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猝死，還是日本更有經驗_風聞

1969年12月13日，日本最大報紙《朝日新聞》的記者 竹林勝義 在趕往採訪現場的途中突然暈倒，被送入醫院後搶救無效死亡，醫生診斷髮現 竹林勝義 的死源於 蛛網膜下腔出血，這是一種腦底部或腦表面的血管破裂，導致血液流入大腦蛛網膜下腔引起的一種症狀，約佔急性腦卒中的 10%。

他被認為是日本記錄在案的第一個過勞死的案例。但竹林勝義的死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一則當時這樣的事情只是個案，並不是經常發生，二則當時的日本人正沉浸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幻夢裏，大家都沒空停下來審視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1969年，日本的GDP增速高達 12.48%，1968年是12.88%，這一年日本的GDP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967年是11.08%，而在1964年，日本剛舉辦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整個日本經濟在房地產、汽車、電器、鋼鐵等行業的拉動下疾速增長。可惜這列充滿動力的火車在80年代開始卻慢了下來，其GDP增長從之前的10%，一下掉到了4.4%左右徘徊。經濟的急剎車降低了人們對未來增長的期望值，導致了私人投資的減少，以及企業失業率的上升，日本的失業率從70年代的不到2%，一下攀升到80年代的接近甚至超過3%。數據來自 ceicdata.com這段時間，也是日本人各種工作猝死開始頻發的時間。1984年，在一家大型休閒食品加工公司工作的大田先生因心臟病去世，去世前一週他工作了110小時，平均每天15.7小時，遭到媒體大肆報道；1985年，22歲的護士吉田小姐在連續執勤34個小時後死於心臟病；1986年，23歲的銀行出納員巖田小姐死於哮喘發作，她每月加班超過50個小時。由此，“過勞死”在日本開始作為一個新詞，被媒體頻頻提及。日本將過勞死定義為“由於過度的工作負擔，導致高血壓等基礎疾病惡化，進而引發腦血管或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環器官障礙，從而使患者死亡的一種社會醫學現象”。政府的政策改革1987年開始，日本厚勞省（相當於勞工部）開始每年向公眾發佈過勞死數據，數據顯示1988到1991年三年間，每年有1萬多名職工死於與工作有關的心血管疾病。1987年10月日本頒佈了《有關腦血管和心臟疾病的工傷認定標準》，第一次將“過勞死”納入了工傷保險。1988年，日本的一些律師和醫生在大阪自發創建了“過勞死熱線電話”，專門用來為過勞死時間的相關職場人士提供幫助，後來逐漸擴展到全國7個城市，一開通電話就被打爆了。該熱線電話一直在運營，上圖為其在日本地鐵站的宣傳廣告牌1989年日本國內做了一項調查，在大公司有45.8%的部門負責人和66.1%的經理認為他們會因勞累而死。更糟糕的是，根據厚勞省的數據，日本的加班時長逐年增加，1975年為130小時，到了1990年飆升到了185小時（大公司則為245小時）。1995年2月，日本對工傷保險制度進行了再修訂，將由於過度勞累造成的健康損害納入工傷保險的範圍。2001年12月，日本厚勞省修訂了“過勞死”的認定原因，增加了日積月累的工作疲勞和工作緊張兩個因素，並將判定時間拉長，從原來的1周改為症狀前6個月。在疲勞認定方面，還規定加班時間的標準為症狀前1個月內加班時數達到100個小時以上，或平均每個月加班80小時以上，同時還對“過勞死”認定時綜合考慮勞動者發病前工作時間的規律性、出差頻率、工作場所環境等因素，使認定更加寬鬆。厚勞省的宣傳告示這一系列調整，使當時日本“過勞死”被認定為工傷的人數比例大幅增加，從1988年的4.29%，飆升到2005年的37.97%。2014年6月20日，對於防止“過勞死”有重大推動作用的法案《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在日本參議院全票通過，它的通過意味着日本政府開始監督所有企業，並動用國家力量採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決過勞死問題。法案列舉了政府對於過勞死會採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調查過勞死的實際情況、國民教育和宣傳、建立企業內管理員工健康的醫生商談制度等。法案還提到了以下明確的目標：到2020年，將每週工作 60小時或以上的員工比例降至5％以下；到2020年，年帶薪休假獲取率將至少達到70％；到2017年，企業配備心理諮詢場所的比例提高到80％以上。法案通過現場的媒體報道隨後，日本諸多民間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例如以學者為主組成的“精神壓力疾患勞災研究會”、律師組織的“過勞死全國聯絡會議”、過勞死親屬成立的“過勞死遺族會”，一同合力解決過勞死問題。企業的政策改革近幾年，日本公司在加班這個問題上變得温和許多，許多公司開始在內部推行政策，旨在減少員工加班，以下是一些案例。證券公司Kabu.com在內部發行一種虛擬貨幣“大入”，假如有員工某天不加班就回家，公司將獎勵10個“大入”，在附近的餐館等地可以當做現金券使用。位於大阪西郊一家叫做SI的IT企業，在日本首次實現對工作效率的量化評價，比如客户委託該公司幫忙創建一個網頁，那麼在下午3點之前完成任務的員工獲得的獎金，將比下午5點才完成的員工高得多，並且3點完成的員工可以直接回家，據説該公司去年的銷售業績上漲了16%。貿易公司伊藤忠商事正在用更早的下班時間吸引應屆畢業生的加入。打印機制造商Ricoh禁止員工在晚上8點以後工作。優衣庫的母公司迅銷集團在2015年8月允許部分員工實行4天10小時工作制。4天工作制企業的招聘廣告大阪一些大企業採取“準時停電”的措施來保證員工8小時工作時間。一些公司開始設立情緒發泄室，在屋內擺放摔盤子、擠毛豆、機關槍掃射等遊戲的道具供員工發泄。微軟日本在2019年8月面向2300名員工試行“上4天休3天”的工作制度，試行後發現生產率同比去年提高了39.9%，幾個月前在國內還上了微博熱搜。微軟日本展現新制度成果的PPT，各項指標都上升了隨處可見的心臟除顫器在日本的各個車站，基本每走三分鐘就能看見一台，而且不僅是車站，幾乎人多的場合都會配置。還有AED的地圖app可以隨時搜索而國內根據央視發佈的數據，目前北京和上海加起來只有不到2000台。預防過勞死白皮書2016年10月，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首部《預防過勞死等對策白皮書》，彙總了各項相關數據，並介紹了相關法律。可以看到企業員工的年工作小時數已經從1990年的2064小時，降低到2015年的1734小時，加班小時數也從156小時，降低到132小時。一週工作60個小時以上的員工數佔比從2000年的15%，降低到2015年的12%以下。各個行業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員工數佔比，除了電氣、運輸、教育3個行業，其他行業都有所降低。配備有心理諮詢室的企業佔比從1997年的26.5%，上升到2013年的60.7%。職工因腦血管疾病、心臟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從1995年的52467人/年，降低到2010年的30353人/年。總結從以上可知，日本在預防猝死這件事上，已經有整整30幾年的積累，各方面都相當的成熟- 政府的執行（每年發佈數據、監督企業、修訂法律）- 企業的參與（接受政府監督、發佈政策減少加班、增加相關福利、設立心理諮詢）- 民間的自發組織和各種基礎設施（防過勞死熱線、各種聯合會、隨處可見的AED）國內很多方面都還是一片空白，而最近不管是網易的裁員事件，還是台灣藝人高以翔在錄製節目時的猝死，都意味着這樣的事件並不是個案。細想一下，如果被裁員工不是在網易這樣的知名大公司，如果高以翔只是個不知名的網紅，媒體的關注度會有這麼高麼，背後又有多少類似的事故因為缺乏發聲渠道而壓根沒人知道？希望我們能對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加以借鑑，也相信未來隨着立法的完善，這樣的事故會越來越少。參考資料：

[1] Etsuro Totsuka, Toshio Ueyanagi，《PREVEN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AND REMEDIES FOR ITS VICTIMS》，1991[2] 周甄，《向過勞死説再見，日本做了啥》，2016[3] 知乎答主楊改之，《日本為什麼大街上隨處可見AED》歡迎關注我的公眾號：挖數（ID：washu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