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孫立哲的口述_風聞

來源|    史遺

1964年，

孫立哲考入清華附中；

1969年初，

插隊知青孫立哲成為赤腳醫生。

孫立哲：1974年，省委書記約談我：中央出文件了，點了5個人的名，邢燕子、侯雋、朱克家、孫立哲、程有志，樹為紮根農村典型。1974年知青會議，毛澤東圈閲文件。在幾千萬知識青年羣體裏，五人被樹為全國的榜樣。又通知填表，我和團省委書記韓志剛兩個人一起為候選團中央委員。

開大會和作報告成了我的新“專業”。在報告團裏我和其他幾個報告人就熟了。侯雋和邢燕子就説：小孫啊，趕緊找一個農村的，趕緊結婚，才能表示你紮根農村。侯雋還專門到延安勸我：“丁愛笛找了農村的結婚啦，好。這才叫紮根，光口號不行。”

我當時有個女朋友，但沒敢暴露，是在美國喝洋奶長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鐵梅，沒有卸妝，就來找我。你想，那個年代，光禿禿的黃土山、黑乎乎的土窯洞，突然出來個這麼光彩照人的女孩兒，直接就是“我愛你”，那不是鬧着玩兒的。

跟她分手，純屬政治上的壓力，她父親是原國民黨駐美國的總領事，起義回到中國來了，又打成右派。讓我紮根農村，是省裏的光榮，怎麼能讓你找這麼個危險家庭的？

我別提多後悔了。我那時雖然已做過上百例結紮，但沒經過感情萌動。我也沒有找農村的。我心裏最想的還是上大學。下農村，我帶的箱子裏全是書，幾乎都看爛了。那兩年推薦和考大學，我到縣裏考得相當好。雖然沒公佈成績，那絕對。

北京醫學院和北京外語學院都錄取我了。因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時我已經是延川副縣長了，當赤腳醫生後，又訂閲了西安影印的英文醫學雜誌，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寫信，寫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試：沒想到這麼好，要了，高興壞了。

在北京巡迴講演時，遲羣和謝靜宜幾次把我叫到工字廳談到深夜，談教育革命怎麼搞。那時張鐵生交白卷已出來了，我還是想上大學。她説：“你的案例對教育革命是一個很大支持。舊教育制度下，人越學越蠢，越學越死。你是實踐出真知，不用上學，比他們上學的強得多。” 指我沒上過學，但醫學院畢業的專科大夫們都跟着我手下幹。

謝靜宜還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種狂，和江青挺像，説話特厲害，出口的話就是命令。在北京工體大會，幾十個分會場幾十萬聽眾，她是報告會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團中央的。説我的例子和張鐵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學。我心裏涼了，想上學也沒法説了。

她讓我給清華和北大兩校作報告，還建議我和張鐵生一起去全國巡講。我藉口村裏幾百號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虧沒去，去了就婁子了，張鐵生後來判刑十幾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會議。我執筆給毛主席寫信反映陝北醫療太落後，有彭延、馬向東等六個赤腳醫生簽名。怎麼交？我説我有辦法，由謝靜宜轉交江青。

後來一個大的轉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澤東去世，在大醫院悼念。我和一個管廣播女孩兒聊了一夜，被書記聽了牆根。第二天緊急會議，讓我説清楚。為什麼關燈？怕影響別人。談什麼？談人生理想，革命、人生、個人轉折。有無戀愛？死不承認。

實際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閨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館櫥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間敢談戀愛，你研究過嗎？什麼性質的問題？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譽、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幫倒台，人們歡呼，我受審查，中央領導人批示，説我是衞生戰線上的四人幫爪牙。村裏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個啦。我性質變了，政治上垮了。我想，這回踏實了，紮根吧，別聊別的啦。

太難受了，在村裏房東家喝悶酒，兩瓶半西鳳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氣幹完，後來都沒味兒了。不省人事幾天醒來，皮膚和眼睛金黃，村裏赤腳醫生娃子説你咋變成了金絲猴。送到延安醫院一查，黃疸指數二百多，診斷亞急性肝壞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來了，眼睛腫成了一條縫，站也站不起來，人都毀了，成了豬一樣。

出院以後，回清華家裏，拄着個小棍兒，慢慢騰騰地邁着方步，臉腫着。聽到的都是發小們上大學的消息，鄰居小悦、小茁兄弟倆一起考上了清華，華蘇（華羅庚之子）、籍傳恕也上了清華，龐澐上了鋼院，周圍的人都上大學了。我連考試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華家裏，寄來了一個箱子，毛主席逝世時結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給她的書和信都寄回來了，倒黴的事扎着堆來，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釣魚散散心，很長時間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連鐵鍁都拿不動，讓爸爸幫我挖。我都二十好幾了，看着一幫七八歲到十來歲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們有身體，有未來，個個比我強。命運不知要把我帶到哪裏?

有一天我的外甥來了。他第一次釣魚，就釣出來一條半斤多的鯉魚，平常我只能釣上很小很小的鯽瓜子。興高采烈提了條大魚回家，看到解放軍站在門口。軍代表宣佈：孫立哲在“四人幫”問題犯有嚴重錯誤，立即回延安接受審查交待問題。那時已成立了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衞生部長上任，要抓“四人幫”在衞生部代理人，批示説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幾天期限要寫出交待認罪材料，和“四人幫”有什麼關係？見過什麼人？一點兒一點兒挖。給毛主席的信，是通過謝靜宜轉江青，給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時發現的。

“四人幫”沒有接見過我，但遲羣和謝靜宜老跟我聊，讓我作報告啊。我腦子一片混亂，有苦説不出。好在中學同學史鐵生筆頭子好，幫我寫檢查交待材料，文字遊戲具體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饒恕的政治錯誤，但是心是忠於革命的。

吳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級了，每天下課就來鐵生家幫我寫認罪書。臨行前她叮囑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時候都不能承認主觀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認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進地委大院一個黑洞洞的窯洞裏，每天上午掃院子勞改，下午接受專案組詢問審查。記着史鐵生教的：有病、少説話。那就多抽煙唄，我以前從來不抽煙，交代問題煙不停地抽，還是雙槍，兩根並在一起抽。

一盒劣質的煙幾個鐘頭就完事兒，咳嗽、吐痰、手捂着腦門。按鐵生教的招兒：就説有病腦子壞了，什麼也想不起來啦！耗時間唄，讓我好好想想。

大禮堂開批判會，橫幅大標語，孫立哲幾個字倒着寫打上叉。兩個民兵押送，一進門口號聲響起：“肅清孫立哲在衞生戰線上的流毒！”沒有老鄉，全是衞生局、防疫站的幹部和醫務工作者。

我低頭拿小本記錄，像個黑幫一樣。衞生局一個姓温的幹事：“孫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當了衞生局副局長上任第一天——我記得清清楚楚——就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是説，既在其位，必謀其政。我當時兼任衞生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管全地區十多個縣以上綜合醫院，上百個地段醫院和公社衞生院。坐着專區唯一的一輛老式救護車，跟真事似的，到醫院視察髮指示：大醫院醫生為貧下中農服務，全部輪流下農村。

那些知識青年出身的醫生護士們，都沒發言，只低頭跟着喊口號，躲着我的目光。

調查組在農村那邊開揭發會，誰都不主動發言。知道孫立哲嗎？知道。孫立哲犯什麼罪？不知道。他們就挨個挖材料，找動過手術的人，一個個查醫療事故。發現了我治過的一些老鄉拄着拐，一條膝關節不能打彎，這下可找到醫療事故了。

這種大骨頭地方病，劉枴子病。最嚴重的兩條腿彎曲着擠在一起，根本站不起來，沒有生活能力了，專業醫書上説是晚期終生殘疾，沒法治。我發明了一個手術，就是把一條腿膝關節上下大骨頭都截斷再上下對齊，用一條條不鏽鋼板和釘子給鋦起來，打上石膏讓它長直了。一條腿是直的，是支撐的，另一條腿是彎的，這樣架個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當地推廣，我在川裏治了五六十個這樣的病例。醫療事故調查組見到齊家坪一個病人經我手術後上炕一條腿不會彎，要定為我的醫療事故。老百姓不服這個理，難道醫書上沒有的就是醫療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滾地下爬，手術後能走路了，基本勞動能力恢復了。看孩子做飯都沒問題了呀。

老百姓惱了，聽説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嶺幾百裏來看我，走路的趕車的騎自行車的都有。到地委問小孩兒，找孫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掃毛子的那個老腦（大腦袋）？”那時我身體非常壞，在地委大院低着頭掃廁所，腦袋腫得老大，像個怪物。

鄉親們偷偷進了我的黑窯洞，拿出雞蛋拿出饃，還有棉線織的襪子、土布鞋。他們告訴我説，省地縣來了大幹部，多少人下來調查可兇哩，開社員大會，説是中央的政治任務必須完成。來傳話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麼人都有，房東干媽康兒媽來了好幾趟。我讓他們趕快走，可不敢再來了，不能多拉話，我正在挨批判。老鄉説咱受苦人怕個甚麼，頂不濟也坐班房，吃飯不要錢！回去傳開了，被治過病救過命的老鄉心裏過不去，要想法子救孫立哲。

那時不是批判會就是寫檢查。壓力一大，身體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絕望，愛咋地咋地。開批判會我就低頭記錄，下來趕緊整理，當天晚上找畫家靳之林還有邵明路、臧若華等幾個知青朋友，往北京給吳北玲、史鐵生髮信傳話。

在村裏有個知青楊志羣，是1975年在北京聽了我的報告自願來延安的，他説乾脆寫個反映吧。內容是：孫立哲肯定有缺點有錯誤，需要批評幫助。但是這個人是個好人，做過很多好事，治病救人，從不收禮。希望領導也能瞭解。

社員開會牴觸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我們不曉得政治錯誤是個甚麼球事，就知道孫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錢，不收禮，是個好心人。因為以前醫生下鄉都端着架子，先吃飯，再看病，還收禮。

我那時雖然兼着省地縣各種官位，實際上是個不脱產的農民，只拿工分，沒有工資。那邊開社員大會批判，這邊開小會簽名。從那邊大會出來，就有人引到這邊簽名。老百姓間秘密傳成了一句話：啊呀，簽名就能救孫立哲！這邊各村傳：咱們多一個簽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給誰治過病記不住，老鄉沒有忘。陝北窮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門要飯，今天門上來了叫花子，最後一口黑糠乾糧也掰下一塊。結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遠的來了不少。簽名的、按手印的，什麼樣的紙都有，花裏胡哨的連在一起往上貼，弄成了很長的一個“萬民折”。

北京那邊兒，鐵生家是“撈”人聯絡站，他幫我起草申訴書，還找熟悉的朋友，出謀劃策的人有電影學院青年導演班的柳青、張暖昕，抱不平的有陳建功、李陀、趙振開、劉心武等。王立德專門傳遞最新情況。

史鐵生和北玲一塊兒天天商量怎麼給領導遞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課跑外線，通過師大女附中同學關係，找王任重、顧秀蓮。同村的知青劉亞岸幫忙找人。最後遞給了胡耀邦。他們説胡耀邦還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啓立都瞭解我，明確表示説：這個孫立哲抓錯了，他怎麼會是“四人幫”呢？胡耀邦在開會時就找到王震，説：小孫不是“四人幫”，另外，這個人現在有病，王震同志對陝西幹部熟，請王震同志關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麼斟酌了，抄起機要電話當場找省委書記接電話，開口就是給我查查在延安有孫立哲沒有，他身體有病趕緊給我送回來。

突然那天，地委書記帶着副書記、衞生局長一大幫人，黑壓壓湧進我那個黑窯洞裏來。我已經習慣了，不又是批判嘛，我頭低着。地委書記一把抓住我的雙手使勁搖啊搖：啊呀，孫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們不瞭解情況啊……衞生局長拿出好煙：吃煙吃煙。好幾個人忙不迭同時擦火柴。

當天晚上，就住進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飛機直送北京。救護車在機場等着，直接拉到醫院住進單間，就這麼厲害。一夜之間，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嗎？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電話，這就很嚴重，就是個政治態度問題。

當時救出來的理由是有病，那話就聽出來了。第一次住在地壇第一傳染病醫院，黃疸加上治療不當高鉀型酸中毒，在牀上幹挺着，一動不動。響應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構的那些東西，包括對未來的預期、對自己的看法、隨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體本錢的丟失，這你就變成了一個無能為力的弱者。

那時我趴在病牀上，期望值低到什麼程度？看到護士的腳在牀前走來走去，羨慕人家走路這麼有勁，會走路，真好。實習生夾着本書來查房，我覺得：能看書，真好。窗外一隻小鳥叼着一根小草，那廣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屬於你。

出院不願回清華家裏，又回到了鐵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發小們都上了學。我整天拄着個枴棍晃悠，我有臉見你們嗎？太難受了！

為什麼住在鐵生家裏？一是在農村睡在一條炕上。二是，我兩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聯絡站。原來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極大的個人膨脹。現在整個被邊緣化成了三無四有人員：沒學歷、沒收入、沒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無處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經完全截癱了，比我強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沒想還能爬起來。他自己走投無路生活困頓，卻全力幫我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宮旁邊一個小院子裏，兩小間房子很擠。我和鐵生住大點兒的一間，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嵐）睡小屋。他爸從此沒脱過衣裳睡覺。晚上往那兒一靠，早晨5點多，準點起來買豆漿買油條。他長期高血壓，手抖，請了長假照顧癱兒子。

開始時我們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詛咒自己的命運和這個社會的怪現象。我們兩個身體困境使未來希望變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運的無可奈何。

我媽天天往鐵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勸我和鐵生要想得開。我父親也常來但不説話。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懷疑是派遣的美國特務，他用遍了數理化三棲邏輯推導不出自己的清白，幾次自殺又陰差陽錯被救了回來，多年在驚恐中生活不敢多説一句話。這期間鐵生以我父母為原型寫了《法學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陳建功幫他聯繫發表在雜誌上。

史鐵生後來寫了《病隙碎筆》，送給我那本的扉頁上他大大的字寫着：立哲，第五章獻給你。我一看，這章專門探討生命的意義，好多話針對我當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漸開朗。我説我吃激素腦子完了，可腿還能使；你是腿殘了，腦子還能使，咱倆弄不好還能拼出個完整人兒乾點事兒。鐵生笑了説，這拼出來的人到底是你還是我呀？我説當然是你呀，腦袋指揮腿嘛。鐵生一聲斷喝：別價別價你千萬別往下説了，我這腦子要是還能指揮腿走路，我還不立馬就得瘋嘍！

夜裏一對病殘人對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運互相開導。白天他搖車去街道工廠畫彩蛋，我一個人往北新橋菜市場那兒晃，回來做飯：今兒吃什麼？史嵐放學一回來，摘菜去！説什麼幹什麼。史鐵生大指揮，我二指揮。他全力在幫我，也幫成了。

轉機來了。1978年底，醫學院開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齡沒有26歲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兒報名去啊？沒單位、沒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副院長李光弼。

他當年帶專家到我們村考察我時，在我的窯洞一個炕上住了不短的時間。李光弼愛下棋，我是圍棋業餘高手，一下棋，關係就不一樣了。這次他帶了一盒蝦來看我，要跟我“手談”，在龐澐家裏，他和龐澐的母親是北醫的老同學。

我試着問想考考你們的研究生，可是沒户口沒法報名。他説，我給你證明。説辦就辦，第二天就親自帶我到科研處，説這個人我認識不用介紹信，給他報名，讓他考。這都是救命之恩。

還有一個多月考試，考5門功課。外語、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這可和以前看病動手術不一樣。尤其是病理，從來沒學過。組織學沒看過顯微鏡，病理解剖都沒學過。

背水一戰的時候到了。

我找了個小黑屋，往架子牀裏一窩，啃乾糧喝開水，硬是沒出門。病理解剖是死學問，硬看、生背，厚厚一本書整個背下來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點基礎。外語沒有問題。政治沒有時間，我自認為比較強。

可我從來沒上過大學考過試，我的臨牀學科對手都是“文革”前大學畢業有行醫資格的醫生，心裏沒底。考回家我媽問：可回來了，考得怎麼樣？我説考得大概不行，想寫的內容太多寫不完。

我報的導師是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兼同仁醫院院長戴士銘，還有外科主任龔家鎮。過了三個禮拜，戴士銘院長的兒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説你考得好呀！過幾天李光弼院長也打來電話，説我考試名列前茅。

後來才知道，我的總分和三門主課都是全國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幾乎滿分，政治最差，剛剛及格。命運終於轉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顏色，我和北玲在熱烈的戀愛中又共同憧憬未來。

這期間，兼任清華領導的胡啓立曾約見我，轉達了胡耀邦的關心。同樣是在工字廳，這命運呀，真是難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個突然的轉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從赤腳醫生開始接觸政治，表現出對政治的無知，到忘乎所以極度膨脹，到最後被打倒。後來就為此遠離政治。學醫給你一個很鮮明的價值感，一直延續到現在。

注：1979年，孫立哲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讀外科器官移植碩士學位。1982年春，孫立哲赴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留學；1982年秋天，孫立哲考入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因對動物毛髮過敏終止學習。1987年孫立哲在美國創辦萬國圖文電腦出版公司；1990年回國。現為華章出版公司董事長、萬國集團董事長、美國臨牀腫瘤學會（ASCO）專業會員。多年以來，孫立哲持續在美國和歐洲等地攻讀多學科學位。先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紐約大學斯騰商學院、馬里蘭大學史密斯商學院、波蘭法學院的醫學、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學科學位。跨學科研究興趣包括行為金融學與投資決策、系統動力學與企業戰略、腫瘤治療學與新藥開發、侵權法與公司治理、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情感經濟學與幸福學、進化生物學與文化基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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