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真的施行過“人無私財”的公有制嗎？_風聞

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多分，人寡則寡分，雜以九等。****……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

———《天朝田畝制度》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這句口號式的總結，可能是絕大多數人對太平天國經濟政策最深刻的記憶，緊隨其後的，就是對農民階級“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的批判，**但是輔以“大食堂”式的“聖庫”、“男女分營”的制度描述，**太平天國曾經是一個嘗試消滅私有財產、進行公有分配的“超前”革命組織的形象，卻早已深深地刻在很多人的腦海裏。

問題是，信的人多，不代表它就是事實。

教科書的編撰根據，實際上是前輩學者的研究結論，但是，這些結論帶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烙印，甚至可以説是“以論代史”的結果，所以，眾多與結論相左的史料，被他們所忽略了。

關於“拜上帝會”廢除私有財產，施行“聖庫公有”體制的最早時間是在“金田團營前夕”，依據就是**《太平天國起義記》**中的如下記載：

**通告各縣之拜上帝會教徒集中於一處。****前此各教徒已感覺有聯合一體共御公敵之必要。**彼等已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

《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的原名是《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chuen and Oringin of the Kwang si insurecion)，系瑞典人韓山文根據洪仁玕的口述編寫而成，1854年在香港出版，旋即分期轉載於在華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之上，建國後被收入了中國史學會主編的《太平天國》史料叢書第6冊，也被視為太平天國起義早期的重要史料。

然而，正如上述介紹，此書的信源是洪仁玕1854年之前在香港的口述，而他本人根本沒有參與金田起義，對於拜上帝會在廣西的傳教、舉兵等活動了解有限，實則出自“腦補”。

事實上，早在金田團營之前，拜上帝會作為一個組織實體，已經存在“聚眾”的日常開支需求，當時的解決方案就是接受會眾的“進貢”，見《天兄聖旨》：

（庚戌年正月十七日天兄曰：）秀全，兄弟到來，有禮物同一體，無禮物同一樣也。

這就是蕭朝貴以“天兄臨凡”的方式對洪秀全作出指示，要求對“有禮物”和“沒禮物”來投的教眾一視同仁，也就意味着洪秀全當時存在對“有禮物”和“無禮物”的教眾不能“一碗水端平”的現象，否則也就沒有必要請出“天兄耶穌”來廢話了。

更有意思的是，“天兄”還很人性化，在不久後的二月初五日，胡以晃等人要“納貢”時，還特意強調：

他家可度得日，方可收他……不然，要使各拿回家也。

也就是説，“進貢”制度是和家庭財產私有並存的一種行為，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也正因為如此，財物“進貢”和“吃大户”實際上是並存的**，就在庚戌年六月二十日，“天兄”問黃七妹：

黃七妹，爾家敬高老，時時有兄弟姊妹到爾家，怕食完爾家麼？

這個“黃七妹”日後事蹟不顯，與《天兄聖旨》中提到的近二百人中的大多數一樣，只是在拜上帝會活動早期有重要參與，已知的情況是，當洪秀全的家屬在庚戌年（1850年）六月自廣東到廣西時，有秦日綱、陳承瑢、黃七妹三人陪同，所以，有學者推測黃七妹出自洪秀全在廣西賜谷村的表親黃盛均一家，所以被派去陪同女眷。

不過很明顯，這一家人在這個時期承擔了“交通站”乃至於“機關”的職能，來往的諸多會眾都來“吃大户”，類似的還有韋昌輝這種富户，據《太平天國在廣西調查資料全編》的記錄：

發展到幾千人了，於是在韋昌輝家開穀倉，供給大家吃飯。

如果不熟悉晚清歷史的人看到這些記載，可能會以為都是太平天國的“創舉”，實際上，廣西氾濫的天地會組織，早就有所謂的“米飯主”制度，也就是有組織的會眾一起去吃會員中的富户，吃完一家再去另一家，這種行徑，至少在10年前三解老家的一些地下宗教傳播中仍舊存在。

也就是説，在金田起義前的拜上帝會傳教時期，並未施行完全上繳會眾財產的“公有化”政策，哪怕是在金田團營建立，開始聚眾準備起義的時期，也就是《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述的時候，來投奔的拜上帝會會眾，仍舊是以“進貢”為主要方式。

在簡又文先生所著的《太平天國雜記》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當時有八支“三合會”（即天地會）的隊伍要加入太平軍，洪秀全同意了，於是這幾支隊伍“乃獻牛豬米糧等物來洪軍”，也就是“進貢”，也被接納了，“龍顏大悦”的洪教主就派出了十六個人到這幾支隊伍去宣講教義，三合會的頭目就給這十六個人贈與了不少銀兩，結果其中十五個人上繳公庫，有一人藏匿贈金且不舉報，就被洪秀全斬首，“以警將來”。

對於這個處理，有前輩學者認為是拜上帝會禁止“私有財物”的實證，實則有誤，因為處死此人明言為“按律嚴辦”，此時的太平軍的“律”，就是早已頒行的《天條書》，其所觸犯的是第十條：“不好起貪心……見人物產好，便念人物產”，直白地説是“誅心”，而非“誅行”。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起兵之初，根本沒有禁絕“私有財產”，更不存在什麼“絕對公有”的情況，本質上與天地會之類的民間組織並無不同，往遠了説，這套打法，與嘉慶年間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也差相彷彿，按照其教主林清的供述，本來也是為了“求財”，只是家業做大了，才想着上金鑾殿坐坐罷了。

那麼，是不是太平天國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公有制”的優勢，搞了改革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一般認為，辛開元年（太平天國瞎改的干支紀年，1851年）閏八月初七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發佈的詔令，意味着太平軍正式廢除“私有財產”：

**各軍各營眾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跟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太平軍稱“心”為“草”，要求全軍上下一條心跟隨天王，並“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問題是，這裏説的是“所得金寶綢帛寶物”，也就是“一切繳獲要歸公”，而不是説你所有財產都要上繳。

一個典型的反例就是第二年，即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洪秀全詔令自永安州突圍的詔旨裏明確説道：

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着衣僅替換。

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

脱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

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

男着龍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勞馬汗。

且不論天王的打油詩水平，就看內容，裏面明確要求男女齊上陣，只許帶一件替換的衣服，並且要“金寶包袱”不要帶，日後各種榮華富貴等着你。

這裏就提到了“金寶包袱”，也就是説，在前一年已經明確要求不得私藏“金寶”之後，太平軍仍舊有“金寶包袱”存在，自然也就印證了之前的詔書只是要求繳獲上繳，而並非所有私有財產上繳的事實。

當然，經過這麼一次客觀因素導致的“無產化”，太平軍原有的私有財產也基本“清潔溜溜”了，所以，在當年的八月初十日，洪秀全又在長沙附近發佈了更嚴厲的詔旨：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眾。**欽此。

問題是，這一詔旨是否意味着完全的“無私財”，或者説“禁絕私有財產”呢？

根本不是。

郭毅生先生在《太平天國經濟史》一書中早已指出，“金寶”所指實為“金條”和“銀錠”，散碎金銀和銅錢根本不在其列，太平天國頒佈的《太平條規》中就明文規定：

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否則，就不必特意指出“金銀器飾”了，而是有錢就砍頭了，現實是，太平軍一路與百姓交易，身無分文不就成明搶了？要知道，明搶也是違背太平天國律條的。

正因為如此，太平天國的法令，完全是允許私人擁有“現金”，只是規定了限額，這個限額，按照185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的説法是，“藏有多過五兩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歸為公而把他鞭笞了。”

也就是説，超過五兩銀子的限額，就要挨鞭打的刑罰，而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也提到：

**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蒐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

這裏雖然出自敵人之口，卻一方面涉及到了太平軍的男女分營，日常的供給制，以及五兩銀子的私財限額，類似的證據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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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郭毅生先生計算，這五兩銀子在咸豐初年約合之前十二千，相當於綠營兵兩個月的餉銀，可以買米四石左右，真不能算一筆小錢。

不僅如此，在張德堅編纂的《賊情彙纂》中還提到了太平軍有發放“禮拜錢”，**也就是以“禮拜”為單位發放官兵的“餉錢”，**牌面（戰兵）每人每日3文錢，牌尾（老弱服役輔兵）每日2文錢，兩司馬（軍官）5文，卒長10文。

同書還説到了“天京”內的“禮拜錢”發放，即“偽官”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平均下來就是官吏每日14文錢，普通士兵每人7文錢，數量要比上述的太平軍多很多。

此外，《賊情彙纂》還提到太平天國允許男女戴手鐲指環，檢點以上才允許戴金的，軍帥以下銀環不得超過五兩重，旅帥以下不得超過四兩重，女官地位尊者，金玉條脱兩臂多達十餘副，這種重量和價值，自然早已經超過了五兩銀子了。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的制度之下，不但普通人可以擁有限額以下的“浮財”，官員更是可以遠遠超過限額，連“五兩”重的銀鐲子都戴在手上了，他的個人財產能夠低於五兩嗎？難不成掏掏兜兒還是空得不成？

至於“禮拜錢”的存在，更是否定了太平軍廢除私財、官兵不拿軍餉的平均主義“夢囈”，哪怕有“聖庫”的日常開支供給，剛剛“翻身”的太平軍將們也不可能完全不把錢財當回事，所謂的“無處不均勻”，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幻想，尤其是在天國的高層設計出的等級享受體制之下，只能是：

“和尚摸得，我便摸不得？”

參考資料：

王慶成：《<天父聖旨>、<天兄聖旨>和太平天國曆史》，《近代史研究》，1985年02期。

吳善中、殷定泉：《太平天國人無私財問題辨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04期。

陳崢：《太平軍初期糧餉來源途徑考析》，《玉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