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厭倦了他們沒完沒了的堅忍”_風聞

類似“3·11”大地震的那樣災難發生時，我們總能看到日本人在災後秩序井然的樣子。

這一點，讓“3·11”時在現場採訪的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裏也很是震撼。

他説自己看到的一切，只可能發生在日本：

“我的一個煩惱是不時要謝絕饋贈食物……他們自己的食物通常僅夠維持幾天或幾小時。這些剛剛失去家園的人會因為沒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帶哀痛的誠摯之情。雖然從汽油到廁紙，幾乎所有東西都長期短缺，但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趁亂打劫，也沒有商人趁機漲價。我也沒見到打架鬥毆、大聲爭吵或意見分歧，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沒有人自憐自傷。”

當時，每一個外國記者都深受震動，勞埃德·帕裏當時覺得，這就是人性最好的一面了。

但後來，他聽説了大川小學的故事，那裏的遭遇卻讓他開始反思：

這種災難中為人稱道的秩序井然，是不是也掩藏着一些無奈和問題？

海嘯發生後整一個月的紀念活動，學生在為遇難者的靈魂祈禱。

勞埃德·帕裏花了6年時間採訪調研，寫成了《巨浪下的小學》一書。

Lens就此採訪了他。

在他看來，與其把日本人災後的反應解讀為樂觀，倒不如説是出於忍耐和無可奈何。

而忍耐並不總是好品質，在特定情形下，它會成為追尋真相的攔路虎。

大川小學發生了什麼

“如果你將要面對大地震，能讓你避難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難所就是學校。”

在“3·11”大地震中，只有不到2%的遇難者是學生，其中又有4/5是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喪生的。

在日本，學校往往是最牢固的建築，在自然災害發生時作為應急避難所使用。

福地村的很多小學生都在大川小學就讀。地震當晚，這些孩子都沒有回家。但他們的家長都沒有表現出過度的擔心。

**在家長們的常識裏，學校是比家更安全的地方。**學校的建築比民舍堅固得多，老師們接受過應急訓練，學校也會不時舉行應急逃生演習。

家長們相信，第二天一早孩子們就能回家。

但是大川小學辜負了他們的信任。

**“3·11”大地震中，日本有75個孩子在有老師照顧的情況下不幸遇難。**其中，74個來自大川小學。

廢墟周圍殘存的學生花名冊

在與Lens的採訪中，勞埃德·帕裏説：“比起我的家鄉英國，日本人更願意相信，而不是質疑政府。****”

後來蒐集的證據表明，大川小學的副校長犯了致命的決策失誤。

地震和海嘯間隔了50多分鐘。在這50分鐘裏，副校長從收音機和地方政府的大喇叭裏聽到了多次海嘯警報，但他決定讓孩子們留在學校操場上。

學生們本應能輕鬆逃過這場災難，操場後面就有座山，爬上去只需5分鐘。

直到海水湧來，副校長才終於下令撤離，而他又犯了第二個錯誤。他選定的撤離路線，讓學生迎面朝海浪走去。

大川小學撤離路線圖

而副校長之所以會接連犯錯，是因為學校應急手冊中存在明顯的紕漏。

針對海嘯，大川小學的手冊保留了模板中的通用規定：“主要疏散地點：學校操場。發生海嘯時的二次疏散地點：學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園。”

可是，整個村子都沒有公園。

後來發生的悲劇也證明，沒有任何一塊空地能在這時救孩子的命。

地勢低窪的小鎮完全被洪水淹沒

正因為模板指令含混不清，副校長才會在應急時猶猶豫豫。對此，負責監督手冊制訂的校長，和應對手冊進行審查的政府教育委員會，都理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是每個家長都想探求真相

遇難的孩子裏有直美12歲的女兒小晴。

直美的公公是個傳統而嚴厲的人，災難發生後，他堅持讓直美留在家裏照顧老小，盡好媳婦的本分，尋找孩子就交給他這個男人來做。

海嘯後2天，他帶回了消息：

“我找不到小晴。我聽説只有幾個孩子活下來，可是小晴不在那兒。我想沒什麼希望了，你還是放棄吧。”

“我們不得不接受現實。現在的重點是照顧活着的孩子。”

公公的權威不容質疑：直美的婆婆哭了，被公公嚴厲地斥責了一頓，命令她收起眼淚。

大川小學的鐘錶停在了海嘯襲來的那一刻：下午3點36分。

在這個日本鄉村裏，即使發生了這樣的事，悲傷、憤怒等情緒的流露仍被看作不體面。

在一場官方想走走過場敷衍過去的情況説明會上，一部分家長不肯輕易放過有瀆職之嫌的校長。

他們質問事發當天校長為何不在學校，為何事後不參與救援，甚至不去現場看一眼。

那些沒發言的家長也失去了孩子，但他們反而同情校長的遭遇，覺得那些高聲喊叫的家長讓人難堪。

怎麼能這樣和老師、官員講話呢？

災難週年紀念日，一位女人將花束投向大海。失去親人後，很多日本人不願張揚，而是默默消化痛苦。

遇難孩子的家長逐漸分化成了兩類。

一類以紫桃佐代美為代表，他們要求調查真相，釐清責任。

另一類的代表是直美，面對這場災難，她們靠個人的渺小力量來獨自應對。

為了找到女兒的遺體，直美考了挖掘機操作證——整個日本也沒有幾個女人有這一資格——在淤泥裏篩尋了好幾個月。

大川小學的遺址前有一個臨時花壇。像直美這樣找不到孩子，無法辦葬禮的家長，會來這裏憑弔他們的孩子。

《巨浪下的小學》對兩類家長間的敵意這樣描述道：

“她們相互反感，是因為她們對災後彼此從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在佐代美看來，這兩個不同的任務——挖掘真實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統中的淤泥——相互補充，因此直美的蔑視讓她百思不得其解。”

“‘尋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擔責任，這同時也會迫使他們展開搜索，’她説，‘我們接受媒體採訪，以此持續施壓，這樣才不會失去公眾關注。我從沒有妨礙她獲得駕駛挖掘機的資格，我也從來沒有批評過她。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像平塚太太（直美）這樣的人會想讓我們按照他們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這個被她稱為‘福地小組’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妨礙，還製造了社交尷尬。因為他們如此直言不諱，一些局外人認為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學家長的領袖，代表了所有家長。”

“可是，按照日本的標準，他們毫無顧忌的直率無異於赤裸裸的攻擊，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們在公開會議上批評政府官員，這被認為是不可原諒的無禮行為。”

“他們對教育委員會的譴責，威脅到直美苦心經營的脆弱關係——她的挖掘工作有賴於市政府對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對繼續進行搜尋工作的必要許可。‘我也對教育委員會很不滿意，’直美告訴我，‘但是我們需要他們，我們需要他們的合作，才能做我們必須做的事。’”

崇尚隱忍的民族性格

在作者勞埃德·帕裏看來，隱忍是刻在日本人骨子裏的民族性格。除了地震和海嘯頻發，世界上1/10的活火山位於日本，漫長的沿岸地區每年夏天都要遭受颱風的肆虐。

《巨浪下的小學》中寫道：

“殘酷的自然環境孕育出的品質常常體現在國民特質上，如俄羅斯人篤信黑暗宿命論，美國西部拓荒者堅韌不拔，日本人則崇尚忍耐或堅忍，表現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

福島縣小學在臨時搭建的避難所裏舉辦畢業典禮。

而外國記者們在災區看到的那副令人動容的自救景象，反而是消極的信號：

“在那場災難過後的最初幾天裏，**堅忍就是將混亂不堪的難民團結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這種力量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利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

“海嘯摧毀家園後，倖存者迅速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但他們完全是憑本能這麼做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自然而然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還因為對官方援助不抱期望。****如果西方國家發生類似災難，受災民眾會迅速而敏鋭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裏？****而在2011年的日本，這是一個極少被提到的問題。”

2016年，時任美國駐日大使卡瑟琳·肯尼迪來到大川小學獻花。

問責的聲音很少，如果不是福島核電站出了事，這樣的聲音會更少。

當時，到處都可以聽見另一句口號：“加油”。

勞埃德·帕裏説：“在我看來，加油這個詞背後的意思是説，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而這削弱了對那些蒙受苦難的人所表達的同情。”

起訴政府的人遭到的指責

有50多個家庭在海嘯中失去了孩子，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23個家庭——決定站出來起訴政府。

直到申訴有效期的最後一刻，這23個家庭才正式遞交了起訴書。

不難看出，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克服種種顧慮、達成一致意見。

而如果類似的悲劇發生在西方世界——幾十個孩子因“人禍”而丟了性命——早就有大批律師毛遂自薦，要幫遇難者家屬打官司了

開庭日，原告家長舉的標語寫道：“雖然聽從了老師的話！”

在接受Lens採訪時，勞埃德·帕裏説：“在日本人看來，起訴別人是一件極富攻擊性、甚至暴力的行為。它是非常私人的事，不應大張旗鼓，搞得人盡皆知。”****

他在書中也寫道：

“在日本，人們本能地厭惡採取法律行動，覺得那些這麼做的人本身就違反了某種意義深遠的不成文法律。這種行為被視為堅忍的失敗，違背了鄉村社會的潛規則。人們普遍認為，對於那些提起訴訟的人來説——尤其是那些起訴政府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令人不快的結果：社會的反對、排斥，甚至是迫害。”

吉岡是幫這23個家庭打官司的律師，他很理解人們的顧慮：

“**它不是那種顯而易見或明確的傷害，但人們能隱約感覺自己受到指責。**如果當事人有親戚在當地政府工作，那個親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過。在學校，當事人的兒女會被人指指點點説是鬧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網上也會有尖酸刻薄的言論。”

一個男人正在災難紀念碑前悼念。

甚至就連幫原告作證的證人，也要面對周遭的壓力。

災難發生那天晚上，千葉救助了大川小學唯一倖存的那位老師。當時，老師身上的衣物乾燥、完好。

所以當這位老師講述了一個自己在水中奮力掙扎的故事後，千葉一下就聽出他在撒謊。

海嘯後的大川小學

千葉公開戳破了老師的謊言。

隨後，他感受到了某種微妙的指責。

他開着一家汽車修理廠，他發現政府官員不找他修車了，生意都湧向了競爭對手。

他的朋友委婉地提醒他，為了他自己好，最好保持沉默。

“在鄉村社會，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你説得太多，或做了任何有爭議的事，政府就不會關照你。”千葉説，“他們不會修你家門前的路，也不會提供任何官方福利。人們就是這麼想的。”

積極道歉，絕不認錯

2011年的冬天，校長向家長們寫了一封道歉聲明。

他看似態度誠懇：“無論我多麼抱歉，缺乏正確的應急手冊和未能提高員工的危機意識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被原諒。”

但卻淡化了自己的責任，將之歸結於“粗心大意”。

法官和家長登上學校後山，得出結論：這條逃生路線是完全可行的。

在後來的情況説明會上，家長們想方設法逼問校長，希望他承認這是“過失”，而絕不是粗心。

家長們注意到，當校長被提問時，坐在一旁的教育委員會副會長以手遮口，一邊衝校長竊竊私語，一邊指着桌子上的什麼文件。

校長緊張地看向副會長，依照其指令不斷搪塞説：“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道歉。但是，我不認為那是過失，我自己不會這麼説。”

勞埃德·佩裏在《巨浪下的小學》裏給出了他的觀察：

“石卷市政府的人並非十惡不赦。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表現英勇。他們本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們從沒有放棄自己的公共責任感，雖然現實障礙重重，他們還是維持政府職能部門正常運轉……安置數萬個無家可歸的家庭。”

“**作為個人，他們不辭辛勞，勇於自我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本就令人絕望的情況會惡化數倍。**可是，當面對自己的失敗時，就像大川小學那種，個體的熱情和同情心就被集體的本能扼殺，那是一種保護組織免遭外部攻擊的本能。**面對無可辯駁的指責，個體縮成一團，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下。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現在，他們的面孔從視線中消失了。他們的忠誠是為了更崇高的事業，遠比公共責任或個人尊嚴更崇高——為了保護組織聲譽免受進一步損害，最重要的是保護其免受法律制裁。”

2016年，地方法院做出了判決。

在採訪中，勞埃德·帕裏告訴Lens：“**家長在起訴書裏明確提出，不能把責任都歸罪給校長，負責監管的教育部門也難辭其咎。**我不記得教育委員會是如何為自己辯護的了，但總之最後，法庭支持家長的主張。”

家長們勝訴，政府要為每個逝去的孩子賠償6000萬日元（約合385.3萬人民幣）。

**政府對判決不服，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判。政府又繼續上訴，將官司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

一名父親把判決書擺在女兒的祭壇前。

家長們也對這個結果不甚滿意。

判決明確了老師們的錯誤，他們本應及時帶着孩子們撤離。但對於應急計劃中的疏漏，對於校長和教育委員會的責任，判決中隻字未提。

那位倖存下來的老師也沒有出庭作證。自從講了那個漏洞百出的故事後，家長們再沒見過他。

大川小學舉辦集體悼念儀式

紫桃佐代美的期望落了空，她很想從那位老師口中，打探出更多的細節： 

“當時的天空什麼樣，風是怎麼吹的，當時的氣氛怎麼樣，孩子的情緒怎麼樣？老師真的想挽救他們的生命嗎？**孩子覺得冷嗎？他們想回家嗎？我的孩子怎麼樣？最後一個跟她説話的是誰？逃跑時誰跟她在一起？她有握着誰的手嗎…****…**我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

勞埃德·帕裏告訴Lens，大川小學的悲劇，在日本社會並沒有掀起多大的波瀾，甚至還不如它在西方世界的反響強烈。

這令勞埃德·帕裏感到疑惑，但他隨之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有18500人死了，人們的態度是，大川小學的確是樁悲劇，但也並不比其它的悲劇有何特殊。”勞埃德·帕裏説。

這場海嘯像是關於日本社會的一個隱喻。

佐代美對勞埃德·帕裏説：

“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我們向它發泄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温暖。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

勞埃德·帕裏問她：“看不見的怪物是什麼？”

她答道：“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麼，它是隻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説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