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民族主義是否妨礙理性決策？_風聞

鄭永年：民族主義是否妨礙理性決策？作者：鄭永年

本文轉載自：IPP評論（ID:IPP-REVIEW）

▲ 《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新民族主義（The New Nationalism)（圖源：網絡）

本文節選自鄭永年教授新著《中國民族主義新解》

中國必須在崛起道路上規避戰爭和軍事衝突，因為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將耗費大量原本可以用於國內建設的資源。世界主要國家的對華政策，也決定着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不少國家已經對中國的雄心保持警覺，如果中國不能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消除它們的顧慮，其崛起必然受到阻礙。當然，這些國家是否將遏制中國，最終還是取決於利益考慮。這也牽涉到崛起環境的第三方面，即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擴張。中國在出口、技術引進和海外投資等方面的經濟活動，不僅應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應使其他參與國獲得經濟利益。中國海外經濟環境的改善，有賴於這種共贏的局面（閻學通，1997b）。

鑑於上述這些考慮，中國的現實主義者認為，必須壓制國內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有多重戰略意義：一是防止美國與我國周邊國家共同遏制中國。冷戰後，中國的崛起已經在西方國家和周邊地區引起了一些誤解，認為中國強大之後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不斷擴大。這種認識雖然是錯誤的，但中國應充分正視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將長期存在這一現實，採取參與的戰略，進入到這個體系中去，而不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而遊離於這個體系之外。遊離國際體系之外的孤立主義政策，容易使中國成為美國的遏制對象，而進入到這個體系之內，中國則能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發展較多的共同戰略利益。

二是有利於中國積極主動地參加亞太地區各種多邊政治和安全機構的活動。如此，即使中國的觀點立場不能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原則，至少可以減少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規則出台。

三是使中國外交變得更加積極和具有建設性。參與不是卧薪嚐膽，不是準備將來有一天對在歷史上有負於我國的國家進行報復，而是通過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設性意義的思想，增強中國的影響力，更多地承擔起領導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的責任（閻學通，1995：13-14）。

中國的現實主義派還提出，不應去主動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中國只能成為區域性大國，不可能成為世界性領導者。要成為世界性大國，不僅取決於經濟、軍事等因素，還有一個價值觀的問題。目前世界上的主流價值觀是西方的價值觀。東方文明能否取代西方文明，世界潮流是否將由西方轉向東方，這種趨勢也決定着中國能否成為世界一流國家。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搭便車”對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定位必須是大國，否則沒有出路。中國，做挑戰者沒有資格，也不可能；做純粹的追隨者，也不可取。中國只能在不同的領域選擇不同的戰略（李建永，1995）。

儘管新民族主義者中的大多數反對現有的國際體系，他們中也有部分人認為應將精力放在國內改革上，這樣才能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榮敬本，1994：何方，1995）。這種內部改革包括如下幾點：首先，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必要條件。世界通行的經濟準則即使與中國的利益有所牴觸，也應被尊重和遵循。

第二，中國應廢棄傳統的重商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主權、社會秩序和市場發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應過多涉入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活動。中國一方面從自由的國際市場獲利，另一方面卻又嚷嚷着要重塑國際經濟秩序，這並不可取。中國應致力於推進自由的國際市場，唯有如此，中國崛起才能對世界體系做出貢獻。

第三，對於國家主權的觀念應做些改變。無疑，捍衞國家主權是國家的責任。但榮敬本（1994：6）也指出：“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方面，同樣必須尊重歷史形成的國家主權，如果去算曆史的老賬，必然引起國際民族糾紛。”任何衝突都會對中國國內的發展和穩定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在爭奪主權時，也應考量國家經濟由此將受到的影響。

煽動人心的民族主義確實常常妨礙決策者的理性思考。不少國外觀察家擔心，中國的外交決策將在新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脱離理性的軌道。但實際上，民族主義與理性選擇並非不可並存。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國家富強。因此，民族主義“熱情”屈從於國家“利益”，前者並不妨礙中國的決策者為國家作出理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