打交道的能力也不太行。

我覺得演員其實是需要神秘感的，這也是我做採訪很少的原因。我覺得沒有東西拿出來的時候，別人採你什麼？我自己都還沒有提煉出一定的答案，怎麼跟別人對話。

我演戲其實沒有什麼技巧，也沒有什麼方法論，就是把感受力表達出來。

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三歲左右，剛來深圳沒多久，我們家還住在員工宿舍，旁邊有個音像店，我就聽到一首歌，可能是《分飛》，我就説，媽媽這個音樂好憂傷啊。

這是我媽跟我講的，她印象很深，她覺得這麼小的小孩就懂憂傷兩個字，她很害怕，就把我拉開了。小時候在幼兒園，選舞蹈隊，沒把我選進去，我就會自卑很長很長時間。

有時候演完一場很激烈的戲，我整個人就會像發燒了一樣，很傷人。人情緒激動時，整個身體就會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導演喊卡，這場戲結束，大家就開始收拾了，但是你的情緒其實是需要時間撫平的，就像快跑，你的心跳是慢慢地恢復的。

跟我合作過的導演對我的評價都有一個，説我是一個很難得的演員。沒説我是一個好演員，説是一個難得的演員。

“難得”這兩個字挺逗的，是指我好還是不好？可能打雙引號吧，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安慰我自己，可能天生適合做演員。

我覺得我真正的代表作還沒有出來，代表作對一個演員來説，應該是一提到他就會想到這個作品。《少年巴比倫》和《天註定》的角色戲份還是少了一點，是不夠完整的女性角色。

30歲之前，我還是想拿影后，這是一個很正常、很普通的對事業的規劃，只是我這個行業叫演員。

08

男人戲中的一抹紅，我很厭煩

我接下來可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重複的角色還接不接。

假如又是青春片，或者又是男人戲中的一抹紅，我會有點厭煩。那種空間很小，只是點綴式的人物，覺得沒有必要，很難在這種角色裏發揮。

我想尋找真正意義上完整的女性角色。

來找我的項目經常是一類，就是比較文藝的項目。從導演角度，要麼是新導演，要麼就是大導演，很少有中間的那檔導演來找我。

我對於文藝這個標籤不拒絕，我確實是從文藝片裏出來的。而且我本人就是文藝啊，看小眾的電影，聽古老的音樂，為什麼害怕承認，你不用管這個詞在別人的定義裏有沒有變化，這就是我的底色，但生活和電影會把它調成什麼顏色，我還不知道。

我選劇本首先是題材，視角第二，導演第三。

題材比如説，家暴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材，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電影拍攝方向，視角就是你從什麼角度切入，從男性從女性從小孩還是從警察；最後，導演是盤活整個局的人。

我喜歡的是困境里人的狀態，我覺得人都活在困境當中，所有人。電影無非是提煉出了一個具體的、大多數人的困境，然後去表達。

我沒有演到很爽的戲，真的會很痛苦，就是我就覺得這個戲不應該就這樣，它可以更好。比如説一部電影裏，你有四五十場戲，二十場過渡戲，二十場重點戲。

那些過渡戲，往往是最難的，你怎麼樣演出層次來是很重要的，否則那些爆發戲根本就頂不上去，人家不懂你為什麼要這樣。就很容易一個問題就是，不準確。觀眾就會覺得不對。

我覺得其實劇本一直就沒有足過。我是反過來想這個問題的，劇本是一個藍本，它只是文字，而表演才是真正意義上對於電影的書寫。

演員通過表演在講故事，導演通過記錄你的表演在講故事。梁朝偉演一個戲，每一個動作，劇本都會提示嗎？不可能。你的每一個動作的細節，都是你演員對角色的理解。

感受生活和感受人是頭等重要的事情。

09

關心女性，就是關心我自己

如果讓我選擇未來的一個走向，我願意更多地去演更女性的電影，更多地去表達女性。

我覺得女人天生應該被呈現在銀幕上。她所有的面向，脆弱也好，堅強也好，或者是她的失敗，她的善良，都應該被呈現在銀幕中。

一個女性所面臨的問題，足夠龐大和複雜了。女演員應該都很渴望去更多地呈現自己內心的世界，而不只是説，我在裏面是一個美少女，是一個蛇蠍女人。

我進門時還在看宇芽被家暴的新聞。我覺得關心女性，就是關心我自己，有可能我也會成為受害者。因為你是女人，你面對的社會就是一樣的。

所以我作為演員，這是我應該有的職業道德，就是去表現這些女性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82年生的金智英》，這本書的 slogan 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可能也正發生在你身邊。

我演她們，就是在演我自己，在哭訴的也是我自己，有一天我的孩子不見了，我也會不知道該怎麼辦。如果我的丈夫天天打我，我也很想逃離。

不管是言語暴力還是肢體暴力，對女性都是不可承擔之重。歐洲美國的電影都在探討，為什麼我們不去探討它呢？

我喜歡詠梅《地久天長》那個角色，我演得很多角色都是大開大合，叛逆的，情緒失控的，而她的温柔和堅強好像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化學反應，她是能撐到最後的那種女人。

一個女演員的困境，我覺得不是錢，既然不是錢也不會是名氣。我現在的感受是，你如何平衡你的家庭跟事業，如果你生小孩了，事業是不是就停下來了。

我覺得30到35歲之間肯定會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那35歲以後又會面臨角色變少、變侷限的問題。你覺得我是時候結婚生子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