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入侵阿富汗的來龍去脈_風聞

節選自“亡國之路——看他們如何搞垮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就在1978年蘇共中央領導層忙着更新血液之時，蘇聯南方的鄰國阿富汗發生了一件大事。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利用手中掌握的部分軍隊，在首都喀布爾發動兵變，進攻總統府，擊斃總統達烏德，建立了人民民主黨執政的新政權——阿富汗民主共和國。

這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是個什麼政黨？這個政黨為什麼要以武力推翻達烏德總統？

這兩個問題是人們閲讀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歷史時最容易忽略的問題。不弄清楚這兩個問題，就很難明白蘇聯為什麼要入侵阿富汗。

也只有弄清楚蘇聯為什麼要入侵阿富汗，才能弄明白那些曾經在阿富汗為蘇聯縱橫疆場的人們，為什麼在1991年八一九政變失敗後，一部分自殺殉國，一部分將牢底坐穿，拒不“認罪”。

這場戰爭就從達烏德總統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説起。

二十世紀中葉，阿富汗處於君主專制的查希爾王朝時期。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自1933年即位以來就大權旁落，權力先後落入兩位擔任首相的叔父手裏。他的兩位叔叔愚昧守舊，長期鎮壓國內民主運動，抵制一切面向現代化的政治改革和社會革新，導致國家內外交困，人民生活困苦。當此多事之秋，王室和民間的有識之士不安現狀，開始謀求富國強兵（至於為什麼追求富國強兵後文詳解）之路。

查希爾國王在他的伯父家有個哥哥，人稱達烏德王子。達烏德王子少年時期留學法國，中學畢業回國，就讀喀布爾皇家軍事學院。22歲畢業後投身軍旅，先後在阿富汗多個省當過省長兼駐軍司令，30歲任首都衞戍司令，37歲當上國防部長，39歲兼任財政部長。

進入內閣的達烏德部長已不再是達烏德王子，而被封為達烏德親王。達烏德親王對“皇叔”的內外政策極為不滿，時常抨擊“皇叔”對外政策軟弱，對內政治改革緩慢和社會建設停滯。“皇叔”忍了自己這位侄兒三年，於1951年打發達烏德去瑞士當大使。

被“流放”國外的達烏德親王贏得了阿富汗國內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普通民眾的一致同情，大家都清楚他是因為什麼得罪了當權者。迫於國內壓力，“皇叔”只好將其召回，重新任命他為首都衞戍司令。就是這項任命，徹底終結了阿富汗“皇叔攝政”的二十年曆史。

1953年，達烏德親王利用手中兵權和社會影響迫使“皇叔”下台，自己接任首相職務。上台之後，達烏德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變革，阿富汗社會開始出現一些新氣象。但是，改革傷害了王室、部落首領、宗教勢力、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達烏德的強硬外交政策和親蘇傾向誘發了國內政治經濟局勢動盪。最關鍵的是，達烏德親王為人獨斷專行，從來不考慮查希爾國王的旨意，兩人矛盾隨着阿富汗局勢的動盪而激化。1963年，查希爾國王罷免了達烏德的首相職務，並宣佈從今以後禁止王室成員參政。

查希爾國王親政後，於1964年頒佈了新憲法，擴大阿富汗人民的政治權利。新憲法中有這麼兩條：允許組建政黨，允許私人辦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國王做了三十年傀儡，剛剛拿回權力，頒佈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憲法只是跟民眾意思意思，收攬人心。大家千萬別當真啊！

可是，阿富汗國內有一夥人當真了。這夥人以知識分子為主，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徒。1965年元旦，這夥人從全國各地派出代表，在作家塔拉基家中舉行秘密集會，經過幾天的開會討論，決定成立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併發行黨的機關報《人民報》。

大家商量後一致認為，人民民主黨的當前任務是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愛國的民主進步力量，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勝利，為奪取政權，建立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而奮鬥”。最終任務是“在阿富汗社會的多民族條件下創造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普遍原理建立社會主義國家”。

這是一個沒有命名為共產黨的共產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在成立之初把國家利益、民族獨立和解放人民作為至高無上的理想信念。她的早期黨員也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一樣，為了這些理想信念艱苦奮鬥，把生死置之度外。

成立政黨和開設公司一樣，上午掛牌，下午就要開始工作。只不過，公司要研究的是市場，政黨要研究的是形勢。塔拉基們和卡爾邁勒們成立的人民民主黨是要革命的，如何分析形勢，再根據形勢選擇正確的革命方式奪取政權，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

馬列經典理論分析形勢一般都是先分析階級矛盾，再分析民族矛盾，最後分析國家矛盾。下面，讓我們迴歸主旋律，按着這個思路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阿富汗總人口保持在1800萬人上下。國家經濟落後，工業基礎薄弱，直到五十年代達烏德親王擔任首相後，才陸續興建現代化工業。工業企業以輕工業為主，主要加工當地一些農牧業產品。工礦企業極少，工人比例佔總人口比例只有0.5%左右。全國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從事農牧業，糧食作物長年無法自給，需出口經濟作物換取外匯進口糧食。在廣大農村，基層政權機構薄弱，宗教勢力和部族勢力極為強大，嚴重威脅中央政府權威。耕地和牧場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造成了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遍佈廣大農村。

阿富汗境內民族主要有普什圖族、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和哈扎拉族，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約分別佔總人口的40%、30%、10%和10%。其他十幾個民族人口數量合計佔10%。阿富汗的主體民族是普什圖族，在政治經濟領域處於支配地位，主要分佈在阿富汗南部，也就是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廣大地區。其他民族分佈在阿富汗北部與蘇聯接壤的省份。1747年，阿富汗獨立建國後，普什圖族佔據主導地位的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的政治軍事鬥爭不斷，一直持續到今天。

阿富汗生來就是個苦命的國家，獨立時間很短。兩千多年來先後被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大帝、印度阿育王、大月氏民族、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和伊朗薩法維王朝征服。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征服阿富汗，佔領者始終面對着阿富汗各個部落的頑強抗爭。阿富汗好不容易在1747年獨立，又被大英帝國瞄上了，英國在1838年、1878年和1919年發動了三次侵阿戰爭，都沒有徵服這個國家。但是，英國在1893年強迫阿富汗割讓一部分領土（現在歸屬巴基斯坦）給英屬印度，重新劃定阿富汗南部邊界，史稱“杜蘭線”。

這個“杜蘭線”對於阿富汗的意義類似於“麥克馬洪線”對於中國的意義。不同之處在於，“麥克馬洪線”是西藏地方政府揹着中央政權與英國劃定，而“杜蘭線”是阿富汗皇帝阿卜杜拉赫曼汗畏懼英國而簽訂。像歷屆中國政府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一樣，阿卜杜拉赫曼汗死後的歷屆阿富汗政府都不承認“杜蘭線”。英國人放棄對印度半島的殖民統治後，像中國與印度因“麥克馬洪線”結下樑子一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杜蘭線”成了死敵。阿富汗總想着收復失地，而巴基斯坦想的卻是凡是殖民者留下的就是我的，誰都不許打主意。

被“杜蘭線”划走的領土超過今阿富汗版圖的三分之一，被分離的人口絕大部分屬於普什圖族，接近當時普什圖族總人口的一半。“杜蘭線”改變了阿富汗的版圖，也改變了阿富汗以後的歷史進程。無數阿富汗仁人志士前赴後繼，探索提升國力的富國強兵之道，就想着有朝一日收復失地。

這就是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建黨後面臨的社會形勢。社會保守，經濟落後，少數民族、宗教勢力和部族勢力嚴重影響着國家政權的權威，缺少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帶領國家實現富國強兵。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現代化工業根本無法培育足夠的工人階級羣體，而廣大農民生活貧苦，相對國家更加親近自己的部族和宗教組織。政治權力和社會財富集中在官僚階層、地主階級、宗教上層和部族首領手裏。階級矛盾極為尖鋭。

按照馬克思的教導，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説，這種形勢都不適合發起無產階級革命。不過，共產黨人講究的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話又説回來，從蘇聯到中國，從南斯拉夫到越南，又有哪個國家的共產黨是按照馬恩的教科書照葫蘆畫瓢？

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建黨大會上，大家選舉塔拉基擔任黨的總書記。僅次於塔拉基的黨內二號人物叫卡爾邁勒。接下來的故事主要圍繞這兩個人展開。

就是這兩個人，為阿富汗革命構思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前進道路。

1965年，塔拉基48歲，卡爾邁勒36歲。

塔拉基，普什圖族，出生於阿富汗加茲尼省一個貧寒的農牧民家庭，小學畢業後即輟學回家，15歲起在一家水果公司打工。此後，塔拉基利用業餘時間刻苦學習文化，在喀布爾大學辦的夜校讀書。18歲那年，公司派他去印度上班，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在孟買，他結識了幾位印度共產黨黨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產生出很大的興趣。1937年，20歲的塔拉基回到祖國阿富汗，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進入到政府工作，在官方媒體從事文學創作。在後來的幾年裏，塔拉基憑藉自己的文才和膽識逐步在新聞界和文化界嶄露頭角，成為聞名全國的作家，並且當上官方通訊社的處長。

敢於揭露社會現實的作家塔拉基先生最終還是突破了官方的忍耐限度。1953年，塔拉基被開除出公務員隊伍。沒有皇糧吃，他就以著述和翻譯為生，晝夜苦思如何拯救倍受苦難的人民、如何開創祖國的前途。想啊想啊，他終於想到了辦法，那就是走俄國人的路，成立無產階級政黨，號召羣眾發起革命。

1965年元旦，塔拉基和卡爾邁勒等人共同成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黨。

卡爾邁勒1929年出生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一個軍官家庭。父親是普什圖族，職業軍人。查希爾國王親政後，卡爾邁勒的爸爸當上帕克蒂亞省軍區司令，後來還領導過國防部財政司。卡爾邁勒的母親是塔吉克族。所以，有一部分阿富汗戰爭的書籍中誤以為卡爾邁勒是塔吉克族，而忽略了他爸爸是普什圖族。

研究阿富汗歷史人物的民族成分，比研究他們的家庭出身還重要。比如，官二代卡爾邁勒同學就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早在中學時期就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團體，還因此在1948年被剝奪保送喀布爾大學的入學機會，直到1951年他自己考進去。

上大學之後的卡爾邁勒並不消停，憑藉着自己傑出的演講才能很快成為了喀布爾學生運動的領袖，經常煽動、組織反政府示威遊行，最終在1953年被捕入獄，蹲了三年大獄之後，趕上國王大赦天下，重獲自由。不知道是他家的社會關係樹大根深，還是他本人確實不凡，出獄後的卡爾邁勒居然重新回到名校喀布爾大學，完成了法學和政治學學業、獲取學士學位，還當上公務員，留在首都的中央機關工作。

不管是國王的恩賜還是家裏的安排，已經成為公務員的卡爾邁勒依舊厭惡君主專制政體，對現實極其不滿，很快就將目光投向了頗具馬列觀點的革命作家塔拉基，並在他的領導下參與了1964年的建黨工作，並迅速脱穎而出，成為黨內二號人物。

1964年查希爾國王頒佈新憲法、開放黨禁後，人民民主黨還不敢公開活動。黨的領袖們以私人身份競選國會議員，準備以議會鬥爭形式推動社會變革。歷史在這裏，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和這個黨的領袖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1965年，卡爾邁勒當選國會議員，而塔拉基落選了。估摸着競選官員和議員這事，文筆好的還是沒口才好的有優勢。這件事發生的很尷尬，如果人民民主黨確定今後以議會鬥爭作為革命的主要形式，那麼毫無疑問，卡爾邁勒就會成為黨在一線鬥爭的領導者，而塔拉基將退居二線，只能迴歸老本行，寫寫書、編個選集什麼的。這不就違背了革命黨只能有一個領袖的原則嗎？

和他倆一起去競選國會議員的人民民主黨黨員中，有一位叫作哈菲佐拉?阿明。這個人很不簡單。他很早就看出了塔拉基與卡爾邁勒的面和心不合，並以此為起點，步步為營，開啓了自己在黨內的美好仕途。

到了1966年，塔拉基提出：人民民主黨必須依靠廣大貧苦民眾，開展地下鬥爭甚至是武裝鬥爭，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國王統治，建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除此以外，今後發展黨員要講究隊伍的純潔，只允許家庭出身貧苦卑微的人入黨，帶有皇室、貴族、地主、官僚、資本家、部落首領和宗教上層背景的人禁止入黨。

卡爾邁勒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阿富汗的工人階級力量弱小，發起罷工或是工人暴動幾乎不可能；農牧民羣體多信奉伊斯蘭教，階級覺悟不高，發動他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很不成熟；相反，知識分子階層接受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多，貴族、官僚和民族資產階級內部也存在傾向社會變革的羣體。只要他們願意為黨工作，主動申請入黨，不必太拘泥於他們的家庭出身。

人民民主黨內部迅速分裂為兩派，擁護塔拉基的黨員主張發展地下鬥爭，伺機掀起暴力革命。擁護卡爾邁勒的黨員主張團結上層改革派，發起集會遊行等公民運動，配合黨員議員的議會鬥爭，推動國王政府全面改革。

1966年底至1967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分裂出現公開化，分別成立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雙方彼此攻擊，強烈聲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

儘管兩派在革命路線問題產生重大分歧，但是對兩個問題的認識還是一致的。第一是向阿富汗軍隊滲透，在軍隊中上層軍官中積極發展黨員。無論是人民派主張的“伺機掀起暴力革命”還是旗幟派主張的“團結上層改革派”，都十分重視爭取軍隊尤其是高層軍官的支持。畢竟，無論是發起革命還是推動社會變革，如果沒有忠於黨的武裝力量，都是天方夜譚。

人民派和旗幟派的第二個共同點是重視爭取蘇共的支持，這個不用解釋。

那麼，蘇共乃至蘇聯又是怎樣看待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以及阿富汗的呢？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主動提出要與阿富汗王國建交，遭到親近英國的國王哈比布拉的拒絕。蘇俄內戰期間，哈比布拉政府允許白俄武裝過境，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紅軍在南方的軍事行動。

1919年2月，新繼位的國王阿瑪努拉宣佈阿富汗獨立，廢除英國在阿富汗的一切特權。當年3月，列寧政府摒棄前嫌，率先承認阿富汗獨立。5月，英軍又一次入侵阿富汗，第三次英阿戰爭爆發。8月，內外交困的英國政府主動宣佈停戰，承認阿富汗獨立。1921年2月，阿富汗和蘇俄簽訂蘇阿友好條約，雙方正式建交。

可以説，蘇共1917年執政伊始，從列寧到斯大林，再到赫魯曉夫，都十分重視和阿富汗的外交關係，長年堅持給予阿富汗軍事和經濟援助。蘇共一直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南部邊界，打破西方國家對蘇聯的包圍圈。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阿富汗夾在帝俄中亞地區和英屬印度中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是沙皇俄國和英國的緩衝區。

一戰結束後，阿富汗又成了蘇聯和英國的緩衝區。二戰勝利後，雅爾塔體制確立，美國填補了日漸衰落的英國，向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滲透，並於五十年代中期組建了包括美國、英國、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在內的巴格達條約組織，企圖從南面圍堵蘇聯。

五十年代中後期，阿富汗由達烏德親王擔任首相。他執政期間，美國主動對阿富汗進行軍事和經濟援助，多次拉攏阿富汗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屢次遭到達烏德親王拒絕。原因很簡單，巴基斯坦佔據着普什圖斯坦接近一半的領土，達烏德親王做夢都想收復失地，誓死不與巴基斯坦為伍。

蘇聯一看來了機會，立馬對阿富汗政府加大援助力度。在達烏德親王主政的十年間，蘇聯共計對阿援助5億美元。那可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5億美元，不是小數字。達烏德親王倒是頭腦清醒，美國的援助也接，蘇聯的援助也接，但依然堅持不結盟政策，不為美蘇任何一方所左右。

1963年，強勢的達烏德親王下台，國王查希爾親政。阿富汗局勢日漸動盪，宗教極端勢力風起雲湧，少數民族獨立勢力紛紛抬頭，普什圖部族割據一方。就在這時，信奉馬列主義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成立。這對蘇聯來説簡直是意外的驚喜。蘇聯政府繼續保持對查希爾國王政府的援助，並通過蘇共中央國際部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進行支援。蘇共中央玩弄兩邊下注，企圖在阿富汗建立優勢地位，這一次，會玩砸嗎？

無論是蘇聯的援助還是美國的援助，查希爾國王的政府都沒有用到實處。普遍存在的腐敗導致援助物資落入貪官污吏手中。依靠行政執行力如此低下的內閣，各項社會改革也陷入停滯，經濟形勢更加危急。查希爾國王想不到收拾局面的辦法，只好頻繁更換首相。1963年至1973年，阿富汗內閣十年換了五位首相，沒有一個人能穩定局勢。外交上，查希爾國王奉行不結盟政策，使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陣營都不願全力扶持國王政府。最好的例證就是在那十年裏，蘇聯大力支持人民民主黨，美國加強援助巴基斯坦。

查希爾國王改變了達烏德親王執政期間全力聲援巴基斯坦境內普什圖族自治運動的政策，引發阿富汗國內普什圖民族的不滿。1971年和1972年，阿富汗連續兩年發生大規模乾旱，農業和畜牧業遭受滅頂之災。這時的民眾愈加不滿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外交政策，開始呼喚一位強有力的鐵腕人物出來做領袖。這個人便是達烏德親王。

下台後的十年裏，達烏德親王表面上賦閒在家，遠離政治，暗地裏不斷與自己在軍隊的老部下們聯繫，秘密發展忠於自己的力量，隨時準備捲土重來。這期間，他發現人民民主黨也在向軍隊滲透，在軍官團中發展黨員。本着誰是敵人的敵人，誰就是自己的朋友，雙方一拍即合，決定為推翻君主制而共同奮鬥。

1973年7月初，查希爾國王出國赴意大利治病。達烏德親王趁機於7月17日調集軍隊在喀布爾發動政變，逮捕國王政府一系列重要人物，奪取政權。隨後，他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並廢除自己的親王稱號，自任國家元首，併兼任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

與二十年前第一次主政阿富汗相比，達烏德親王面臨的局勢與以往不一樣了。廢除君主制之後，有好幾股勢力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國際背景。

首先是背後有蘇聯支持的人民民主黨。人民民主黨主張無神論、生產資料國有化、土地改革和親近蘇聯，希望達烏德制定相關政策，聯合蘇聯對抗有美國支持的巴基斯坦。

其次是有穆斯林國家支持的伊斯蘭宗教社團（如穆斯林兄弟會）。他們分為各種教派，背後有不同的穆斯林國家在支持。他們大部分主張在政治領域消滅無神論者和異教徒，恢復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地位。

再次是少數民族部族勢力和流亡境外（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領袖們。這些人也説不上有什麼政治主張，僅僅本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理論想着既然國王下台了，那麼誰都可以上台執政，憑什麼就你達烏德獨攬國家大權？

達烏德審視了這幾股力量之後，認為人民民主黨的威脅最大。人民民主黨黨員們滲透到軍隊內部，隨時可以發起兵變，背後又有蘇聯支持，最有實力奪權。人民民主黨主張無神論和無產階級革命，與自己的漸進改革政策格格不入，早晚有一天要分道揚鑣。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很有可能養虎為患。況且，打擊他們可以團結伊斯蘭宗教社團和部族上層以及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相當合算。

達烏德想的辦法很簡單，人民民主黨不是分人民派和旗幟派嘛，那就扶持主張政治改良的旗幟派，壓制主張激進改革的人民派，煽動並加劇人民民主黨的內部鬥爭。內政方面，罷免人民民主黨在阿富汗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的黨員；外交方面，繼續維護“阿蘇傳統友好”，麻痹蘇聯，爭取蘇聯政府援助，同時拉近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密切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平衡蘇聯在阿富汗的影響力；經濟方面，達烏德一面鼓勵私人投資、扶持個體經濟，一面推動部分金融業和工業企業的國有化，並在國內一些地方推動土地改革，用這些社會主義政策麻痹人民民主黨；宗教方面，達烏德軟硬兼施，對於願意與新政權合作的民間伊斯蘭教教會予以扶持，對於結黨結社企圖威脅新政權的伊斯蘭宗教社團則予以堅決打擊。

達烏德在1973年上台後製定的政策，彷彿在內政、外交、經濟、宗教等各個方面走鋼絲，企圖加強國家政權權威，壓制一切反對派。然而，看上去面面俱到的政策並沒有顯現出四平八穩的效果。國家財政和外匯儲備提高了，人民生活卻沒有得到有效改善；人民民主黨在軍隊和政府的黨員被清除，卻有更多的黨員向軍隊秘密滲透；伊斯蘭教社團受到壓制，民間宗教勢力卻依託宗教自由展開了政治活動；對於達烏德在外交政策上走鋼絲，美國中央情報局這樣評價：“當達烏德用蘇聯火柴點燃手中的美國香煙時，他是再幸福不過的了。”

那麼問題來了，大智若愚的勃列日涅夫會讓達烏德永遠享受這種幸福嗎？

阿富汗的局勢始終牽動着克里姆林宮那些老人們的心。政治局委員們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南部邊界。但對於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同志來説，他要考慮更多的東西。

自1975年蘇聯簽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以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國內死灰復燃，緊接着就是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和爭取宗教自由運動。美國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對美國之音電台的撥款，用多種語言向蘇聯境內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廣播。首先受到這一系列影響的就是蘇聯中亞地區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與蘇聯中亞地區接壤，兩國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等幾個共同民族。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組織和軍事力量，對阿富汗中央政府經常不買賬。蘇聯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半獨立地位對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起到示範效應。

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教社團也為堅持無神論的蘇聯政府所忌憚。莫斯科害怕宗教勢力在蘇聯復興，無論是哪一種宗教，都有可能威脅蘇共執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問題，勃列日涅夫還要考慮蘇聯在國際共運中尷尬的領袖地位。自中蘇交惡之後，越南、朝鮮、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利用中蘇矛盾，左右搖擺，從兩國政府獲得鉅額軍事和經濟援助。更有甚者，還有像越共那般，揹着蘇聯在對美國的談判中利用蘇中矛盾和蘇美矛盾火中取栗。

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小兄弟們的做法，完全逆轉了斯大林時期蘇共拿兄弟黨當槍使，拿盟國軍民當炮灰的“成功歷史經驗”。斯大林死後，蘇聯政府的大多數外援行動成了賠本賺吆喝，是個兄弟黨就敢管蘇共借錢，口氣都跟催債似的。

勃列日涅夫內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黨會像別的兄弟黨一樣，為了奪取政權就對蘇共獅子大開口，使勁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黨為蘇聯所用，保持達烏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為美蘇兩國的緩衝地帶，最好能夠成為蘇聯的盟國。

於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達烏德發出了呼籲，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議人民民主黨的兩派儘快結束黨內鬥爭，合併到統一的黨中央委員會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進行了國會選舉，制定新憲法。2月，達烏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4月，達烏德訪蘇，在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展開會談，雙方簽訂《發展雙邊經濟和貿易關係協定書》。6月，人民派與旗幟派召開聯合會議，宣佈合併，並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塔拉基為總書記，並選舉了兩派各五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開始朝蘇聯滿意的預期發展。

到了7月，形勢開始變化。達烏德總統組建了以自己為領袖的國家革命黨，鞏固自己的執政根基。同時，對軍方和政府要害部門的人民民主黨黨員展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清洗，至此，達烏德總統與人民民主黨完全撕破臉。

無論是作家領袖塔拉基同志，還是演説家領袖卡爾邁勒同志，倆人都是一介書生，根本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個接一個的被開除軍職和公職，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倆還是老套路，除了發起示威遊行就是組織街頭演講，對達烏德政府毫無殺傷力。

文的不行，還有武的。人民民主黨在阿富汗軍隊和警察隊伍中的滲透能力可謂技術一流，因為他們不僅防着敵人，還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幟派分別在軍警憲特隊伍中發展自己的黨員，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黨員都是單線聯繫，只有一名上線和一名下線。這種高超的滲透能力使得達烏德總統坐立不安，雖然他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卻始終無法消滅人民民主黨在軍隊中的力量。

領導人民派軍事工作的是即將登場且聞名於世界的阿明同志。達烏德上台後，阿明隱蔽地下，在軍隊中不斷發展軍官入黨；領導旗幟派軍事工作的是希貝爾。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警察學院院長。兩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裝力量。

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希貝爾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黨在喀布爾組織起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政府嚴懲兇手。連續幾天的示威遊行超出了達烏德總統的忍耐限度。4月25日，達烏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爾邁勒等人民民主黨領導人。

恰巧人民民主黨政治局正在這一天召開會議。黨內高層當場被一網打盡。由於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員，所以當時不在會場。而人民民主黨最後的翻盤，靠的就是這位不在場的阿明。

儘管阿明不是人民民主黨的政治局委員，可是達烏德總統很清楚，阿明掌握着人民民主黨的大部分軍事資源，只有逮捕他才能從根本上肅清阿富汗軍隊中的人民民主黨黨員。

1978年4月26日凌晨三時，阿明在自己家中被捕。

眼看人民民主黨的所有領導人被一網打盡，奪取政權的事業已然失敗。按照常理，師傅和大師兄都被妖怪抓走了，那就我回我的高老莊，你回你的流沙河吧。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阿明同志可不是二師兄那種革命立場不堅定的人。他屬於面對巨大失敗毫不動搖的革命者，越是困難越是準備反敗為勝。被捕後，阿明保持高度冷靜，仍然想爭取時間找機會。他建議警察們休息一下，等天亮再將自己關進監獄。

阿明不知道，帶隊抓他的扎伊爾警官是人民民主黨旗幟派黨員。扎伊爾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阿明趁警察們不注意，將早已擬定的政變計劃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轉交隱蔽在軍隊活動的人民民主黨軍官，囑咐他們按計劃發起軍事行動。

4月26日晚，阿富汗國防部長召集軍隊高級將領開派對，慶祝粉碎共產黨人的叛亂。酒宴和娛樂活動持續到很晚結束。軍隊內部的幾名人民民主黨軍官，包括空軍副司令卡迪爾上校、第四坦克旅參謀長拉菲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秘密串聯，於27日清晨協調各部隊同時展開軍事行動，營救黨的領導人，攻擊總統府、國防部等重要據點。

人民民主黨的領袖們出獄後，命令長期領導軍事工作的阿明負責指揮整個政變期間的軍事行動。在他的指揮下，各部隊進展順利。傍晚，達烏德總統在總統府內被擊斃。至此，人民民主黨發動的政變取得成功。勝利者給這次政變取了個名字，叫“四月革命”，並在宣傳中把它比作俄國的十月革命。

1978年4月的事件最後以人民民主黨的絕地反擊勝利結束。在4月17日以來的整個事件過程，黨的高層領袖塔拉基和卡爾邁勒等人行事循規蹈矩，毫無反制措施。先是發起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後又在風口浪尖之時公然組織政治局會議，還走漏風聲被達烏德總統一網打盡，可謂毫無鬥爭手段和保密意識，空有書生意氣和理想藍圖。

而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阿明卻以其非凡的膽識和出色的軍事才能，在束手就擒之時仍能迅速想好政變方案，並伺機派兒子往軍隊送信，僅僅一個晝夜的時間就把形勢翻轉過來，力挽狂瀾於即倒，挽救了人民民主黨，挽救了該黨僅有的一點軍事力量，還挽救了阿富汗革命，使人民民主黨度過了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雖説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不過，眾所周知，人民民主黨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史學界對於阿富汗四月革命的真相存在爭論。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觀點：政變的起因是4月17日達烏德政府刺殺黨的領導人之一的希貝爾、繼而鎮壓4月19日的羣眾示威遊行、又於4月25日逮捕黨的高層領導人。所以，人民民主黨被迫奮起反抗，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奪取政權。

人民民主黨是要革命的。革命的宣傳工作講究的是宣揚官逼民反，革命黨要帶領民眾消滅壓迫和剝削，而不能讓老百姓感覺是一夥野心家為了實現改朝換代坐江山的想法就煽動人民暴亂。所以，人民民主黨把政變的誘因歸為達烏德政府並不為怪。

二是蘇聯方面的觀點：政變是由於阿明為了獨攬黨內軍權，派人暗殺旗幟派軍事工作領導人希貝爾。黨內高層不明就裏，發動羣眾示威遊行，招致政府鎮壓，致使事態擴大發生暴力革命。

熟悉阿富汗歷史的人都知道，阿明政府是被蘇軍推翻的，蘇聯把阿明同志説成是混入革命隊伍中的野心家，為的是入侵阿富汗之時師出有名。

三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觀點：政變是由蘇聯一手製造的。克格勃喀布爾工作站派出特務刺殺希貝爾，藉機刺激出阿富汗民眾的不滿。而人民民主黨正好借題發揮，煽動羣眾鬧事，蠱惑軍隊譁變，最終奪取政權。

美國等國的觀點更好理解。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中，蘇聯政府不是好東西，和蘇聯政府好的政黨肯定也不是好東西。他們的上台手段一定是骯髒的，很有可能就是內外勾結、狼狽為奸。所以，西方國家後來選擇了支持人民民主黨執政期間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裝。

那麼，四月革命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希貝爾遇刺事件的兇手身份，是阿富汗四月政變真相爭論的焦點之一。

人民民主黨的觀點是：達烏德政府的內政部部長努里斯坦尼派出殺手暗殺了反對黨領袖希貝爾，屬於無恥的流氓政治。人民民主黨後來發動的示威遊行也要求政府調查真相，交出兇手。

西方國家的觀點是：克格勃喀布爾工作站站長諾沃克列琴科夫派出了一位名叫奧波洛夫的克格勃特工槍殺了希貝爾，然後指令阿富汗空軍副司令、人民民主黨黨員卡德爾上校發動了武裝政變。

蘇聯的觀點是：阿明派出殺手暗殺了希貝爾。目的是為了在希貝爾死後，脅迫人民民主黨高層把旗幟派在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發展的力量也交給他領導，為他下一步奪取黨內最高領導權做準備。

誰的觀點才是真相？對不起，這個問題真的答不上來。各方對兇手身份的分歧太大了，根本找不到共同點。不過沒關係，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分析。

各方歷史學家分析四月政變時，大多偏重邏輯推理，傾向於分析作案動機，而忽略了1978年4月發生在喀布爾一系列事件的時間先後順序。

對於四月政變的來龍去脈，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幾個關鍵的時間點。4月17日，人民民主黨領導人希貝爾遭遇暗殺身亡，但是兇手身份不明。4月19日，人民民主黨發起的羣眾示威遊行也僅僅是要求政府調查真相，懲辦兇手。最多無非是抗議特務統治，遠遠沒有達到要達烏德總統下台的地步。在4月25日，人民民主黨還敢召開政治局會議，負責人民派軍事工作的領導人阿明還敢回家住。説明黨的領導人尚未轉入地下，依然處於公開活動狀態。間接説明在4月25日之前，人民民主黨和達烏德政府並沒有發展到拔刀相向的地步。直到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多名人民民主黨領導人被逮捕後，雙方才真正進入你死我活階段。

如果刺殺希貝爾是人民民主黨和蘇聯政府裏外勾結，那麼4月17日之後，人民民主黨的工作重心就應該是武裝奪權，至少不應該是僅僅發動要求懲辦兇手的街頭運動。4月19日的示威遊行被鎮壓之後，人民民主黨毫無反制措施，連示威遊行都沒有再繼續，僅僅是給希貝爾辦了個持續數天的葬禮。

通常情況下，搞政變或是發動起義，領導人物都會加強自身行動的秘密性和安全性，而縱觀塔拉基、卡爾邁勒和阿明等人，在四月裏均處於公開活動，完全沒有把達烏德政府當成敵人來防範。

再退一步説，就算塔拉基和卡爾邁勒等人鬥爭經驗不足、麻痹大意。背後支持他們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同志自己就是搞政變上台的，而安德羅波夫也已經領導克格勃達十一年。如果真是蘇聯和人民民主黨裏應外合，由克格勃特工去實施政變，以勃列日涅夫之精明和安德羅波夫之謹慎，可能會讓人民民主黨出現高層領導被一網打盡的情況嗎？

所以，蘇聯遙控人民民主黨發動四月政變的歷史觀點站不住腳。

至於蘇聯宣揚阿明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野心家、利用暗殺事件擴張權力的觀點，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分析。倘若是阿明派人刺殺希貝爾，那他下一步動作就應該是在4月17日的刺殺事件之後，向政治局索要旗幟派軍事工作領導權，並全面熟悉旗幟派在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的秘密黨員。

可他被捕時，連帶隊抓自己的高級警官扎伊爾是旗幟派黨員都不知道。而且，參與27日兵變的絕大多數人民民主黨軍官都屬於人民派。如果阿明向黨中央索要軍權成功，那麼他在發動兵變時一定是希望兵力越充足越好，不會棄旗幟派軍官不用。當然，也有可能是政治局不願把旗幟派發展的軍事力量交個阿明。然而，以塔拉基和阿明的親密私交和當時喀布爾的緊張局勢，阿明索要軍權並不難。

所以，阿明也不會是刺殺同事的罪魁禍首。

好了，排除法就做到這裏，至於刺殺希貝爾的兇手到底是誰，我也分析不出來，就讓他暫時成為一個謎吧。天涯高手雲集，也請同道中人分享相關歷史資料和個人研究成果，揭開真相。

説句題外話，中國國內對於阿富汗四月革命的歷史評價傾向於西方國家的觀點，即人民民主黨在蘇聯支持甚至操縱下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帶有反蘇色彩、追求民族獨立的達烏德政府。中國方面採用這種觀點很好理解。1978年至1989年是中美外交蜜月期，蘇聯是雙方的共同敵人。其次，當年蘇聯支持印度反華，中國需要聯合巴基斯坦對抗印度，而巴基斯坦又視人民民主黨治下的阿富汗為敵人，人民民主黨又屬於蘇聯扶持。中國方面自然而然對“紅色阿富汗”沒有好感，也對他們所謂的四月革命不屑一顧。

好在各國曆史學家已然達成共識，希貝爾遇刺事件是四月政變的導火索。四月政變使紅旗在一個新的國家升起。人民民主黨會將這個伊斯蘭國家帶向何方呢？

從1965年算起，人民民主黨奮鬥了整整十三年，終於奪取政權。

常言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遠的不説，1973年，達烏德總統以兵變方式輕易奪取政權，僅僅五年就被推翻，留下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阿富汗。相比之下，人民民主黨奪取江山顯得更加容易，幾乎一晝夜就起死回生，變成了執政黨。革命勝利來的太容易了，彷彿再加把勁就能實現共產主義。

新政權成立後，塔拉基出任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卡爾邁勒擔任政府第一副總理，阿明擔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由兵變將領中職務最高的卡德爾擔任。

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民主黨上台後乾的第一件事是對政府和軍隊的“反革命勢力”進行清洗。新政府先後槍斃的內閣部長超過40人，槍斃的軍方高級將領累計25人。接替者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民民主黨黨員。

清洗完了所謂的敵人，人民民主黨又開始清洗自己人。1978年5月24日，政治局通過一項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奪取政權還不到一個月，人民派和旗幟派的矛盾又激化了。

縱觀這個四月革命，基本上都是人民派掌握的軍事力量在起作用，卡爾邁勒領導的旗幟派由於希貝爾遇刺導致旗幟派掌握的部隊羣龍無首，基本都是聞風而動，給人民派打助攻。所以，在新政權成立後的革命果實分配中，人民派拿大頭，旗幟派拿小頭。旗幟派黨員們當然不高興。

1978年6月初，阿明建議塔拉基，把旗幟派的領袖們派到國外當大使，否則，他們留在國內早晚會造反。塔拉基聽了覺得有道理，就把卡爾邁勒等人“流放”到不同國家去當大使。

緊接着，對旗幟派黨員的大規模清洗開始了。

大清洗這件事由阿明主抓，阿明在清洗過程中逐漸掌握了黨內的組織人事權，不斷把自己的親信甚至是親屬和同鄉安插在各個關鍵崗位，迅速躥升為黨內二號人物。

阿明全名哈菲佐拉?阿明，1929年出生於阿富汗喀布爾省的一個普通職員家庭，幼年喪父，由撫養長大。和與他同年出生的卡爾邁勒一樣，是個學霸級的人物，考入國內一流大學喀布爾大學。22歲大學畢業後進入喀布爾一所貴族學校任教，並當上校長。

阿明與黨內其他領袖人物顯著不同的是，他身上有美國淵源。1957年至1959年，阿明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學位。神奇的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很是崇尚革命觀點。

阿明1959年回國後任喀布爾師範學院院長，1962年再度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在威斯康星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經濟學，1963年當選阿富汗留美學生聯合會主席。此後，阿明不斷在阿富汗留學生羣體中組織政治活動，最終於1965年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

回國後，阿明在教育部當公務員，暗地裏加入人民民主黨。阿明特別擁護塔拉基的暴力革命奪權口號，反對卡爾邁勒等旗幟派黨員主張的漸進改良方式，並因此得到塔拉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賞識。塔拉基一直重用阿明，使阿明在人民派內部嶄露頭角。

蘇聯人尤其是克格勃對阿明很是懷疑，首先就是因為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歷史不清白。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莫名其妙的當上阿富汗留美學生聯合會主席嗎，又能在開展政治活動被美國政府盯上後全身而退，一定存在可疑。所以，總有蘇聯人懷疑阿明是被中央情報局發展的線人，被打入人民民主黨內部當間諜。

當時的蘇聯人不知道，其實阿明特別迷信權力和暴力，他崇拜的偶像是斯大林。

阿明崇拜斯大林，行事作風也很像斯大林，為人獨斷專行，黨同伐異。當然，這種性格的人工作起來容易出業績，因為他們從來都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塔拉基欣賞阿明這一點，不斷對他委以重任，派他深入政府官員和軍官團體中間發展貧苦出身的人入黨，擴大人民民主黨尤其是人民派的勢力。

領導秘密鬥爭這種事情一般都是和領袖單獨彙報，黨的其他領導人無權插手。這就造成阿明在黨內高層的普遍印象不是太好。1968年1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民派召開中央全會，決定將阿明由正式黨員轉為候補黨員。作為對他“與國王政府高級官吏親密無間和法西斯作風、喪失國際主義原則行為”的處理結果。

這就是空談“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黨員和身處前線親自發動革命的黨員的不同之處。不幹活的人只要暢談導師語錄中的原則和理想就好，幹活的人卻要身臨險境還要背上這樣或者那樣的罪名。

塔拉基是一位比較正宗的知識分子，多思想而少權謀，連人民派和旗幟派這種黨內分裂都控制不住，更別説力排眾議保阿明瞭，只能任由他轉為預備黨員。不過，阿明還是繼續被委以領導秘密鬥爭的任務，並在不久後被恢復黨員身份。

1977年6月，在蘇聯的推動下，人民派和旗幟派重新合併成人民民主黨，並選舉出由30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和兩派人物各佔一半的10人中央政治局。阿明本是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但還是落選。只因黨內有些同志借他在美國的留學經歷指責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阿明做了辯解，但還是無法消除這種説法的影響，最後落選政治局委員。

一個人的能力與貢獻從來不是由他有沒有入黨、是不是正式黨員、在黨內的職務高低大小所決定。1978年，阿富汗爆發四月革命，阿明成為人民民主黨的頭號功臣，以無人可比的突出貢獻牢固奠定了黨內三號人物的地位，僅次於塔拉基和卡爾邁勒。

上台執政的人民民主黨大致可以分為三大派別。人民派和旗幟派不再作介紹，革命成功後黨內出現了第三派政治勢力。他們或者是人民派黨員，或者是旗幟派黨員，或者是1977年兩派合併後入黨的新黨員。他們不迷信忠誠於黨內任何領袖人物，只忠誠於黨的理想和國家利益，沒有明顯的宗派傾向。這一類人物以新政權國防部長卡德爾將軍為代表，力求消弭黨內派別紛爭。

1978年8月，阿明以卡德爾將軍參與旗幟派黨員的叛亂活動為藉口，免去了他的國防部長職務，並以同樣的藉口清洗了一大批第三勢力的黨員們。

卡德爾將軍被免職後，塔拉基親自接任國防部長。已經身兼黨的總書記、國家元首和政府總理的塔拉基再加上國防部長職務，已經完全成了黨政軍最高領導人。

到了1978年8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組織隊伍已經十分“純潔”，且不説黨內已幾乎沒有旗幟派黨員，連那些稍有一些獨立思想的人民派黨員都損失殆盡，剩下的都是極度忠於塔拉基和阿明的人民派黨員。

就在這時候，阿明開始製造對塔拉基的個人崇拜。在阿富汗的官方輿論中，塔拉基被稱為“阿富汗人民之父”。在官方會議和民間集會中，潛規則規定至少要懸掛五幅以上的塔拉基大型肖像。塔拉基的早期著作《新生活》等書籍作為領袖著作大量發行，“暢銷海內外”。

阿明為塔拉基製造個人崇拜的目的是什麼呢？正所謂無利不起早，在官方輿論中，阿明被稱為塔拉基“忠誠的、傑出的學生和接班人”，同時還經常宣傳阿明在黨務、國務和軍務中的優秀助手地位和革命功績（四月革命的直接指揮者）。

這些鏡頭對於中國人民很熟悉，接下來的節奏基本上和那十年的劇情雷同。

大清洗一輪又一輪的持續着，直到塔拉基想清洗阿明，阿明想消滅塔拉基。

革命的目的不單單是奪取政權，有破有立才是真革命。大家莫以為人民民主黨上台以後只會清洗敵人和自己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治國綱領。

人民民主黨的工作效率還是不錯的，4月27日革命成功，5月8日就公佈了《革命任務的基本方針》：消除封建主義社會經濟關係，鞏固國民經濟中的公有成分，使社會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解放婦女，控制物價，消滅文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奉行不結盟政策，擁護國際社會普遍裁軍，優先發展與蘇聯的傳統友好關係。

新方針的出台引起了阿富汗國內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進入6月，巴達赫尚、巴米揚、帕克蒂亞和楠格哈爾等多個省份爆發了由部落首領和士紳領導的武裝起義，得到各地羣眾尤其是農牧民的廣泛支持。

推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進步政策卻不得人心，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很簡單，用初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話就能解答：人民民主黨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阿富汗國內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脱離了當時當地的阿富汗具體國情。

阿富汗是穆斯林國家，伊斯蘭教在這個國家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宗教人士往往在各地有着無可替代的權威。相反，各地的基層國家政權機構往往薄弱不堪，影響力遠遠不如當地部落首領和宗教領袖。人民羣眾缺少對喀布爾中央政權的歸屬感，心理上更依賴部族長老和宗教人士。各個民族之間有着強烈的心理隔閡，缺乏國家認同。

達烏德上台之後，武斷地罷黜查希爾國王，使得阿富汗唯一的政治向心力也消失了。而他自己的政權也在短短五年就被人民民主黨一晝夜輕易推翻。全國民眾可謂是冷眼笑看走馬燈式的革命與政權更迭。

達烏德失敗的教訓就在眼前，人民民主黨還沒來得及思考，就想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新綱領主張的消除封建主義社會經濟關係，鞏固國民經濟中的公有成分，無疑是與宗族部落自治傳統為敵；新綱領不提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幾乎坐實了阿富汗民眾對人民民主黨有無神論觀點的疑心，確定該黨已經背離阿富汗的伊斯蘭教傳統；新綱領倡導民族平等，忽略普什圖族的主體地位和收復失地的決心，客觀上也助長了少數民族某些人列土封疆的野心。

更要命的是人民民主黨還提出優先發展和蘇聯的外交關係，無疑引起了西方國家和穆斯林國家的敵視。當他們聽到阿富汗國內多個省份爆發反對人民民主黨的起義之後，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就這樣，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眼裏的“國內外反動勢力”迅速勾結在一起，正式拉開了持續十四年之久的反對共產黨人政府的戰爭序幕。

對於國內叛亂，塔拉基和阿明等人民民主黨領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此時的塔拉基正醉心於四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和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根本無心國事。在前台主持大局的是極度崇拜斯大林的阿明同志。阿明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擺放着一個小型的斯大林半身像。他經常和身邊人説：“斯大林同志教會我們如何在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雖然開始會痛苦，但事後一切都會很幸福”。

既然斯大林同志有過英明教導，那就按照斯大林的教誨來幹吧。

廣大農牧民擁護叛亂分子説明地主和富農階級在破壞革命，貧下中農還沒有體會到新政權的好處。1978年下半年，人民民主黨出台土地改革綱領，沒收剝削階級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然後陸續鎮壓了3.5萬名地主；

叛亂分子與宗教勢力勾結説明落後的民眾還沒有認識到宗教的虛偽。1978年10月，新政權通過法令，規定由隸屬於內閣司法部的法學和神學委員會指導全國伊斯蘭教宗教活動，如果有宗教神職人員不按照該委員會的命令行事，那就依法制裁，直至槍斃；

少數民族有野心家鬧獨立，普什圖民族有人與境外流亡人士勾結。這就説明中央政權還缺少權威，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影響力尚未達到基層。面對日漸猖獗的各族叛亂勢力，阿明想到的是派出正規軍和秘密警察，以暴制暴，斬草除根；

隨後又出現了軍隊倒戈和政府官員“附逆”。阿明認為是大清洗還沒有進行到位，政府和軍隊依舊隱藏着反革命勢力，需要掀起新的更大規模的大肅反、大清洗、大鎮壓，來保證隊伍的純潔。

於是，新一輪的血雨腥風開始了。

阿明祭出的一系列“斯大林政策”並沒有實現穩定局勢的效果，反而使得阿富汗更加風雨飄搖。

阿明沒有正視他與斯大林的不同之處。斯大林推行那些強硬措施時，聯共（布）已經完全坐穩了江山，且有強大的紅軍和鐵血的契卡做後盾，所有政策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而在缺少中央政府權威的阿富汗，新上台的人民民主黨執政基礎極其薄弱，根本無法將政策落實到位。

另一方面，斯大林執政一生，從不任人唯親，而是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形勢需要任用自己信任的幹部。反觀阿明，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樣，偏愛自己家鄉和親屬中的幹部。據蘇聯方面統計，1978年下半年，阿明先後提拔了64名來自他家鄉喀布爾省帕格曼縣的黨員幹部出任各地的省長、市長、縣長。光是一個家鄉縣就出這麼多幹部，阿明比勃列日涅夫玩的還狠！

雖然數字有可能誇大，但是，連把阿明奉為“反蘇英雄”的西方國家和中國也承認：阿明在黨內拉起了自己的隊伍，任人唯親的行為已經暴露出他攥取權力的野心。

阿明不但任人唯親，而且任人唯族。出生普什圖族的他極度不信任少數民族幹部。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阿明不斷派出普什圖族幹部去少數民族地區取代當地幹部，指揮當地的大清洗和軍事行動，導致少數民族對新政權愈加離心離德。

任人唯親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阿富汗國家政權本就廣泛存在的腐敗行為，這種腐敗行為的轉變方式有點類似於“由大明王朝的腐敗轉變為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腐敗”。土改運動中，新政權一共沒收土地74萬公頃，但在土地重新分配過程中，依然有7%至8%的貧苦農民沒有分到土地。土地尤其良田耕地和優質牧場多落入人民派黨員和普什圖族幹部的“關係户”手裏。非黨員農民和少數民族農民只能分到中低產田和次等草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土改運動受阻除了有官員貪腐、中飽私囊的影響，還有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

西歐國家對於私人財產的觀念是：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阿富汗的傳統是：土地屬於真主和部落氏族，土地分配要服從長老和毛拉的安排，個人無權私分。人民民主黨不顧廣大農村地區的客觀實際，強行推動土改，使得部分地區出現了貧農不敢接受土地，害怕人民民主黨坐不穩江山，將來會出現地主還鄉團報復。

阿明政策的不成熟還體現在生搬硬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土改方針，卻沒有制定改革配套保障措施。新政權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禁止土地買賣、抵押、遺產繼承和僱傭勞動，加上禁止高利貸、政府財政困難和銀行業蕭條導致貧下中農無法獲得貸款，附加地主富農階層屠宰牲畜、破壞農業機械等抵制行為，廣大農村地區迅速出現糧食減產和農民赤貧化現象。

堅持無神論觀點的新政權沒有做到改善人民生活，使得阿富汗民眾對人民民主黨更加不信任，信奉伊斯蘭教的傳統心理再度被激發。越來越多的民眾加入宗教界人士組織的叛亂勢力。破壞法制、背離傳統、不尊重宗教人士的大清洗愈演愈烈，使得更多的富裕階層民眾奮起反抗，加入反政府武裝。新政權面臨的形勢更加危急。

阿明實施的政策弄巧成拙，沒有引起塔拉基的足夠重視。已經充分享受國內個人崇拜的塔拉基似乎還不過癮，於1978年12月5日啓動了他個人的首次訪蘇旅程，準備和蘇聯領導人暢談阿蘇傳統友誼，順便索要更多的蘇聯援助。

在莫斯科，不知天高地厚的塔拉基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暢談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言語中不乏將其與俄國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的口氣。

憨厚淳樸的勃列日涅夫和彬彬有禮的柯西金十分克制，表現出東道主海納百川的雅量。聽完塔拉基宣稱的四月革命偉大意義和阿富汗的“建設成就”。勃列日涅夫説道：“如果經常調換軍隊指揮員，很多指揮官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並消失，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這樣的軍隊就不能抱以太大希望。武器是個極端的東西，使用它必須慎之又慎。”

柯西金也説：“斯大林時期，我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當時我們的許多軍官都在監獄裏。戰爭爆發後，斯大林不得不把他們派往前線作戰。這些人的表現説明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塔拉基聽完不耐煩地辯解道：“鎮壓措施是針對帝國主義反動派走狗和部分宗教界代表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措施只觸及極少的瘋狂的反人民分子和新政權的敵人。”

塔拉基完全不把蘇聯領導人的忠告當回事。他的心思全放在爭取援助的條約上。東道主讓他不虛此行，和他簽訂了蘇阿友好合作條約。就是這個條約，埋下了一年之後蘇聯出兵阿富汗的種子。

《蘇阿友好合作條約》和國際上普遍的結盟條約一樣，規定了兩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合作事項，在宏觀上制定了一些原則性條款，具體的合作事項有待進一步簽署其他協議。

《蘇阿友好合作條約》第四條規定：締約雙方本着睦鄰友好傳統和聯合國憲章精神，將為保障兩國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磋商，進雙方同意後採取相應措施。為了加強締約雙方的防禦能力，雙方將在他們締結的相應協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軍事領域內的合作。

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援助歷史源遠流長。一方面，是武器裝備的援助；另一方面，查希爾國王親政以後，歷屆阿富汗政府都派出軍官赴蘇聯讀軍校，學習軍事指揮和軍事工業技術。因而在阿富汗軍隊中，有不少受蘇聯影響的軍官擁護人民民主黨。

除了“進口”阿富汗軍官，蘇聯還派出自己的軍官充當阿富汗軍隊的顧問，同時派出技術專家服務阿富汗政府和國有企業。無論是塔拉基還是阿明，都十分歡迎蘇聯顧問團。自始至終，他們對達烏德政府留下的“舊軍官”和技術官僚都不是太信任。

就這樣，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把自己的對立面越搞越大，大量社會精英投入反對新政權的陣營中去，阿富汗內戰愈演愈烈。常言道，屋漏偏逢連夜雨，阿富汗也不例外，因為鄰國伊朗出現了全新的狀況。

1979年1月，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巴列維國王被迫流亡海外。2月11日，伊朗政府軍土崩瓦解。在外流亡多年，剛剛回到國內的宗教領袖霍梅尼掌握了國家政權。他上台後，號召伊斯蘭各國民眾效法伊朗“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掀起伊斯蘭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權。

這一口號引起了阿富汗反政府武裝和質疑人民民主黨無神論觀點的阿富汗民眾的共鳴。首先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的就是阿富汗臨近伊朗的邊境省份赫拉特省。3月15日，赫拉特省兩萬民眾舉行起義，該省駐軍第17步兵師兩個團發生譁變，倒向起義軍。

赫拉特的大規模人民起義和駐軍兵變使塔拉基慌了神，完全想不出鎮壓的辦法。領袖同志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向蘇聯“借師助剿”，要求蘇軍派出一到兩個師的兵力，把起義鎮壓下去。

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收到人民民主黨的求援信後特別無語。三個月前，塔拉基在莫斯科可是豪情萬丈地把阿富汗四月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的，彷彿不要蘇聯援助也能進入共產主義。三個月後，他居然説阿富汗的軍隊控制不住局勢。這唱的是哪一齣？

鑑於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事關重大，蘇共中央政治局從3月17日開始，召開了有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參加的會議，商討如何回覆阿富汗政府。會議持續了三天，發言的主要是總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和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

大家普遍認為，出兵弊大於利，而且會給蘇聯帶來惡劣的國際影響。但是，蘇聯決不能丟失阿富汗，坐觀人民民主黨政權垮台。

大夥商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通過非軍事手段協助人民民主黨控制局勢和如何鼓勵塔拉基、阿明等領導人自力更生。最後，政治局決定提高阿富汗商品的進口價格，幫助阿富汗提升財政收入；增加武器裝備援助，增派援阿專家和軍事顧問；由總理柯西金邀請塔拉基來莫斯科面談，提出下一步應急處變的措施建議。

3月20日，塔拉基訪問莫斯科，他的借兵請求被當面拒絕。大失所望的塔拉基只好寄希望於自己“優秀的學生和助手”阿明同志。3月27日，塔拉基辭去總理職務，任命阿明繼任，並囑咐他全權處理軍事，盡力平定赫拉特軍民的起義。

一向代表黨內強硬勢力的阿明同志其實也不比塔拉基同志硬多少。當他聽到赫拉特大規模起義時，第一想法也是向蘇聯借兵。在塔拉基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打電話求援後，他也打電話向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求援，遭到委婉拒絕。

臨危受命的阿明這次還能像四月革命絕地反擊那樣，化腐朽為神奇嗎？

榮升總理的阿明這次依舊不負眾望，從各地調集部隊趕赴赫拉特，成功平定了起義。

阿明的成功引起了黨內的不安。反對阿明的黨員們認為阿明在赫拉特手段殘暴，導致一千多名無辜羣眾在戰火中遇難。各地的起義本來就是由於他推行大清洗，導致黨內分裂，官逼民反。阿明此人過於霸道，恃寵而驕，居功自傲，平叛成功之後會更加獨斷專行。

擁護阿明的黨員們認為平叛戰役中誤傷民眾在情理之中，起義軍本來就是老百姓，戰場上根本無法辨認。黨內那些不幹實事的人屬於帶着有色眼鏡看人。阿明同志長期主持一線工作，多次在危急關頭帶領全黨化險為夷。塔拉基一遇危機就失去方寸，無所作為，應該交出權力，由阿明領導國家。

那麼，偉大領袖與副統帥本人又是怎麼想的呢？

直到1978年12月塔拉基訪問蘇聯之前，兩人的關係還是很融洽的。塔拉基把阿明當成自己“傑出的學生、得力的助手和親密的戰友”。阿明也是對“偉大領袖”畢恭畢敬，除了在大清洗和任人唯親這兩件事上做的過了點，讓塔拉基不那麼高興之外，別的都還好。

但是到了1979年，塔拉基對阿明就不那麼放心了。他發現國家的總體局勢並沒有因為阿明推行大清洗而好轉。反而是他身邊熟悉的黨內老同志、老戰友逐個消逝。阿明提拔的那些幹部水平太次，各地的叛亂就像韭菜一樣，才割掉一茬，又長出一茬，始終無法撲滅。

而阿明呢，假手大清洗，在黨政軍各部門安插他自己的親信，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黨員應有的黨性，甚至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1979年2月14日，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阿道夫?達布斯被阿富汗恐怖分子劫持到一家飯店當人質，作為釋放大使的交換條件，後者脅迫阿富汗政府釋放該組織領導人白斯及其兩名同夥。美國政府收到消息後，呼籲阿富汗政府保持冷靜，和平解決，並請蘇聯政府幫着説話。塔拉基傾向同意，阿明還是堅持強硬，派部隊強攻飯店。導致大使重傷身亡。

美國政府一氣之下，斷絕了對阿富汗新政權的所有援助，橫下一條心，去扶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裝。

這件事讓塔拉基坐立不安，他擔心這位連美蘇兩大國都不放在眼裏的部下早晚會造反。

在隨後的赫拉特事件中，塔拉基對阿明留了個心眼。塔拉基交出了總理的職務，卻沒有交出國防部長的職務。僅僅讓阿明以總理身份率軍平叛，同時命令自己的親信將領瓦塔拉詹擔任總參謀長，監視阿明在軍內的活動。

阿明何其聰明之人，豈會覺察不到塔拉基對自己的戒備？他果斷採取行動，在塔拉基身邊安插眼線，暗地裏繼續擴充自己在各部門的力量，時刻準備應對最後的攤牌。

阿明千算萬算，還是少算了一步，那就是蘇聯的分量。

在蘇聯人看來，阿明遠沒有塔拉基聽話。蘇聯人不喜歡阿明，除了懷疑他的美國留學經歷外，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們十分厭惡阿明的那些斯大林手段。正是他的大清洗才使得阿富汗政府和軍隊人心惶惶，各