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傳染病最可怕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1334-2019-11-29 08:16
艾滋、埃博拉、鼠疫、霍亂……向人類走來的傳染病,最後誰會是贏家?或者統統都會被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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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稿-
在《瘟疫公司》中,獲勝的條件是徹底消滅人類。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瘟疫種類繁多,什麼樣的才是最可怕的?但是這個問題卻並不好回答。
大家所熟知的瘟疫,比如説鼠疫,曾在中世紀席捲整個歐洲,並肆虐數百年,收割數以千萬計的人命;天花,跟隨着歐洲人來到新大陸後,幾乎讓印第安人遭遇滅頂之災;霍亂,伴隨着19世紀的工業化而興起,在兩百年間也殺死了數千萬人。
至今,天花已經被人類滅絕,而鼠疫和霍亂在我國依然被列為「甲類傳染病」唯二的兩種。要知道大家所熟知的乙肝、艾滋病、非典,統統只能算乙類,由此大略可知「甲類」二字的分量。
但是對於傳染病的病原體來説,殺死宿主並非其目的,適應環境、大量傳播自己的基因才是。埃博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殺死宿主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反而限制了它們自己的傳播範圍。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示,並不是殺死宿主越快,傳染病的殺傷力就越大,傳播能力也很重要。
比如呼吸道傳播,當肺結核病人在咳嗽、吐痰時,結核菌就被一起排出來,有可能傳染到其他人。所以禁止隨地吐痰能有效地預防肺結核傳播。但是人總是要呼吸的,空氣也無法隨時隨地都被徹底管理,因而這條途徑雖然老套但總是有效。
霍亂代表了另外一種策略,排泄物。比如1854年的倫敦霍亂流行,一開始只是一個小孩子得了霍亂,當父母把她的糞便倒在自家門口,並污染了水井,就導致了這次著名的霍亂流行。因而只要能保證水源的清潔,就能有效地防治霍亂,在發達國家霍亂已經基本絕跡,但在貧窮落後的國家,霍亂每年依然會帶走10萬人左右的生命。
最讓人難以躲避的就是性傳播了。畢竟咳嗽還可以戴口罩、水源也可以控制,但人類只要不打算自我滅絕,就一直會從事某種古老的運動,進而傳播性病。所以像艾滋病、梅毒這樣的疾病,直到今天也沒有看到被消滅的希望,甚至艾滋病的擴散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更加狡猾的策略則是將跨物種傳播、變異升級等等融為一體。比如流感病毒平時潛伏於野生鳥類之中,通過野生鳥類與家禽接觸,家禽又與豬接觸,豬又與人接觸,一路傳播。而在豬那寬大、温暖、濕潤的鼻腔裏,各種流感病毒開展着深入而又友好的基因片段交流活動。它們因此不斷髮生變異,產生新的版本。這使得流感極難被消滅,除非將所有關聯的物種都一起滅殺;同時也讓人類製造的流感疫苗很快就失去作用。
事實上,僅就殺人效率而言,流感曾經制造的戰績至今沒有一種瘟疫可比:在1918至1919年短短10個月的時間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殺死了大約5000萬到1億人。
所以,流感才是最可怕的傳染病嗎?想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從進化論的角度去看。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傳染病和宿主是在共同進化的。它們在某一點上非常是一致的,那就是儘可能的適應環境、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
這可以讓我們更加容易地理解傳染病的一切表現:為什麼得了流感,病人會咳嗽?為什麼得了霍亂,病人會腹瀉?這些症狀都是為了讓病原體能夠排出病人體外,進而感染感染更多的人。
而在這個過程中,兩者相互影響,最終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或者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兩者相處的時間越長,傳染病也就相對温和。
在澳大利亞殺野兔的故事裏,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這種平衡。
1859年,英國人把野兔帶到了澳大利亞,它們在野外自由自在的大量繁殖,又缺乏天敵的控制,很快就成了當地的禍患。更重要的是,它們吃草太多,直接造成了羊毛大規模減產,於是澳大利亞人想了各種辦法來消滅野兔,但效果都差強人意。
一直到1950年,澳大利亞政府決定使用多發性/粘液瘤/病毒來消滅野兔。在第一年裏,感染了病毒的兔子病死率高達99.8%。但僅僅在7年之後,這個數值降低到了25%。很明顯,這種病毒已經變得温和了許多,和野兔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共存關係。
野兔數量最低的年份是1953年,也就是接觸病毒3年左右的時間,此後數量就開始回升。考慮到野兔的生命週期,這差不多相當於人類的90到150年。
當人類面對一種新的傳染病,就和野兔一樣,大致都需要這樣一個代際時間來適應傳染病。
比如瘧疾的大規模流行,與非常晚近以來人類對雨林的大規模開發有關,在這種對抗過程中,一些人類逐漸進化出了鐮狀紅細胞貧血和“蠶豆病”,得了這兩種病的人確實不幸,但同時他們對瘧疾也有了更強的抵抗力。
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像麻疹這樣曾經惡名昭著的瘟疫,是如何在動物與人類之間之間轉移,興起,然後衰落成一種小兒病。
從這種角度講,流感雖然可怕,卻肯定不是最可怕的瘟疫,只有我們可能遇到的下一場瘟疫,才是最可怕的。
好在對於人類而言,除了被動的和其他物種共同進化之外,還擁有科學和公共衞生的理念,人類並非赤手空拳面對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