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貶官文化”： 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貶官本是皇帝們用以駕馭官員的帝王之術，但真正碰到貶官之事時，不少文人都表現出了不一樣的精神。

唐肅宗在位時，關中地區糧食歉收，導致物價飛漲。

當時在京城長安任職的李皋，眼瞅着自己微薄的俸祿，實在無法應對不斷上漲的物價。於是，他想了個損招：自請外放。

朝廷對於如此荒唐的要求，自然不會答應。這可急壞了李皋——不讓我貶官，我可真的活不下去了！

隨後，李皋橫下一條心，在工作中故意出岔子，主動攬責。這下子，朝廷也拿他沒辦法，只好將他貶為温州長史，讓他逃離一線城市，到温州任職去了。

貶官，皇帝説了算

貶官其實很慘，古時候像李皋這種把貶官當兒戲的，真的不多。但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貶官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所謂“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所以，出現李皋這種主動貶官的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公元805年，唐德宗駕崩，太子李誦繼位，是為唐順宗。

唐順宗有志於革新弊政，便啓用王伾、王叔文等人進行改革，史稱“永貞革新”。

可是，不久後改革派內訌，順宗內禪，憲宗上台。王叔文等人被一通安排，劉禹錫也受到牽連，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而唐憲宗將這些參與改革的人貶官之後，覺得還不夠，特意在詔書里加了幾個字：

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所謂“量移”，是唐朝專門針對貶官的一種制度，只要你在貶官期間表現中規中矩，一段時間之後（時間長短看皇帝心情），朝廷就會把你調到離長安近一點的地方。比如，劉禹錫被貶到湖南，“量移”一下，就可能調到離長安更近一些的湖北。

唐憲宗

不過，皇帝已經發話了，“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皇恩浩蕩也與你無關，早點洗洗睡吧。

其實，所謂“貶官”，和罰俸、打板子等懲罰措施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更好地駕馭官僚階層。

但貶官的性質更特殊一些：**既有貶官，自然也可以重新啓用。**這樣一來，便留下了轉圜的餘地。古代皇帝深諳此道，專門利用貶官一事，攥着士大夫的“前途”，讓他們為自己賣命。

不過，雖然大多數文人士大夫都心甘情願地為皇帝賣命，但總有一些例外。

文人的抗爭

劉禹錫被貶到朗州司馬任上，整整十年，朝廷都沒有提起過他。

文人有個毛病，嘴欠。這個毛病在劉禹錫身上，尤為突出。老劉也沒啥特別，就是喜歡顯得特別。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已經在朗州待了十年的劉禹錫，被唐憲宗一紙詔書，召回長安。可劉禹錫剛到長安，就“犯病”了。

一天，他獨自遊玩玄都觀，玩就玩吧，他還專門寫了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這“戲贈”真是極盡諷刺之能事，一句“盡是劉郎去後栽”，彷彿在向滿朝文武宣戰：我走了十年，瞧把你們得瑟的……

劉禹錫寫《陋室銘》的和州（今安徽和縣）

這下子，不光皇帝，幾乎所有掌握實權的大臣，都一致同意：貶！能貶多遠貶多遠！

劉禹錫算是“硬骨頭”，嘴上永遠都不饒人。其實，面對貶官這種事，嘴上厲害的遠不止劉禹錫一個。

大文豪蘇東坡，論嘴上功夫，比劉禹錫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蘇東坡的嘴不用來罵人，也不是用來嘲諷的，他這張嘴只幹正事兒——吃。

蘇東坡被貶到黃州，發明了東坡肉，今天已經是杭州樓外樓的招牌菜；蘇東坡被貶到惠州，又發明了盤遊飯，稍加改進，就是今天的廣東名吃——煲仔飯。貶到廣東的蘇東坡，逐漸融入當地（飲食）文化，過起了優哉遊哉的小日子，他曾寫道：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有此覺悟，貶官自然沒有太多苦惱了。

歷史上的這些文人，或如劉禹錫這般“硬懟”朝廷；或如蘇東坡這般，隨遇而安。面對貶黜，他們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劉禹錫“硬懟”朝廷，“懟”出了《陋室銘》《秋詞》這些不朽的文學作品；蘇東坡隨遇而安，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美食、美文，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説，他們被貶官，看來是“好”事啊！

此外，對當時偏遠地方的百姓來説，文人、士大夫遭貶，可能真不是壞事。因為這些人被貶之後，或許會用另一種方式來消解，而這對普通百姓來説，受益最大。

高效的文化傳播方式——貶官

古代文人被貶之後，大多數人的內心都會陷入一種深層次的矛盾：兼濟天下已遙不可及，又不甘心自此獨善其身，以至孤獨終老。怎麼辦呢？

於是，有人就想到了自己的特長——讀書。

在古代，雖説“百無一用是書生”，但這些書生的文化素養，確實很高。而當時許多偏遠地區，依然是蠻荒之地。

蘇東坡被貶，除了吃，還做了一件事——興辦教育。

在儋州，蘇東坡自編講義，為前來聽課的當地百姓講授孔孟之道、詩詞歌賦。在他來到儋州之前，整個海南都是文化的荒漠。直到今天，海南人仍然將蘇東坡視為文化啓蒙的導師。

惠州蘇東坡紀念館

宋徽宗繼位後，宋廷將蘇東坡召回。而蘇東坡前腳剛走，海南便出了歷史上第一位進士——符確。

對於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説，即使身遭貶黜，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始終是他們內心最深處的信念。從小修習的孔孟之道告訴他們，要以天下為己任。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他們只要有可能，就會在一方小天地裏，教書育人、興辦學堂，將自己平生所學，教授給偏遠地方的莘莘學子。

與被貶官員的遭際相似，在清朝統治下，許多學識淵博的文人士大夫，從南方被流放到東北，置於滿洲八旗的監視之下。但這些文人士大夫，來到東北之後，放下夷夏之防，放下個人榮辱，對當地百姓傾囊相授，把文化知識帶到關外，成為東北文化啓蒙的使者。

陳夢雷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

函可、郝浴、陳夢雷這些“流人”，和被貶的文人士大夫一樣，成為了文化的傳播者。

貶官文化

中國古代，經歷過貶黜的文人士大夫，數量龐大。

貶官本是皇帝們用以駕馭官員的帝王之術，但真正碰到貶官之事時，不少文人都表現出了不一樣的精神。

他們沒有簡單地屈從帝王的威權，乖乖在地方上按部就班地生活。他們心中還有孔孟之道，還有聖人的教誨，還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信念。

海南貶官文化的代表——五公祠

於是，他們隨遇而安，一面嘲諷當權者，一面興辦學堂、升壇講學，所有這一切構成了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文化——貶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