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傳染病最可怕_風聞

艾滋、埃博拉、鼠疫、霍亂……向人類走來的傳染病，最後誰會是贏家？或者統統都會被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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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稿－

在《瘟疫公司》中，獲勝的條件是徹底消滅人類。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瘟疫種類繁多，什麼樣的才是最可怕的？但是這個問題卻並不好回答。

大家所熟知的瘟疫，比如説鼠疫，曾在中世紀席捲整個歐洲，並肆虐數百年，收割數以千萬計的人命；天花，跟隨着歐洲人來到新大陸後，幾乎讓印第安人遭遇滅頂之災；霍亂，伴隨着19世紀的工業化而興起，在兩百年間也殺死了數千萬人。

至今，天花已經被人類滅絕，而鼠疫和霍亂在我國依然被列為「甲類傳染病」唯二的兩種。要知道大家所熟知的乙肝、艾滋病、非典，統統只能算乙類，由此大略可知「甲類」二字的分量。

但是對於傳染病的病原體來説，殺死宿主並非其目的，適應環境、大量傳播自己的基因才是。埃博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殺死宿主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反而限制了它們自己的傳播範圍。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示，並不是殺死宿主越快，傳染病的殺傷力就越大，傳播能力也很重要。

比如呼吸道傳播，當肺結核病人在咳嗽、吐痰時，結核菌就被一起排出來，有可能傳染到其他人。所以禁止隨地吐痰能有效地預防肺結核傳播。但是人總是要呼吸的，空氣也無法隨時隨地都被徹底管理，因而這條途徑雖然老套但總是有效。

霍亂代表了另外一種策略，排泄物。比如1854年的倫敦霍亂流行，一開始只是一個小孩子得了霍亂，當父母把她的糞便倒在自家門口，並污染了水井，就導致了這次著名的霍亂流行。因而只要能保證水源的清潔，就能有效地防治霍亂，在發達國家霍亂已經基本絕跡，但在貧窮落後的國家，霍亂每年依然會帶走10萬人左右的生命。

最讓人難以躲避的就是性傳播了。畢竟咳嗽還可以戴口罩、水源也可以控制，但人類只要不打算自我滅絕，就一直會從事某種古老的運動，進而傳播性病。所以像艾滋病、梅毒這樣的疾病，直到今天也沒有看到被消滅的希望，甚至艾滋病的擴散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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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狡猾的策略則是將跨物種傳播、變異升級等等融為一體。比如流感病毒平時潛伏於野生鳥類之中，通過野生鳥類與家禽接觸，家禽又與豬接觸，豬又與人接觸，一路傳播。而在豬那寬大、温暖、濕潤的鼻腔裏，各種流感病毒開展着深入而又友好的基因片段交流活動。它們因此不斷髮生變異，產生新的版本。這使得流感極難被消滅，除非將所有關聯的物種都一起滅殺；同時也讓人類製造的流感疫苗很快就失去作用。

事實上，僅就殺人效率而言，流感曾經制造的戰績至今沒有一種瘟疫可比：在1918至1919年短短10個月的時間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殺死了大約5000萬到1億人。

所以，流感才是最可怕的傳染病嗎？想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從進化論的角度去看。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傳染病和宿主是在共同進化的。它們在某一點上非常是一致的，那就是儘可能的適應環境、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

這可以讓我們更加容易地理解傳染病的一切表現：為什麼得了流感，病人會咳嗽？為什麼得了霍亂，病人會腹瀉？這些症狀都是為了讓病原體能夠排出病人體外，進而感染感染更多的人。

而在這個過程中，兩者相互影響，最終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或者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兩者相處的時間越長，傳染病也就相對温和。

 

在澳大利亞殺野兔的故事裏，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這種平衡。

1859年，英國人把野兔帶到了澳大利亞，它們在野外自由自在的大量繁殖，又缺乏天敵的控制，很快就成了當地的禍患。更重要的是，它們吃草太多，直接造成了羊毛大規模減產，於是澳大利亞人想了各種辦法來消滅野兔，但效果都差強人意。

一直到1950年，澳大利亞政府決定使用多發性/粘液瘤/病毒來消滅野兔。在第一年裏，感染了病毒的兔子病死率高達99.8%。但僅僅在7年之後，這個數值降低到了25%。很明顯，這種病毒已經變得温和了許多，和野兔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共存關係。

 

野兔數量最低的年份是1953年，也就是接觸病毒3年左右的時間，此後數量就開始回升。考慮到野兔的生命週期，這差不多相當於人類的90到150年。

當人類面對一種新的傳染病，就和野兔一樣，大致都需要這樣一個代際時間來適應傳染病。

比如瘧疾的大規模流行，與非常晚近以來人類對雨林的大規模開發有關，在這種對抗過程中，一些人類逐漸進化出了鐮狀紅細胞貧血和“蠶豆病”，得了這兩種病的人確實不幸，但同時他們對瘧疾也有了更強的抵抗力。

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像麻疹這樣曾經惡名昭著的瘟疫，是如何在動物與人類之間之間轉移，興起，然後衰落成一種小兒病。

從這種角度講，流感雖然可怕，卻肯定不是最可怕的瘟疫，只有我們可能遇到的下一場瘟疫，才是最可怕的。

好在對於人類而言，除了被動的和其他物種共同進化之外，還擁有科學和公共衞生的理念，人類並非赤手空拳面對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