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互戰略認知的“翻譯困境”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世界知識

“對手”還是“敵人”？

10月2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位於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發表了其第二個對華政策演講。他明確表示，“美國不再指望僅靠經濟接觸就能將中國轉變為自由開放社會，現在視中國為戰略和經濟上的對手（strategic and economic rival）。”

▲資料圖片：當地時間10月2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出席研討會，談論中美關係。

這是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裏將中國明確定性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之後，其最高層就已經進入“大國競爭新時代”的美國對華政策定位又一次使用高度戰略化、政治化的標籤性詞彙，進一步印證了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基本方向。

由此我想起美國駐華使館政務公使柯有為去年秋天在與我的好朋友安剛的一次交流中，面對提問做出的回答。他説，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定位就是**“競爭”（competition）**，這是美國國內跨黨派界別、跨政府任期且擁有充分社會支持的一個基本共識，“中方不必再有任何懷疑”。

不過我也注意到，對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定位，中國國內學者、媒體人甚至一些官員的認知仍然存在細微但並非不重要的差異，這種差異就反映為美方用詞中譯文的不精準，比如：

相當多的人混用**“競爭者”（competitor）和“對手”（rival），把“競爭者”譯成“競爭對手”；有人主張把“競爭者”或“對手”直接譯作“敵手”（enemy）**，給出的理由是“美國內心就是把中國當敵人的”,“我們要用差異性翻譯法給國人一個警醒”；

也有人搞不清“rival”與既有“對手”內涵也有“敵手”之意的**“adversary”和“opponent”**兩詞的區別，感到困惑，而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在高階官方層面談起對華關係時是不使用後兩個詞的。還有一個詞“antagonist”，一般用在劇本里，指“反派”“壞蛋”。

▲資料圖片：2017年11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偕夫人梅拉尼婭搭乘“空軍一號”專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展開任內首次對中國的國事訪問行程。

從翻譯的角度來説，把握“信”即準確度是第一位的。然而，英文中很多詞的語義豐富度要超過中文對應詞彙，當然中文裏也有很多詞彙在英文裏是很難找到確切的對應詞的。比如，“rival”和“enemy”在翻成中文後，“對手”和“敵手”的區別就不像在英文裏那麼明顯。在英語中，“rival”除“競爭”“爭奪”優勢地位之意外，還藴含着一種“平等”或“對等”的含義。然而中文的“對手”則似乎更多強調“衝突”與“對抗”，雙方實力體量的差異也並不在語境當中。

再比如，“adversary”“opponent”“enemy”雖然都簡單概念化地作“敵手”譯，但相互也有細微差別。按照《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和《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詞典》的解釋，根據恨意的從少到多排序，應為“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不管怎樣，無論是“competitor”還是“rival”，與“enemy”畢竟還是有實質區別的。某些中文媒體、自媒體甚至專業研究人員對其不敏感，有意無意地將關鍵詞具體釋義模糊化、混淆化，最終落到“敵對”這個解釋層面上，進而塑造出一種普遍性的大眾認知，對戰略判斷和應對是可以產生直接影響的。“敵人”也許並不是美國政府眼中的中國，而是很多中國人認為的美國政府眼中的中國，而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作用—反應”模型告訴我們，長此以往，中國被美國視為“敵人”最終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然，同樣的道理在美國人對中文表述的扭曲理解當中也有鮮明體現。中國政府這幾年諸多官方文件中的一些關鍵表述，都被美國領導層和戰略界曲解，比如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解讀為要和美國“爭領導權”，把美國“擠出國際權力中心”；把中國的發展經驗“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解讀為要搞“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輸出”，在世界上構建“威權國家聯盟”；把建設“世界一流軍事強國”解讀為要謀求“絕對軍事優勢”、搞“全球軍事霸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説明美國在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同時也反映出語言文化、表達習慣差異在助推“信任赤字”“信任鴻溝”的擴大。

中國在美國的“戰略光譜”中移動

根據中國學者郭豔琴對1994至2017年間八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三份其它相關報告的文本分析，美國“定位”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用詞包括：

“盟國”（ally）、“友邦”（friend）、“夥伴”（partner）、“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競爭者”（competitor）、“競爭對手”（rival）、“對手”（opponent）、“敵手”（adversary）、“敵人”（enemy）。

上述各種界定排列在一起，就構成一道從左至右逐漸由綠到紅的“光譜”，標示着不同國家在美國對外戰略利益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這個“光譜”上的位置一直是在遊移的：

從克林頓執政後期的“淺藍區”（戰略伙伴，或至少部分領域的合作伙伴）滑到奧巴馬時期的“深藍區”（利益攸關方），再到特朗普執政第一年藍紅交界的“深紫區”（競爭者），最近又以彭斯在威爾遜中心的演講為標誌向右端移動了一點點，進入“淺紫區”（競爭對手）了。

▲資料圖片：2009年11月16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海與中國青年交流。

總的趨勢是，隨着中國的日益崛起和美國對華戰略疑忌防範心理的不斷上升，以及中美兩國在有限國際空間裏結構性矛盾的發展，**中國在美國對外戰略譜系中的位置在逐漸向“紅區”（敵手）靠近，美國單獨和拉着盟友夥伴對中國採取的遏制與平衡措施也在不斷加強。**這是一個長線的歷史進程，其最終是否滑向徹底為敵取決於中美兩國各自的選擇和相互間的互動。

儘管特朗普政府對全球事務表現得消極保守，其對華政策更是非常右，美國國內亦有一股力量在極力推動中美關係敵對化、彼此“脱鈎”，甚至叫囂在重大敏感問題上“不惜一戰”，但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在是否與中國為敵的問題上還是受到各種利益和不同羣體意見的有力牽制，主觀上有顧慮，客觀上無法為所欲為。**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多次使用“competitor”來定性中國，避免將中國描述為“敵人”。**彭斯在威爾遜中心演講中明確説中國是“對手”，但也強調特朗普政府不尋求與中國對抗、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不尋求與中國“脱鈎”,甚至還表達了可以重返接觸的意向和不允許兩國正常合作被打斷的態度。今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戰略界許多專家學者、前政要、前官員站出來對特朗普政府在經貿、軍事、意識形態等問題上的過激舉措説“不”，要求謹慎從事，強調“敵視中國將適得其反”。這些都表明，美國的對華戰略調整還沒有最後定型，內部爭論還在繼續進行，我們還有做工作的空間。

▲資料圖片：美國總統特朗普（中）發表國情諮文

有着豐富高翻經驗的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大使曾在一次記者會上説：“語言是有魔力的。”一個多世紀多前，美國語言學家本傑明·沃夫和愛德華·薩皮爾就提出了“語言的相關性”假説。他們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不同羣體試圖交流的外在表現，其內涵與結構還能夠影響使用者的世界觀和認知。換言之，人們的認知和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是相關的。現代心理語言學研究為此假説提供了支撐，證實語言能通過無數細微的方式影響人們的認知。例如，人們的語言背景可能導致他們傾向於關注某些事實和事項而忽視另一些。當坐在談判桌兩端的人們使用不同語言時，對對方話語的理解程度對談判結果和事後決策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響。

可以説，沒有比外交和國際關係更能反映“語言魔力”的領域了。在世界既有實力格局被打破、國際秩序碎片化的今天，中美分歧日益凸顯，滑向全面對抗乃至衝突的前景不能排除，必須全力避免。然而，雙方彼此似乎很難向對方闡明並讓對方理解自身的願景，除了立場之外，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加劇了這一困境。很多情況下，翻譯過程中產生的謬誤以及中英兩種語言在世界輿論場上的不對等性，往往會導致互疑加劇。我們不能因美國人言辭選擇的謹慎就幻想對方能放低對華遏制之心，但還是需要防止技術性偏差疊加成戰略誤判。

▲資料圖片：美國眾議院

美國教育家勞倫斯·彼得説：“每當兩個人相遇時，實際上有六個人存在，那就是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在對方眼中的自己以及各自真實的自我。”在急速變化的世界中，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尋找真實的自我和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