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國民黨敗退台灣搶救了中國知識分子？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近期有一篇《抉擇：1949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舊文，在某平台上被新媒體賬號頻繁轉發。**文章高度評價了國民黨政權1949年逃台期間，對於中國文物和人才的掠奪式“搶救”。**文章這樣寫到：“最為無價的是，其‘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之際，在偏安一隅的孤島上，讓中國文化一脈相傳。”難道歷史真的如他們所説的這樣嗎？

一、中國文化真的是依靠少數的

逃台知識分子才**“一脈相傳”的嗎？**

我們且順着文章所列舉的“正面典型”，看看這些選擇離開祖國的知識分子的後續故事。

胡適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在大陸的三十年可謂是著作等身，然而1949年以後的學術作品鋭減。更有甚者，表面上標榜“自由主義”的胡適，卻在50年代先後接受國民黨4.5萬美元潤筆費，在報上發表反華反共文章，乃至於預言“西藏必不可能統一”，結果因此還成為了收入《毛澤東文集》的反面教材——

再講一箇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台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説，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佔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麼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複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我説，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説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並不“小心求證”，只有“大膽假設”。[注1]

傅斯年赴台後首先受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然而在他履新後僅三個月，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六事件”——國民黨軍警攻入台大，抓捕了100多名愛國學生，並先後處決7人——**曾經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校長，最終也只是選擇了明哲保身。**次年，傅斯年便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質詢”時突患腦溢血逝世。

羅家倫也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但是比起好友傅斯年等更加醉心政治，政客的成分遠強於學者。羅家倫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已投靠蔣介石，支持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吹捧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逃台後的1952年，羅家倫奉蔣介石旨意推行漢字簡化方案，誰知碰巧對岸大陸已經開始簡化字運動，反而因此被一百多位“議員”攻擊為“通共匪諜”，只好就此作罷。

二、大陸的知識分子從此就

一事無成？

文章中還有段這樣的描述，好像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從此就一事無成了：

“馮友蘭、湯用彤、陳垣、金嶽霖等，這些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都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們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進行全面的否定。此後幾十年內，學術研究活動一直處於“失語”狀態。而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能倖免被被批判的命運。”

以上文中説到的陳垣為例，陳垣先生作為資深的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自然是重中之重的“搶救對象”，但陳垣絲毫不為所動。1949年5月17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來了新的軍隊，那是人民的軍隊；樹立了新的政權，那是人民的政權；來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活了七十歲的年紀，現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在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他在表達擁護新政權的同時，勸告胡適能夠****“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

 陳垣先生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擁護，不僅有言語上的公開表態，而且在行動上緊緊追隨。親歷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形勢變化，對比國、共兩黨主政下的社風民情，陳垣長期壓抑的政治熱情被重新點燃了。“我以前沒有看過好的政治，就以為凡是辦政治的就辦不好，就令人失望，於是只好採取消極的辦法，對政治不聞不問。”“現在不同了，從解放以後，我靜心的觀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從前不同了。不用説別的，就看見他們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有一點奢華享受的喜氣，已經是從前所沒見過的。”

1951年5月，陳垣受命擔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的總團長，他不顧體弱年邁，在四川巴中地區四處走訪，所見所聞讓他“思想上起了階級的變化”“認識了羣眾偉大的創造力”，他認為，所謂“超政治”“超階級”的學術生活是不切實際的。

1955年，老朋友、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教授以65歲高齡入黨，點燃了陳垣加入黨組織的信心。1956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對知識分子的意見》，**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參加到共產黨的行列。**到了1958年他就正式提出了入黨要求。1959年1月28日，北師大人事處、校長辦公室支部召開支部黨員大會，討論並接受陳垣入黨。

1949年年底至1951年年底，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參加了土地改革。它促使知識分子自覺、自願地審視自我，思想上感情上主動向中國共產黨靠攏，認同並且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情感上的認同也激發了學習上的動力。**中國知識界還興起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通過學習，大多數知識分子具有了一定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並就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隨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的廣泛使用，在組織建設、理論學習、學術工作等各個方面，都迅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馮友蘭陸續出版了七卷《中國哲學史新編》；湯用彤發表了《魏晉玄學論稿》，並留有遺稿《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和《漢文印度佛教史料選編》；金嶽霖完成了《羅素哲學批判》和《知識論》；陳垣則負責點校二十四史項目組的五代史部分……

**上面提到的陳垣先生參與的點校二十四史項目，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個大兵團作戰項目。**1958年開始，由毛澤東主席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開始了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系統地整理和標點校正工作。“二十四史”是中國曆代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的總稱，總計3213卷，約4000萬字。此前只有乾隆武英殿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兩種版本，既無斷句，更無標點，對於初學者來説有很大的障礙。

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華書局提供，題字者啓功）

**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古籍著作，都是這樣由國家組織各地文史學者通力協作而成的。**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整理出版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如古籍出版社校注出版的《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乃至於《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等大型古籍皆是如此。[注2]

此外，更有通過考古發現整理的甲骨文金文、雲夢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寶貴的史料發現。這些華夏先民留給這塊土地的歷史瑰寶，都給大陸文史學界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學術靈感，激發着一次次新的思想碰撞。歸根到底，中國文化的載體始終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試圖離開這片土地、離開廣大人民的文化，最終也只能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60位院士選擇留在新中國，

2290名海外學者歸國，

1億人口脱盲

隨同國民黨赴台的知識分子羣體，有的是階級、理念不同的，有的是隨波逐流的，有的甚至是受到脅迫不得不離開。然而，據統計，1948年當選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中，**有近60人選擇了留在大陸，或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回到大陸。**還有一點則是，大量留學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先後響應新中國號召，排除萬難迴歸大陸。

1949年12月，周恩來總理通過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據統計[注3]，**自1949年8月至1956年10月，先後有約2290名海外學者選擇了歸國。**這其中有物理學家錢學森、鄧稼先、趙忠堯、程開甲、謝希德、朱光亞、黃昆、梁思禮等，有地質學家李四光，有數學家華羅庚、郭永懷，有化學家傅鷹，有生化學家鈕經義，有大氣物理學家葉篤正，有材料學家師昌緒，有建築學家吳良鏞……這批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説，正是雪中送炭。

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大陸，無論是研究條件還是生活水平，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也未必比得過席捲了大量資金的國民黨台灣政權。**對每一個迴歸中國大陸的海外知識分子來説，這個選擇都意味着一條最艱難的道路。**而支持他們迎難而上的動機，也許正如朱光亞等51名留學生在《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寫到的——

同學們，我們都是在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現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若留戀這裏的研究環境，恐怕一輩子也回不去了。回國去之後，有的是學習的機會，有的是研究的機會，配合國內實際需要的學習才更切實，更有用。若呆在這裏鑽牛角尖，學些不切中國實際的東西，回去之後與實際情形脱節，不能應用，到時候，真是後悔都來不及呢！[注4]

**這批知識分子在海外歸國後，結合各自的專業領域，先後為恢復國民經濟、建設新中國的事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到50年代末，新中國就已經建成了包括兵器、航空、船舶、電子等大中型企業一千多個，初步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和科技體系，還在較短時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高等教育學科體系。60年代以後，更是取得了“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樣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對於真正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我們新中國也是極盡全力做好保護。**以錢學森為例，國家為他配備了數個警衞，甚至專門配備一位專職的食品化驗員。據化驗員段恩潤回憶，管理員購買的食品必須經過他的取樣化驗、確證無毒，寫好化驗單，交給管理員，管理員才能把買來的食品交給炊事員，烹調後端上餐桌，每盤菜要取樣放進冰箱，24小時後錢家人無恙方可廢棄樣品。另外還規定，錢家成員不能在外購買食品，包括兩個孩子，如果買了食品或者飲料，必須經過化驗，確證無毒，方可食用。不光是食品要化驗，乃至茶葉。

**這些為新中國建設鞠躬盡瘁人民科學家，不比那些所謂的“民國大師”更有含金量嗎？**更值得一提是新中國的“掃盲”運動，短短十幾年，為近1億成年人脱盲。

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5.5億人口中有4億文盲，文盲率高達80%；而在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村地區，文盲率更是超過95%；同時，全國學齡兒童小學入學率僅20%，初中入學率更是隻有6%。

1950年，毛澤東同志在《人民教育》創刊號上題詞：“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當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專門研究掃盲工作，提出“開展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會後，一場自上而下、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在全國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

新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四次掃盲運動，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在1964年開始的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幾年間，1億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而到2000年，中國的文盲率已經降至6.72%。這堪稱人類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蹟。

參考資料：

1：毛澤東《關於西藏平叛》，《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2：楊牧之《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顧與展望》，《古籍整理》2003年第九期、第十期

3：左玲《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外留學生羣體的歸國浪潮》，《青海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4：朱光亞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留美學生通訊》1950年第三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