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路——看他們如何搞垮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3)_風聞

回過頭説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宇航工業。1957年10月4日，蘇聯在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一個月後，蘇聯的第二顆衞星又被送上了太空。與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發射搭載了一隻名叫“萊卡”的小狗。這是為下一步發射載人航空器進入宇宙空間做準備。

　　正當勃列日涅夫忙乎載人航天工程的時候，他的人生出現了一條岔路。

　　1960年5月，伏羅希洛夫辭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赫魯曉夫指定勃列日涅夫接任。

　　當上國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肯定不會開心，因為在這同時，赫魯曉夫免除了他中央書記的職務，就剩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頭銜。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毫無實權，遠非什麼要職。

　　以前看蘇聯歷史，總想不明白一件事。為啥勃列日涅夫受赫魯曉夫提拔重用二十多年，最後還是要造他的反。現在再想想，極有可能是這次被賦予閒職使他對赫魯曉夫產生了猜忌。

　　當然了，政治家的心深不可測，真實想法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才知道。不過，他大可不必着急，還有四年的時間，黨內領袖地位將向他走來。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一號”載人飛船，從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出發進入太空，成為世界第一位宇航員。4月14日，已經榮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為加加林佩帶上了一枚列寧勳章和一枚蘇聯英雄金星勳章，代表國家表彰他的功績。

　　就勃列日涅夫個人而言，他分管宇航工作這幾年，蘇聯宇航事業突飛猛進、接連取得重大成果、在多方面佔據世界領先地位。使他對這項事業的產生了極大的偏好。在後來當政的18年中，他一直特別重視加強蘇聯在這一領域與美國的競爭，為此不惜一切代價，最終將蘇聯拖入軍備競賽的漩渦。

航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斯大林死後最初幾年的政治經濟改革使得蘇聯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蘇聯的國際地位也因此得到進一步提高。這一切使得赫魯曉夫野心逐漸膨脹，開始尋求自己從政道路的更高“巔峯”。

　1957年以後，赫魯曉夫昏招頻出，令國際國內人士大跌眼鏡：

 　　1957，赫魯曉夫下令在全國各地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把隸屬於中央的企業交給地方管轄，擴大各加盟共和國職權。結果，地方保護主義抬頭，國家經濟陷入混亂。

 　　1958年2月，改組拖拉機站，將大型機器賣給集體農莊，使農莊和農民負擔急劇增大，瀕臨破產。接着又掀起“玉米運動”，違背蘇聯自然地理條件，推廣種植玉米，結果造成糧食總產量減產。

　　1958年11月，挑起第一次柏林危機，結果在美英法三國的強硬態度下讓步，蘇聯在國際社會威望受損。

　　1959年，與中共發生爭論，並撤走援華專家，引起中共強烈不滿，為日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埋下引線。

　　1960年秋，赫魯曉夫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擾亂會場秩序，一時傳為笑柄。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決定拆分地方黨組織，建立所謂“工業黨”和“農業黨”。大會通過新黨章，增加了一條以前從未有過的規定：“為體現黨的領導機關經常更換成員的原則，在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成員至少更換1/4，主席團委員最多隻能連任三屆；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委和州委成員在例行選舉時至少更換1/3。”這意味着領導幹部終身制將被打破，黨內高級幹部無法終生享受斯大林時代的特權了。

 　　這還了得？1957年6月，大家辛辛苦苦擁護你打倒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他們，就是不想回到斯大林時代頻繁對幹部實施大清洗。結果您老人家要用選票對大家實施大清洗，誰還為你打工？

 　　1962年7月，赫魯曉夫挑起古巴導彈危機，最終的結果卻是再一次對美國讓步。蘇聯在這一事件中顏面盡失。加之赫魯曉夫執政以後連年裁軍，削弱特務機關職能，導致軍方和克格勃對其十分不滿。這些不滿意和人民羣眾的不滿意，外交部的不滿意，尤其是黨內高官的不滿意加在一塊，終於釀成了一場新的旨在推翻他的政變。

1963年4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共中央書記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突發腦溢血，喪失工作能力，住進醫院。

 　　此人是當時的蘇共黨內二號人物，也就是傳説中的第二書記。這位仁兄長期擔任列寧格勒的黨委領導人。在1957年夏天的那場政變中，國防部長朱可夫的軍用飛機還沒來得及把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空降至莫斯科，科茲洛夫就邀集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工作的二十幾位中央委員率先衝擊克林姆林宮，向主席團表達對赫魯曉夫的支持，並以此為朱可夫爭取時間。

 　　這件事贏得了赫魯曉夫的充分信任，赫魯曉夫把科茲洛夫作為接班人培養，不斷提高其威望，直至第二書記。可惜，突發的腦溢血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卻成就了另一個人，那就是時任蘇聯國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

 　　當時的勃列日涅夫雖然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但是隻掛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虛銜，而沒有兼任中央書記，權勢遠不如1956年。科茲洛夫病休後，赫魯曉夫不得不對接班人問題作出重新安排，將勃列日涅夫和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波德戈爾內同時調入中央書記處，擔任中央書記。同時免除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由米高揚接任。 　　根據赫魯曉夫的安排，勃列日涅夫擔任第二書記，波德戈爾內管組織人事工作。除此之外，還擴大了一位主席團候補委員、時任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謝列平的權力。

 　　科茲洛夫病休後，赫魯曉夫擴大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的權力，增加監察外交部、軍隊、克格勃和公共秩序維護部的職能。這就意味着謝列平可以監察蘇聯陸海空三軍和火箭部隊，克格勃國內外特工和全體邊防軍、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和全國各地的警察機關，權力幾乎趕超當年貝利亞時代的內務部。加上時任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是謝列平的老部下兼好友。克格勃也成了他權力的後花園，這位主席團候補委員的權力幾乎大過了所有的主席團委員。

儘管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赫魯曉夫親手提拔的，但是，赫魯曉夫主導的新黨章中規定：“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成員至少更換1/4。”這一規定嚴重傷害了這些人的長期坐江山的願望，他們希望搞掉這條新規定。

 　　那麼，怎樣搞掉這條新規定？很簡單，搞掉赫魯曉夫！

 　　有人得意，當然也有失意的。時任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伊格納托夫就屬於這個圈子。伊格納托夫和科茲洛夫一樣，也是1957年六月政變中赫魯曉夫的功臣，政變後榮升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後因反對赫魯曉夫的激進改革，被赫魯曉夫降為主席團候補委員。這哥們心懷不滿，很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組成“倒赫集團”，展開了行動。

 　　分工是這樣的：

 　　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利用自己的“職責所在”，經常有事沒事地找高級幹部談話，試探他們對赫魯曉夫的態度，爭取蘇共中央委員們的支持；

 　　謝列平負責監控全國政治形勢動向，排除干擾倒赫行動的一切不利因素；

 　　謝米恰斯內負責調整克林姆林宮的警衞和中央領導人的通訊聯絡，保障政變順利進行。

 　　最後説説伊格納托夫，這位仁兄也不閒着，他來到烏克蘭，幹起了更重要的事。

 　　和往年一樣，1964年7、8月間，蘇聯黨政軍高級幹部陸陸續續來到克里米亞和高加索，享受一年一度的帶薪休假。伊格納托夫也來到克里米亞，和時任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謝列斯特匯合，開始私下密謀串聯，拉攏正在休假的中央委員們在即將召開的十一月中央全會上投票反對赫魯曉夫繼續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謝列斯特全名彼得.葉菲莫維奇.謝列斯特，是中央書記波德戈爾內的親信。波德戈爾內擔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時，謝列斯特長期擔任他的助手。波德戈爾內被提拔為中央書記後，謝列斯特升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作為赫魯曉夫權力發源地烏克蘭的最高領導，波德戈爾內和謝列斯特特別重視爭取烏克蘭各州州委書記的支持，以求全面摧毀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的權力基礎。

這下好了，主席團的大佬們在莫斯科頻繁活動，伊格納托夫和謝列斯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秘密拉隊伍，按説加上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的秘密監控手段，政變準備工作應該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覺。誰曾想，事情還是敗露了。

 　　1964年9月初的一天，伊格納托夫的警衞隊長加柳科夫秘密會見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赫魯曉夫，向他透露伊格納托夫近期經常與各州委書記私下談話，並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打電話，言語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謝爾蓋半信半疑，立刻將這件事告訴父親。赫魯曉夫不以為然，根本不相信他們敢這麼做，反而在九月底去到克里米亞的皮聰大海灘休假。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這件事，政變者決定加快腳步，提前動手。

 　　赫魯曉夫離開莫斯科後，勃列日涅夫找到蘇斯洛夫（中央主席團委員，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爭取他對政變的支持。蘇斯洛夫早就不滿意赫魯曉夫的激進改革，立即答應。

　　10月初，勃列日涅夫出國訪問，波德戈爾內等人找到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柯西金、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波里揚斯基和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沃羅諾夫（上述三人都是中央主席團委員），迫切希望他們和他們領導下的部長會議能夠支持政變。

 　　柯西金問軍隊和克格勃是什麼態度，得到的答覆是“軍隊早就對他不滿意，謝米恰斯內是我們的人”。柯西金等人聽後表示同意。

 　　就這樣，中央主席團一致同意罷免赫魯曉夫。萬事俱備，只欠東風。10月1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會議以蘇共中央主席團名義作出決議：第一、通知赫魯曉夫返回莫斯科參加定於10月13日召開的中央主席團會議；第二、撤回赫魯曉夫1964年7月18日提出的下發各級黨組織的《關於農業向集約化過渡的領導問題的意見書》；第三、把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召到莫斯科聽取主席團的有關報告。

 　　決議有三條，第一條是告訴赫魯曉夫我們要廢了你，第二條是告訴地方黨組織我們要廢了赫魯曉夫的政策，第三條是要告訴大家我們要廢了赫魯曉夫。

10月12日，赫魯曉夫接到蘇斯洛夫的電話，要他回來參加有關“農業改革”的主席團會議。赫魯曉夫聽了火冒三丈，斷然拒絕。因為原定會期是11月，主席團竟然敢在他不在首都的情況下自己改了時間。蘇斯洛夫表示，如果赫魯曉夫不返回，主席團將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召開會議。 　　赫魯曉夫這才反應過來情況有些不對，猛地想起了兒子告訴他的那場預謀。但他還是不願相信，自己親手提拔的部下們會對自己下手。而且，他也不相信，平時對自己畢恭畢敬的部下們有能力有勇氣罷黜自己。

 　　他忘了，他怎樣對待對他關愛有加的老領導卡岡諾維奇。

 　　他也忘了，他曾經對斯大林多麼的畢恭畢敬，又怎樣在斯大林死後詆譭他。

 　　赫魯曉夫只好在10月13日早晨出發，乘飛機返回莫斯科，他沒有帶一兵一卒，因為他已經無法調動軍隊，軍隊已經倒向中央主席團。在從皮聰大海灘去機場的公路上，連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都看得出來，“送行”的將軍們是在監視他們父子。不知此時的赫魯曉夫是否會想起七年前為他挺身而出又被他恩將仇報的朱可夫元帥。如果他在，軍隊還會失控麼？

 　　10月13日下午，中央主席團召開擴大會議，多位委員發言批評赫魯曉夫野蠻粗暴、獨斷專行的工作作風和他執政後期糟糕的內外政策。赫魯曉夫的幾次辯解都被打斷，只好故伎重演，要求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罷免他。勃列日涅夫們沒有給他這個機會，主席團也沒有誰希望赫魯曉夫再一次翻盤。 　　10月13日晚，赫魯曉夫用已經被監聽的電話打給米高揚説“我放棄了，隨便他們吧。”克格勃立刻把監聽的內容告訴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隨後讓部下通知已經來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員們，於10月14日召開中央全會。 　　十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推舉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柯西金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並決定禁止同一人同時擔任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加強集體領導，防止再度發生獨裁專制的領袖。

蘇聯1964年十月政變是蘇聯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在整個政變過程中，沒有發生流血事件，軍隊沒有一兵一卒的調動，也沒有兵變，克格勃和警察機關也沒有逮捕一個人，更沒有製造所謂的“反革命集團”、“間諜份子”和“反黨集團”。黨內和國內幾乎沒有任何反抗和質疑就全面接受了最高領導人的變更。 　　最明顯的見證就是，1964年10月19日，蘇聯“上升”號載人飛船返回地球，黨和政府在莫斯科為三位宇航員舉行歡迎儀式。勃列日涅夫發表上台之後的第一次公開講話，贏得了首都羣眾和黨政軍幹部的熱烈掌聲和歡呼。彷彿誰也不在意主席台少了個赫魯曉夫。

 　　那場面，真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

　　然而時至今日，圍繞“到底是誰組織了十月政變”和“勃列日涅夫是作為‘平衡木’式的過渡人物還是眾望所歸當上第一書記”依然存在巨大爭議。

 　　很多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智力平庸，膽小懦弱，沒有顯著的政績軍功，不可能有足夠的能力和威望去組織這樣一場政變。他只是個打醬油的，大家推舉他當第一書記是各派勢力相互妥協平衡的結果。持這種觀點的人大多羅列過以下幾條論據：

 　　第一，赫魯曉夫從來沒有看中勃列日涅夫，沒有想過把他當接班人培養，1960年就讓正值盛年的勃列日涅夫（54歲）去當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個閒職。這一貌似讓他提前去養老的決定極大地損害了勃列日涅夫在黨內的威信。

 　　第二，黨內高層人才濟濟，柯西金是經濟專家，在經濟界和政界有崇高威望；蘇斯洛夫是黨內元老，理論知識豐富，控制着黨內的“筆桿子”機構；謝列平年富力強，掌控黨和政府的監察機構，還有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的支持，權力基礎深厚；波德戈爾內負責組織人事工作，掌握幹部任免權，不可小覷。他們都比勃列日涅夫更適合擔任第一書記。

 　　第三，政變過程中，負責給赫魯曉夫打電話的是蘇斯洛夫；在中央委員們的休假地密謀串聯的是伊格納托夫和謝列斯特；監控軍警憲特等強力部門的是謝列平和謝米恰斯內；而直到發起政變的前一天（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還在民主德國訪問，對發動政變根本沒有下定決心。

 　　第四，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政策守成有餘，開拓不足。以其才能不似能組織政變推翻赫魯曉夫。如此平庸之人當上第一書記簡直就是傻人有傻福。鑑於這條理由有事後諸葛亮的嫌疑，所以從來沒有人把它當過正式的論據。

而與之相反的另一種觀點是：勃列日涅夫當選第一書記是眾望所歸。他在多個行業和民族共和國呆過，有黨組織、工農業、國防工業和軍隊的多種工作經歷，適合擔任第一書記領導全面工作。這是其他人所不具備的。”

　　而且，認為勃列日涅夫是“醬油黨”的史學家所引用的言論多半是格?阿?阿爾巴托夫和費?米?布爾拉茨基（兩人都是蘇聯時期的高級學者，代表作分別是《知情者的見證》、《領袖與謀士》）等人的著述。他們當時的職務只是幕僚式的文人學者，根本不可能接觸到政變者的核心機密，所言多半是道聽途説和主觀臆斷。

 　　還有就是我國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普遍不高，據黨內著名理論家吳冷西同志回憶，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我國最高領導層曾對蘇聯政局作過一次預測和判斷。

 　　毛澤東問前往參加1964年蘇聯十月革命節的中國代表團同志：“你們看蘇共這次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主要是什麼人？現在的蘇共領導，什麼人是主要角色？” 　　周恩來回答説：“現在名義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書記，但看起來他似乎不是最後拍板的人。在會談過程中間，對許多事情，他的態度模稜兩可，含含糊糊，沒有明確的態度。很難説他就是核心人物。”

　　劉少奇説：“1960年我訪問蘇聯時，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這個人是一個平庸的人，不是一個辦大事、成大業的人。在火車上也好，在宴會上也好，在日常接觸中也好，他跟我談話翻來覆去就是一些老話、官腔，沒有什麼新鮮的語言，連開玩笑都説不上。但也可能是偽裝的，他的畢恭畢敬給人以虛偽的印象。”

　　鄧小平説：“1960年莫斯科會議的起草委員會和中蘇兩黨會談都沒有勃列日涅夫參加，他不像是一個拿主意的人。”

 　　加之勃列日涅夫執政後將中蘇關係推向戰爭邊緣，我國幹部羣眾更加把他和赫魯曉夫歸為一類，對他才能的評價絕少有好話。 　　那麼，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首先來看“勃列日涅夫是否具備組織政變的能力”。

 　　政變核心人物、時任烏克蘭第一書記的謝列斯特和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在退出政壇後都寫了回憶錄，各自都提過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首先發起“倒赫行動”，經常找人談話，以對赫魯曉夫的態度為話題爭取黨內高官們的支持。鑑於他倆後來都被勃列日涅夫趕出政治舞台，不可能為了給勃列日涅夫説好話去撒謊，所言應當是實情。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黨內各派鬥爭中，政治立場較為中立的中央主席團委員、政變期間任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的沃羅諾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勃列日涅夫親自在中央委員名單每個名字後面畫上加號（願意在反對赫魯曉夫的鬥爭中支持他的）和減號，對每個人都搞個別談話。” 　　因此不難推斷，最早準備倒赫的就是勃列日涅夫。而絕大多數政變的發起者都是政變的組織者。

 　　另外，赫魯曉夫兒子撰寫的《赫魯曉夫下台內幕及晚年生活》的書中提到，告密者加柳科夫告訴他，説伊格納托夫經常與各州委書記私下談話，並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打電話，言語中多次提到十一月。這就説明，伊格納托夫只向他倆彙報情況，而不是謝列平或者其他人，整個政變至少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為核心。而從他倆職務上來看，勃列日涅夫更有可能是一號組織者。 　　綜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組織了這場政變。

 　　再來解答第二個問題，“勃列日涅夫擔任第一書記是否是眾望所歸”。 　　參與政變的幾位大佬中資歷最老的是蘇斯洛夫，蘇斯洛夫在蘇共意識形態工作領域的地位首屈一指，旁人不敢染指。政變當天，連勃列日涅夫都不敢和赫魯曉夫打電話，是蘇斯洛夫以不容置疑的口氣把赫魯曉夫喊回了莫斯科，可謂首功一件。但是，他卻沒有當上第一書記，很多歷史學者認為是他清教徒的性格不願意攝取最高權力。史實真的如此麼？ 　　蘇斯洛夫是真正靠筆桿子吃飯的，沒有經濟方面的工作經歷，也沒有自己的小團體。沒有軍隊的支持，沒有克格勃的支持，手下沒有一幫懂經濟的部下，根本不可能成為黨的領袖，至少黨內高官們不會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那麼大一個國家。

　波德戈爾內在政變中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四處找人談話，拉起政變的隊伍，可謂功勳卓著。但是他的履歷上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烏克蘭學習和工作，和蘇斯洛夫一樣沒有軍隊和克格勃的工作經歷。況且，1963年6月波德戈爾內才調到中央工作，與黨內其他高級幹部相比，他就是個地方領導，不具備統領全國的資格。

 　　再説柯西金，雖然他是當時中央主席團委員中最懂經濟的人，但他是大家默許的總理人選，除了他沒人能夠總覽工農業生產、財政收支和計劃統籌，要他當第一書記就更不可能了。

 　　至於謝列平、謝米恰斯內和伊格納托夫，無論他們為政變做出多大的貢獻，都不可能選他們當第一書記。他們不是中央主席團委員，不具備當選第一書記的資格。

 　　最後説説勃列日涅夫，他在烏克蘭先後領導過農業、工業和市政建設，衞國戰爭期間參加過西南方向的部分戰役。戰後領導過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兩個加盟共和國，中間還在國防部當過總政治部副主任，後來又在書記處領導國防工業和航空工業，還當過國家元首。從工作經歷來看十分全面，相對其他人出任第一書記更勝一籌。

 　　再説一個關鍵性問題，這次政變看似不像1953年和1957年的那兩次六月政變，沒有出現軍隊將帥們的身影。然而，事實會如此反常嗎？搞政變難道真的會不需要考慮軍隊的態度？

 　　時任蘇聯國防部長是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華沙條約締約國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是格列奇科元帥，總參謀長是比留佐夫元帥。他們都來自衞國戰爭的西南戰場。託赫魯曉夫的福，赫魯曉夫主政期間提拔的軍方高級將領都是當年他在西南戰線的老部下，也就是當時的18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上級。以將帥們的性格，是會擁護只會搖筆桿子的蘇斯洛夫，還是擁護從未上過戰場的波德戈爾內？是擁護衞國戰爭時期才二十出頭的年輕的團委書記謝列平同志，還是擁護跟着自己從高加索山區打出國門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

 　　答案不言自明。

 　　最最後還有一點，現實生活中有一種最可怕的人，他們善於裝糊塗，時不時就向對手暴露自己的猶豫與懦弱，常常顯示自己的笨拙和平庸，但是總在關鍵時候快招狠招頻出，打得對手措手不及，毫無招架之力。這一類人比那些鋒芒畢露的人、自以為是的人、獨斷專行的人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勃列日涅夫是哪種人歷史已經給出了證明，首先了解他是哪種人的就是他政變時的那些戰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